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秉颐:庄子思想与中华文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22-03-10 08: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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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秉颐  

  

   文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不同时代的优秀思想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庄子的重要贡献。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新义》中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庄子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丰富、深邃、具有独特魅力的思想,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华文脉的形成和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庄子思想与中国哲学

  

   庄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之大,可以借用章炳麟《庄子解故》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共同奠定了道家哲学体系的基石。除此之外,庄子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难以尽述。这里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魏晋玄学为例,来说明庄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庄子》与《易经》《老子》并称“三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有“《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的说法,将《庄子》排在首位,反映了庄子思想在玄学中的巨大影响。诚如闻一多在《古典新义》中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正始年间,士大夫崇尚清谈,《庄子》成为当时玄学家谈论的主要内容。“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发挥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

  

   阮籍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三国志》说他“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在行为特征上,阮籍有庄子的遗风,他隐居山林,纵酒谈玄,表现出一种放任不羁的叛逆精神。而在思想上,阮籍继承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本性、真性。《庄子·马蹄》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主张取消世俗社会仁义礼乐对于人性的束缚和羁绊,让人和万物一样顺应自然而生存、发展,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上去。阮籍则提出,纲常名教被权贵阶层利用,给人们套上精神枷锁,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只有引领人们回归自然之道,才能恢复人的本性和真情。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借大人之口,抨击“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权贵阶层和“上下相残”的社会现实,挞伐权贵们“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控诉名教对人性的摧残。在《达庄论》中,阮籍发挥庄子“齐物论”思想,提出“以死生为一贯,以是非为一条”,一切都是相对的,应该破除绝对化的认识。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回归自然之道,体悟道德之妙。这些观念,都是对于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另一位玄学人物嵇康,《晋书·嵇康传》称其“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嵇康平生崇奉老庄思想,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在《卜疑》中他还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相比于阮籍,嵇康对于名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在《释私论》中,他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直接对立起来,主张超越名教、回归自然,表现出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叛逆精神。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对儒家名教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六经其实是通过压抑人性或将人性引入歧途的方式,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然而统治者滥用儒家名教不仅达不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而且还摧残了人性。只有除去名教的束缚,让天下百姓“从欲”,恢复人们的自然本性,才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走向和谐。嵇康还发挥了庄子注重精神修养的思想,他在《养生论》中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嵇康的《养生论》与庄子的《养生主》一脉相承,都强调只有精神不被外物——特别是功名利禄——所诱惑,才能专注于大道,“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玄学的“清谈”中,魏晋名士们围绕一些玄远深奥的哲学问题,如本与末、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体与用、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等,进行析理问难,展开辩论。“清谈”不谈俗事,只谈《老子》《庄子》和《周易》。而最受名士们青睐的,仍然是庄子的思想,清谈的内容大多都与庄子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东晋高僧支道林(支遁),虽是僧人,却因对《庄子》的研究而在名士中获得极高声誉。他在清谈中经常结合佛教义理对庄子思想作出阐释,令众名士折服。曾有人问当时的大名士、书法家王羲之:支道林解释《庄子》,独出新意,你愿意见一见他吗?当时王羲之不以为然。后来王羲之偶遇支道林,听其讲解《逍遥游》,顿感见解高明,新奇精彩,王羲之赞叹不已。庄子思想对于魏晋玄学和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庄子思想与中国宗教

  

   1、庄子与道教

  

   庄子和老子同被道教奉为开宗祖师,他们的思想对道教有开创之功。《庄子》一书被唐玄宗下诏称为《南华真经》,是道教的宝典,庄子是道教的“南华真人”。

  

   庄子关于人的精神不死的思想,被道教吸收并加以发挥,成为道教修炼的终极目标——长生久视——的理论依据。

  

   道教继承、发挥了庄子注重长生之道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不过,道教还用神仙学理论阐发庄子的有关思想。据吴筠《玄纲论》记载,曾有人质疑道教神仙之说、长生之说违背老庄思想本意,并以此责难道士吴筠:“道之大旨,莫先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独贵乎仙者,何也?”吴筠回答说:“老子曰:‘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又曰:‘谷神不死’。庄子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又曰:‘乘云气,驭飞龙,以游四海之外。’又曰:‘人皆尽死,而我独存。’又曰:‘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斯则老庄之言长生不死神仙明矣。”吴筠引老子、庄子之言为道教辩解。在他看来,老子所说的“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庄子所说的“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云云,就是道教的神仙之说、长生之说的理论依据。

