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以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研究内部变革需求为内驱力，又同时受到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外来影响。在其阶段性发展过程中，文学理论的自主—自律论诉求（所谓 “向内转”）、“后学” 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国文论 “失语症” 反思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及命题重构等，无不体现了这种内外交互的双重驱动特征。

关键词：文学理论；本土化；外来影响；双轮驱动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和范式演变，体现出内外双轮驱动的特征。所谓 “内”，就是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变革要求；所谓 “外”，就是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输入和影响。两者的结合赋予新时期文学理论思潮和范式以变革动力，并极大地引领、规范了其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暧昧的 “向内转”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端于1978年前后开始的文艺界“拨乱反正”“为文艺正名”，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一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正名”的核心是否定过去对文艺的“工具论”定位，强调文艺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其他。同时，文艺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和学术自律。长期以来，“工具论”文学理论给文坛造成了深重灾难。文学理论的这种自主一自律论转向——被学界称之为“向内转”，首先当然是扎根于本土语境的，或者说是内力驱动的；但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文论中的自律性话语，大量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著作的翻译引入在此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与多数学者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当时的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思潮并不只是表现为回到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等所谓“本体”，更汇入了新时期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话语型中，后者才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向内转”的深刻哲学和文化内涵。由于在当时中国语境中，人们对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理解带有突出的心理主义、情感主义倾向，于是，以探索文艺活动之心灵—精神奥秘为核心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与各种关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研究，共同成为当时文学理论“向内转”的两翼。换言之，“向内转”不单是转向语言、形式、文体这个“内”，更转向人的心理、精神、情感这个“内”，而后者恰恰是鼓吹内部研究的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所不具备甚至明确反对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轮子只是在当时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才会携手共进，缺少这样的语境，它们不但未见得能成双配对结成联盟，甚至可能相互拆台相背而行（实际上，西方结构主义文论恰恰具有强烈的反人道主义、反主体性的倾向，而新批评则具有突出的反心理主义特征）。通过把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诉求纳入新启蒙和人道主义话语，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诉求就与中国特色的主体性与自由解放（这个所谓“中国特色”，主要指对自由和解放的理解侧重于思想与精神的层面，而不是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诉求内在勾连起来，审美与艺术活动的自由几乎被直接等同于心灵—精神的自由，而心灵—精神的自由即当时多数人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毫不奇怪，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把情感、动机（无论是作家的还是读者的）等心理/主观因素排除在外，严格限制在语言符号层面上谈论文学的所谓“内部”不同，80年代中国文艺学“向内转”思潮的主流不但不把情感、心理等因素与文学的所谓“内部”或“本体”对立起来，而且认定回归情感正是回归文学本身的标志。[1]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看，在“向内转”的口号喊得最响的1985年，我正在北师大攻读文学理论研究生。当时，以我的导师童庆炳教授为核心的北师大文学理论学科，同样深受“向内转”思潮的影响。童先生给我们开设的两门主要课程，就是文艺心理学与文体学（各种形式的形式主义文论），其学术成果则是“心理美学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文体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者侧重心理这个“内”，而后者则侧重文体（语言）这个“内”。

这说明，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向内转”倾向，既受到了西方理论（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的影响，又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语境、动力与内涵，并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从而使得“向内转”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主义命题，而是一个带有极大心理主义色彩的主体论或人道主义文学理论命题。

比如，1985年7月《文汇报》曾发文呼吁“文学研究应以人为研究中心”。文章指出，要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系统，应该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主体作为中心来思考。在这样一个总视野下，文章概括了当时文艺界的四种趋势，其中第一种即“研究重心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可见，“内部规律”在此被纳入了主体性/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思潮，并非那么“纯粹”、单一地专注于语言形式，也没有那么去政治化。这未尝不可以被视作是对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的一次本土化改造。

再比如，在其回顾性文章《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鲁枢元针对一些学者对于“向内转”的命题“内涵不确”的质疑，特别强调“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它“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2]这个描述进一步证明中国语境中的所谓“内”与西方新批评“内部批评”之“内”在含义上的差异，后者作为语言论转向之后出现的文论思潮，其所针对的“外部”本身就包括心理/情感，它所批评的两大“外部批评”恰好就是“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错位现象。

