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五四”辩证:传统的颠覆与赓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5: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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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进入专栏)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内涵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因此对“五四”的评价和“消费”,也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一提到“五四”,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民主”,历来很多人就用“民主”来定位“五四”。但这个“民主”的学生运动,起因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而且迅速扩大为以工运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对“五四”观察的重点,有时又落在“政治”上面,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落潮时,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见当初“五四”的先驱者对于“五四”性质的理解也有分歧,侧重“问题”者,如胡适,看重的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侧重“主义”者,如李大钊,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革命。立足点不同,现实需求不同,对“五四”的评价与“消费”也就有种种不同。

   尽管100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种,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四”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四”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的“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启蒙”任务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此后二十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当时社会上涌动两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同,但在否定“五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追溯到“五四”。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左”的、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这里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之关系。

   回顾一百年来对于“五四”的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偏颇。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 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客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性。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

   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设想再过二百年,三百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 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为什么 ? 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但他说的这个“局”,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局”,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鸦片战争之后的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像“五四”这样感时忧国的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并形成“气候”。“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及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像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激进。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二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当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可以看作是第五次。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1919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档期”。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实“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档期”。“五四”刚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档期”。“五四”发生在1919 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动恐怕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空档”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四”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

   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在于“五四”与“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与“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怎么弄到一块?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学界某些类似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1988 年美国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中,林毓生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不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虽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不久前我就“五四”一百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这样的观点:《新青年》是激进的,“五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

   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统的,他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但这些言论只是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

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古籍整理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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