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新时代的知识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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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本土化   中国知识分子  

王维佳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外部历史条件变化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将新闻传播学放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40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可以发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合法性的显著提升和西方社会政治境遇的转变,中国知识界从外部理想政治蓝图出发的转型方案遇到了明显困境。面对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着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关键词: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新闻传播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后金融危机时代



如果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40年发展单纯地看作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轨”的“现代化”过程, 就会忽视中国本土政治进程对这一学科思想路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无论是改革头十年的指点江山、宏大叙事, 还是后三十年向专业领域的退守和深耕, 新闻传播学界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取向始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保持着积极的互动。

中国城市改革伊始, “全盘现代化”的政治思维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改革主导者的互动, 加强了他们重构上层建筑的信心, 也巩固了他们与此相配套的价值取向。包括新闻学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当时的文化政治表达认定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在这里, “启蒙”不仅意味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意识, 还意味着他们有着十分明确而完整的“现代化”蓝图, 即按照成熟市场关系下的各种法权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 直至重构整个中国的上层建筑领域。

作为这个“现代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初期的新闻传播研究主要完成了几项相互承继的任务:一是努力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从“政治化”向“科学化”转型, 以此完成对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传播理念和传播机制的涤荡;二是建构“人类传播”由落后到先进的一套历史主义叙述, 以此确立西方社会商业传播模式下各种原则、伦理的合法性, 并廓清中国传播业的具体转型路径;三是提出了信息服务、受众需要、媒体属性、商品机制、新闻法等理解现代传播机制的“元问题”, 框定了日后新闻传播研究政治想象力的边界 。

进入20世纪90年代, 虽然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商品经济仍然是改革的基本共识, 但国家决策核心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已不再有明确的外部蓝图作为参照目标, 而是让政治体制和宣传领域的改革实用性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 其必要性仅仅在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所激发出的各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顺应新的社会环境向着科层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以专家身份投入到市场经济和学科建设的各个分支领域。他们的思想气质、组织方式、社会地位和知识生产机制都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甚至有学者用“从政治新闻学向学术新闻学转变”来概括这一过程。

然而, 这些变化却并不意味着“新启蒙”意识在主流知识界的终止。新的政治、制度条件带来的不是求知方向和价值定位的变化, 而更多是议题层次和话语策略的变化。在新闻传播学界的讨论中, 大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传播领域的现代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构建, 小到传媒行业的规制管理、传播业操作的专业伦理、各种媒体事件中的价值判断等等, 都在20世纪80年代所创设的同一套观念体系中各就其位, 只是议题的时代特色、表述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的专业规范等稍有变化 。在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仍然不是未知的, 而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历史状况, 一个被各种文化叙述建构的现代社会范型和“历史终点”。

随着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逐渐加深, 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也开始涌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 到了20世纪末期, 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分化, “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其对“新启蒙”共识的反思和扬弃上。然而, 在这些激烈的辩论中, 很少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问题, 而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也基本上隔绝于这些宏大议题的讨论。这种现象当然不只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实际上, 参与公共问题争论的知识分子数量十分有限, 而且多数来自人文学科,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分支的知识资源已经被大量吸纳入行政领域和市场领域, 而人文学科的发展由于缺少相类似的市场动力, 反倒保留了一定的反思空间。因此, 这种现象本身即是一个学术研究中“专业性”和“独立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使然。

然而, 在新闻传播学界, 正是因为缺少了对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必要反思, 导致“专业性”和“独立性”之间形成了一个完全正相关的“话语接合” (articulation) 。这特别体现在知识分子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 以及这些讨论背后关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一系列政治预设之上, 其中可以体察到色彩鲜明的冷战思想遗产 。即使是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 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几乎无法继续的条件下,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倡导仍然是这一学科主流知识分子坚定的价值导向, 足见“新启蒙”意识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强大延续性 。

