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史转换何以可能

假定“绝地天通”事件真实发生过，无论属于龙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时期，它恐怕并非众所周知的轰轰烈烈的划时代运动，否则楚昭王在读到历史记载时就不至于不明其意，而要请教博学的大臣。然而从历史后效来看，这确实是一次意义链很长的世界观、文化结构与知识模型的重组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巫术世界观向历史世界观转换这一长达千年演化过程的起点。

尽管中原文化逐渐演化为以史为本的文化—思想模式，但巫术从未消失。它只是将知识的主角地位让渡给了史学，但至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心理世界。巫术的精神基因，尤其是其魔法原理，以“转世”方式变相散布在政治、历史、人文、艺术以及民间信仰里，从早期的文化意识转化为文化潜意识，在今天变成需要重新发现与破解的精神与思维密码。巫史转换的演化过程大约在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定格为以史为知识本体、以巫为心理质地的人文世界，至今保持如此基本结构。即便现代人承认科学的知识权威，人文世界的自觉意识（或称“阳面”）仍然主要表现为历史意识，其潜意识（或称“阴面”）则保留了巫术性的心理世界（此处的“心理世界”与李泽厚所言之“情本体”意识大概一致）。

现代将巫术定义为迷信是知识论的一种误读。迷信只是巫术的退化后裔，或严重退化为完全失去思想性与精神性甚至失去智力的一些零碎固化信念，比如以谐音或数字来判定凶吉；或退化为缺乏知识依据但有娱乐性的心理游戏，如算命、星座或属相解说；或退化为有着不知属于生理学还是心理学的某种道理的“风水”测算；如此等等。然而，巫术原本承载着思想性或精神性甚至知识性的魔法，其动态开放的解释模式作为基因转世成为后世人文世界的基本原理。人文世界之所以兼具历史性和心理性双重性质，正是巫术变异演化出来的转型后裔。从陈梦家到张光直再到李泽厚，都确认了巫史转换的文化史意义。巫史转换是连续演化性的转型革命，并不是断裂性的革命。于是，必须解释的问题是，何种转换机制使得由巫到史的“转基因”变形成为可能？

关于巫史的转换机制，学界已有大同小异的多种解释，这里无法全面讨论。其中，李泽厚的论点很重要，其主要是以历史社会学方式去解释知识结构转换的合理性（这里对李泽厚论点的解释是主观解读与发挥，并非复述，还请参阅李泽厚的原文）。在他看来，原始大巫身兼政治—军事领袖和知识领袖，是一切秩序的解释者，知识与权力浑然一体。部族首领之所以成为首领，是因为具有人所不及的“大智慧”，貌似掌握了解释所有事情的总原理。此种“大智慧”在简单的原始生活里或是可能的。早期人类意识尚未发展出理性反思能力，属于“听觉时代”，超出经验的普遍真理都是听来的（甚至来到春秋时期，有着伟大反思能力的孔子仍忍不住想要“闻道”）。因此，在原始时期，人们乐意听从“大智慧”就不足为奇了，首领也因此兼有从物质到精神的权力。现代或当代仍有不少人渴望听到可概括为“一句话”的生活真谛或第一原理，都属于远古思维模式的返祖现象。

历史的主流演化情况却是知识、生活和思想的不断分化。随着问题日益复杂化和知识日趋专业化，首领的智能逐渐不够用了，只能接受责任分工与身份分离。政治领袖保留政治与军事权力，而将知识解释权让给拥有专业知识的文官集团。专业化的巫官转变为专业化的史官并无障碍（事实上并没有彻底转业），只是同一个知识群体内部的身份转换。知识解释权属于同一个知识集团，也就是说，巫史转换只是知识主题的变化，知识主体没有改变，因此不存在夺权的难题。所以，巫史转换不是断裂，反而形成了具有连续性的巫史传统。李泽厚认为巫术还演化出“礼”（制度）与“仁”（价值观）。礼的部分成分来自巫术的遗传，这是比较可信的，但恐怕不是主要成分，这是后话。但巫术与礼制进一步演化出仁的价值观，似乎缺乏必然性，至少缺乏充分性，仁的形成应该另有决定性因素，在此不论。

