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我在《书香五院》一文已有介绍，这里所说几个人物，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和五院都是有些干系的，所以就凑成一篇，叫做《五院人物》。

陈贻焮

陈贻焮先生没有教授的架子，胖墩墩的身材，很随意的夹克衫，鸭舌帽，有时戴一副茶镜，一位很普通的老人模样，如北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的。不过和先生接触，会感觉到他的心性真淳，一口带湖南口音的北京话，频频和人招呼时的那种爽朗和诙谐，瞬间拉近和你的距离。先生有点名士派，我行我素，落落大方，见不到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拘谨。谢冕教授回忆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必定是又作了一首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了。一般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颇有《世说新语》中的所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也有同感。八十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住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墙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小”的，反而觉得亲切。陈先生擅长作诗填词，在诗词界颇有名气。有一年他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写下多首七律，很工整地抄在一个宣纸小本子上，到了镜春园，就从兜里掏出来让我分享。还不止一次说他的诗就要出版了，一定会送我一册。我很感谢。知道先生喜好吟诗，这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有名的，就请先生吟诵。先生没有推辞，马上就摇头晃脑，用带着湖南乡音的古调大声吟诵起来。我也模仿陈先生，用我的客家话（可能是带有点古音的）吟唱一遍，先生连连称赞说“是这个味”。后来每到镜春园，他都要“逗”我吟唱，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吟唱，要找个伴，他好“发挥发挥”就是了。我妻子也是听众，很感慨地说，陈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陈贻焮先生不做作，常常就像孩子一样真实，有时那种真实会让人震撼。据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回忆，“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干校学员几十人，乘汽车顺着围湖造田的堤坝外出参加教改实习，明知路滑非常危险，却谁都不敢阻拦外出，怕被带上“活命哲学”的罪名。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还有一件事，也是说明陈先生的坦诚与真实。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要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主要描述她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大概她是懂得先生一些心事的。当葛晓音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感慨：“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王维诗选》、《唐诗论丛》、《孟浩然诗选》、《杜甫评传》、《论诗杂著》，等等。尤其是《杜甫评传》，按照古典文学家傅璇综先生的说法，就是冲破了宋以来诸多杜诗注家的包围圈，脱去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独辟一家之言。我对杜甫没有研究，拜读陈著时，只是佩服其对材料的繁富征引，又不致于淹没观点，特别是对杜诗作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讲解，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的。在我和陈先生接触中，没有聆教过杜甫的问题。（他反而喜欢和我谈些郭沫若、徐志摩等等）但有时我会想：先生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做？是否如他的弟子所言心里有很深的积郁？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写出一本象样的甚至能流传下去的书，多不容易呀。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信心，但付出确实太多了。来镜春园82号聊天喝茶，在他的兴致中也隐约能感到一丝感伤。我知道先生正是在82号东厢这个书房里，花了多年的心血，写出《杜甫评传》，大书成就，而一只眼睛也瞎了。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

我在镜春园住时，经常看到陈贻焮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偶尔他会停下来看孩子们游戏，很认真地和孩子交谈。先生毕竟豁达洒脱，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万万没有想到，2000年他从美国游历归来，竟然患了脑瘤。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受的苦可想而知。他再也没有力气来镜春园82号喝茶谈诗了。病重之时，我多次到朗润园寓所去看望。他说话已经很艰难，可是还从枕头边上抽出一根箫来给我看，轻轻地抚摸着。他原来是喜欢这种乐器的，吹得也不错，可惜，现在只能抚摸一下了。我想先生过去之时，一定也是带着他的箫去的吧。