二、中国语境中的“后学”与现代性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本土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思潮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理论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同时兴起/引入，形成驱动文学理论转型的又一对“双轮”，两者共同推动了文学理论以现代性反思为核心的“后学”转向。但需要指出的是，此双轮中的本土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民族主义的刺激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一轮。我这么说的直接证据是：虽然“后现代”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介绍到中国，但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3]第一部引起中国文艺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强烈兴趣的后现代著作，是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4]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还是要到本土寻找。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经济和文化领域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兴起，大众文化及其体现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开始大规模流行。所有这些都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文化和文论问题：如何认识文化、文艺的商品属性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知识分子在日后蒙、市场化、全球化时代何为？

后学思潮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所包含的内容太过庞杂，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得到全面清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特别能够体现“后学”本土化特点的两点。

首先，西方“后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被本土化为反思“五四”以来以“国民性批判”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武器，并伴随着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从解构（西方）现代性的这个中心开始，最终走向“中华性”这个新的中心，从而使得西方后学的去中心、反本质的解构精神半途而废。我曾在《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一文中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思潮称为“呼唤现代化”，把90年代的思想文化思潮称为“反思现代性”。在“呼唤现代化”思潮中，“新启蒙”话语把“现代”与“传统”视作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并将它们的冲突等同于“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冲突。到90年代，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引入，更由于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渐趋紧张、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等原因，“呼唤现代化”思潮大有被“反思现代性”思潮取代之势。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是，中国本土的“后学”思潮始终与民族主义齐头并进，彰显出不同于西方后学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思潮，给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包括整个思想文化界）带来了相当大的振荡。它标志着“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霸权/中国本土”这套新的地缘政治思维和话语方式开始出现在文学批评、文化讨论和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并对以“现代化”为关键词的新启蒙话语形成尖锐挑战。

在《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5]篇对中国后殖民批评颇具开创意义的文章中，作者张颐武特意在标题中把“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并列，醒目地体现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6]尽管“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对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普通百姓而言并不陌生，但此前它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与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基本无缘。更加重要的是，在启蒙主义占据主流的80年代，“第三世界”身份与其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抗西方的认同资源，不如说是中国知识界急于要摆脱的“落后”标志，他们从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历史本身寻找中国之所以沦落为“第三世界”的原因，而没有把这个原因归结于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所乐于谈论的所谓“西方文化霸权”或“不平等世界格局”。此文以及此后出现的一系列中国本土后殖民言说（同时流行的还有“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在把“中国文学”放入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来加以阐释时，试图指出“西方文化霸权”与中国本土知识生产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无疑是对80年代中国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解释模式——把中国与西方文化/文学的问题解释为时间上的“先进”与“落后”问题——的大胆挑战。[7]有些人甚至直接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他者化”，呼唤从“现代性”转向“中华性”；[8]也有人把鲁迅等的“国民性批判”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传教士的观点内化为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尺度，所谓“国民性”不过是一种传教士的话语建构，是一种内化了的“东方主义”。[9]这恐怕是西方的后学话语进入中国后非常重要的一次本土化实践。这次本土化实践同样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一次基于中国本土语境的使用。

其次，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思潮相呼应，“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还包括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对中国现当代文论西方化或所谓“失语”的反思。在张颐武发表于1990年的《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已经包含这样的观点：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科学话语系统正在形成，而“这种全球性的学术话语往往是以压抑和忽略其本土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本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为代价的”。[10]这样，发掘本土的文化资源以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文化批判选择。这个判断实际上已经预先宣告了中国文论的“失语”：中国文学理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民族性。

正式提出“失语”概念并引起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讨论的，是曹顺庆在《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此文的核心关切与问题意识是：21世纪将是中西方文化多元对话的世纪，然而中国文化和文论话语近代以来却已经“全盘西化”，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曹顺庆这样描述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与别人对话！”对话的第一步或对话的前提，是“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曹顺庆以及其他类似学者的问题意识既深受西方后殖民等理论资源的影响，更扎根于中国的本土语境：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深刻卷入与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11]“失语”被认为不是孤立的文学理论现象，而是整个文化现象，文论本土化作为民族文化自主性的组成部分，被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因此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从1990年的“第三世界文学”，到1995年的中国文论“失语”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再到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文论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连贯的思潮。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现在讲“文学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生产”时总要在“文学理论”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以突出其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属性。“中国文论”这个表述中的关键词其实是“中国”而非“文论”。这是一种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中国文论的自主性，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论自主性诉求中，“文论”泛指一般的文学理论，并不特指中国文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与80年代张扬的文论自主性诉求不同，今天的自主性诉求的矛头对外而不对内，具有明确的文化主体性。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自主性诉求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诉求（其核心是建立文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色彩，那么，肇始于90年代中后期、在新世纪/新时代以来得到极大增强的中国文学自主性诉求，则更像一种民族国家的主权诉求，或者说，具有一种再政治化趋势。

