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撰写《资本论》的前奏，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简称《手稿》）主要论述的是有关商品、货币与资本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在论述过程中，他做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个关于19世纪传播与物流关系的论断，并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手稿》进行考证，并梳理出两方面的观点：缩短时间是改进信息传递技术的重要动因、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

一、《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一文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的《手稿》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注明FGK的七大本手稿中。在最后一本即第七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续）》[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of （Fortsetzun）]。“续”这个词表示第七本是前六本的继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主要标题。

《手稿》主要阐述的是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流通原理，正文共包括三章。该文原文是德文，第一次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发表于1941年。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手稿》时，把它叫作“草稿”。《手稿》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1]。

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了有关时间、空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其中，“用时间消灭空间”是核心，这是马克思关于19世纪传播与物流关系的论断，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写作中有较全面的论证。

二、《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主要传播学观点

（一）缩短时间是改进信息传递技术的重要动因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应把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看作辩证的统一。资本发挥职能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它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价值和剩余价值，然后在流通过程中使这些价值得到实现，再以更大的价值重新回到生产过程，如此周转不已。所以资本的整个运动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2]。马克思认为，在交通工具发展有限的情况下，资本家会努力采取一些方式减少商品（信息）在运输（传递）过程中的滞留时间，例如，他们会不断地寻找新的商品销售市场，通过扩大的商品需求来增加运输的频率，从而减少同样总量的商品到达市场的时间；他们也可能通过长期的经济合作来建立一些新的信用形式，如虚拟资本的支付方式，从而大大缩短资本流通的过程。[3]

为了尽可能减少商品（信息）流通（传递）过程中的价值损失，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减少流通时间，缩短距离，试图解决不断扩大的空间和尽可能少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他们采用的缩短时间的主要方法，除了集中生产，就是改进交通。所谓集中生产，就是根据需要，把不同的产品加工部门整合到同一个地点，形成一个集中化的生产平台。关于交通的改进，马克思提出了三种解释。“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迅速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转移。”[4]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使，资本家非常注重通过发展交通工具来减少商品运输中的时间和费用。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商品积压，资本家需要不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通过不断增多的消费需求来解决这些数量庞大的商品，于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规模打破了以往的地理边界，越来越远离最初的生产地点。如果此时的交通工具有足够迅捷的运输速度，即使市场半径在不断加长，也可以借助先进的交通手段来缩短物品运输过程中消耗的时间，减少运输的费用。所以，资本增值的本性，是资本家不断改进交通运输条件的根本动力。[5]

交通工具的改善、运输业的发达，不仅拓展了市场空间，缩短了流通时间，而且使远方市场取代当地市场成为可能。因为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不仅是交通技术大大发展，生产技术也是同时提高的，它使相同时间内的产品数量越来越多。增多的产品总要有更多的销售市场，如果恰恰此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为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可能，那么刚刚缩短的流通时间就会因市场的再扩大而重新延长。[6]商品市场的发展规模越大，需要本身发展的生产能力也就越高，能够到达远方的商品也就越多。同时，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运输频率的增加，单个商品的流通成本得以降低。这样，同一市场上就可能充斥着不同的商品种类，而“享受的多样性，即商品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会随着这种商品能够交换别的国家、别的气候条件等等产品的其他使用价值的程度，而不断增加起来”[7]。但是，“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8]也会带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远方的市场使商品的运输过程变长，需要耗费在这个过程中的人力劳动等就会增加，从而运输的费用也随之上升。为了克服这个新增加的成本问题，又将面临新一轮的交通工具的改进。

可见，交通工具也不是万能的，它在解决时空矛盾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矛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有着专门的论述：交通工具的改进大大缩短了商品滞留在运输过程中的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使商品到达更远的市场，然后，市场的半径继续扩大，促进交通工具继续更新，如此循环，永无止境。[9]于是，市场空间的扩大与运输时间的缩小之间产生了矛盾，市场距离本来是可以通过交通技术的改善大大缩小的，但是运输时间的缩短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空间的扩大。

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表明了流通时间的特性：商品流通时间越长，对商品的价值损害就越大；反之，流通时间越短，对商品价值的损害就越小。流通时间对商品价值的这种负面影响，在报刊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新闻事件报道速度越快，新闻价值就越大；新闻事件报道速度越慢，新闻价值就越小。这是目前的信息科技状态下大家耳熟能详的新闻传播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报刊活动方兴未艾，其传播时效和技术条件远不能与当今相比。但是，他们对于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却是极为深刻而有预见的。在他们看来，一般情况下，新闻信息都要抢时间，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发表。这里的时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比如说，没有确定必须是几秒、几分、几小时之内予以发表。他们表达的意思是，在获悉信息之后，能在当时传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毫无延误地将信息传递出去，就是实现了最短时间、最快速度的传播。这样做的原因，应该与新闻的短暂生命有关。

（二）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

商品（包括信息）生存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买和卖中，货币在同一时间内实现着一定量的价格，并且同商品只交换一次位置。”[10]就商品（包括信息）在空间中的表现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之外，还在流通过程中体现为流通的空间。“空间上的流通，就是指商品运输，不管是指生产出来的商品运往市场出售，还是指它在产地被购买，然后进入再生产过程。”[11]

