内容摘要：影像媒介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渠道。当代影视艺术依托空间疆域、历史文化和现代国家三个维度的认同对象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体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创作者持续探索艺术创作方法，通过高质量作品切实增强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力度和传播广度。文化自信、生态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内容与既有传统在影视创作中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文化生产的活力和文艺工作的当代性。体验性也成为共同体意识形塑的共同追求，这进一步推动受众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主动地分享和参与到相关的议题中，进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疆域；历史文化；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的西欧民族主义运动，当时的新兴阶级和思想家参照既有疆域范围，以语言和宗教作为认同基础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全新政治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自觉的概念符号，经历了从清代中国的观念酝酿、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确立传播，到全面抗战前后的认同普及，呈现为一个包含着“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与融合，也见证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调适”的状态。在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爱国志士通过“中华民族”的概念凝聚了人们对于家国的认同归属，推动国人紧密团结为一个共同抵御外侮侵略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体现为一种辩证和互构的关系：共同体存在决定共同体意识，而共同体意识反映并促进了共同体的凝聚。

牢固的共同体意识必然要建立在共享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之上。尤其在影像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广泛流行的媒介形式的今天，影像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凝聚共同体意识，成为诸多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拟从主题分析的视角，针对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影视剧、纪录片等不同体裁的视听文本，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塑造的认同对象与呈现特征。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框架主要来源于三类认同对象的主题集合。首先是空间和疆域的认同。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西欧“民族”的首要共同要素是“历史形成的领土”，巴利巴尔对于民族形态的界定也关注“对于疆域的权利”。其次是对于共同历史和文化的认同。霍尔的文化身份视角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文化身份的内核是“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文化符码为人们在“一个民族”中明确自我定位并和他人产生关联提供了意义框架。再次，现代国家的观念也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不论是安东尼·史密斯强调的法律和政治共同体，还是当代中国通过自觉自发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都体现了对现代国家意识的强调。基于上述认同对象，本文关注当代中国的影视艺术创作是如何在核心问题、文化重点和视觉符号层面参与到与民族共同体密切相关的社会意义与知识形式的形塑与再生产中的，尤其关注符号与叙事如何将具有差异性的现实凝练为具有共同性的呈现，从而构筑起共同体的边界并使之成为现实。

一、空间疆域认同：符号、美学与日常经验

领土疆域是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领土疆域上的“景物在某个时候可以变为民族集体认同的象征”。通过对边疆意象、重要自然文化景观的影像塑造和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传播，公众在特定的空间概念和象征性景观中形成了对共同体的想象和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随着媒介地理学的兴起，地理学家和传播学者对于媒介和空间的探讨进入了更加深入的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从媒介角度分析公众对于地方、空间乃至共同体的认知就是众多研究取向之一。黄东兰关于中国近代地理教科书的研究发现，“细分化地理知识的普及把原本松散的或根本无关的个人和群体在空间上整合为一个集合体，促使人们把原本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保罗·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讨论了由个人亲身游历与大众媒介内容所建立起来的个性化的和一般性的地方意象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影像作为集声音和图像媒介为一体的传播形态，为公众建构地方感创造了更多可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伯吉斯和戈德主编的《地理、媒介和大众文化》一书就对风光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展开了探讨。梅凯和刘鸣筝则基于乡村振兴纪实影像分析了地方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作用。通过影像的建构和呈现，中国广阔疆域中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得以在公众的认知中具象化，在共同的地理空间意象中确认民族定位和文化归属。