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知识主体身份转换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固然解释了知识主体在知识转换交接过程中的合法性，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巫史转换在思想—知识模型转换上的合理性。基因或传统非常顽强，如果一种思想—知识的新模型没有明显的能力升级，未能形成令人心服口服的吸引力，人们是不会轻易改变既有思想—知识模型的。因此，笔者试图补充一种关于因果理解的知识论解释：巫与史的知识有效性或可信性，最终都在于解释因果关系，这是智能的内在要求。智能的两个基本功能是信息压缩与未来预测。自然信息量过于复杂，远超智能的处理能力，因此信息必须压缩。语言便是典型的信息压缩。同时，知识的最终价值在于预测未来，而未来意味着命运，因此预测未来就是生存的根本问题。随着生活与实践的丰富展开，不断积累的历史经验在信息量和参考价值上有着无限增长之势。相比之下，巫术魔法并没有确保灵验的魔力，其可信形象多半来自表演仪式和解释模式的规范性（规范有着冒充规律的心理作用），但规范终究不能提高灵验概率。于是，巫术与历史经验在灵验性上形成此消彼长的趋势，历史因果解释在有效性及解释稳定性上都超过了巫术，知识可信度的天平终于慢慢偏向历史。从颛顼时代算起到西周，这个演化过程至少超过千年。不过，巫史转换只是历史获得了知识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替换掉巫术。历史不能解释的神秘现象留给了巫术，巫史转换的结果是巫史并存。

还有一个遗留难题，无论李泽厚的解释还是我的解释都只是猜想，均未找到实现巫史转换的实证性中介形式。这个难题类似于尚未找到从猿人到智人的演化的中间过渡环节。既然巫史转换不是断裂性的革命，而是一种文明内部的自我革新，因此必定存在保证演化连续性而顺利实现知识交接的中介。文明演化是主动演化，千辛万苦获得的成就几乎都会固化为文明基因或结构。因此，文明倾向于尽量保持已经形成的有价值基因，不会轻易放弃。形象地说，文明非常“吝啬”，并不热衷于以旧换新，大多数古老文明都有某种保守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倾向，现代文明才发展了反传统、不断求新的激进主义或叛逆主义。总之，古代文明的革新更倾向于表现为新旧兼容、新中有旧、承前启后或化旧为新的连续演化，即所谓继承性创新，很少发生断裂性革新。因此，问题就在于：连续演化的革新，必定需要某种新旧皆宜的过渡性中介。

马笑寒为巫史转换提出了一种系统融贯论的解释，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转换中介，即历法。既然文明倾向于将一切有价值的成就固化为文明基因，就需要将所有“有用的”基因安排在一个意义融贯的系统里。自相矛盾的系统不可能持续。对于古人而言，天道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据或解释系统，因此，即使发现了更灵验的历史经验，也不会丢弃有着通天期许的巫术与神话，于是需要一种兼容人事、历史与天道启示的中介模型，使巫术、神话与历史在天道系统内形成贯通的解释，以兼容性促成新旧合作，而不是彻底的破旧立新。或者说，需要一种能够通达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而形成融贯解释的中介制度。在古代条件下，基于天文、天象的历法就成为最优选项。历法通天而达人，贯通了天时与人间（人的生产与生活时间）。知天而利人的历法，有资格成为会通自然与人事、神话与历史、超越与经验的共同形式。历法既保持了“配天”的神秘性或巫术性，也成为理解和度量生活的历史形式，因此成为沟通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制度化中介。最为重要的是，在保持天道神秘性的同时，历法还有显著的实证效果。于是，兼备巫术性和历史性的历法就成为巫史转换中介的不二之选。马笑寒的历法解释，是目前所知关于巫史转换的最优解。

巫术世界的知识论

如前之假设，文明非常“吝啬”，不会轻易丢弃已开拓的任何世界。那么，在一个文明系统里共时存在的多种可能世界，就会在层叠中发生互动、产生影响，导致初始基因的重组或改造，使初始基因能够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或隐性存在。巫术、神话和形而上学等为文明奠基的初始基因就或主动或被动地演化，继续存在于多种“变型”后裔中，其面目之新甚至令人难以辨认其渊源，但是关键基因仍然保持一致，仍然可以通过分析加以识别。人文、历史、绘画、音乐、戏剧、影视、政治表演仪式、美学设计等，都是巫术的变异后裔，至少保留着巫术魔法的部分本源基因。