隐藏在“专业性”与“独立性”这一话语接合背后的自然是早期“政治宣传”与“信息服务”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讨论, 以及从中引发出的对新闻商品属性的确认。这一前后接续的理论思维给传媒领域大规模引入商业模式确立了极大的合法性。当“市场化/专业化”准则的确立在中国大众传播的发展中被视为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控制走向自主的过程, 市场选择机制所产生的各种传播资源分配不公正问题也就很难成为一个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的严肃话题。更重要的是, 学者们很少注意到, 伴随着传播资源的不均衡配置, 新生的市场化媒体正在扮演着重新整合社会力量的“政治作用”:以注意力经济和广告营收为主要运作方式的都市传媒一方面占有大量舆论权力, 另一方面又由于经济理性的原因集中倒向社会优势群体和大众消费文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损耗了国家传播资源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群众代表性。正是由于新闻传播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沿袭了冷战末期的“新启蒙”意识, 而没有纳入关于市场关系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充分辩论, 中国传媒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 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知识界于冷战末期形成的现代化方案虽然经历了各种能指转换, 但基本上得到了延续。由于市场机制对知识生产的强大吸纳能力, 加之商业媒体对精英话语的强力催化, 存在于知识界中的小范围争论和反思远不具备撼动这些现代化方案主导地位的能量。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年代里, 期待引入西方市场经济法权关系和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主流知识分子阵营与规定了制度改造基本底线, 并以增长和发展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官方决策体系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张力, 但却能够谨慎地维系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然而, 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 话语权力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当下的主流知识群体正处在这种新时期变动下的“失衡”之中。

首先, 中国在40年中未曾动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因为经济和科技上的巨大成就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基础, 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影响力, 使得他们原本清晰的“转型”方向开始变得模糊。后金融危机时代, 随着中国逐渐转变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被动追赶者角色, 围绕国家主体形成的发展主义表述在大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正面呼应, 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着力于以“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奇迹”来概括近40年的发展经验, 由此, 聚焦于融入全球普遍性发展路径的知识群体开始面临越发严峻的信任危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要想实现学者们心目中理想的传媒制度体系和伦理体系, 前提就是超越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土壤和传统实践范式。对他们来说, 传播观念的转型本应是一个从此岸跳跃到彼岸的过程。对中国本土经验合法性的强化显然给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制造了巨大障碍。正因为如此, 我们会看到近些年来从主流学者到商业媒体对“模式”“特色”“奇迹”的各种拒斥和嘲讽。他们仍然坚持, 不符合普遍主义进步方案和理想政治蓝图的发展不具有合法性。这样, 原本存在于官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现代化方案分歧不但日益明朗化, 而且已经转移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性话题。至少, 随着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忽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更重要的是, 正是新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们在改革开放后尽力埋葬的许多传统政治遗产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这给现代化的原宗教旨带来了更大打击。例如, 中国在20世纪所建立的完善主权体系和国家能力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坍塌, 也没有随着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而大幅削弱。全球化时代所奉行的华盛顿共识在改革开放决策者那里最终只获得了实用性和策略性的应对。这种对基础性国家能力的坚持成为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的必要条件。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 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信息科技、信息服务等充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引擎的领域可以一跃跻身世界前列。而“国家”的在场是现代治理的综合方案, 它不仅影响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 也自然会维持对文化和社会舆论领域进行基础性干预的能力。

此外, 中国20世纪的现代革命涤荡了传统社会基于性别和阶级的众多不平等要素, 在改革开放之前打造了一个虽然水平有限, 但是覆盖面巨大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建设成果与一些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传统文化因素相结合, 使得中国基层劳动者的现代意识、组织化程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都远胜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改革开放后, 这些原本基于能力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福利意外地保障了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生产和消费的适应能力。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初期, 由于缺少对农村经济和传统工业领域的保护, 大量优质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迁移, 支撑了中国新兴制造业的低成本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和积累, 当中国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的时候, 一个体量庞大且生机勃勃的城镇消费群体又创造了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商品市场, 其相当可观的购买能力和发展潜力正赋予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主动性。这个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离不开常常被新启蒙思潮所否定的革命历史遗产, 让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望尘莫及。这也是为什么贫富差距和知识鸿沟过大的印度和消费市场规模十分有限的俄罗斯难以产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给主流知识分子的观念框架带来直接的挑战, 还通过引发社会舆论变革而动摇了长期稳定的精英话语体系。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的代际更替和地缘更替上。出生于199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都市青年与以往的中产阶级有着明显差异, 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几乎完全外在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众多历史性争论, 也因此甩掉了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各种思想包袱, 并且正以独特的文化实践抹去各种宏大讨论与“小时代”生活的相关性。与此同时, 随着网络经济和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 一个被知识精英戏谑为“小镇青年”的新兴力量也在大都市文化圈之外异军突起, 常常与中心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形成对峙局面, 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在“中国崛起”这个被长期建构的历史语境下, 这些年轻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排除了启蒙派知识分子的各种忌讳, 常常与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甚至是任性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在有关“小粉红”“帝吧出征”“战狼二”的热烈争论中, 我们能够分辨出传统知识分子政治语汇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落, 逐渐丧失了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