  

   在道教那里,庄子所倚重的精神,被视为人的生命长生不死的根基。庄子说“形有靡而神未尝化”,道教便把长生成仙、超越生死的根据,建立在人的这种永不消亡的精神上。道教把精神称为“元神”“真性”,认为天下有形体的万物最终都要走向灭亡,只有人的精神可以永存。金代著名道士丘处机在他的《长春祖师语录》中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海也。”人之形体是有生灭的,但人之精神是无生灭的,所以人是可以长生久视的。

  

   不仅庄子的思想被道教吸收和发挥,而且他的一些用语也被道教直接延用,成为道教术语。例如《庄子·徐无鬼》中的“天师”,成为地位崇高的道教人物的尊称,张道陵被尊称为“张天师”,寇谦之被尊称为“寇天师”。《庄子》中的“仙”“道人”“真人”“至人”“神人”“真君”“全真”等称谓,以及“守一”“导引”“吐故纳新”等概念,都成为道教理论的重要术语。

  

   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道德真经》(即《老子》)一书是道教的原始经典。但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理论需要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教义,而《老子》五千文过于简略,一些思想语焉不详,缺乏细致的阐述,语言也较为玄奥。相比之下,内容丰富、阐述细致、语言生动的《南华真经》(即《庄子》)对于道教的影响,实际上比《老子》更大。

  

   2、庄子与中国佛教

  

   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老庄思想。东汉初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期内,佛教中那些精致、思辨的哲理很难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在沉寂一两百年后,直到魏晋玄学大盛,佛教才随之在中国活跃起来。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大行其道,为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尤其是庄子思想,成为人们理解、消化佛家思想的重要媒介。

  

   在佛经的“格义”中,高僧们往往要借用老庄的术语来翻译、阐释佛家思想。比如,佛教的“空”和老庄的“无”颇为相近,于是“空”往往被译作“无”。在初期的汉译佛经中,“菩提”被译作“道”,“真如”被译作“本无”,“涅槃”被译作“无为”,“般若”被译作“大明”,“沙门”被译作“道人”等等,皆是以道家术语解释佛家典籍。

  

   由于佛教与老庄思想具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佛经教义可以依附于老庄思想而传播,一些僧人便借用老庄思想宣扬佛法。而在这一过程中,亦有僧人由此成为精通老庄思想的高僧。

  

   例如东晋著名高僧僧肇,《高僧传·僧肇传》说他“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他的著作《肇论》中有“三论”,即《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般若无知论》。这“三论”,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启发。《物不迁论》中的“物不迁”一词,就是由《庄子》而来的。《不真空论》的思想,是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的。僧肇认为天地万物不是真正的存在,但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即所谓“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他说万物“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他的“幻化人”,与《庄子·齐物论》所描写“梦中人”一样,都既不是真正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般若无知论》强调般若智慧(佛家智慧)与世俗智慧不同,般若不以现实世界为认识对象,“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云: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庄子·知北游》说:“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僧肇的“般若之知”,与庄子的“无知之知”和“不知之知”是相通的。他们都将知识分为“真知”和“俗识”,都认为如果让世俗之知充塞心田,便无法获得“真知”。在这里,庄子思想对僧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东晋高僧慧远,同样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记载,慧远早年精通老庄思想。他二十一岁皈依佛门,师事道安学习佛法。道安在他的弟子中,破例允许慧远看佛经以外的书籍。慧远因聪慧过人,二十四岁时就能够宣讲佛法。当人们对道安所阐发的佛教教义不能理解时,慧远往往借助《庄子》的思想来解释,让众人理解佛法。例如在阐释佛经关于灵魂不灭的说法时,慧远就援引庄子思想宣扬“神不灭论”。《庄子·养生主》中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浸裹着油脂(指)的柴薪可以燃尽,但火种却不会熄灭,它可以传之无穷。这就是“薪尽火传”。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则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正如火可以通过不同的柴薪之间的传递而不绝,人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形体之间的传递而不绝,因此“灵魂不灭”。慧远的“薪火之喻”,显然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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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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