（一）符号的延续与美学表达的革新

文化认同符号和视觉形象谱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长城、长江、黄河等符号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与价值观念，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全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在当代影视创作中广泛存在，是共同体意识的最为直接和简便的表达。实际上，对于自然的景观化和符号化实践，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山水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精神，而且在地图绘制等实用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代舆图，不论绘制技术是粗糙还是精致，山脉与河流都是地图中用以标定空间方位的重要参照，也潜移默化地成为总体疆域的代言。在当下的一批影视作品中，共同体符号提供了基本的叙事结构和线索。如纪录片《黄河安澜》以黄河为符号，将考古发现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置入空间结构中，带领观众了解黄河流域的文明诞生历程。以《长城：中国的故事》《长城长》等为典型的长城题材纪录片在历史纵轴上回溯千年前建造长城的历史背景、军事意义和文化影响，在时间维度上探讨以长城为媒介延展开来的文明交融、文物保护乃至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黄河、长江、昆仑山和长城等作为中华文明的空间符号，通过“古今时空并置、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结合、年轻化的趣味解读”等方式，将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悠久历史置于恒定静止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之中，为公众塑造了“基于连贯性与可理解性的关于共同生活空间与群体的整体认知”，并以深厚的民族历史凝聚民族认同。

在共同体符号的基础上，影像致力于发掘对于空间和疆域的美学表达，凝聚并深化观众的共同体意识。山河不仅是大地之上的物理标识物，而且通过历代文艺创作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美学系统，成为国人审美实践的重要对象。并且，关于空间的美学表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可染等一批国画家提倡“为祖国河山立传”，围绕山河新貌、革命胜迹、领袖诗词等题材创作了第一批清新生动、情感真挚的新山水画，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创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改革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以自然风光为主体创作的纪录片成为传播科学人文知识、激发家国情怀认同的一类重要影像形式。《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等纪录片不仅在国内形成观看热潮，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向海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以动画片为代表的影视作品进一步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美学体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体验。例如，动画片《雾山五行》的创作就借鉴了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画，将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描绘山林和村庄，对于妖兽的设定也参考了《山海经》等古籍对于异兽的描述和想象，营造出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意蕴的故事世界。从古到今的对于草木山河的视觉呈现所形塑的山水美学，构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而今天愈加繁荣的视听媒体则为这一基因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关于自然空间的传统美学与新近广受关注的生态伦理之间逐渐出现了交融的趋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影像建构并呈现人地关系的重要旨归。一方面，人们扎根特定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在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云南地区的相关影像作品中有着显著体现。例如纪录片《生命之歌》以“山”“水”“林”“田”“湖”“草”“家园”为7个篇章结构，讲述了不同民族在高山、江河、森林和草原等空间中根据自然特征和资源条件展开生产劳作，甚至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实施生态移民的动人故事。《云上的村落》以乡村聚落为单位，描绘了当地人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辛勤劳动、宁静生活的美好景象。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生态保护的关注日益增加，空间疆域认同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众神之地》通过“森林之王”东北虎、“海上精灵”白海豚、“雨林巨无霸”亚洲象和“雪山使者”野牦牛联结来自满族、藏族和傣族等地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在介绍中国本土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带领观众回归民族历史源头，展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近年来的影像创作既呼应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知，同时也广泛借用了中国传统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知识体系和民俗节庆，赋予传统的自然美学以新的生态伦理维度。

（二）以日常经验丰富疆域认同

在空间疆域的当代认同实践中，人地关系是最重要的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渠道，地方性知识、区域传统和日常生活方式将人与土地紧密联系起来。这集中体现在对于边疆区域的影像表达中，因为边疆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来说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区域。明清的“苗蛮图”就将边地景观与在这些区域生活的人群稳固地联系在一起，民国时期有组织的和私人的边疆考察，也大多围绕资源和族群而展开。新的摄影和电影技术延续了边疆影像创作对人的重视，并初步地将其纳入国民的群体概念中。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电影中的民族叙事以反抗强权势力、追求光明正义、宣扬真善美等为精神内核，强化对于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品格和坚持正义精神的认同；以《阿诗玛》《绿洲凯歌》等为代表的民族电影创作“以青天、白云、森林、雪山和羊群马匹为标志，明快的画面中透露着‘新中国’边疆的蓬勃生机”，在表现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实现民族精神共通性的和谐统一。

