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明代士大夫的法律修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2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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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  

   摘要

   明代士大夫特别是官员都很重视学习法律。从他们给皇帝的奏议以及私人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法学知识比较全面,对一些法律适用问题不乏深刻见解,对特权、酷刑以及司法腐败等弊端也有激烈的批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明代;士大夫;法律修养;法学造诣;法律精神

  

   一引言

   本文拟以《明经世文编》等资料中收集的明人撰写的奏议、文章为主要材料,考察明代士大夫(包括官员)的法律修养。首先需要说明的,一是关于研究范围。按照一般理解,法律修养包括知识和价值两个方面,知识主要指对法律体系、概念、逻辑等的理解和掌握,价值主要指对法律的信仰、尊敬和信守。本文称之为法学造诣和法律精神,考察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二是关于研究材料。相比《读律琐言》等律学著作,明人文章(许多都是奏议)涉及的法律问题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而且每篇文章基本只谈论一个问题,更加深入。与律学著作的鸿篇巨制相比,这些文章确实可以比喻为匕首投枪,从中更可以看出明代士大夫和官员的律学水平,特别是在律意的准确理解方面。同时,有些文章是私下写作,或者秘密上奏,因而所谈较为直率,揭示了许多公开情境下不方便说的真相,暴露了法律制度的弊端。从一些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在当时司法实践中,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司法腐败、皇权干预司法等弊病之外,也存在较多因为司法官员个人素质限制,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这是律学著作中很少谈到的,律学著作一般都是从正面阐述,较少谈及实际适用情况。此外,这些文章也揭示了许多司法方面的细节和内情,可以增加我们对明代立法史和司法史的认识。

  

   二明代士大夫的法学造诣: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律学,曾规定大小官员讲读律令。士大夫和官员多重视法律,在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方面,发表了较为丰富而有见地的论述。以下以人物生年先后为序进行考察。

   王恕

   明代中期名臣王恕(1416~1508)是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曾任大理评事、大理寺副卿、刑部侍郎、右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要职。在四十多年仕宦生涯中,王恕始终刚正清廉,直言无忌,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期间,“疏凡二十上,直声动天下”;在南京兵部尚书期间,“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在吏部尚书期间,不仅一如既往秉公直言,还提携重用何乔新、彭韶、刘大夏等年轻官员,后皆为一时名臣。在司法上,王恕也有不错的表现。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尝条刑罚不中者六事,皆议行之”;出任扬州知府期间,屡辨疑狱;在南京兵部尚书期间,为林俊下狱鸣不平。最突出的则是在吏部尚书期间,为被判死刑的刘概仗义执言。

   刘概是山东济宁人,成化十二年进士,时任寿州知州。受中书舍人吉人之狱牵连,依造妖言者律斩,秋后处决。王恕认为如此定罪有悖大明律,“不能无疑焉”。根据法司指控,刘概的犯罪事实主要是他为奉承巴结汤鼐,捏写了一册梦书,内称:“别后时梦中曾见,一夕梦一老人骑牛背上,行陌于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谢而去,因思人骑牛背,俨然朱字,正我朝之姓氏,岂非天生豪杰欲赖之引君当道也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晓,或者公自台中首先抗疏为弹之第一等耶,请试思之如何。”

   但王恕认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谶纬、妖书、妖言”均有明确含义:“谶纬如亡秦者胡之谶,及赤伏符等及诸经之纬书,盖谶纬之书,即妖书;谶纬之言,即妖言,以其说未来之兴亡,能惑众乱民,坏国家之事,故禁之严,使之不敢犯也。”据此,刘的言行难认定为妖言:“刘概书词,因为狂妄,不能无罪,其梦有无,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过因见汤鼐节次建言指陈得失,不计利害,以为天生豪杰以道事陛下也,是乃与人为善之意,别无惑众乱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论以死罪,臣窃以为过矣。设有造如亡秦者胡也之类之言,惑众乱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刘概以妖言死罪”,并无充分法律依据,影响也不好,“不无有累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后世不为之痛惜,恐不可得也”。