吴组缃

吴组缃教授的小说写得很好。美国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用笔非常吝啬，可是给了吴组缃教授专章的论述，认为其作品观察敏锐，简洁清晰。1978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夏的评论，很新奇，就找吴先生的作品来看，果然功力深厚，笔法老辣，很是佩服。一次在王瑶先生家里聆教，王说吴组缃不但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眼光独具，比如吴先生对茅盾《春蚕》的评价，认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虽然结论可以讨论，但其评论完全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令人信服。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我开始注意吴先生后，在王瑶先生家里也有过一两次照面，印象中的吴先生是很傲气的，我听着他们说话，自然也不敢插嘴。倒是听过先生的一次课，是讲《红楼梦》的，在西门化学楼教室。来听课的人很多，坐不下，过道都挤满了，有人有意见，希望外来“蹭课”的把位子让一让，吴先生说没有必要，北大的传统就是容许自由听课。吴先生几乎不看稿子（只有一片纸），也没有什么理论架构，可是分析红楼人物头头是道，新意叠出。我们都概叹：小说家讲小说又是另外一道风景！

真正与吴组缃教授有正面接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那是1987年春，在五院二楼总支会议室，除了导师王瑶先生，参与答辩的有吕德申、钱中文、樊骏和吴组缃等先生，都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家。王瑶先生叼着烟斗，三言两语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接着我就做研究陈述，说明是如何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一选题的。不料还没有等进入下一程序，吴组缃教授就发言了。大意是作家写作不会考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论文写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很大。吴先生就是这样不给“面子”。我一下子“傻了”：这等于是当头一炮，把题目都给否了嘛。我非常泄气。王瑶先生作为导师，自然要“辩护”几句，我都没有听进去，晕头晕脑出去等消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进去等待判决。想不到论文居然通过了，还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听说，吴先生表示他其实并没有细看我的论文，不过临时翻了翻，听了诸位的介绍，觉得还是可以的，又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就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不过事后想想，吴先生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思潮、理论，必须切合创作实际，否则可能就是无聊的理论“滚动”，“意思”的确不大。多少年后，我都记着答辩的那一身“冷汗”，让我学到许多东西。

林庚

林庚先生住在燕南园，老式平房，外观优雅，可是内里很阴暗，客厅里永远是那几个旧式书架，一张八仙桌，还有一个沙发，茶几上总是堆着他外孙的复习资料之类，一切都那样简朴。每次去看先生，总担心天花板上那快石灰块就要掉下来，建议找修建处来修一修。可是林先生说打从他搬来后不久就是这样了，劝我不必担心。我想办法找些让老人高兴的话来说。比如，看到街边小摊有卖他《中国文学简史》盗版的。我知道先生不爱钱，这消息倒是说明他的书至今影响大，甚至能进入平常百姓家。先生果然有些兴奋，便说起五十多年前他在厦门等地一边教课一遍写书的情景。有时发现先生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和文学不搭界的话题。我不止一次听他讲到年轻时在清华学过物理，还听他讲观看足球或篮球国际比赛的“心得”（可惜我不通此道）。先生是诗人，有些仙风道骨似的，对功名利禄很超然，也很低调，与世无争，反而健康长寿，返老还童。早些年每到春天，天空晴朗而又有一点风时，还能看见这位八、九十岁的老者，在五院门口的草坪放风筝呢。

2000年，林庚先生要过90大寿了。北大中文系历来能上90岁的好像不多，他就是我们系的老寿星了。系里想给老人搞一场比较象样的祝寿活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说这是需要“动员”的。我和教研室一些老师便到燕南园去，先生不是很乐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祝寿会在勺园，开得很成功，来了近200多人，真是群贤毕至，学校的书记闵维方等领导也到场了。我们向学校介绍说林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学，当年林先生在文坛的名气比季先生还大，领导就很重视。与会者大都是文坛与学界的耆宿，合影时连袁行霈教授这样的名人（他可称得上是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了），都“不敢”坐到第一排，可见规格之高。记得我在会上代表中文系发言，称先生“由诗人而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所达到的具有典范性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北大中文系为拥有这样出色的学者而自豪。”我还说先生诞生的1910年，正好是北大中文系正式建立的一年，先生是专门为着北大中文系而生的，中文系感谢林先生几十年辛劳和智慧所建树的卓越的业绩。那一天先生气色极好，还吃了蛋糕。