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还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个意外挑战, 更是“普遍主义”正在全面衰落的悲剧现实。当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建制派精英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权威流散和信任危机时;当各种右翼的基层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大范围兴起, 直至影响到自由主义政治建制的稳定运行时, 中国部分主流知识分子40年来潜心构造的现代化蓝图正在失去它的历史范本。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开始从冷战高峰期的阵营对峙向单级全球化体系转型, 这集中体现在尼克松政府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金融体系、科技和制造业体系等各个战略领域的全面“重校” (recalibration) 。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战略资源被重新配置。学者们一般较为重视这个转型过程的经济层面, 例如传统制造业开始从欧美地区转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而金融业、信息科技、信息服务、文化传媒等屏蔽了传统工会组织文化和福利社会方案的产业则在美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 这一转变的影响不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 也意味着这一地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全面调整。

随着产业转型, 欧美经济体中与金融、信息等产业相关的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迅速兴起, 并凭借与日益垄断的传媒行业建立价值同盟而掌控了文化领导权;而曾经作为新政时期社会民主大本营的“铁锈地带” (rust belt) 则被置之不顾, 大量基层劳动者不仅面临经济上的危险处境, 也日益感受到文化尊严和价值认同上的困境。这种越来越大的社会鸿沟孕育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全面危机, 终于在“重校”40年后的今天集中爆发。从欧洲到美国, 右翼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四处蔓延, 各种抵制全球化建制派的“非主流”政治力量搅动起基层劳动者的怨愤纷纷登台造反。因此, 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单级全球化不仅面临着中国崛起的冲击, 更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难以化解的深刻矛盾。从这种模式中建构出台的“现代化方案”再也无法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树立起榜样, 只能由少数建制派的自由主义精英勉力维持。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 这一变化引发的最大冲击在于媒体行业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及其传统运行范式的解体。作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 欧美国家的传媒业精英与自由主义建制派权威一直处于同一个政治阵营, 因而也成为新崛起的各种社会风潮直接攻击和奚落的对象。我曾经用“媒体建制派的失败”来概括主流新闻界的当下处境。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精英们曾经是深受大众信任的进步主义者和改革引领者, 如今却处于被保守派政客和底层劳工大众夹击的困境。不仅如此, 随着数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大规模采用, 商业传播模式的反馈效率和变现诉求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大大压缩了媒体行业知识分子表达的自主性空间。这些产业经营领域的变化自然会解构掉已然十分成熟的各种专业操作范式, 我们很难设想缺少专业知识分子的商业新闻生产还能保留“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新变化对于几十年来居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导思路形成了巨大挑战。由于缺少对西方社会传媒业运行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把握, 而且长期忽视对传媒领域生产关系的分析, 主流传播学者只能错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实践范式和伦理规范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完美体系, 当这个体系面临崩溃的时候, 学者们能做的也无非是用“后真相时代”和“无知的大众”来表达无奈和怨气, 甚至空谈保卫专业主义的情怀来画饼充饥。

随着先进发展模式的褪色和主流传媒业影响力的下降, 与之紧密关联的全球主流文化也面临退场。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用“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来定位当前时代的思想史坐标。她这样概括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流行社会思潮:

在产业劳工陷入重重困境的时代, 社会上却充斥着“多样性”“赋权”和“反歧视”的夸夸其谈。这些主流观念将“进步”等同为精英主义而非平等;将“解放”等同为少数“富有才华的”女性、少数族裔及同性恋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这些成功人士的“解放”强化了大公司官僚体系内赢者通吃的逻辑, 而不是将其废除。这些自由个人主义者所理解的“进步”, 逐渐取代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盛行的解放观念———反等级制、平等主义、阶级意识, 以及反资本主义……这场改革运动恰巧与新自由主义同时兴起, 一个决心推动资本自由化改造的政党找到了它的完美同伴———那些大公司体制下精英化的女权主义者, 他们也是一心专注于“社会地位提升”与“打碎玻璃天花板”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者。

