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2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2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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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还有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同时也讨论了知识考古学和哲学元语言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哲学/分类学/知识考古学/元语言

  

   一、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

   (一)书架的隐喻

   书店的分类学接近图书馆,但另有书店的考虑和理由。在有的美国书店,与英美哲学风格大异的法国哲学著作都被安置在文学批评或艺术理论的书架上;在一些英国书店,只有后现代风格的法国哲学才被归到文学批评或艺术理论;法国和德国书店更接近图书馆,无论何种风格的欧洲英美哲学著作都在哲学书架上。但在以上这些书店里,中国哲学基本上只能到亚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书架上去找。书店的分类学不是错误,书店最清楚读者的阅读倾向。法国哲学的读者更多是关心艺术的人,所以归入文化批判或艺术理论,而中国思想的西方读者更多预期看到的是文化特色而不是理论,所以归入文化研究或亚洲研究。

   中国哲学因其命名而成疑问。除了逻辑上的知识分类理由,福柯发现分类学还附带政治或权力的理由。假如按照世界哲学联合会的分类学,就会有各地哲学,比如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或阿拉伯哲学等,这种标签提示的只是产地。产地无关紧要,成为争议的是,就理论性质而言,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属于哲学。2001年曾有过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论。①但“合法性”的提问本身就非常可疑,容易把学术引向学术政治而陷于“谁的合法性”的莫须有申辩而自取其辱。哲学的本意就蕴含思想自由,提出某种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本身就不合法,是个伪问题。思想或知识的分类学才是一个有效问题,按照功能,通常分类为哲学、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但功能分类并不意味价值高下。

   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意义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哲学本身的反思。自百余年前引入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有了参照系,因此自命名为中国哲学。中国固有跨文化传统,然而西方哲学如此强劲,以至于未能“化入”而只是“移入”到中国思想空间中而形成内部对峙。中西哲学并不经常发生争论而处于互相隔离的消极状态,可是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或共同问题吗?这个问题直达哲学本身:是什么使一种思想成为哲学,或者说,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的语言?就哲学的无限可能性而言,哲学的唯一主权者只能是理性思维本身,不可能受限于某种文化或某种语言,但其中仍然存在若干需要分析的疑问。

   (二)解释学与特殊化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这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任何思想就其本身而言,都以人的一般身份去思想,而思想对象也被假定为人所共有的普遍问题。因此前现代的人不会专门为本地而思想,各地思想代表的都是一般概念的人,而不是某地之人,所有地方都被视为同样的世界。切斯特顿有个例子:从未去过他乡的廷布图人(非洲马里的古城)却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视廷布图为宇宙,呼吸的不是地区空气而是世界之风”。(切斯特顿,第26页)同样,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哲学是普遍的,先秦人也相信其思想是天经地义。所有特殊标签都是现代的粘贴,其根源或可追溯至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自我定位为普世教,于是所有“异教”文化就被定义为地方性的。

   既然思想在本源状态上以普遍思想去思考普遍问题,本源思维也就是无立场的,因为任何立场的视野都小于普遍性而不足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不可能是一个走向既定终点的必然计划,如果一切只有必然性,知识就成为整个精神世界,既没有哲学也没有诗,无可思想就不需要思想了。思想的对象是所有可能性,因此思想的本性趋于无穷开放而容纳无穷变量,即黑格尔痛恨的“潜无穷”。也许宇宙是一个“实无穷”存在,但那是科学问题。对于哲学来说,思想大于宇宙,思想向思想的一切可能性敞开,或者说,思想是由无穷可能性构成的,思想平等地对待一切可能性,所以是无立场的。以思想为思想对象是哲学,所以哲学是形而上的反思;以思想之外的事情为思想对象是历史或社会科学,因此是经验知识。生活是文化的,纯粹思想却是反文化的,哲学、逻辑和数学都是反文化的。就思想的无立场而言,怀疑论可能是纯度最高的哲学。

   文化、情感或境遇都形成特殊化的有我之思。思想的特殊化意味着思想离开无差别的普遍本源而客居某处,为了在某处安居就必须化客居为定居,一旦思想成为特定文化的定居者,也就成为思想的客居者。当哲学被限定为希腊哲学、中国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视域,就都意味着哲学离开普遍本源的客居,无论定居于何种文化或何种语言,都是思想的他乡。海德格尔相信哲学只在希腊语或德语中,这个想象却事与愿违地证明了远离思想本源。哲学可以客居于任何一种文化或语言,但没有一种文化或语言能够占有哲学,哲学不是黄金、石油或土地,任何哲学的特殊占有论都意味着思想的背井离乡。在不同程度离开本源的情况下,哲学确实总是怀乡,但哲学之乡是超越任何文化的全视域的高维时空。

   本源性的思想必以一目了然的语言提出一目了然的普遍问题,因此具有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兼备此三种性质的问题都是本源性的。哪些问题符合此三种性质而构成本源问题,需要通过“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来确定,大概应该是人类只要行为或只要思想就必然遭遇的问题,这样才足够基本。我在有限的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中,试图推断至少有两个满足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要求的本源问题:一个是否定词。否定词是对可能性的开荒,或者说,否定词发明了可能性,因此“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另一个是“共在”。对于任何可能的存在,共在先于存在,所以共在是任何一个世界之所以可能的初始状态。(参见赵汀阳,2017年,第53-62页;2013年,第235页)显然还有更多的本源问题有待发现,在此不论,但肯定都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简单”问题。至于自由、真理、意义、伦理或政治,这些问题特别重大,却不是本源问题,而是人类建立了制度化秩序和知识化解释之后才形成的复杂问题,即制度和知识所生成的问题,而本源问题却是先于知识的或前解释学的问题。