再有一次，是诗人兼企业家黄怒波先生捐款，促成北大诗歌中心成立，大家希望能邀请林庚先生出任中心主任。但先生多少年都是“无官一身轻”的，他能答应当这个主任吗？不是很有把握。那天我和谢冕、孙玉石、张鸣等几位老师一起，专门到林庚先生府上拜谒，向先生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先生说这件事“有意义”，很痛快就答应担中心主任。诗歌中心成立后，扎扎实实做了许多事情，活跃了当代诗坛创作与评论，原因之一便是有林庚先生这颗“大树”。

先生是2006年10月4日傍晚过世的。我接到他家人电话马上赶到燕南园。先生已经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家人说他晚饭前还和人说话，感谢多年照顾他生活的小保姆，一下子就走了，那样平静。我看看先生，感觉他只是睡着了，甚至不相信这是一种不幸：诗人是很潇洒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季镇淮

季镇淮这个大名，我上中学时就接触过，那是读那本北大版《中国文学史》留下的一点印象。到我上研究生时，对季先生就格外注意，因为听说他曾和导师王瑶教授同学过，都出自朱自清先生的门下。按辈分总觉得我们算是朱自清先生的“徒孙”，那么季教授就是我们的“师伯”了。1978年季先生还给本科生上过古代文学史必修课，稍后又开设“近代文学研究”专题研究，比较冷僻，据说选课者也不多。很可惜，我一直没有去听过季先生的课。我在五院或是去五院的路上常见到季先生，他满头白发，老是一套蓝色中山装，提着一个布兜书袋，动作有些迟缓，身板子却还硬朗。偶尔也到我们研究生住宿的29楼来过，大概是有事找他的学生吧。我见到季先生不好打搅，只是点点头表示尊敬，然后又会想象当年他和王瑶先生俩人共选朱自清先生一门课的传奇。

后来季先生接替杨晦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那时我已经留校任教了。季先生这个主任当得非常超脱，很少过问系里的事情，连开会也不太见得到他老人家，等于是“甩手掌柜”。也是一种风格吧。我只去过季先生家里一次，在朗韵园，冬天，那时先生身体已经不好，家里有些寒意，他躺在椅子上烤电炉。记得是谁托我给季先生转交一样礼品。我顺便向先生请教了一些关于晚清学界的问题。先生说“材料很重要，是做学问的基础”，让我记住了。我与季镇淮先生很少接触，但有一事印象极深，终身难忘。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要毕业了，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论文答辩。同学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先生指导的学生。此君住在我宿舍隔壁，文才出众，读书极多，有点“名士派”味道，我们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聊天，许多问题都向他请教。季先生与他这位学生的关系也挺融洽的。可是这位同学的“南社研究”准备得比较仓促，大概也单薄一些吧，季先生很不满意，时间不够了，那时没有延期答辩一说，怎么办？要是现在，可能凑乎过去算了。可是季先生不想凑乎，又必须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请中国社科院的杨某做答辩委员。杨某专攻近代史，对南社很有研究，但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说不能参与答辩的。大概季先生认为懂“南社”的行家难找，而随便找一位专家又怕提不出具体意见，就亲自到学校研究生处询问，看能否破格让杨某参与答辩。研究生处回答说：您认为可以就可以了。答辩时杨某果然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并投了反对票，结果差2票论文没有通过。事后那位同学有些委屈，说杨某反对也就罢了，为何导师也是反对票？我实在也有些同情。此事在同学中引起了震动。

多年后，我看到黄修己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事，说事后有人提及这次否决性的答辩，季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的。有意思的是，杨某也是季先生的学生，1955年上海地区一千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季先生负责招生，从中挑选了十人，就有杨某。对杨某来说，季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师请来答辩，却又投恩师学生的反对票。而季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师生关系不错，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就放宽论文答辩评介的尺码。1981年我们那一届中文系研究生（6个专业）19人答辩，居然有3人没有通过，确实非常严格。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在秉承学术尊严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顺便说，我那位没有拿到学位的同学，也尊重这种严格的学术裁决，并不自暴自弃，后来到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兢兢业业，终成正果，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