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再凝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21-04-13 09:47:06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团结  

马俊毅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行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重要因素,其蕴含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及价值,是考察、验证我国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水平、社会团结、民族团结的重要指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为核心建立的具有“立体同心圆”特点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与效能为治理基础的“全体中华民族人民”的新时代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实现了进一步的凝聚与升华,强化了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精神;国家治理;民族团结;社会团结

   基金:国家民委重点课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020-GM-001);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放性课题重大项目“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项目编号:2020GXMGY0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的阶段性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事件,考验着各个国家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是对国家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场大考、演练与展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能力在心上”[1],笔者以为,民族共同体精神是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来中国对于灾害的应对来看,除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与政府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此次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来探讨中国政府、社会、民众的有效行动及团结精神。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精神国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相比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转型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共同体。与中国精神相比,更强调了文化、传统、伦理、价值、各民族和合等族性因素对于共同体精神的作用[2]。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形成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与共同体精神可以互用,只不过“精神上的共同体”有助于以比喻的方式,分析精神的结构、形成基础和复合性,因而更容易阐明:一个民族的共同体精神并不是只限于文化和传统,而是结构性的,还与法律、政治哲学、经济结构、社会治理密切相关[3]。

   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98年洪水、2003年SARS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考验,英雄人物辈出、民族凝聚力得到验证,政府公信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团结、社会团结加强,爱国主义不断提升。这说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神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是血脉相连的整体;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世所瞩目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理想信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与人民内心联结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这与民族伟大的文明、国家长期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治理密切相关,无法偶然天成、一蹴而就。从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内容构成、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研究的是,突发重大事件类似聚焦镜的作用,集中展现着政府、社会、各民族人民之间形成的精神合力,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信任、团结、文化认同、民族关系、国家认同等都将得到检验。其中,民族共同体精神堪比一种强大的国力,更为凸显。例如,戴蒙德(Jared Diamond)关于应对国家危机的12个步骤中,其中“举国共识”“国家认同”“耐心”“核心价值观”等都与共同体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占据了几乎一半的比例[4]。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重大突发事件无论是作为战争、自然灾害、瘟疫,都需要“狭路相逢勇者胜”,要以最坚韧的精神、最紧密的团结、最和谐的集体行动才能应对处置,而任何国家、民族最终只有依靠自身,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紧密团结,才能度过危机。其次,重大突发事件往往猝不及防,在短时间内整个国家社会需要从一种危险混乱的状态中找到秩序,迅速调集大量资源形成共同的正面行动、相互成就的意愿与合力,这种迅速的、自发的团结意愿是否能够形成,取决于长期以来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建设状况,包括国家对于类似事件的处置及高水平的治理,包括政府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不计代价保障民众健康,包括组成共同体的各个部分必须是长期相互承认、包容、认同、连接(而不是偏见、排斥、分化、隔绝)等。再次,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既与来源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素质,也与国家的政治哲学、制度和治理直接相关。最后,能否通过正确的治理来化解危机事件,国家、社会、人民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并取得成功,将永远成为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珍贵记忆,提高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社会信任,在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和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正确的记忆下,民族共同体精神会趋向于积极与正面,实现“再次自觉与升华”,形成国家发展的助力,反之则只会成为“创伤记忆”,对于国家认同和凝聚力形成负面影响,甚至进一步导致国家的“能力递减”。因此,十分有必要就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行动中所体现和验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内涵、价值、经验进行总结与深化。

   二、强大“精神国力”所蕴含的国家建构逻辑及价值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治理验证了基于中国国家建构逻辑的中国道路形成的国家能力,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从具象到抽象,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为什么能”这个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的答案,并揭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基于国家建构逻辑下中国国家能力犹如五大支柱,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大支柱和五个认同共同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屹立不倒。

   (一)中华文明的国家软实力

   首先,中华文明仁爱传统使得中国人具有解围济困、救死扶伤的美德,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义,有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悲壮,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的“仁爱”,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其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有着对于自然、疾病、医学的深厚的知识积累,战胜了上百次的瘟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粹传承,中医以其深刻的医学哲学和医学科学,为战胜此次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树立了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中国人的团体意识、家庭观念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不但得以传承,而且转化为一种社区意识、同伴意识、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这使得他们能够为自身安全、家庭安全、社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做出忍耐与牺牲,体现出中华文化中为他人着想,不自由放任的集体精神和“骨子里深刻的团结”。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与精神资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共建中华,形成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但守护好了自身的健康、家园和祖国的边疆地区,而且充分发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贡献出智慧、人力、物力支援湖北和武汉。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曾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防风险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灾难,中国各个民族都运用自己的传统医学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抗击疫情的经验,使得民间知识、传统医药反而成为特别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过程中,一些西部边疆省区,如贵州、甘肃、宁夏发挥地方特色,充分结合中医、地方知识,取得了很高的治愈率。这说明,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民族多文化,集多元为一体的优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重要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构逻辑与国家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国家建构成功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就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5]。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抗疫行动始终处于党中央的统一、协调、高效、全局的行动指挥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6]。党员在各级行政机关、街道、居委会、企事业单位中被调动起来。组成了全民抗疫的重要力量。著名的抗疫专家张文宏“党员先上”[7]的一句话传遍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感召。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

   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逻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改造,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四大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西气东送”“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都体现出中国绝不会像西方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形成社会的严重分化与隔绝,而是始终保持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逻辑,坚持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和相互认同的“语言”,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始终是中国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这次抗疫行动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无论贫富阶层,无论民族、长幼,所有病人都能得到免费检测与治疗;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在战略性资源的调配与国家大型行动方面,体现了“集中能力办大事”的效率与执行力;第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对口支援行动再次发挥强大力量。

   (五)现代法治国家和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能力

现代国家是理性、历史情感、文化认同结合的产物。理性体现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除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还要实现人人平等、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使得人们对共同体具有信赖感、归属感;如果在不平等的竞争中,人与人之间不是信守公正,而是以其他不公平的方式来获取资源,就无法建立互相信任、情同手足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需要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以契约建立的平等的共同体,并且努力实现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法治基础,表现为通过现代法治、协商、民主集中制度实现共同体的现代化治理。而持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倡廉,树立宪法权威、依法治国,使得社会呈现出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良治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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