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秉颐:从老子走向黄老道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8-26 08: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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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秉颐  

   涡淮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子身后,率先将老子思想发扬光大的是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文子。据传他姓辛,号计然,生卒年不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并说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关于文子的生平事迹,史籍所载甚略。至于文子是何地人,史籍亦无明确记载。据学者考证,文子当为陈蔡一带人,也即城父或谯(均在今安徽亳州境内)一带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陈蔡一带是文子早年的活动范围。正是在这一带,文子有机会师从老子学道并宣扬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楚国流传,文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文子曾经游学到齐国。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王曾问政于文子,而文子关于如何治国的回答则是基于道家思想的。文子把道家思想带到齐国后,彭蒙、田骈、慎到等人皆师从文子,成为文子后学,由此在齐国形成了黄老道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流传到隋唐时期,则增为十二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文子》十二卷,这主要是历代学者以《淮南子》等古籍为依据,通过辑佚、补编而成。十二卷依次为《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各卷开篇均冠以“老子曰”三字。其内容皆以阐扬老子的“道”为宗旨,同时亦有发挥、引申,并杂糅儒、墨、名、法诸家之说。古本《文子》已散佚,今本《文子》虽经后人增改润益,可能会有与原貌不尽相同之处,但仍然不失为研究文子思想的可靠资料。

  

   文子的活动年代虽然与孔子大致同时,但其思想产生影响却是战国中、后期的事。而汉唐时期,则是文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东汉学者王充对文子推崇备至,他在《论衡·自然》篇中将文子与老子相提并论,赞叹道:“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在唐代更是地位显赫。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从此《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与《老子》(又名《道德真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被视为道教的四大经典。

   然而享有盛名的同时,对于《文子》一书的质疑、否定之声亦随之增多。班固就曾说《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似伪托者也”,因为周平王早于文子230多年,不可能与文子问答。唐代柳宗元称《文子》为“驳书”,认为《文子》内容驳杂,并混夹着抄自儒、墨、名、法诸家的语句。1973年,河北定县40号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竹简本《文子》。不但确证了《文子》不是伪书,而且澄清了班固导致的误解:原来与文子问答的“平王”,并不是周平王,而是与文子同时代的楚平王。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在《文子缵义》中说“楚平王不听其(指文子)言,遂有鞭尸之祸也”。楚平王与文子确曾有过问答,并曾接受过文子的思想。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宣布与民休养生息,实施宽民、惠民政策。但不久,他在奸臣费无忌等人的撺掇下,改变了这些政策。楚平王二年,费无忌奉命到秦国去聘孟嬴为太子建之妻时,发现孟嬴貌美异常,就劝平王自娶。平王好色,居然自娶孟嬴。后来平王逼走了太子建,杀掉了太子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员(伍子胥)逃亡吴国,尔后亲率吴军打败楚军,攻下楚国都城。虽然楚平王已死,伍员仍掘墓鞭尸三百。

   《文子》体现了黄老道家经世致用的特征。所谓黄老道家,主要是将老子思想与托名于黄帝的儒、法、阴阳、墨诸家有关思想结合,而其基本观念,则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无为而治”思想,不过黄老道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清人孙星衍在《问字堂集·文子序》中说:“黄帝之言,述于老聃;黄老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清人洪亮吉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序》中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内及宫阃,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老子和文子,与孔子及其弟子颜回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尊崇。

   文子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并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发挥、引申,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保留在《文子》一书中。书中最主要的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修”和“四经”。

   “四修”是《文子》的核心理念。《文子·道德》篇说:“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四者诚修,正道几矣。”所谓“四修”,就是用“道”来统领,用“德”来养育,不显示贤能,不强加外力。文子认为,真正实现了这“四修”,那就接近“正道”了。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够遵从“四修”之道,就一定能收到“民附”“民服”“民足”“民朴”的效果,而社会和百姓也就可以“自全”“自安”。《老子·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子的“四修”思想则将老子的这种观念进一步推向社会政治的实践层面,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推行,也是从道家迈向黄老道家的关键一步。

   “四经”则典型地体现了《文子》和黄老道学的包容性。《文子》对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成为黄老道学的重要特征。老子对儒家将“仁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不以大道为本的仁义并非长久之道,这种仁义道德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所以《老子·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文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观念,但他同时认为德、仁、义、礼的辅助功用值得重视,因而提出了“四经”之说。《文子·道德》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所谓“四经”,就是德、仁、义、礼,文子认为它们也包含在大道之内。治理国家应当因应时势和世事,从实际出发,按步骤循序渐进,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离不开德、仁、义、礼“四经”的作用。文子把世道区分为“至德之世”和“衰乱之世”。《文子·下德》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仁义未必能够治本,但完全可以先用来治标。文子认为“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所以社会治理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文子·上仁》又说:“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文子没有把道家“深刻”的道德与儒家“浅薄”的仁义礼智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仁义礼智作为治理“衰乱之世”的必要的辅助手段,认为它们同样是治理国家的纲纪。

   可见“四经”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文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包容和汲取。文子认为,如果否定“四经”,就会失道,就会带来“下怨”“下争”“下暴”“下乱”的恶果,进而导致国家衰败、灭亡。《文子·道德》云:“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以“道”统领“德”“仁”“义”“礼”,明确地融道、儒于一炉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当是第一次出现。

   总而言之,《文子》以老子道学为中心,糅合了先秦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学说。文子思想的基本特点,或者说它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文子思想上承老子道学,下启黄老之学,将治身和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既具有先秦道家注重修养身心的思想特征,又表现出黄老道家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是一座从老子走向黄老道家的思想桥梁。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余秉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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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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