由于人们是在有了科学之后才对以往知识系统进行反思，科学提供了“真正可信的”知识标准——严格地说，只是比先前任何知识都更可信。不过，以科学作为衡量标准，人们倾向于将属于“原始思维”的巫术甚至哲学都视为“前科学的”错误知识，忽视了巫术在知识论上的奠基性创制，并错位地误解了巫术及人文后裔的思想功能。事实上，巫术是人类的奠基性知识革命，其形成了此后所有知识得以演化的部分核心基因。在巫术出现之前，原始人只有本能反应与有限自然环境下的经验，尚无区别于动物的知识模式。巫术是人类第一次试图超越近人环境去解释远人之万物乃至世界的知识论，也是人与自然（表达为神灵）第一次超越了刺激—反应模式的思想性对话，其中蕴含了本源性的思想密码。

巫术开创了人类对世界自觉主动的系统化理解，建立了“解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创造了人与自然对话或沟通的“互动性”，而且开创了知识的“系统化”。三者对于知识都有奠基作用。首先，解释产生了事物本身所没有的意义，使事物不再是外在的自在之物，而成为意识的内在对象。关键在于，意识对事物的解释就是为事物赋值，也就创造了意义，事物有了意义就成为听从意识“投射”计划（pro-ject）的“被投射”对象（ob-ject）。人类并非做梦一般突然获得主体性，而是通过创造“对象”折返生成了主体性（sub-ject）。其次，魔法的互动性使意识从生物性的刺激—反应调节模式转变为冒险预测未来的主动模式，于是意识“反客为主”地成为提问者和求证者，进一步强化了主体意识。最后，解释的系统化建立了观念之间的协调合作，从而生成思想的叙事性。没有系统化就没有知识，哪怕是错误知识也不例外。这些奠基性的基因一直存在于后来高度发达的知识系统之中。

对于原始初民而言，巫术是产生“知识”的唯一途径。巫术产生的知识当然不是科学，实为对非常事物的合理化解释——不是“合理的解释”，而是“解释为合理”。对非常现象的非常理解，可借用歌德发明的“原初现象”（ur-phenomena）概念，并以人类学理解对其意义略加延伸演化。“原初现象”概念来自歌德试图协调经验与概念之间的张力而发挥的想象力。经验现象总是特殊的，只能说明“这个经验”自身，而概念是普遍的，却不能产生经验的直观理解。如果两者不能相通，就不可能产生知识。于是歌德发挥想象，认为在经验现象里应该有能够激发普遍直观理解的某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必须具有自然性、本源性与典型性，以至于具有从经验过渡到观念的普遍象征性。后来康德也试图解决经验与概念的沟通问题，先验论者康德很可能认为“象征”偏向了经验，于是另外构造了“先验布局”（transcendental scheme，通常译为“先验图式”）概念。作为伟大诗人的歌德却不是先验论者，他更看重原初现象的经验活力，因此强调了凝聚意义的象征性而不是理性的布局，也就是说，原初现象因为其典型性而象征了普遍意义，歌德找到的典型例子是美的现象。歌德的“原初现象”概念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古典想象，非常接近《易经》中范畴化的“象”。《易经》的“象”更为准确地表达了经验性与抽象性的结合模型，是高度成熟的思想，而歌德的“原初现象”概念的要义在于象征，更接近巫术的问题与状态。

以人类学态度来推测，原始人遇到非常的自然现象，就意味着遇到了必须解释的重大问题。非常现象之所以需要解释，就在于它超出了常态经验而显示出原初性。原初性暗示着本源性，至少携带着本源信息；同时，原初性又暗示着不确定的可能性，也就具有未来性。本源性和未来性有着超越现成经验的问题感，因此激发了人类初民的深刻困惑与无限想象。这种心理预期虽是主观想象，但原初现象确有其鲁莽的洪荒直接性，似乎带来了本源的消息。与原初现象相应而产生的是未经反思的原初经验（ur-experience，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提出的概念），即溢出常态经验模式的非常经验。以笔者的理解，原初现象与原初经验两者似乎应该是循环转换的关系。直接遭遇的奇异现象会引起原初经验，进而原初经验将可能有着神秘启示的奇异现象再识别为原初现象，也就是说，原初现象是由原初经验加以神学化识别而认定的。古人或许会自然而然地料想原初现象或原初经验暗含着来自天道或神灵的重要启示——出现怪事意味着自然或神灵突然说话了，或预示，或召唤。异常现象暗含深刻启示的信念早已成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至今如此。