近年来，创作者对于边疆地区的视听呈现逐渐从聚焦国家疆域、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向注重家庭和个人、观照日常生活经验的多元表达。更多的作品聚焦于当下，将边疆的地理空间和普通人的故事建立起情感勾连。纪录片《天山脚下》《极地》分别扎根于新疆和西藏，通过镜头生动展现雪山圣湖、伊犁河谷、喀什古城等富有西部特色的自然景观，同时将叙事重点聚焦于积极适应自然条件、守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普通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山海情》以黄土高原、戈壁荒漠为特定的叙事空间，在现实主义叙事中，将西部广袤荒凉的地理环境同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将自然挑战化作发展机遇的精神品格形成对比，用来自人民的励志影像凝聚人民的家国认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日光之城》《去有风的地方》和纪录片《珍爱之地》等则将观察视角置于边疆地区的现代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各个民族多元一体共生交融的幸福生活。随着现代化深入推进，影像中的民族地区不再遥远而神秘，各类影视作品贴近现实地记录和呈现着发生在边疆地区的具有时代感的共同经历，塑造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代化表征。

空间和疆域是全球范围内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普遍方式。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象征民族源头的山脉与河流的符号图腾，如多瑙河之于欧洲诸国，洛基山脉之于美国，安第斯山脉之于南美诸国等。不同媒介形态的符号实践持续地将历史与文化意义赋予这些能指，让它们成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载者和催化剂。在当代中国，随着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空间和疆域认同的影视表达在美学体验和生活经验两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影像有效地激活了地方的文化价值，推动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公众在了解地方自然和人文知识的过程中体验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进而强化了对于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和认同。

二、历史文化认同：古为今用与古今融合

在空间和疆域之上，共同的历史文化也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基础。以视听媒介的方式呈现历史文化要素进而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逐渐成熟。1928年10月10日，河南省民族博物院举办了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展览“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引发国内民众踊跃观看。其中，中华民族部分以绘画展版与模型实景为主要展陈方式，展示了从天地人皇开始的各朝各代的故事以及五千年文明历史。绘画版面选取了燧人氏、伏羲氏、黄帝、禹、汤、孔子等28幅人物故事，以西方素描手法与中国画造型语言相结合，生动细致地刻画出历史人物的精神情绪。近年来，影像创作者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先进的视听媒体技术和探索多样的叙事方法技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更加生动鲜活的语境中，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认识民族文化，强化共同体认同。

（一）古为今用：类型化与物质性

影视剧是通过历史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呈现出类型化和物质性两个特点，这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带来新变化。从类型上看，根据天下归元的小说《凰权》改编的《天盛长歌》和根据海宴同名小说改编的《琅琊榜》等架空历史背景，以宫廷斗争为核心情节，融合了成长与复仇两个母题。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风起洛阳》以及改编自网络小说《青蝇宴》的《繁城之下》等则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悬疑探案的类型叙事，主角围绕特定的案件逐渐揭开历史的一角。《风起陇西》基于诸葛亮伐魏的历史框架，编制出一个三国时期的特工故事，不仅剧情紧凑，而且影像品质精良。类型化赋予历史叙事以极强的戏剧冲突和观众熟悉的情节结构，观众被角色和情节深深卷入影像世界中。进一步地，类型叙事也打破了古今隔阂，历史角色被赋予了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和价值观念，甚至可以被看作披着古代外壳的当代人，历史叙事也成为思考当代话题的另类土壤。

此外，影像中扑面而来的物质性带来了逼真感，极具说服力地让观众沉浸到故事所发生的历史情境中。上述的大多数作品都努力地从置景、道具乃至人物的姿态和称谓等方面准确复原历史中的生活世界。乃至像《清平乐》这种讲述帝王故事的剧集，虽然聚焦真实历史中的北宋皇帝赵祯的宫廷生活，但相比于《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聚焦大一统王朝的帝王经略天下的历史叙事，它更偏好于还原历史人物的个体生活和精神世界，而基于可靠史料对于北宋宫廷的细腻还原，无疑让历史人物形象有了物质性的基础。

