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马克思对黑格尔知识财产权思想的扬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22-12-03 09: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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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  

   摘  要:在所有制中何种权力类型占据主导地位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面向,作者权合乎现代知识财产之私有制逻辑。黑格尔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作为一种制度现象而存在的知识财产权。强调精神产品的人格性,以主人和奴隶的区分方式解决知识财产权的道德基础。知识财产理论的唯物史观转向意义在于,对共有知识进行实践解释并赋予社会存在论奠基。今天,在知识生产领域,生产力越来越围绕社会智力这个中心来形成。产业工人及其智力活动被视为真正财富生产的主动源。如果知识财产权的保护是反映人的本质力量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人们新的交往关系,由此便能够产生更多的人类生产力的创造。在知识和技能积累从属于资本的时代,知识财产的根本困境不是因为欠缺财产权析分和保护,而是因为在析分上有着严重的朝向片面的知识财产制定法规范的问题。

  

   关键词:知识;财产权;作者权;共有知识

  

   我们的论题是把马克思的知识财产权批判作为当代性问题提出来。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知识财产权历史悠久。但现在,从知识财产权观念的源头中,人们难以辨认马克思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甚至它的当代意义已被带入虚妄不真的立场。可以说明这种错误立场形成的原因唯有一点:即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故而,在他的论著中,还有那么明显的反对现存的所有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以致马克思的知识财产权学说就不可能仅仅在它与法律或各类公共政策的关系中得到恰当阐述,进而马克思的知识财产权学说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恰当阐述。有的人所持的观点,就是明显体现这种错误倾向的例子:因为他自己是从规范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法律现象,而且他总是把某一特殊的规范体系的结构分析思维和马克思的社会的经济解释思维当作对立的原则。对他来说,对法律现象只能从规范而非社会的经济的观点去研究。(参见凯尔森,第1-62页)据这种观点来看,他通向了所谓规范主义或法实证主义的立场。现在,又有许多人在讨论知识财产权之法律的应然和规范的本质。诸法规范以及法秩序本身的终极原因、含义和其中包含的意义从何而来?我们不应忽视,在此,若用社会的经济解释的话,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对诸法规范所具有的这种终极原因的探究也是揭开它的历史奥秘所在。而对这奥秘的初始揭示是与既现实又超越的黑格尔法哲学相联系的。可以说,我们只有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说明马克思的知识财产权哲学;同样也正因为如此,对黑格尔的知识财产的精神的批判性阐释,必定也是对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知识财产权哲学的革命变革的确证。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知识财产权思想的扬弃

  

   知识财产权与人们熟悉的有形财产权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们作为财产权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社会承认,但两种财产的形式划分并非有一个终极理由。或者,财产法所追求的不可能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也是提出知识财产的有形化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问题的原因。黑格尔肯定,精神财富只有过渡到外在物才成为法律范畴。此点对于构成知识财产保护及其达成鼓励创造的实践具有普遍影响。但从价值与知识财产权联系的角度看,人身权是解释该论域的最重要的特征。

  

   在西方历史中,法律实务上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版权法之于作者的权利或地位这一问题上。知识财产权的对象多种多样。为了方便,我们对知识财产权的有机作用的研究从某种主张作者权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一观点开始,以著作者对他著作的个人所有权转让问题为核心展开讨论。因为知识财产权不仅仅在于占有、使用,更在于转让。源于这个思想的作者权问题确实也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我们可以期待黑格尔本人的法哲学包含着这方面的有益成果。首先,在著作权奠基问题上,黑格尔认为,“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黑格尔,1979年,第14页)这意味着,科学作为绝对知识本质上不是知识的集合或堆积,而是没有界限、不能被个体占有、不具备物化特征和条件的。黑格尔无疑在此关注知识源于思想或意志之外的“物的”世界特征。从该观点出发看待知识财产应当具有“物的”特性。诚然,这取决于黑格尔对“物”的广义的理解,即承认无形体“物”是存在的。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外在化而有一种外部定在,显然是讨论知识财产权转让的前提。所以黑格尔说,“精神产品的独特性,依其表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转变为一物的外在性,于是别人当然也能同样生产;其结果是,随着更多的新所有人在取得这种产品之后,除了他可能因此而把其中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或技术发明变成他自己的之外,而且这种可能性部分地(如在写作的作品那里)构成这种取得的唯一目的和价值,同时达到了对如此表达自己和多方面地复制该物的普遍方式和方法的占有”。(黑格尔,2016年,第68节)这一段话是从思想的外化角度来理解的知识财产转让的可能性概念。或者一般而言,知识财产权转让涉及原创、创作动机、价值与财产的联系、思想的边界、复制思想、合理使用、禁止剽窃、知识共有模式和分割利益的各种维度。下面,我们对黑格尔这一概括性论点的主要义理进行延伸性考察。

  

   第一,黑格尔以合理性或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作为一种制度现象而存在的知识财产权。他提出,构成精神产品独特性的东西是原创。那些想把知识财产权归结为主观人造权的人,也根本不可能在此设想出所谓合理性之物。至于复制品跟原创品的关系如何?什么是作者所不能转让的东西?黑格尔的回答是:“我的”大部分时间或不受时效影响的权利、大部分能力。相应地,“我可以把我身体和精神的特殊技能以及活动能力的个别产品让与他人,也可以把这种能力在一定时间上的使用让与他人,因为这种能力由于一定的限制,对我的整体和普遍性保持着一种外在关系”。(同上,第67节)当黑格尔要为“创造性个体的独特性”找到本体论根据时,他承认,在像艺术作品那样的精神产品中存在着某种独特的行为,一种被认为是“仿制者自身精神”的模仿行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原创不是朝向有关规范性知识,而是朝向完满的精神创作者的自由意志努力。我们可以在科学家和发明家(但艺术家大概需要另当别论)那儿发现原创或原型的“普遍方式和方法”。黑格尔以此强调那种客观精神与所有权转让之间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把使用权一部分出让了,一部分保留起来,并不是保留一种无用益的支配权”。(同上,第69节)