对于古人而言，富含启示的原初经验越多，古人的想象力也越奔放。在被高度规训的当代生活里，原初经验越来越少，于是人们试图自己制造原初经验，比如极限运动与探险活动之类。艺术也是试图制造原初经验的典型情况，但更多方式却是无效的，比如旅游打卡或跟风时尚只是复制别人的经验，这是最现代化也是距离魔法最远的经验。缺乏建构性的新经验不是原初经验，也没有启示。不缺生猛经验的古人对神秘启示有着无限兴趣，但对故意冒险却似乎不感兴趣。

为了破解原初现象的神奇启示，就必须有与之相配的神奇魔法。于是，巫术发展了非常态的行为表演或视觉表达的魔法，如此，巫术就同时成为“艺术”，所以巫术与艺术同源。作为对原初现象的原初解释（ur-interpretations），巫术一方面将不可理解的神奇现象解释为可理解的启示，另一方面以魔法去表达对原初现象的虔诚敬意，并且维护原初现象不可公示的神奇性，于是魔法产生了专业性。专业性正是“知识”区别于经验的一种性质。人类所有的原初解释都是巫术，远古时代也不存在别的解释方式，别无选择，因此巫术奠定了知识的解释学基本方法。人文知识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可以发现，巫术是人文和艺术的共祖，巫术性或魔法就是人文和艺术的初始基因。

巫术是对天意的最早解释，也因此成为最早的知识权力。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知识就拥有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权。魔法化的巫术世界规律是相关性（居然与人工智能一致），也只有灵活链接的相关性才能生成不可测的神奇性。如以逻辑必然性为准，万物就黯然失色——这不是在贬低逻辑，只是说，逻辑的管理对象在观念界而不是经验界。不过，相关性大幅度弱化了因果关系，更没有必然性，因此稳定性差，可验证性低，魔法的灵验性便取决于灵活解释。但灵活解释难免令人生疑，不足以建立集体信任，这是知识权力遇到的最早难题，事实上不只是巫术，所有非自然价值都是集体承认或集体信任的函数值，包括权威、货币、观念、制度等，道理相同。在科学出现之前，不存在能够保证灵验性的知识生产方法。这意味着，在巫术时代，魔法的可信性不可能在知识论上得到保证，于是只能另辟蹊径。为了建立稳定的可信性，巫术必须将主观解释外化为专业化或密码化的符号—意象系统以及表演程序，即以制度化的魔法去生成制度化的经验。经验一旦制度化，规范就成为自然法则之外的另一种必须尊重的法则，价值就成为与真理同等重要的事情。虽然制度化的魔法并没有因此变得更灵验，但魔法操作程序的规范化和严肃性确实形成了另一种说服力。由此可见，制度化或规范化本身就是一种神奇的心理魔法，制度化或规范化的可重复性产生了等价于普遍性的错觉。正如孔子的发现，心中之仁须得外化为规范之礼，方能产生普遍理解。制度化或规范化的魔法后来果然广泛用于仪礼、伦理、政治和人文学术之中。制度化或规范化魔法的心理影响力如此之深，以至于在今天的政治、伦理等学术领域中，规范性的主张（normative claim）似乎有着近似真理的威信，实质上只不过是某种价值观的主观表达。

巫术可能是最早实现制度化的生活事实之一，另一种较早制度化的生活事实应该是利益分配制度，即荀子所解释的礼制。古人常将礼乐合称，其中大有文章。礼者，分也，要义在于以制度化来实现不平等秩序的合理化，以规范性去保护秩序。礼的仪式或可能部分来自巫术（李泽厚观点），但礼的实质制度大概率来自利益分配方式（荀子观点）；乐是一种艺术，显然来自巫术。乐者，和也，和生同心，要点在于以可共享的平等形式去产生平等经验，从而消解人间的分裂与冲突。两者各司其职而互补。理想化的大同社会的要义在于试图使礼的性质达到乐的水平。如果礼真能近乎乐，那就是消灭了不平等的平等社会，但也是真正的历史终结，不过，在人性自私的条件下，此种理想无法实现。这是题外话。

