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大夷”之力: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进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22-09-14 2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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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  

  

   中国古代虽无“中华民族”之名,但有中华民族之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如“滚雪球”般逐步壮大,从历史进程看,其中包含着明确的层次和阶段。概括言之,先有地区性的诸族融汇,然后才有大一统式的融汇。地区性的诸族融汇有些是融汇于华夏国家,但当时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也为民族融合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夷”

   汉儒董仲舒论春秋时的“蛮夷之国”,谓《春秋》将其分为“大夷”和“小夷”。他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这里的“中国”,即指华夏之国。他将春秋时期的国家分为华夏之国、大夷之国和小夷之国三类。我们不妨在讨论时借用其“大夷”的观念。“大夷”即强盛时期的楚、秦、吴、越等国,其他“蛮夷”国家则为“小夷”。

   司马迁也有类似表述,他在总结秦国历史时说:“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歧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有“攘夷狄”之功,又能与“中国”诸侯霸主相侔。所以,在当时人看来,秦既不能算是“中国”(即华夏),也不能算是“夷狄”,当介乎二者之间。秦公镈铭文云秦国“图片(隙) 事蛮夏”,两者之际为“隙”,意即在蛮、夏之际从事。铭文表明秦人对自身的定位。“大夷”之国,介乎华夏与蛮夷之间。不唯秦国,楚人亦有相似定位。春秋中期令尹子囊论议楚共王谥号时说,共王功劳显赫,“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意即安抚蛮夷之国,征诸国而至于南海、连属于华夏。子囊此语说明他将楚国的地位定于夷夏之间,是蛮夷与华夏之间的桥梁。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楚、秦、吴、越这些强国处于夷夏之间,各自影响了周围的华夏和蛮夷小国,形成了区域性认同;另一方面,华夏诸国不断兼并周围小国。可以说,春秋时期是大国兼并即区域性统一的阶段,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前进台阶。所谓的“进阶”,即指春秋时期诸族融汇的区域认同。作为“大夷”之国的秦、楚、吴、越,一方面向慕华夏文化,力图进入“华夏”之列;另一方面与“小夷”互动,不断增强影响。“大夷”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越过的进阶。这是由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的华夏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统一诸国的实力,就连霸权迭兴时期甚为强盛的晋、齐也都没有绝对超越楚、秦两国的力量,在争霸时不得不以“弭兵”的形式保持暂时平衡。下面,我就几个“大夷”之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梳理,以求明晰这些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1.楚

   春秋中期诸国举行弭兵之盟,晋国大夫叔向说,周成王召集各国在岐山之阳行大蒐礼时,楚君只担负为周天子和诸侯“设望表”、“置茅蕝”、“守燎”之事,没有参与会盟的资格。在周王朝看来,楚仅是众多蛮夷小国之一。近年发现的荆子鼎铭文谓“王赏多邦伯”“荆子”即楚君,属于“多邦伯”之列。周原甲骨亦既称“楚伯”,又称“楚子”。尽管当时楚被视为蛮夷小国,却颇为自信。楚国在周夷王时逐渐强大,其君扬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不以周王朝的认可与否为意,而以“蛮夷”自居。但是,华夏的礼仪文化,却使楚王心向往之。春秋初期,楚君向周王室请赐爵号,说道:“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周王室秉持历来的态度而不予理睬,熊通遂怒而自号楚武王,在江淮流域迅速扩张。楚是融汇诸小国最多的“大夷”。战国末年楚虽为秦吞并,但其影响尚存。清儒刘逢禄对比楚、秦两国的情况后说:“楚之长驾远驭强于秦,其内治亦强于秦,故秦灭六国,而终覆秦者楚也。”统一的秦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新阶段,这其中亦有作为“大夷”的楚国的重要贡献。

   2.吴

   据《史记》记载,吴国的创建者是姬姓贵族,吴太伯、仲雍、季历皆为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和仲雍为让位于季历及其子昌,“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周武王立国时,正值吴君周章在位,于是便将周章之弟虞仲分封在“周之北故夏虚”,为虞国诸侯。著名的宜侯夨簋记载了周康王时周王朝将虞侯迁封于宜的事,铭文谓:“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东国图,王立(莅)于宜。入社,南乡。王命虞侯曰:‘迁侯于宜。’”但宜侯何时与吴合而为一,因史载缺乏,尚不能明。至吴王寿梦,“始大,称王”。尽管吴国统治层是姬姓贵族,但“文身断发”,仍被以“蛮夷”视之。相传吴王寿梦十分仰慕华夏文化,在和鲁成公会于钟离时“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寿梦临终时也未忘吴国的祖先渊源,对其子说道:“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春秋后期,吴灭楚之属国钟离,占领楚国沿淮重镇州来,灭徐、钟吾等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吴长驱直入,一度攻入楚都郢,成为崛起于东南地区的大国。吴国势力甫一强盛,就积极向北与诸侯争霸,本质上是谋取华夏诸国的认可。然而,吴终因国力不甚强,迅即覆灭。其情况正如《左传》载鲁大夫臧文仲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眼云烟般的兴废,其历史际遇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发人深省。

   3.越

   越也是春秋后期崛起于东南的大国。越先祖“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籍艳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兴越国之事,赞扬他淬厉湔祓,奋发图强。越除了灭吴之后拥有全吴之地外,还灭滕、郯等小国。吴、越两国皆属崛起型国家,在春秋后期得形势之便而突然发力,迅速强大。