这一十分精当的概括不仅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知识精英, 应该也适用于凭借现代传媒文化与中心地带紧密勾连的中国知识精英。可叹的是, 这套时髦价值观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文化中立足不久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今, 原本充当“进步新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传统商业媒体因为资本外流并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而迅速瓦解;而社交媒体的繁荣激发起那些原本沉默无声的, 而且往往是“政治不正确”的基层文化表达, 让大都市的知识精英因为陡然间失去了自诩的进步代表性而惊慌失措。与这种文化转向紧密关联的是知识界的变化:一直紧跟国际潮流, 刚刚完成了由宏大叙事向自由多元主义转型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突然间又遇到了历史变革带来的叙述障碍, 陷入日暮途远、进退失所的困惑。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实行, 执政党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面临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新一轮调整, 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权力统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这种结合到底是适应时代的主动战略转型, 还是市场经济深入演进的客观要求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现实趋势是明显的, 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资源配置需要而被放逐到专业领域的各种决策权和执行权将会渐渐被回收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与权力统筹的结合全面颠覆了主流知识分子关于执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整套政治设想, 使得中国的发展逻辑开始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方案发生系统脱钩。

在中国知识界, 这些新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原本清晰的各种界限和关系发生结构变化:

首先, “全能型”国家原本只存在于新启蒙知识分子理论批评的想象中, 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充分向专业领域放权的国家性质难相匹配。然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将会得到空前巩固和提升, 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和支配能力也将随之显著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统筹势必会影响到文化传播领域的治理方式和规制力度, 这将导致新启蒙知识分子最为担忧的自由度和专业化问题。只是这一过程并不像他们早先所理解的, 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反市场的全能国家使然, 而可能恰恰是市场机制深化发展所要求的结果。

在市场机制、专业机制、科层机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无论是作为新启蒙思想追随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批判知识分子, 其社会“有机性”本已经显著降低, 而未来专业化空间的缩小将进一步限制其公共表达的影响力。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新的分化局面:一方面, 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实践领域越发深刻的隔膜将使他们逐渐脱离对社会问题的有效分析和干预, 从而将对新世界的完整想象寄存在脱离实际的理论表述或历史梳理中。当然, 学术圈层内的专业交流, 以及国家体制所提供的社会身份与福利保障仍然可以缓解这个群体的存在焦虑;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文科知识分子将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新的功能性角色, 他们或者承担起为国家“制造同意”的任务, 或者嵌入国家发展的庞大工程, 成为各个治理领域的“智库专家”。对于主流知识分子来说, 虽然新启蒙理念从未妨碍他们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需求, 但是在当下全面转向为国家治理体系服务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其次, 从公共领域的退守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会处于全然失语的状态, 他们在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临场发挥、曲尽其巧将成就一套新的话语策略。例如, 主流知识分子这个原本距离底层疾苦较为遥远的人群, 已经开始更多地凭借贫富差距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顽疾来解构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对于这个知识群体来说, “盛世中的蝼蚁”“底层的绝望”“弱势群体的悲凉”并不指向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性批判, 而是借用这些官方叙事之外的“社会真相”重新激发公众舆论对于当下发展模式的质疑, 并努力将问题引向符合其政治蓝图的市民社会法权关系。有意味的是, 这个曾经专注于将“中国特色”改造成“普遍性道路”的知识群体, 如今却将忙于将“普遍性问题”解释成“中国特色”。

基于阶级意识和生产关系分析而关注中国劳工阶层的命运本来是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使命性课题。而主流知识分子从身份认同或底层赋权的角度介入这一领域将使得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复杂化。与国际左翼知识界的主流观点相近, 相当一部分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拒绝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外在于经典的资本主义逻辑, 由此拒绝承认中国发展中的各种不公正问题是可以通过政策性干预加以矫正的暂时性问题。因此, 这部分批判学者与新启蒙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 但是却分享着对“中国模式”相同的总体评价。作为丰富其各自理论框架的现实材料, 一系列有关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社会争论将引发这两个知识群体越来越多的共同关注和价值共鸣。