回到巫术的知识论。以科学标准来看，巫术不是知识，只是非理性的人文解释。可是在原始时期，在知识位置上只有巫术，尚无科学甚至没有人文。关键是，如前所论，作为“错误知识”的巫术却发明了知识所需的一些思维模式。巫术的历史先在性对于文明和知识的发展有着设定路径的作用，先在性意味着“本源性”。先在性或本源性使巫术成为文明基因图谱里建立基本结构的占先基因，因此在文明演化中有着基因复制的优先权。除非出现天翻地覆的革命（如科学和技术革命），否则先在性总是顺理成章地成为经典性。这一点或可说明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及其顽固性。尽管文明不断发生基因重组，文明的奠基性基因或传统也不会消失，只会在变异形式中继续存在。如此就需要重估巫术的知识论地位。尽管巫术是“错误”的知识，却暗含着人类思维与知识结构的奠基密码，尤其那些被长期默认而成为思想集体潜意识乃至于“日用而不知”的知识—思维模型。虽然巫术思维的秘密尚未完全破解——有待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肯定，巫术的“相关性”思维模式是人类建构知识和思想的一种底层逻辑。有趣的旁证是，当科学家试图为人工智能设计一种性价比最优的思维模式，即运算方式最简单而知识生产效率相对最高的思维模式时，也选择了以相关性作为人工智能思维的基本规律。这暗示了相关思维就是思维的基本模型。

当然，巫术的相关思维与人工智能在效率上无法相比。受制于人脑的运算功率，巫术的相关思维效率似乎比盲目猜测的成功概率高不了太多，所以巫术需要借助制度化、程序化与专业化的表演形式来建立心理层面的说服力。然而，制度化、程序化与专业性终究只是知识的表演形式，不能在实质上证明任何真理，这是巫术的初始知识困境，也仍然是后来高度发展的人文知识的困境。无论如何，知识的专业化与规范化表演形式确有良好的取信力，因此，知识的表演形式被继承并发扬光大，演化为人文知识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表演形式（专业术语、写作规范、文献引征、期刊发表之类），但在实质上与巫术相差不远，都是以规范化去替代真理性。人们听从规范超过听从真理，热爱表演胜过事实，这个在知识论上不合理的心理倾向却有人文道理，规范与表演是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与人很亲；而外在于生活的真理，与人不亲。

然而，如果知识只是规范性的表演而无助于解决生活问题，终究是无效的。知识需要灵验性，否则终将退化为虚构的娱乐作品。李泽厚故意为他的理论选择了“吃饭哲学”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娱乐不能当饭吃”。因此，任何知识都无法逃避知识论里的一个反思性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一种解释能够成为可信的知识？为了排除主观偏见，知识必须提供“眼见为实”的证据，否则无法区别于谎言。至少有以下三种“眼见为实”的方式。

其一，意识的内在自明性（self-evidence）。人人可感受到意识有一种内在的眼见为实的方式，即所谓内在直观。典型的解释是现象学的自明性：如果意识与对象之间是无中介的直接关系，意识对象就在意识内在时间里直接呈现，也就意味着意向性的直达完成，相当于心想直接事成。意向性无需通过中介而直接达成，就是自明的证明，因此意识能够自证意识所构造的观念的本真性。此种内在唯心论明显强于古典的外向唯心论。例如，贝克莱的外向经验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就缺乏自明性，显然不及胡塞尔的内向意识公式“存在就是如意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as such）。“意识的内在性+直接性=自明性=本真性=真理性”，这个等式构成了内在唯心论的最强魔法：心见即如实（眼见即如实的升级版），意味着意识如此这般地感知到某个意向对象，当且仅当某个意向对象如此这般被感知。这个内在唯心论魔法的理论作为信念虽晚出，却最为源远流长，正是巫术以及宗教共用的魔法，只是那时尚未形成哲学的“专业”表述。以“心见如实”来定义自明性，几乎无法反驳，唯一的短处是，内在自明性不能保证外在灵验性，内在真理无法兑换为外部真理。这是自巫术以来所有人文知识的局限性。

其二，经验的实证性（verification）。实证性将真理语境定义为外在事物与意识的印证关系或符合关系。实证的“眼见为实”落实为可验证关系中命题与证据的映射关系，相当于塔斯基公式：命题“某物是如此这般的”，当且仅当证据显示某物是如此这般的。这等价于人们通常理解的眼见为实：说有a，就见到a。不过，实证的眼见为实反而缺乏直接完成的自明性，一次性的“见到”很可能是幻觉或假象。在严格意义上，实证需要无穷多的可重复验证才能达到必然为真，然而无穷性不可穷尽。因此，正如波普尔所发现的，可证实性的概念只能收敛为可证伪性，不能保证必然性，但必须具有真值。科学谦虚地以概率的强相关性来近似地逼近因果性，但概率永远赶不上无穷性，终究不能保证必然性。无论如何，在因果解释上，概率的灵验度远远超过巫术，所以科学有理由也有方法成为巫术的反叛者或知识的革命者。