关于流通空间，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它并不是资本周转的必要环节，而是产品转化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从生产到出售都要经过产品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产品转化成商品的过程。“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12]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存在，就是生产场所和市场本身可以设在一地，这样，在流通过程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产品可能很快被销售一空。

流通空间的大小与生产费用、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流通空间越大，产品转变成商品的时间就越长，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反之，流通空间越小，产品转变成商品的时间就越短，需要支付的运输费用就会越低。如果流通空间很大，又要实现最少的运输成本，就需要衡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交通工具的条件。马克思就此在《手稿》中写道：“无论如何，这一要素在这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决定的。”[13]

以上所说的空间流通的过程，同样也是时间流逝的过程。因为商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依次通过各个不同阶段的，比如，它是经过不同的人进行周转，这样，“像任何运动一样，都以时间作为自己的尺度，那么我们就从量上来衡量这种运动。空间要素即作为这个过程的物理条件的位置变换，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简单归结为时间要素”[14]。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商品（信息）的生产地点与市场的选择，是需要考虑商品（信息）在不同环节的运输（传递）时间，在市场销售数额雷同的情况下，会选择时间较短的地点。也就是说，生产场所和市场之间的距离远近，往往与流通时间存在莫大关联，“空间的规定在这里本身表现为时间的规定，表现为流通时间的要素”[15]。

流通时间是决定着商品（信息）生产是否能够继续进行的重要因素。因为生产者只有在商品出售之后，才能获得购买新的生产资料的成本，而在商品运输和出售过程中，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样，商品生产的数量、交换价值、资本再生产的可能性，都是由商品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决定，时间越短，增加商品价值、进行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商品运输（信息传递）到市场的时间问题，就显得比生产场所和市场之间的距离大小还重要，因为解决距离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解决商品流通时间的问题。[16]

虽然相比空间来讲，时间的作用显得更举足轻重，但与空间一样，时间也是商品流通（信息传递）的重要因素和外部条件。由产品变为商品，再变为货币，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时间，决定着商品（信息）的价值。在商品（信息）没有出售之前，它所具有的只是潜在的价值，并不是实际的价值，这段时间所有的花费也完全是纯损失。要减少时间要素，需要改进交通技术条件，这同样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生产力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商品流通（信息传递）要求破除一切空间上的限制。流通时间是商品价值的消极因素，流通（传递）时间越长，商品（信息）的价值损耗就越大，只有当流通（传递）时间等于零时，商品（信息）的价值才会达到最大。不同的空间条件造成资本在流通时间上的差别。比如，有的资本离市场较远，有的资本离市场较近；有的资本转化为货币有保障，有的资本转化为货币则有一定风险。流通（传递）时间的差别导致商品（信息）在价值增值上的差别，它既是对价值增值的限制，同时又是构成商品价值的要素，没有它，就没有商品价值和资本。而商品的价值又离不开剩余劳动时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全部劳动时间，就没有价值可说了。可以认为，流通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一样，消耗的时间越多，商品的价值就会越少，从而也就进一步影响资本增值的数量。所以，从资本的本质上看，它“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17]。

克服一切交往中的时空限制，实际上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流通（传递）时间本身并不能产生商品（信息）的价值，它只是影响价值的实现过程，即通过较长运输时间中的自然或人为损失而导致商品贬值。解除流通时间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问题，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特殊要求，它将推动资本生产中一切节省时间的信用形式的发展。[18]

但是，要取消一切发展中的限制，必须要克服生产、流通、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资本的实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直接从生产环节跳到商品出售环节，而是不可避免地在不同产品形态上，依次经过流通的各个阶段，这就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19]如果商品流通（信息传递）的空间较大，流通时间就会变长，这样，资本的流通时间就必然拉长生产时间，而资本增值的本性又要求尽可能消灭一切流通时间，于是，生产、流通时间和空间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其中，生产时间和空间的矛盾似乎不难解决，资本家为了缩短生产时间，往往增加同一时间共同劳动的工人数量，来相对缩短商品的生产时间，从这些工人的分布情况来看，他们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像修筑铁路、建设城市、开凿运河等一些大型的工程，可以将若干工人分配到不同地段，在同一时间共同劳动，这样就会大大缩短整个工程的完工时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0]所以，尽管生产的环节在不断地增多，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但因为共同劳动的存在，完成同一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却可能大大减少。[21]

要解决空间扩大和流通时间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它需要依靠交通工具的现实条件。在产品运到较远市场的过程中，如果商品（信息）转换的次数较多，交通工具比较落后，就会花费过长的时间，也会因此承担较高的费用，增加商品（信息）的成本。反过来说，商品（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周转环节越少，使用的交通工具越先进，花费的时间越少，商品（信息）所需的费用就越低。这样在流通过程中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就可以更多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这并不是说商品的销售地点离它的生产场所越近就会越好，而是在于“计量远近的不只是绝对的物理上的距离，而且是克服距离所使用的那些手段的速度和低廉程度”[22]。这里指出了交通工具对解决时空矛盾的重要性。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发展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空间也可以转化为时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23]。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商品的流通费用时，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这里的时间即是指社会时间，空间则是指社会空间。它的字面含义可以简要理解为：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广范围的信息（或商品）传递。