这样一种自主性诉求不仅仅出现在文学理论界，它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有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权威和官方的表述。很多阐释“自主知识体系”这个概念的文章总是要把它提到国家强盛、文明复兴的高度。比如有人这样写道“能否拥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切实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关乎国家发展与文明兴衰。中华文明独具特色，……体现着中华民族认识、理解和改造世界的独特智慧，是中华文化知识宝库的珍贵财富。但是到了近代，中华国运多舛、文明凋零，在列强入侵及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自主的知识生产进程非常缓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12] 很明显，作者之所以要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诉求的背景追溯到近现代，并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正是要突出这个命题的文化主体性内涵。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就曾大力张扬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律性，“为文艺正名”“向内转”强调的都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其背景是告别那种把文学和文学理论视作政治奴婢的“工具论”文艺学。从90年代开始，文学和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来了，于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开始讲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相对于市场/商业的自主性。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八九十年代的自主性诉求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自主性的干预或挤压，呼吁文学和文学理论要与政治和经济保持距离，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假如在知识论层面从学理上思考中国文论自主知识建构，分析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错位并克服对西方理论的机械套用，那么这个讨论本来是有价值的。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到菲斯克的能动观众理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理论，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等等）与中国现实之间确实存在严重错位。机械套用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理论分析和诊断中国问题的结果，是既误读了西方理论，也误读了中国现实。换言之，谈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正当性在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确实有异于西方（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同于西方），要想有效地处理这些经验和问题，必须创造出能够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至少在借用西方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分析中国时应该保持警醒。

三、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

随着90年代初大众文化浪潮席卷中国，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两者共同促成了从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热潮。这是又一个值得关注的“双轮驱动”现象。

在援引西方文化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时，中国学界普遍存在一个明显误区，这就是把西方文化批判理论所总结的大众文化的特征，机械套用到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现象上，大谈中国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所谓“虚假满足”）、保守性（所谓“社会水泥”），平面化、商业化、模式化等，而全然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性，特别是大众文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本土语境中发挥的思想启蒙与人性解放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开始系统反思这种现象，[13]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文章，论述了“语境化”概念及语境化之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14]1995年前后，以“人文精神”倡导者为代表的对大众文化的道德与审美批判，无论是在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社会历史语境的把握上，还是在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接受和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没有能够把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大众文化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转型中来把握其历史意义（比如配合新启蒙和思想解放思潮，恢复了之前被压抑的世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拓展了之前高度一体化的文化空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等）。

我通过对邓丽君等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将文化研究本土化、语境化的设想具体化。[15]我强调了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与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历史地、具体地形成的。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中变化着的复杂权力关系做出学理性的分析与负责任的回应。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传播到中国大陆的，这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最初发生，在当时仍受革命文化支配的整个中国大陆引发了文化一心理地震。我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访谈和回忆录，考察了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代表的港台大众文化在内地的传播方式、接受心理和政治文化效应。事实表明，在社会转型中，以邓丽君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其对私人情感和世俗生活的肯定，发挥了批判、启蒙、革命和解放的作用，从而提供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之外的独特的大众文化经验。我们只有回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现场，立足于大量的田野调查，才能发现这种特殊的大众文化经验，并对其社会化功能做出合理的阐释。

四、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对话

由于很多做文化研究的学者具有文艺学的专业背景，他们在做文化研究的同时很自然地会在文化研究与文艺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希望把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引入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并对当代文艺学的一系列既有命题（比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自主性、审美性、政治性等）进行重新阐释。现在回过头去看，文化研究的这种激活学科反思的能力已经在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包括教科书中显示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学科的发展，离开了文化研究的助力是不可想象的。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同样离不开本土语境与西方理论的双轮驱动。我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发表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代表了我把文化研究引入文艺学学科反思的一次集中尝试，也是中国学术界系统反思文艺学学科的早期代表性文章。[16]文章的理论资源显然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文学/文化社会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如布迪厄、福柯、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但其问题意识却扎根于本土，扎根于对本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特别是教材编写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法的反思，扎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新出现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比如视觉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起、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借鉴西方理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已有教材与这些新兴文化、文学艺术现象之间存在的隔阂。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属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一部分。争论的核心是：是否必须坚守文艺学的边界。我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体现了我这方面的初步思考[17]。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被纳入了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这个讨论也是双轮驱动的产物。从本土语境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大众文化的发展、媒介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消费主义的蔓延等新的文化和技术条件，已经导致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界线日趋模糊，这是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性、创新文艺学知识的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理论学科必须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不能死抱着审美和日常生活的二元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排除在文学研究边界之外。与此同时，这个讨论显然也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如波德里亚的相关著作、费瑟斯通的《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韦尔施的《重构美学》等等。