其三，先验的必然性。先验科学（逻辑与数学）建立了另一种自明性，即先验证明（proof），典型表达为公理系统的自明性。先验科学创造了真实世界里不存在的非实在世界，在理想条件下，逻辑与数学的形式系统是自足的世界。在其中，先验系统的内在自明性明显强过意识内在的自明性，表现为“先验自明性=普遍必然性=必然充分推理=必然预测”。逻辑推理在形式上是超时间的，更准确地说是化时间性为空间性，因此逻辑上的“未来”不在开放未定的时间里，而是在逻辑空间里事先存在的未来，所以逻辑推理在实质上是对“未来”的百发百中的必然预测。先验世界虽可保证自身的自明性，然而对于真实世界并非必然有效，比如逻辑规律以及集合论之类在经验世界里不存在而且失效。这意味着生活世界的问题落在先验能力之外，这是留给巫术或人文的价值世界。逻辑和数学是魔法的反面，是距离巫术最远的另一个世界。

既然先验科学和经验科学的解释力都有约束条件，那么魔法另有用武之地。这里的魔法概念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古代巫术，也包括人文叙事、价值系统以及政治与伦理制度。凡是不以事实为准或不能实事求是的思想，都属于魔法。当人类能够无中生有、弄虚作假、编造故事、发明政治与伦理的时候，生存就变成生活，而且形成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在此，那些词汇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地指称人类虚构意义和价值的常用方式。魔法有魔法的用处。

巫术最早发现并开发了心理世界，那里据说有精神和灵魂。精神赋予万物在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越意义，而灵魂是能够感受万物精神性的能力。巫术的两面——通灵和祈福——开启了两条心理路径。通灵路径后来也为宗教所借用，主要解释死的意义；祈福路径走向迷信，主要解释生的命运。弗洛伊德的反思心理学又发现了比巫术更深入的心理潜意识，那里没有显性的精神和灵魂，却有隐性的心结（complex），即潜意识里不可解的复杂纠缠，据说是压抑和抑郁的根源，而心结的爆发就成为不可控的心魔（hysteria）。尽管精神分析的实际疗效很有限，但弗洛伊德确实发现了深刻的新问题，或可以说，精神分析是一种对心理施以魔法的内向巫术，区别于对事物施以魔法的外向巫术。

需要反思的是，摆脱理性管制的心理世界事关意义与价值，而不是真理。这意味着，意义—价值世界与心理世界高度重叠（或并非完全重叠），因此，如果试图理解心理世界或意义—价值世界，就需要理解巫术或魔法。尽管心理不听从真理，但悖论的是，人们总是试图将心理化为真理，或将价值化为知识，以便确认其有效性。这意味着巫术提出了一个反休谟问题：休谟证明了从事实推不出价值，但假如反过来，从价值推出事实，事情就变得很魔幻了。巫术正是试图表明可以从价值推出事实，这件事需要非凡的想象力。

假如巫术的心景与真理能够达成一致，两者的汇合点就构成“如心真理性”（巫术、宗教以及人文学说都基于此种内在唯心论），而要证明如心真理性就必须求助于现象学式的自明性。胡塞尔许诺现象学要成为科学的基础，这个承诺难以成真，但诡异的是，现象学却事与愿违地可被转换为巫术的证明（胡塞尔不会同意的）。意识的内在自明性虽然强大，但效力只限于证明意向性如心如愿地建构了如此这般的意向对象，但无法预测不受意识控制的外在世界将发生什么事情，类似于“内圣”不能保证“外王”。虽然巫术需要意识的内在自明性，但还需要灵验的外在证据，可是巫术对经验的解释最多只相当于弱相关性，不能保证灵验，所以必须假借规范化、仪式化、制度化的专业性去象征性地排除随意性，即使预测失败，也可归咎于偶然因素或难以排除的“噪音”。

