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这一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系统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从何而来、为何而大、因何而久，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引。
一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20世纪以来在我国出现的新概念。在“民族”之前添加“中华”定语，在“中华民族”之后增加“共同体”后缀，这样的复合概念显然不同于西方把民族视作比较稳定的单一文化群体以及单一民族国家等狭隘认识，而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和复合性的理论概括。
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民族的理解是多层次的，在一般意义的“民族”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承认各民族在民族身份、文化特征、民族认同等方面具有弹性或者变动性。有了这样的理解，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可以进行这样的概括——对中国或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或各类人群共同体以及全体中国人的总称。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历史上看一直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群体从很早的时间起就走在了一起，形成了共同的“中国”或“中华”认同，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中华民族是散点分布的，不同地域创造的灿烂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天下一家”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秦朝“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大一统的制度、大一统的理念，把广大地域内的不同人群凝聚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在历史的长河中，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在向内凝聚的价值引导下，中心地带、中原地区、中原文化逐步向周边扩散影响力的同时，周边地区不断为中心汇聚力量，中华文明逐步实现边疆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更大范围的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产生向心力与认同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增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南北运河的开通，到茶马古道的繁荣、封贡互市的贸易；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汉朝昭君出塞、唐朝文成公主进藏，到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有力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且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注重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逐步探索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法治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在整体上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发展；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中华民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日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稳步推进。各族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携手并进，打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模式”，演绎了感人至深的“山海情”，援疆援藏、脱贫攻坚、抗击疫情、抗震救灾中都留下无数各民族互帮互爱的动人故事，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增强。
回顾漫长的发展历程，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进程中，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
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这一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深度结合，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揭示了各族人民共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建共享”逻辑。
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十二个必须”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
在2024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共同”的角度系统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他用“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分析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这一重要论述系统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共同基础、深厚基因、动力源泉，全方位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与流、根与魂，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不断成为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规律。
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发展为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不仅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多要素分析，而且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紧密联系与密不可分。这正是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客观基础。只有从共同性不断增长并且持续维护的角度，才能更加完整清晰地阐明各民族如何从多元起源、多元一体走向广土巨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共同性不断增长、大一统理念和事实得到持续维护和巩固，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五个相”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逻辑机理和内生动力的科学阐释。
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从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中抓住主脉，为我们正确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牢牢坚守历史根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势，方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更加牢不可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具体的时空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理解和分析民族现象，准确把握民族与国家、代表国家或国民整体身份的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一个国家之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地理环境提供基础条件，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基础，促进了共同地域的形成。政治因素发挥关键作用，自秦汉以来历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将我国各民族纳入统一政治体系，强化了国家统一的信念。经济互补性形成内在动力，中原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渔猎经济互补性强，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贸易通道，各区域经济相互依存，形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文化包容性提供深层支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具有显著的包容性，通过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如边疆民族的艺术），形成以汉字、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共同文化认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汇聚成强大的中华文化。民族心理因素强化凝聚力，共同的历史记忆（如炎黄子孙传说）与御侮团结的实践，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血脉相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总体而言，多种因素形成无数条纽带，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统一的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民族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强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必须倍加珍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当前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需求，更需要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明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其历史发展并不是直线推进的。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一部面临艰险而永不屈服的奋斗史。从国内来说，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历朝历代政权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从国际来说，敌对势力不希望中国出现民族关系和谐、社会凝聚力持续增强的局面，往往利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甚至制造事端，利用民族问题干涉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民族领域存在的诸多敏感议题，维护和谐民族关系、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而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共同维护，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强因素的增长和上升，抑制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各种消极因素的滋长，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建设良好民族关系，需要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塑造，持续增强全体国民的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间的交往接触、交流互动和深度融合，不断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和共同体之中，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长久维系和牢不可破，进而在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