类型化和物质性分别从内部的叙事动机和外部的故事世界赋予历史题材影视剧以更强的假定性，让原本距离我们遥远的古代变得令人可信可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共同祖先”和“共享历史”的共同体建构方式，历史从一种无法改变的远古先贤世界，变成我们可以参与和体验的故事世界，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方式拉近了历史与当下的距离：物质复原为当代生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镜像和差异性的舞台，而类型叙事则让人们相信存在一套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应当被珍惜和提倡的价值系统，二者都表达出具有当代思想特征的历史景观。

（二）古今融合：形态与风格的创新

综艺节目形态的创新以另一种方式让历史与当下充分融合。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以195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乐舞俑为创作灵感，将《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山东徐敏行墓壁画备骑出行图》《千里江山图》和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文物融于场景，在AR技术和5G技术赋能下展现了唐朝少女“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的恢宏景象和“活起来”的奇妙景观。随后，河南卫视立足“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端午节、七夕节和中秋节先后创作呈现了《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技术的视听奇观。电视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纪录片《中国》《千古风流人物》和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等作品则以人物表演和情景再现等影视化的方式为主要创作手法，通过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搭建起公众和历史人物的共在和对话空间，引领观众在和历史文物、文化典籍的具身互动中获得视听享受和情感体验。

上述这些参与式和融合式的设计都增强了历史的可体验性，让现代人成为见证和传承历史文化的主体。这些形态创新在真实历史和真实当下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同时包含了历史与当下的“第三时空”，引发了观众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历史自觉，甚至影响到普通人对于历史的感知和体验方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和能动实践日益丰富。更多公众认识和了解了中国传统服饰，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和发布身着汉服、还原历史场景的短视频；大量创作者自发参与“历史复原”话题下的影像创作活动；更有一些青年人将民族服饰、音乐、舞蹈等带到海外，向世界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数字技术发展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让新时代的人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在参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像书写中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文化比较中强化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非遗影像是促进历史与当下融合的另一种方式。非遗本身是经过一定的历史长度而积淀和传承至今的非物质存在。相比于文物指向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非遗更强调历史累积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是今天我们可以抚摸、感知和继续传承的历史。非遗元素让影视作品体现出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多样性，在建构叙事情境的同时，加深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体验，从而“形成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动自觉”。有趣的是，对于非遗的使用贯穿了当下与历史的叙事情境。在当代语境中，非遗成为地方性的标识：《风味人间》等以美食为线索，探讨全球的饮食文化和中国不同民族特色的饮食实践，食物和味道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主人公许红豆辞职后来到大理云苗村短住时，和当地人一同制作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而在古装剧中，非遗则成了时间的能指：《延禧攻略》的服化道设计大量使用绒花、缂丝和点翠等非遗工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梦华录》都展现了中国传统的茶道。非遗的影像利用，不仅借助流行的媒介产品让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公众所了解，而且通过文化的不断更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生产。

数字媒体技术和动画创作，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形态呈现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不同于影视剧、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求贴近乃至还原的创作呈现，动画更加注重美学风格方面的创新和突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动画因为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而被誉为“中国学派”。这些作品从绘画、曲艺、传统文学和民间传说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采用木偶、剪纸、皮影、水墨和折纸等形式，将强烈的中国风格和民族意识进行艺术化表达。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打破沉寂已久的国产动画电影市场，开启了“新国风”动画的浪潮。通过“东方韵味的视效风格”“诗画写意的场景设计”“融合古今的服装道具”，“新国风”动画形成了充满诗意移情的视觉符号表达体系，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随后，这类动画作品在网络视听平台上受到青年群体的欢迎。例如，动画《枕刀歌》以武侠为创作类型，讲述了主人公何方知练就一身绝技，寻找杀父幕后主使报仇的故事。该动画在延续水墨画风、展现流畅打斗的中国风视听表达的同时，试图带领观众在跟随何方知寻找真凶、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善恶、是非和因果等宏大问题。再如《大理寺日志》将故事设定在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讲述大理寺少卿李饼与书吏陈拾、外国人阿里巴巴等共同破案的故事。上述这类作品在故事内核和主题表达的选择上持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同时主动适应当代青年的二次元文化，基于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观众认知习惯和价值期待的高燃、热血、浪漫以及富于中华历史文化要素的动画影像。