   4.秦

   秦原为“帝颛顼之苗裔”。以今曲阜为中心的地区,被认为是“少昊之虚”, 即颛顼族少昊氏故地。顾颉刚推断,“秦人在未西迁时的居地原是环绕着这少昊之虚的”。其说可信。西周前期,秦人在西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有如下特色。其一,秦人起源于东夷,属东夷一支,迁移至西北地区后同样被周人视为夷人。夷王时期的青铜器师酉簋记载周王派员管理“邑人虎臣”,包括“西门夷、图片夷、秦夷、京夷、图片孤夷”五支,秦为其一。春秋时期,今陕甘地区的诸戎,融入秦的有“冀戎”、“刲戎”、“骊戎”等,融入于秦的小国有鄀、滑、芮、小虢等。其二,秦得周王朝支持而发展,在西北地区力撑尊王之帜。周孝王派秦人首领非子到汧水和渭水汇合处养马。战国时期,秦因商鞅变法而国势强盛,“天子致伯”,封其为霸主。秦孝公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尽管秦努力尊王,但在华夏诸国看来,秦人依然脱不掉蛮夷的身影——“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对此,秦孝公言:“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这当是秦人发奋图强的驱动力量之一。其三,秦得地利,独霸西戎。东部地区的华夏诸国对此并不在意,并且无意与其争夺关中之地。秦国无别国侵其封疆之虞,在战略上已据得天独厚的优势。秦国据周之旧业,占丰、镐故地,继而又向汉中和巴蜀地区发展,得以进一步壮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大夷”之力的历史作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和群雄逐鹿的历史进程中,“大夷”之国显示了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据《吕氏春秋》记载,自楚文王后,楚“兼国三十九”;清儒顾栋高说:“楚在春秋吞并诸国凡四十有二。”汉水地区的华夏姬姓小国也多被吞并,即所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据统计,楚国直接吞并的小国有50多个,有些小国先是被鲁、邾、莒等中小国家吞并,后来鲁、邾、莒等亦为楚所灭,则楚直接、间接兼并之国当在80上下。司马迁论东周形势谓“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服焉”即服从于霸主,“大封”指周初所封大国。“大封”的鲁、陈、蔡皆灭于楚,“大封”的宋被齐、魏、楚三国瓜分。秦国担心诸国“合纵”攻秦,因而遍告神灵,历数楚之罪恶,说楚国“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尽管秦人气势汹汹,但对于楚人强盛军力的恐惧是无法掩盖的。楚国实现了江淮间的区域性统一,为秦汉大一统开辟了道路。

   秦穆公虽为春秋五霸之一,但终春秋之世,其影响并未真正到达关东地区。战国时代,形势大变,秦国厚积后发,渐有不可阻挡之势。贾谊论及秦统一进程,说道:“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种摧枯拉朽之势,并非秦王政一时之功,而是从秦孝公以降六世秦王积聚实力的结果。战国后期,荀子与赵王议论诸侯兵力强弱时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展现出秦国“锐士”的威武风采。齐桓公炫耀齐军兵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时齐国兵力对楚军尚无显著优势,此语只是吹嘘,但若以此形容战国后期的秦军,则十分恰当。

   “大夷”诸国共同特点是,尽量吸取华夏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但对于不适合本国情况的华夏文化则采取摈弃态度。秦孝公听取商鞅献策就是典型。商鞅入秦,先是分别进献“帝道”和“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后进献“霸道”, 则孝公大悦,“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商鞅总结数次进言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显然,大夷之国所需要的华夏文化并非不解渴的“远水”,而是立见成效的强国之术。

   “大夷”之国有选择地吸取华夏文化,以“短平快”的方式富国强军,是其能够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原因。例如,为了争霸需要,越国愿意接受华夏诸国已十分成熟的战略智慧。越王勾践隆重迎接孔子弟子子贡,“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建议勾践出兵助吴伐齐,既可以将吴国注意力引向北方,使越国免受吴国压力,也可以达到削弱吴国的目的。听毕子贡的计谋,“越王大悦,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这反映出勾践对于切实可行的争霸方略的渴求。

   关于文化理念的实际作用,春秋时期还有一个显例——宋楚泓之战。宋襄公迎击楚军,先派人约定交战日期和地点,交战时楚军半渡和渡河后立阵未稳时皆可趁机攻敌取胜,但他执念于“仁爱”和“礼仪”,决不趁人之危、违反“不鼓不成列”的古训,等楚军从容布阵完毕才击鼓开战,结果大败。《谷梁传》赞扬宋襄公信守古道,《公羊传》赞扬他“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只有《左传》借宋国大夫子鱼之口对宋襄公的僵化迂腐进行了批评。

   礼乐文化和儒家思想长于守成,而法家思想长于进取,楚国之兴得益于吴起变法,秦国之兴则由商鞅变法奠定基础。列国之中,秦国变法最为彻底,国势也最为强盛,荀子说秦国之胜是“数也”,即历史必然。“大夷”之国所秉持的理念,适逢统一战争的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法家理论也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它对于“大夷”之国更为适用,所以才备受青睐。明乎此,可知“大夷”之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成功并非偶然。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族交融

春秋后期的郑国政治家子产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一圻”是方千里之地,“一同”是方百里之地。子产指出,周王朝分封天下时,周天子直接占有的不过“一圻”之地,较大诸侯国不过“一同”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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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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