这两篇文章迅速在学界引发争议，“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成为新世纪文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其中引发争议最多的是：文艺学研究是否应该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并扩展自己的研究对象（“扩容”），以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理论研究，会导致“文学自主性自律性”的丧失，甚至倒退到“庸俗社会学”。

针对这一质疑，我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做出了回应。我认为，把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等同起来具有很大的误导性。长期在我国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一个是以泰纳为代表的19世纪实证主义模式，另一个是苏联的反映论模式。相比之下，文化研究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它是在反思和扬弃经济主义、庸俗社会学之缺陷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广泛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扬弃意识/存在、文化/物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僵化的二元对立以后产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文艺社会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这样，受文化研究影响的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是一种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超越了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僵化对立之后的新的文艺社会学范式，它的突出特点就是打通内外，把文本一形式一语言一符号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政治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文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内涵。

结语

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双轮驱动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在一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一样，是一个内力和外力、内因和外因同时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出既带有西方知识影响、又扎根中国本土现实的文学理论知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自主知识体系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封闭环境。引进和吸收西方知识并不会自动、必然导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丧失（或“失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和前提是自主知识自信，即对知识生产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把握。

注释

[1] 陶东风:《80年代文艺学美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2] 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

[3] “后现代/主义”概念早在新时期初就进入了中国。文学界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的是董鼎山。董鼎山在《读书》1980年第12期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向人们介绍了“后现代派”小说。袁可嘉在《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上发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4] 1985年，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京大学开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同名著作，而其大面积流行和影响则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演讲中，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如平面感、深度消失以及大量复制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冲击。90年代初，有三本译著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分别是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岳川、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哈山(即后来通用的“哈桑”)著、刘象愚译的《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年)。几乎同时，《文艺争鸣》杂志、《文艺研究》杂志分别于1992年第5期、1993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笔谈，它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后现代”热的兴起。

[5] 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有人认为该文是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报春花”，而该作者则是中国学界“最早一位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阐释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

[6] 还可以参见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颐武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7] 在后来的一些更加激进的后殖民批评家看来，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弊端(鲁迅们所狠批的“国民性”)造成了中国的“落后”，而是因为中国恰好被迫处在一个不平等世界格局的边缘位置。它们显然受到了阿明的依附理论和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8]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第2期；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文学》，《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

[9] 这方面的代表是刘禾对国民性批判的批判。她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最先发表于陈平原等主编的《文学史》丛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56页)，后收入刘禾著《跨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版；最后又以《国民性理论质疑》为题收入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由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文章主要包括：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张全之:《鲁迅与“东方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话》，《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竹潜民:《评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汪卫东、张鑫:《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概念》，《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期；王学钧:《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刘玉凯:《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由来及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神话》，《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陶东风《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吗？》，《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等等。

[10] 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

[11] 1996年以后，曹顺庆又陆续发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他的论题。

[12] 王爱莲:《守正创新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光明日报》2023年9月21日，第6版。

[13]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反思也是一种自我反思，因为在1990年代初，我也曾在这股潮流的驱动下发表过机械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14] 参见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86—306页；《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文化研究与中国国情》，《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大众文化》，《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网络热词研究应该避免抽象的心理分析和现代性批判》，《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Understanding Our Own "Death by Amusement": The Hijacking of a Western Theory in China, Cultural Politics, 2014 Volume 10, Number 2, pp. 194-205. Duke University Press. 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2000年前)收入拙著《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参见陶东风:《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发生期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接受效应——以邓丽君为个案的考察》，《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邓丽君的四副面孔》，《随笔》2025年第3期。

[16] 这篇文章后来作为“导言”收入我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本教材也被有些学者认定为是新世纪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三部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新教材之一。

[17] 相关文章还可参见拙文《文化研究对于文艺学学科的挑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学报》主编、《文化研究（丛刊）》主编。1985年至199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文艺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研究，其成果曾获教育部第八届、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等称号。

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学批评》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