   对传统、文本和意义的不断解释构成了一种语言和文化自我求证和自我强化的过程。通过解释学的运用,语言或文化在意义再生产中形成特殊化,从而排斥系统外的证明而形成自证效果。可是,特殊性无法占有普遍性,不懂中文或德文仍然可在别的语言中思考哲学问题。一种语言也许没有能力完全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秘密,所谓翻译难题,但每种语言距离思想本源是等距的,各自发现了相同或不同的哲学问题。英语、法语或德语所发现的哲学问题就不完全一致,但都具有哲学性。德语哲学更多地讨论了超验问题,英语哲学更多讨论了经验问题,法语哲学更多讨论了连通超验和经验的能指问题。据说中文更多讨论了人生问题,这个自我定位似乎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自我想象的“比较优势”,然而中国思想对人生的看法未见得更为高明,仁者见仁而已。中国思想的真正长项可能在被相对忽视的别处,比如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文本解释学,或曰经学,本是文化内部的一种经典学问,但如果扩大化为解释整体文化以及理解任何问题的一般广谱方法,就会导致文化自限性。文化当然需要自我解释,在自我解释中的意义繁殖使文本生成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背负着不断复制的情感、规范和偏好,其复制性形成了自证性的效果,文本和解释的互相承重加固了一个特殊化的意义世界。但自我解释的过度应用会形成限制丰富性的自闭性,无论解释多么丰富,终究被约束在基于经典文本的意义世界里而与真实世界拉开了距离,经典文本变成了思想的界限,取代了本源问题而成为一切思想的来源和根据。这是文本对思想的篡权,当真实问题替换为文本问题,生活空间换位为文本空间,思想就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度和创造性。

   本来,经典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思想更接近本源问题,但解释学或经学忽视了一个事实:经典文本纵然伟大,但文本却不是真实问题本身而是替身。本源问题不可分离地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占有一切时间而始终在场,与现实一体而在。这个事实意味着,解释学或经学在思想中不具有本体地位。作为学问,解释学或经学是文化传承和生产意义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不能被扩大化应用,甚至变成知识生产的唯一方式,那样就变成对思想的限制。解释学或经学因具有无穷复制性和自身强化能力,因此常用于强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学术政治。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把自身重复误认为自我确证,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甚至可能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基础。经典是思想的榜样,却不是思想的界限。

   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或经学化,在中国传统中有着更突出的表现。西方也有强大的解释学传统,但科学和逻辑思想更为强大,因而科学和逻辑占有了学术思想的本体地位。中国传统中不存在比解释学或经学更强大的力量,于是发生了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宋明理学反对汉儒的自闭性经学传统,却另外发展了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或主观经学,虽有新解,却无能力超越经典的界限,也未超越解释学的思维方式。只要缺乏在思想力量上强过解释学的思维方式,比如科学或逻辑,就不可能超越解释学。事实是,自汉代以来中国知识生产的主要方法论是解释学,于是中国思想在整体效果上变成了解释学。这个特色传统甚至可追溯至孔子的“述而不作”,尽管孔子自己的思想是创造性的。整个文化解释学化的积极效果是,传统得以无穷复制而永不断裂,其负面效果是,除了古代经典,再也难以产生新经典,思想因此走向贫乏。尽管并非完全没有新经典,但总的趋势是新经典越来越少。缺乏新经典意味着文化的老化,或许在复制中有幸无限期存活,但也是无限期的暮年状态。虽然当代问题时而触发“少年中国”的活力,但总体上是解释学传统排斥了或漠视思想创作。

   经典提出的问题都曾经是前沿问题,都具有那个时代的当代性,但只有被当代问题重新激活才具有这个时代的当代性。只有此时的当代性能够激活那时的当代性,才能证明经典问题的在场性或值得在场。然而并非所有经典问题都永远有效,部分仅限于“那时现实”的特殊问题已经失效,转化为史学的对象而不再是哲学问题。

   (三)语言的诱惑或身体的诱惑

   思想本源既然是普遍的,就不会拒绝任何一种语言。每种语言都直达真实,因此都能看见普遍问题。但因其路径不同,每种语言的文学方式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因其特殊性而形成排他性。人不可能占有普遍性,因此试图占有特殊性,并以特殊性去宣称特权。

   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普遍有效的问题和理论,比如关于理性、知识、真理、自由和公正的研究。但也有一些问题只在西方语言的地方知识中特殊有效,我愿意举出“存在”(Being)这个最有西方性的问题。“存在”不是本源问题,而是语言的想象。这个分析哲学式的判断令人反感,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必须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可能答案选项,假如只有唯一选项就不构成问题,而是伪装为问题的事实陈述。例如“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就是伪装为问题的陈述,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即有物存在。假如无物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思想了,因此,存在不是问题。问句并不等于问题,问句可用于学校里的知识性提问,而问题期待的是对可能性的发现。以康德式的例子来说,5+7=?是问句,而12是唯一答案;当12=?这就是问题了,因为可以有多种可能答案。哲学从问题开始,而不是从事实开始。

“存在”所以被误认为哲学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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