由此，巫术最早透露了制度的一个秘密：制度的要义不在于必然做成什么事，而在于做事必须遵循规范并且制造话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制度首先确定“应然”（ought），而后才关心“实然”（is）。人们即使知道某种制度是无效率的，仍然会接受制度的规范，正如即使人们发现巫术并不经常灵验，也仍然尊重其规范仪式。巫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已经预示了人文话语生产制度的运作原理和规则，即使人文话语与真实世界是错位的，它仍然凭借制度化（大学）以及专业化（学术话语）而被尊为知识，可见其巫术基因何等强劲。

巫术经常被认为是宗教的前身，更有趣的是，甚至被认为是科学的前身——此类理解是进步论的滥用。从话语的性质、思维原理以及运作制度的基因来看，宗教和科学不是巫术的后裔，而是反叛者。宗教的基本精神是完成式的实无穷时间概念以及万事预定的历史终结论，而科学的思维模式更多来自形而上学、逻辑、公理化几何学、天文观察与计算以及比较晚出的实验方法。与通常的理解相反，敬人不敬天的人文世界反而是存续了巫术思维方式的后裔，只不过以天为中心的自然主义魔法转型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魔法。

虽然巫术在文明发展历程上有着占先地位，但有多种可能情况可导致巫术的退位。例如，在雅典时代，哲学获得了思想主导权（原因不明）；在耶路撒冷，一神教以解释力强于巫术的、关于时间与世界的完整故事而成为精神主导；在先秦中原，则发生了非断裂知识转型的巫史转换，这是一种有别于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断裂夺权的和平演化。无论精神世界发生何种转型，根本问题在于一种世界观承诺了何种“未来”概念。任何世界观都是围绕未来概念展开的，对此自有存在论的理由：存在（或生存）的意义在于未来，或者说，存在的意义是未来（续在）的一个函数值。没有未来，存在就变成不存在，意义就变成无意义，价值就变成无价值。因此，所有知识和思想，无论巫术、宗教和历史，还是哲学和科学，其根本性质都是在想象与预测未来。哪怕对未来的预测多半失败，“不听话的”未来仍然是所有意义的根据。以何种方式解释未来的概念，就意味着建立了何种世界观。巫术、哲学、宗教、历史和科学确实建立了不同的未来概念。

历史或人文世界的知识论

哲学既不是巫术的后裔，也不是反叛者，而另有本源——语言就是哲学的本源。哲学的主要问题来自思想对观念的理性反思，都与语言产生的普遍概念有关。或可以说，哲学主要是思想反思自身而产生的元思想，其焦点落在观念上，而不是落在事物上。正如精神分析是心理的魔法而不是事物的魔法，哲学是思想的元语法，但不是事物的规律。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被设想为一个超时间的永恒世界，在那里，时间性被压缩为空间性，所有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这意味着，理念世界是一个完成式的“实无穷”（actual infinity）系统，未来在完成式的世界已经预先存在。无独有偶，一神教也承诺了完成式的时间以及实无穷世界，略有不同的是设定了上帝作为唯一最高实在或唯一理念。无论唯一理念还是最高实在，都必须是包含一切的完美概念，也就等价于无穷性。上帝能够遍历的无穷性必定是实无穷的，因此上帝占用了所有时间，未来已经提前存在。完成式的时间对于上帝而言平平无奇，对于人却是奇迹。未来虽未到达，但未来的消息已经提前泄露，人们被告知了历史的终结。对于上帝，未来是在存在论上已经存在的完成式概念；而对于人，未来是在知识论上的已知概念，但在存在论意义上需要慢慢等待。由此，一神教发明了“没有未来性的未来”（a future without futurity），即消除了不确定性与历史性的未来，一种事先有答案而不能自由修改的未来。此后所有类型的历史终结，都是没有未来性的未来。但假如走向未来概念的另一个极端，与既定答案的未来相反，变成一筹莫展的茫然未来，所有可能性都不确定，不仅没有想法，也没有方法，相当于高度增熵状态，那么就会以无出路或失去方向的方式定义了另一种“没有未来性的未来”。例如，当代世界一些人似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创造未来的想象，也不再苦苦干等历史终结，什么也不等了，只“拥抱当下”。人工智能似乎将要替人类去设计未来，或可能变成一种超越人文主义的新魔法。