   借助王恕的仗义执言,刘概得以暂缓发落。不久热审,经刑部尚书何乔新奏请,奉旨减死,戍海州。这个案子有这样的结果,与王恕的坚持是不可分的。王恕的上书也提到其他理由,但主要的还是从《大明律》规定出发,因而很有说服力,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其意见。

   马文升

   与王恕齐名的马文升(1426~1510)是景泰二年(1451)进士,曾巡抚山西、湖广,三至辽东,“军民闻其来皆鼓舞”;为兵部尚书三十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迁吏部尚书时年已八十,“遇事侃侃不少衰”。马文升主要贡献在军事和政治上,史书评价他“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

   《明史》本传中没有提到他在司法方面有什么作为,但其实他也发表过卓越见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曾批评问刑官员“律条多不熟读,而律意亦未讲明”,并提出多项改进措施。文中,他特意举了《大明律》中一些容易误解的条款,指出其中的关键所在:“如强盗窝主,重在造意,若窝藏强盗而不造意,亦难问拟斩罪。又如官吏怀挟私雠,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怀挟私雠;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难勘致死,亦止可问拟因公殴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杀、斗殴杀人,若两人相争,互相殴打,殴死一人,则名斗殴杀人;一人未曾动手,一人于彼致命去处,有意致死,则名故杀。”接着指出实践中“此等律意,人多忽略”,以致出现许多错案,如“有将强盗窝主未曾造意同谋,止是分赃,及官吏因公事殴人至死,本无私雠,故勘情由而俱问斩罪者,有本系斗殴而问拟故杀斩罪者,有本系故杀而却拟斗殴杀人绞罪者,甚至谋杀故杀,无尸检验,而问拟斩罪,辄取情真,罪当奏请处决者,或本因与人妻妾通奸,其夫别项身死,而问拟本妇,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凌迟处死,奸夫斩罪者,其它以非为是、以重作轻者非一”。这些分析很能看出作者的律学水平。

   何乔新

   与马文升年龄相仿的何乔新(1427~1502)是景泰五年(1454)进士,曾任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学识优长,刑名练达。《明史》本传专门述及其在司法上的贡献,“虑刑狱失平,条上律文当更议者数事”。他曾专门谈及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不当问题,颇多真知灼见。比如《大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告子孙及子孙之妇不孝,绞,但诬告不坐。实践中一些官员“不问虚实即坐重罪”,这明显违背律意,“亲告即坐,何以有诬告子孙之律乎?”又如《大明律》规定,官司决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征埋葬银十两;因公殴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征埋葬银十两。但实践中“俱作酷刑官员起送吏部奏请降调”。又如《大明律》规定,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征埋葬银十两。实践中,一些老百姓“因忿争小故致令自尽”,远远说不上“威逼”,但“俱以威逼致死”论罪。何乔新并一一提出改进建议,除祖父母、父母告子孙不孝“事干伦常再议”外,均获皇帝批准。

   屠勋

   屠勋(1446~1516)是成化五年(1469)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少卿、副都御史、刑部尚书,是当时的法律专家,“有疑狱或事关权贵,尚书辄以属勋,剖决无滞”。当时因《大明律》条款有限,“律之所载有限,人之所犯无穷”,一些案子均“比附”办理,但实践中“多有不究情实比附过当”者,屠勋一一分析其失当之处并提出改进意见。比如,“奸义子妻”原先比照“奸缌麻以上亲之妻”,最多杖一百,徒三年,“以其终与亲子有间也”。但实践中“比照奸子之妇处斩”,“与奸子妻无异”。这明显不符合法理,“若奸义子妻可斩,则奸亲子妻更将何法以治之”。屠勋批评说“此其不合律条之大者也”。又如,“官吏给由”,《大明律》规定“公私过名隐漏不报者,以所隐之罪坐之,止坐其罪,不该罢职役不叙”,“以其无他规避故也”。但是,“若有增减日月、更换地方、改换出身,隐蔽过名者,杖一百,罢职役不叙,以其有所规避也”。但实践中一概罢职不叙,这明显情罪失当,所谓“情有故误,法有轻重”。又如,《大明律》规定,文武官吏听许财物但未接受的,不在除名刺字之列,而实践中,在外衙门遇有此等人犯,一概“以行止有亏,发遣为民”,这就与已接受者无异,虽然用意在禁贪,但不符合律意。此外,屠勋也提出与何乔新类似意见,即监临官因公殴人致死,初无罢职之条,今均“比照酷刑事例为民”,军职有犯亦照民职酷刑革职,是皆“不究律意,而以苛刻为能”。