相比于空间和疆域，基于历史文化的共同体塑造虽然同样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但其具体的方式不仅受各国自身独特的历史进程的限定，也与当代的历史意识密不可分。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秉笔直书和以史为鉴的精神深深刻写在民族基因之中。然而，在数字技术和青年文化的影响下，当代影视媒介的历史呈现不再追求扎实厚重，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光荣时刻和纪念碑式的复现。历史被赋予了浪漫主义和引领潮流的气质；影视化的历史空间成为人们自由驰骋想象和实现精神追求的场所，依托物质性和风格创新的历史体验成为影像媒介的重要特征。影视艺术持续拉近历史与当下的关系，通过古今融合，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方面实现了古为今用。

三、现代国家认同：救亡叙事与发展叙事

当代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包括了对于现代国家的集体自觉（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主权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区别于种族自觉和文化自觉等中国古代民族意识的根本要素。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现代国家是国际法定义的主权单位。卡斯特将民族定义为“借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目标，以人民的心智及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特别是在语言这一根本要素的推动下，来自社会的广大行动者能够在新的共同体中建立认同并明确自己的社会位置，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尽管中国古代早已出现“大一统”和“天下一家”的政治理念，且在经济文化方面不乏多民族的交往交融，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兴起与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团结实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其结果是现代国家的建立。表现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列强入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影像叙事，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中国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先后出现了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主旋律影视剧等不同创作模式，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持续形塑现代国家认同。

（一）救亡叙事：极致的戏剧性表达

救亡叙事是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典型地展现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如何在外部影响下不断强化独立自主意识并付诸行动的。在现代国家认同的形塑方面，视听叙事性媒介致力于挖掘和讲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阶段的故事，尤其以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这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为核心，不断地强化诸多差异之下整个民族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共同使命、共同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大量影视作品近乎全面覆盖了20世纪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是当代影视艺术领域的重要创作现象。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影视剧所涉猎的同类主题，新近的创作体现出救亡叙事在戏剧化水平上的不断增强。个人化成为宏大叙事的基础，戏剧性结构不仅细腻真实地表现了个体偶然汇聚到历史潮流中的过程，而且充分发掘出历史缝隙与褶皱中的丰富层次，通过形形色色的角色缓缓揭开历史的帷幕，展现出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例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围绕李大钊和陈独秀南北相约建党，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一大批青年对于救亡图存道路的思想觉醒。电视剧《大决战》讲述了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进攻，进而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迎来解放战争的决胜的历史过程。相比于早些年的同类题材创作，这些作品都较好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以人物为中心的创作规律的结合。2024年获得好评的网络剧《天行健》就是一个新近的典型案例。这部剧以历史传奇的叙事模式，讲述了清朝最后几年里，一批热血青年围绕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剧中争夺宝藏的侍卫、地保、剑客、军阀、革命党、外国特工等角色，几乎工整地对应了真实历史情境中的不同政治力量。在戏剧性推动之下，他们各自的结局不仅完美地契合到整个故事中，也象征了那个时代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断试错的沉重历史。