  

   这样的观点自然就要确定在知识财产权保护的论辩中复制和仿制的意义。据黑格尔自己说,为创造性成果给予强保护的理由,在性质上变成其他的某种知识才能够揭示出来。或者说,知识也借复制、仿制和教育传承而成为可能。然而,黑格尔认为,像“千百种的概要、文选、汇编等等,以及算术书、几何书、劝导宗教信仰的册子等等”,是不配“原创”美誉的,毋宁说,它们是属于“对他人所有物打上了多少表面上是自己的东西的印记”。(黑格尔,2016年,第69节)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在对知识财产的作者权益无从关心和保障的社会,那么自然不可能再有什么捍卫知识创新的伦理义务。从消极意义看,与杜绝工业、商业中存在“抢劫”现象一样,知识财产权合理性基础分析总会进展到关心和保障“从事此业的人免遭盗窃”。

  

   第二,面对人类精神在社会知识活动领域内展现出来的野蛮现象,黑格尔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复述所采取的形式,应达到何种程度,才使现存的科学知识宝库,特别是这类他人的思想(它们依然还在他们的精神产品中保持外在所有权)变成复制者个体的特殊的精神财产,从而使他有权利把它们变成他的外在所有权?又达到何种程度还不能使他有这种权利?著作品的复述到何种程度成为一种剽窃?”(同上,第69节附释)自然,黑格尔没法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规范性论证,而只是基于某种原则对问题的性质作出解释。于是,法权上的和法律上的局促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确定的法律界限不得不是社会共同体的实践课题。由于从自由意志出发的现代性自由的要求,复述处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我的意志也可能是在你我之间结成纽带,这纽带同样以自己与他人人格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我为前提。从这个意义看,我的心灵所独立创造的产品,经过一定方法外在化,当然可以由他人生产。这内在包含着互相学习、相互承认人格的应有之义。在这里,基于对人格、精神与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区分,黑格尔从对有限的人格权不可转让入手,通过提出有形物财产和抽象物财产互构论,转而批判那种作者享受一套特权的作者权制度。若说某些创造者(如艺术家)的主观自由更能激发作者追求特权,而其他人(如科学家)的主观自由大概只能限制他的自私占有心。当然,这种关于知识财产权的评论容易激起知识食利者的愤恨。这里,我们需要更具体地来说明。

  

   首先,黑格尔倾向于认为,衡量精神产品独特性中合意的规范的“量”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学术规范之下的知识世界的特征,处于“最初的创作者的任意”和由许多纷乱的规则、法规集合构建之纯粹抽象之间。对黑格尔来说,“量”是外在的规定;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到,现代知识财产权保护又把我们引向了抽空的道路,具体的学术秩序被狭隘化为工具性的东西。而精神的实存(我“因此是有能力取得所有权”)并不能由此来得到说明。哲学应当为所有权自身指引一个更高的关联脉络,这个脉络将按其概念使原创精神获得人格性和人的尊严。黑格尔认为,对人格性、人的尊严意识的保持,是出于自由意志解释。若作为一个事实问题来看,自然就产生了更多问题:在精神产品中保持外在所有权的清晰产权界限在哪里?“个体的特殊精神财产”概念是不是值得怀疑?精神产品让与他人的“量”的限度是什么?每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贡献的程度又是什么?

  

   其次,知识财产权的基础是一种主体际的承认。跟随黑格尔的问题指引,我们想必需要对科学知识进行分门别类。譬如,一般说来,我们要知道研究实证科学、法学等理论所说的属于“我的”思想贡献“量”上限度是指什么,或者想知道“出自我的内心的生产”或“某种属己的形式”所说的又是指什么,我们能不能像比较高山和丘陵那样来评估一种精神产品比另一种产品更优越。针对这些问题,对黑格尔来说,应当重新批判个人主义人格权和它的知识财产权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所有试图通过精确确定原则而认为,知识财产权是由众多特殊个体对属己的智力之“物”与占有者所占有之“物”的算术式交换,这只是从利益交换的工具主义立场出发的。黑格尔的观点足以证明以主人和奴隶的历史区分方式回答知识财产权上的人格权问题。正如黑格尔在分析雅典的奴隶和今日的佣仆和短工之间的区别极其清楚表明的那样,前者毕竟是奴隶,因为奴隶把他的活动以及全部实体性规定的东西都让给主人或他人所有了。(参见同上,第67节)

  

再次,关于知识的价值论问题。知识财产以罗马法划分表明,知识财产的客体不是有形物,而是抽象物。但抽象物关乎动用有形财产的行动,关乎知识生产与交换,关乎利润与亏损,关乎价值与价格。因此,著作权保护毫无疑问地提出了一个知识的价值论判断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广泛性。这是一个如何识别和确定构成知识财产中的正义分配的基础之核心的结构问题。从知识财产所有权可转让的角度看,应当增强对知识共有的重要性认识。否则,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由许多人分散掌握的体系中,就可能发生“利润”同“知识”与“独创”之间不正义的处分。黑格尔因此认为,现在又有许多人(写者)出来与原作者和独创企业家分享甚至争夺许可收益,从中就会看到所有人对其收益分享所具有的垄断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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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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