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道德情感能够是理性的吗

——《蒙培元全集·情感与理性》第四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22:28:39

进入专题: 道德情感   理性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一、何谓理性

  

   情感与理性能不能统一,如何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传统哲学似乎从来就不承认二者是统一的,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非理性主义者,都未曾提出二者有没有可能统一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儒家哲学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对儒家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儒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提出的问题就只是一个“假问题”。

  

   这里首先遇到的是什么是“理性”的问题。我们前面已说过,西方哲学通常所说的“理性”,是指人的理智能力,包括形而上学的思辨能力,其特点是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确实没有这样的“理性”概念,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但是,理性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实践”方面的意义。人们在思考“实践”方面的问题时,能够提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的概念范畴,而不同于认知理性,这也是一种理性思考或理性能力。从后一层意义上去看,中国哲学所说的“义理”、“ 性理”,就是一种理性,它有似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但又有很大区别。从与西方传统的认知理性比较而言,儒家的“义理”、“性理”与康德的“实践理性”属于同一范围,因为它们都是有关“实践”的,不是有关认知的;但就“实践”而言,儒家的实践理性与康德的“实践理性”又有区别。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点,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是“纯粹理性”的,也就是纯形式的,没有任何内容的;而儒家所说的“义理”、“性理”则不是纯形式的,而是有内容的,其内容就是道德情感。道德情感能够形式化亦即理性化,但道德情感的形式化即理性化,并不是纯粹的形式理性,而是有内容的具体理性。第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是完全超越的,或“完全超绝”(牟宗三先生语)的,而儒家所说的“义理”、“性理”虽然有超越性的一面,但又是存在于生命中的,而且只能在生命中存在,它不是“理念”一类的东西,而是心灵存在的本质,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理性,这样的道德理性同人的生命活动、心理活动是分不开的。

  

   儒家主张,人要过一种理性的生活,但既不是斯多葛派所提倡的“合理的”理性生活,也不是康德所说的“本体的人”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中过一种自我超越的德性生活、有精神境界的生活,这其中便有理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自我超越”,不是从现象界超越到本体界,不是从“现象的人”变成“本体的人”,而是在现象中实现一种境界,此境界便是道德的、理性的。由此看来,情感与理性能不能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在儒家哲学中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只是这个问题过去被长期忽视了,究其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很多研究者受西方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影响,常常按照西方的某种“模式”去讲中国哲学,但讲来讲去,总觉得不像中国哲学。

  

   情感具有心理特征,这一点是明确的,儒家也是承认的。儒家讨论“心”的问题,并不总是形而上学的,其中有很多心理学的问题,甚至是从心理学出发的;但又不止于心理学,还必须进到哲学,这就出现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儒家看来,情感与理性二者不仅是能够统一的,而且是必须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过一种既有人情味又有理性信念的道德生活。至于如何统一,儒家内部又有不尽相同的解决方式,并且出现了不同派别,甚至展开了相互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基本观点上的一致(这是就主流派而言,儒学中还有另一条路线,与此有别)。就拿王阳明与朱熹的争论来说,可谓儒学内部最重要的一场争论。王阳明之后,这场争论没有停止过,直到现代,还有所谓“新陆王”与“新程朱”之争。但就朱、王二人的争论而言,实质上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入手的问题,他们的根本目的和用心则是相同的。正如王阳明本人所说:“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 ,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1] 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不仅主张二者的统一,而且认为,“性理”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二者如何统一的问题。

  

   儒家都是道德理性主义者,他们都有很高的道德理想。理想未必都是理性的,但儒家的理想却是理性的。有人说,如果儒学有理性精神的话,那无非是“实用理性”或“政治理性”。[2] 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应当说,“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说,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实用理性”。儒家的“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虽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很大区别,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都是讲道德理性的,且承认道德理性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实用理性”的根本特征是“实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也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政治上,无不如此。但儒家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儒学决不只是“适应”现实,它有批判与转化现实的特性,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理想追求,就其不同于一般西方哲学而言,它是一种东方式的“德性”学说。“德性”是理性的,但与情感生活不可分,它不是“纯粹”的,而是形式与内容、普遍与特殊、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一句话,是“具体理性”或生命理性而不是抽象理性或形式理性。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与情感相分离,而且以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为其心理基础,为其实质内容。

  

   二、仁德是理性的

  