   刘玉

   弘治九年(1496)进士刘玉,曾任刑部侍郎,史称其“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论著”。他所撰《申明律意疏》一文很有见地。当时司法实践中,有两个伙同他人打劫父亲和哥哥的案子,存在用棍殴打、尖刀抵项等情节,法司根据《大明律》有关“同居卑幼将引他人盗己家财物”的规定,均判决减强盗一等,杖一百徒三千里。刘玉认为这一判决错误理解了《大明律》,所谓“将引者谓窃盗则藏踪隐迹,密窃而行,所以用将引也。曰免刺者,则专指窃盗而言也。曰亦依强盗论者,谓窃盗有杀伤,亦依强盗坐罪也”。大理寺据此驳回,责令再审。

   敖英

   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敖英,曾任南京刑部主事,陕西、河南提学副使,江西右布政使等官。“工诗,兴幽思远,尽绝蹊径”,对法律也素有研修。曾从情法角度分析明律,认为“情与法并行,而不悖者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统,而社稷灵长终必赖之”。此话不无溢美,但在随后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他对明律确有钻研:“如十恶不原,法也;八议末减,情也。干名犯义者,法也;得兼容隐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犹追赃证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减者,情也。有从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义之尽也;凡情之所在,而必体悉之者,仁之至也。”敖英还提出,用刑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包括时、节、人),审慎确定,不可轻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士大夫和官员除了探讨现行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即现代所谓法律解释学问题以外,还对法律制度的改进提出意见,即所谓法律政策学问题。比如录囚是否包括强盗罪问题,马文升持反对意见。主要理由,首先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大明律》,“凡强盗得财,不分首从,皆斩”。此类罪犯均“该决不待时”,“所以禁暴去恶,惩奸止乱,而辅治者也”。其次录囚本就不包括强盗重罪。天顺三年(1459),根据英宗皇帝旨意(“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应决重囚,三法司奏请,会多官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定例,钦此。”)确立的录囚制度,限于“秋后处决重囚”,“强盗重囚不在其内”。“强盗既该决不待时,又何监至秋后处决?”再次,不符合法理。“情犯有轻重,故行刑有迟速,今常若此,则自此终无决不待时之强盗矣。是强盗与斗殴杀人者为无异矣。”“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建议恢复旧制。又如关于抑勒妻妾及乞养女与人通奸问题。按照《大明律》规定,此类犯罪“本夫、义父不坐,并离异归宗;其抑勒子孙之妇与人通奸者,罪亦如之”。现实中有一些“妻妾及乞养女,并子孙之妇”坚执不从,但被逼打不过,具告法司。官员们见“不曾成奸,律不该载”,止坐不应杖罪,仍令妇人随住。马文升认为,如此处理对妇女极为不利,有推卸责任之嫌:“此等妇人,思系良家,不肯从伊为娼,志节贞洁,诚为可嘉,今既告到官,意脱免污辱,若未曾成奸,仍令随住,彼不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从,辄加棰楚,以此妇女则强不屈者,必至死地,柔善软弱者,终被污辱,实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建议请三法司计议,今后“虽未成奸”,但只要“取供明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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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史评论》2020年01卷(总第14卷),第1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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