因为通过空间把商品运送（信息传递）到市场，以及传送关于商品（信息）的时间，均要消耗必要的费用（流通费用），这些费用是商品成本的一部分。然而，快速的商品信息的转递，能够大大减轻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和信息不通畅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就此马克思写道：“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4]这里表达的传播理念是，人们需借助传播科技的发展，用快速的信息传通克服遥远的空间距离，使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们达到天涯若比邻的状态。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提出，与19世纪背景密切相关。从17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限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5]。由于较为广泛的商业贸易而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催生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的时空矛盾：资本增值的本性要求摧毁交往的地方限制，扩大市场范围，然而关于商品信息的传播却受到越来越遥远的空间条件的制约。这种空间距离带来的信息差，造就了19世纪初期的两个世界经济危机策源地——印度和美国。

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英国，从英国到印度的航行时间为三个月，从英国到美国的航行时间为一个月。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商品信息传递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每逢意外变故，对方很难及时获悉并调整商业活动。例如，英国工厂所需棉花大部分都来自印度，而印度的棉花生产周期为一年。如果这期间有关任何变故的信息传递时间都得三个月的话，就会潜伏信息沟通不及时带来的风险：当棉花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运往英国的时候，经济形势高涨，然而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棉花过剩了，而这个信息又无法及时告知生产方，于是经济危机瞬间爆发。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用较短的信息流通时间去抵消商品流通领域由于空间距离拉大而增加的成本，即“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实现，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物质交换条件的创新。这里的“交换”，既包括物质条件——铁路、蒸汽轮船等的发明与应用，也包括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这些现代交换手段适应了资本扩张的本性，缩短了交通运输的时间，缩小了市场间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交换的效率，使整个世界流动起来。马克思就此写道：“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26]。

马克思对当时的交通工具变革情况有着清楚的描述：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海上交通还是陆地交通，都发生了重要的技术变革，这场变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似乎只有蒸汽机带来的大工业革命才有条件与之媲美。他们看到，在航海业变革中，速度较快、按时刻表出行的蒸汽轮船几乎全部取代了那些速度慢、出行时间不规律的帆船，并真正打通了欧洲与亚洲、澳洲和美洲的海洋航程；在陆路交通变革中，运输稳定、承载量大、速度快的铁路运输也逐渐取代了以往石子和泥土筑成的公路，并让“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27]。

交通技术变革带来的明显时间差异，可以从马克思记载的这段1857年的资料看出来：从英国港口到印度河口和恒河口，以及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和孟买的距离，大概有14 000海里之遥，如果能采用蒸汽轮船，就完全有希望加快驶过这段路程。从当年东印度公司海运部的有关数据资料来看，英国到印度重要港口所需要的时间，在蒸汽轮船和传统帆船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如下列数据：[28]

不可否认的是，在交通技术上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轮船的行驶速度，加速了航运产业的资金周转时间，但同时也因为交通工具的更新以及工人劳动费用的增多而大大增加了预付资本上的支出，从而增加了运输的成本。这种情况，不仅是海上交通如此，陆路交通也是如此。例如铁路的修建，为了缩短整个铁路工程的建成时间，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人在不同地点同时开工，这样资金周转的时间缩短了，但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这就是一个矛盾。

“用时间消灭空间”带来的新情况主要是物质意义上的，但正是物质生产和交换方面的这些巨大变化大大刺激了精神交往的发展。人们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同样需要“用时间消灭空间”，不断了解使自己感到陌生的世界遥远地方的情况。现代交易所和新闻业的急遽膨胀，抢行情、抢新闻的职业习惯，实际上是物质交往要求“用时间消灭空间”在精神交往方面的一种直接反映。随着传播科技的继续发展，人们一定能用快速的信息传通克服遥远的空间距离，使散居世界各地的居民达到天涯若比邻的状态。因而，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的。

三、结　语

本文以上的论述基于一个理论前提，即信息具有上层建筑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如果只认同信息的上层建筑属性，此文的相关论述就无法成立。从信息的商品属性来看，缩短信息传递时间、加快资本周转、降低信息生产和销售成本是改进传播技术的重要动因；时间和空间是信息传递的两个要素，减少信息生产和传递时间，就能增加信息传递的空间，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53．

[2]同[1]122．

[3]同[1]36-37.作为缩短商品运输时间的商业手段，这些信用形式是交通运输方式的重要补充。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1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9-330．

[6]同[5]331．

[7]同[5]351．

[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9-170．

[9]同[4]31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2-93．

[11]同[5]323．

[12]同[1]28．

[13]同[1]27．

[14]同[5]323-324．

[15]同[5]324．

[16]同[1]31．

[17]同[1]33．

[18]同[1]37-38．

[19]同[1]43．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4．

[21]同[5]345．

[22]同[5]351．

[2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3．

[24]同[1]33．

[25]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

[26]同[1]16．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4．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1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