   这一点,在早期儒学特别是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学,但是,仁究竟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原则”,还是人的一种“德性”;如果说是一种“德性”而且是最高“德性”,那么,仁又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事实是,在孔子学说中,仁作为人的最高“德性”,并不是建立在某个客观“法则”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情感之上的。“仁者爱人”[3],这是仁的本质内涵,仁本身不是属于“理智”概念的范畴,而是属于情感范畴的。但是仁又有理性特征,即普遍必然性特征,不只是纯粹的私人之爱,更不是排他性的情爱,正好相反,在尊重人格的前提下,要施于所有的人,即“一视而同仁”。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4],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克服个人的私情私欲,强调仁的客观普遍性。“礼”作为客观的社会规范,具有理性特征。孔子通过这一论述,意在说明仁的理性特征,但不是将仁归结为外在的社会规范,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仁与礼的关系问题上,孔子的观点是明确的,仁是内在的、本质的,礼是外在的、规范化的。“克己复礼为仁”当然是从外在的方面讲仁,“非礼勿视”等等就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些,仁便很难“说”,甚至不能“说”;有了这些,就能够“说”仁了。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仁决定了礼,而不是礼决定了仁。这正是孔子学说之所以是“德性伦理”而非“规范伦理”或其他伦理(如“宗教伦理”、“责任伦理”等等)的原因所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5]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这种“德性”,那还谈什么“礼”和“乐”呢?即便是行礼作乐,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一点意义也没有,那还不如从“野”,即没有“礼”的形式为好。

  

   这当然不是说,“礼”不重要,更不是说,可以不要“礼”。“礼”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以仁为其内在的基础,而仁不是别的,正是出于人的内在情感。“我欲仁,斯仁至矣。”[6] 为什么我想做到仁,就能做到仁?因为我有实现仁的内在情感,即爱人之心,这是我所固有的,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出于内在情感而又具有普遍性、客观性,这就是仁的本质。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这种普遍化的伦理“规范”(如果可以称之为“规范”的话),实际上正是仁这种“德性”在行为中的“必然”表现。仁不在认识对象之中,而在自己心中,其心理基础就是同情心和“爱”这类道德情感。人有这种情感,所以能发展出仁这种“德性”,也能实现仁的境界。为什么我不愿意的事,不要施加于别人呢?因为别人和我具有相同的意愿和情感,我认为痛苦的事,别人也认为是痛苦的,我不愿意别人对我无礼或施暴,我也不能这样去对待别人,因为这是人人都不愿意的,可谓“人之常情”。这种共同的或普遍的情感就是仁,它之所以具有理性精神,就因为它不是出于个人的私爱,不是从个人的感性欲望出发,而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人性出发,即出于人的“德性”,亦可称为“仁德”。

  

   从消极方面说,我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之于别人;从积极方面说,我所愿意的,要施之于别人。我想要有所建立,也要使别人有所建立,我想要实现的事,也要使别人能够实现,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需要,这也是“人之常情”。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承认人有共同的情感,这种共同性就是所谓“道”,“道”本来有“通”的意思。

  

   这样便有所谓“仁道”的问题。仁作为“道”,便有理性特征,便是理性的。孔子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9]之说,其中,“道”是泛指,相当于普遍性的道理;“德”即“德性”,是“天”所生而人所具有的(“天生德于予”);“仁”则是人的道德情感,完全是内在的。其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从客观方面说,有“道”而后有“德”,有“德”而后有“仁”;从主观方面说,则是有“仁”而后有“德”,有“德”而后有“道”。其中,“依于仁”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有“仁”才有“道”,这也就是“人能弘道”的意思,而“仁道”就是人的道德情感的普遍化、客观化,亦即理性化。

  

   孔子还说过:“ 富 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杨伯峻认为,“得之”应改为“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0]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仁道”。君子不仅具有仁德,而且要行“仁道”,使其内在的仁德实现出来,成为普遍可行的“规则”,也就是仁的理性化。当然其前提是要保持自己的仁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之中,也要据守仁德。要据守仁德,也是勉强不得的,要真正做到“心安”才是。只有“心安”,才能“理得”。

  

   比如“三年之丧”(即父母死后守三年丧期),可说是一种“制度”,但孔子并不看重制度本身,而是看重人的内心情感,只有对那些有孝心的人来说,这一制度才是有意义的。孔子的弟子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认为丧期太长,改为一年就够了。孔子反问宰我,父亲死了,三年之内吃好的、穿好的,“于女(即汝)安乎?”宰我回答:“安。”孔子说:“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事后,他批评宰我“不仁”:“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11] 其所以“不仁”,就因为宰我没有“不安”之心。很清楚,“安”与“不安”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孝心,进而有没有仁德的重要标志。这说明,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在情感,但是表现在社会行为中,就成为某种制度或规范。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生活、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像孔子那样守三年之孝,但是外在形式可以改变,孝心、仁心却不能改变,这就是情感的普遍性,主观的客观性。

  

但孔子也反对“矫情”。所谓“矫情”,就是经过人为的矫饰,掩盖了真实的自然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情感   理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329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