救亡叙事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的影视剧中，甚至也渗透到《流浪地球》《三体》《我的三体之章北海传》等作品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想象中，体现了现代国家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深厚影响力。不同于好莱坞科幻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话语，中国科幻作品在扎根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天然地带有更加厚重的民族观和集体观，例如《三体》对于种族危亡的焦虑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思想基调暗相呼应”，《流浪地球》的叙事设定仿佛“中国人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对冷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想象性的审思”。以上两部作品都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也都推动人类打破民族间的差异和区隔而真正成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共同讨论协商、共同开展危机应对的实践，隐含着“天下一家”的观念。不过，在中国科幻影像的未来世界的结构中，国家并没有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消亡，科幻情节巧妙地融入“家国一体”的既有文化结构中。刘培强、图桓宇和章北海等人物的情节段落同样体现了家国传统，在生死未知的未来和广阔浩瀚的宇宙中，尽显“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可以说，来自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现代国家认同不仅是当代国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而且为国人想象和规划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发展叙事：主旋律与伦理情节剧的融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为现代国家的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当代资源。一系列影像作品以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为背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党的带领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风吹半夏》《繁花》等作品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中积极探索，用一个个平凡人物的创业故事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巨大提升的具体过程。一批影视剧立足于人民主体性视角，将当代改革发展背景下各个民族共同发生和见证的故事原型和展现民族本土特征的典范叙事相结合。《山海情》《十八洞村》《那山那海》等作品关注宁夏西海固、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福建宁德观风寨等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描摹当地民众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引导下，克服地方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的发展困难，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支柱产业开发，最终实现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的故事。还有一批影像作品注重挖掘平凡人中的模范典型并以平视姿态展开叙事。例如《杨善洲》《秀美人生》《天上的菊美》围绕当代真人真事进行创作，用影像记录和呈现一个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青春乃至生命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先锋模范人物，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整体而言，这批聚焦国家改革发展主旋律的现实题材影像，让公众在熟悉的时空情境中确认自我归属，在和影像中人物共同探索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题材的电视剧一方面结合其所展现的改革和建设的主题，依托发展叙事作为剧集的核心结构和情节设计的主轴，并且与“创业”“职场”“大女主”等类型关键词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了流行范围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剧集也充分延续了家庭故事的伦理情节剧传统，将亲情、家庭结构变化和亲密关系等要素与时代变革充分融合。在《南来北往》《人世间》《小巷人家》《乔家的儿女》《父辈的荣耀》《父母爱情》等剧集中，人物随时代而成长进步或随波逐流，而最终对其进行伦理评价的仍然是传统价值观，个体的成就、时代的成就都要经历这种评价，才能够获得更深层的意义。影视剧也因此形塑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剧集的主角们是大众文化所建构起来的当代英雄，他们的奋斗叙事不仅提供了当代神话，而且是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能指。而家庭故事则为影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基础，通过影像细密编织出来的、具有时代怀旧特征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将大多数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和生活经验整合到关于民族国家发展成就的宏大叙事中。

主旋律影视剧和伦理情节剧在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通俗叙事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围绕现代国家认同的影视创作延续了上述传统，并根据影视艺术本身的叙事规律和当代观众群体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改写与融合。救亡叙事和发展叙事都重视以人物为中心的创作规律，牢牢抓住个体的困境、选择与成长等重要议题，编织起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戏剧情节，展示出不同历史情境下普通国人的艰辛奋斗和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让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更加坚实。

结语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现和形塑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代影视艺术为这一政治实践和文化实践提供了更具大众性的土壤。针对空间疆域、历史文化和现代国家三个最为主要的认同对象，当代中国的影视剧、纪录片、短视频等形态的视听创作都广泛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体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首先，好作品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对于世界各国的大众媒介来说，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都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当代中国文艺的几乎所有的创作领域也都涉及这一文化任务。但是，文艺精品是形塑共同体意识的最体现时代特征的标志。在文化繁荣创新的大背景下，新时代的一批创作者秉持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持续探索和学习剧集、电视节目和动画等的最新创作方法，破除机械化和题材决定论，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以人物为中心的创作方法紧密结合，推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切实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力度和传播广度，为时代精神留下写照。

其次，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显著改变了文艺作品的传播渠道、接受方式和评价标准，这也影响了形塑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种具体的媒介体裁，创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重视观众的体验性，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为目标开展创作探索。对体验性的重视既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上，又体现在对历史文化和非遗事项的创新表达上，还体现在通过个体化和家庭故事拉近当代观众与现代国家建立和发展之间的情感距离方面。正是鲜明的体验性，进一步促使受众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主动地分享和参与到相关的议题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二次传播和深入人心。

再次，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和充实。例如，坚定文化自信与弘扬中华美学、生态文明思想都是共同体意识中的新元素，它们与既有传统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文化生产的活力和文艺工作的当代性。对于创作者来说，应当主动思考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源泉和当代价值，深刻认识延续与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文艺作品在共同体形塑的内涵方面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发挥文艺作品的精神引领作用。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钰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电视》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