最后, 出于对新启蒙方案共同的否定性评价, 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价值的相近判断, 中国道路的拥护者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者曾经分享着一些相同政见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 也因此经常被牵强地划入同一个中国“左翼”学者阵营。然而近年来, 随着“中国震撼”“中国奇迹”等试图在整体上确立中国版现代化方案的声音不断强势涌现, 发展主义与批判理念之间的嫌隙也会相应的浮现。尤其是随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登场, 这种分离的趋势可能会越发明显。如果已经高度工业化、官僚化的官方学术体制无法将这些后学晚辈顺利地纳入中产精英行列, 也就不太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对他们的稳定归化。可以预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将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新生代批判学者倾向于否认新的政治现实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相关性, 从而告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他们是否将由此重返一百年前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至少, 这种新的历史判断将使他们加入国际知识界对于中国问题的主流解释。而如果不出意外, 推动中国专业知识生产与“国际高水平”接轨的努力将给中国道路未来的合法性地位埋下制度性隐患。



        从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出发来写作, 已经成为当今多数学者的宿命, 然而这并不必然与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整体性道德实践相矛盾。只有当专业领域的经验、问题意识和思想路径与总体历史现实发生明显断裂时, 知识分子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才会产生隔膜, 他们的理论表达也才会陷入想象力匮乏的困境。

经过40年的发展, 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已经发展出了复杂程度较高的专业学术体系, 各种国际主流学派和热点问题都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中有所呼应, 一系列有着相近学术志趣的小团体也应运而生。然而, 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尴尬的矛盾性问题: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 而学者们对中国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却越来越低。

几个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应该是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

首先, 作为“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 其世界观念的形成都受限于20世纪晚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开放”作为一种官方的政治化表述模糊了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政策调整的实质不过是对“方向”的一次重新选择。这一决策并非具有普遍意义的“步入正轨”, 而是国际局势变化所催生的实用性、暂时性策略。然而, “开放”所带来的语义误导却使得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放弃了“三个世界”“中间地带”等基于世界体系结构的战略性分析, 转而迅速将美国社会科学界大力推广的“现代化”理论内化为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 当前的国际关系又面临新一轮调整, 而中国也相应地重新校正了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向。“一带一路”的倡议多少带有重返“中间地带”的性质。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实际的世界格局变化与知识界的固有世界观念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 因此,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现代化”这个基点之上建构的学术体系越专业、越全面, 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状况之间的关联反而就会越疏离、越阻遏。

其次,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行业圈层结构和专业官僚体系。这一趋势将带来知识界与各个社会实践领域在现实经验材料占有上的极大不对等, 从而给知识分子介入和干预现实问题带来巨大障碍。尤其是当某个专业知识群体所关注的领域发生重要结构变革时, 经验材料的缺乏将使得研究成果的知识质量严重降低。以新闻传播学为例, 当整个传媒产业的生产关系、市场结构、行业生态正在面临全面转型时;当中国对外传播的力度、范围都大幅度扩张, 传播主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时;当中国的传播治理体系面临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进行全面的战略重组和话语体系重构时, 新闻传播的实践领域涌现出了数不尽的重大课题。此时, 如果不能悬置起原有的知识框架, 深入到实践一线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和分析, 知识界就很难对新的传播生态建立起基础性的完整认识。然而, 客观上, 随着传播产业运行的数据化、后台化和传播治理体系的官僚化、复杂化程度提升, 学者深入实践的渠道变得十分有限;主观上, 由于思想观念的惯性, 也由于专业学者内部沟通机制的完备性, 新闻传播学界的主流似乎也很难意识到建立新的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最后, 当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本身成为学科发展的目标时, 现代知识分子重返实践的意愿和进行价值重校的空间都将会受到限制。遗憾的是, 在教学科研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联合推动下, 当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向这种专业化目标快速发展。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各种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对研究成果的质量会产生促进作用, 但是同道交流产生的回音壁效应, 以及忽视根本价值支点的所谓“学术创新”都将是这种体制专业化的后果。在传播学领域, 如今很多批判学者与主流传播学者一样, 不断对各种西方理论所设定的陈旧命题进行苍白的重复, 已然失去了对动态事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入探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体制已经相对成熟, 小型共同体分享互动日益频繁的条件下, 与实践领域的隔膜并没有带来学者们的焦虑, 而“别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自我认定和相互鼓励反倒是成就了一些盲目自信。

面对新时期的种种历史性课题, 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 也许涉及世界观念、价值体系的基础性领域才是学术创新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或者换句话说, 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目前亟须的恐怕不是更多的专业讨论, 而是如何逃离“以学术为业”这个限定性边界, 重新认识自身社会定位和历史定位的一场新的文化运动。面对大时代历史格局的变化和专业学术体制创造的边界, 重建新闻传播研究的“实践哲学”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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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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