历史思维曾经是一种充满人文自信的魔法。它不像巫术那样试图以现在时的魔法去召唤神灵，而是试图留住祖先的经验，携带祖先的过去时进入将来时，生生不息。历史全方位地承载了精神世界的所有意义，因此历史就是文明的所有行李。基于历史经验的知识模型虽远不能保证必然性，但比起巫术要灵验得多，然而原始初民仍然相信或许有立竿见影魔力的巫术。在时间中“慢慢等待”后效不是原始心理习惯，估计要一直到形成稳定的农耕经验，才培养起耐心等待未来的思维模式。农耕创造了可预期的未来，使未来变成作品（甲骨文“来”字是麦子，意味着可期的收获），于是无差别流失的时间变成“有未来性的未来”，即有计划可预期但没有必然性的未来（麦子有可能毁于天灾），于是时间成为成本。当人类经常成功地制造未来，时间性的因果解释就倾向于胜过巫术的空间性的相关解释。不过，巫史转换不会如此容易。尽管巫术以相关性去解释因果性的成功率不高，但巫术另有心理学魅力，即使预测失败也能自圆其说。巫史转换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演化过程，绝地天通只是始发的革命事件。历史显示，大多数革命成果都会退化，占先的传统比后发的革命更为坚强。

关于历史思维最终胜出，笔者有个未必正确的猜想。虽然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都有助于形成历史思维，但失败经验的知识论权重大于成功经验，因为成功的实践是失败经验的成果（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笔者推测，历史思维的胜出主要依靠的是失败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成功经验。需要长久等待却不能确保成功，没有足够的魅力胜过巫术速成的偶然成功，即使巫术的成功概率更低。赌博心理是一个旁证（广义的赌博，包括赌场、彩票、金融、军事和政治中的冒险行为），尽管赌博输多赢少，人尽皆知，但人们宁愿幻想成功而乐此不疲，可见巫术留下的潜意识多么强大。失败经验相对于成功经验有着非对称的深刻性，失败的后果很严重，甚至会死，而成功只是多多益善的奖励，因此，只有失败才揭示了更深刻的问题。虽然成功经验也有助于形成历史思维模式，但语境千变万化，成功模式的可重复性不高，难以成为“颠扑不破”（robust）的模式，而失败模式却几乎必然应验，所以失败经验有着长期稳定的参考价值。为什么成功难以复制而失败模式应验如神？这个事情有些神秘，有待破解。重要的是，失败经验提示了无法绕行的困难，与生活的根本问题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因此有着远超成功经验的深刻性。尤其是，失败经验对于理解因果关系的作用明显强过成功经验：成功经验只够建立充分条件的因果意识，即“做a就有b”，而失败经验却能够建立双向的因果意识，不仅认识到充分条件，还能认识到必要条件，即“不做a就没有b”。可以推想，历史意识很可能通过大量失败经验才最终被确认，而失败经验的供给量显然远超成功经验，惨痛的人生或悲壮的历史一般如此，因此失败经验更容易收集。基于失败经验的实践改进在原理上接近贝叶斯概率，对于有着“无数”可能性的非闭合生活世界，贝叶斯概率是最优的历史思维。通过失败经验，人们形成了“吃一堑长一智”甚至举一反三的主动思维模型。因此，失败经验才是历史思维胜过巫术思维的关键条件。

古代生活世界的演化缓慢，在积累中强化的历史经验在变化不大的现实中显示出递归性，历史记忆几乎等于智慧，因此古代历史思维意味着老年模式，形成了知识论上的祖先模型或心理学上的祖先崇拜。将祖先与神灵合一的祭祖仪式（如殷商）或可能是巫术与历史意识的混合过渡形态，是巫史转换的中间状态。其中，祖先崇拜意味着意识开始转向以历史知识为准的老年知识模型。在历史经验和祖先崇拜的加持下，历史的知识权力逐步增强，最终主导了世界观。

历史虽然采用经验论思维，却无法满足经验论要求的实证性，历史思维为自身开发了一个无解的知识论难题。如果历史要求真相，就需要事实证据来对照，可是与历史对应的往事已不在场，历史就失去了实证性。文献记载的历史只是时间更早的主观叙事，即便文本记述是诚实的（据说是史官之德），仍然可能既不准确也不全面。心理学实验证明，即使当场目击报告，证言也会与事实出入很大，其真实度甚至低于不在场的理性推断（类似侦探能够比目击者更准确地确认罪犯）。历史记述是信息的高度压缩，虽说所有知识都是信息压缩，但历史压缩不是保值的逻辑压缩，而是失真度很高的主观压缩。即使后人的理性分析和考古发现对历史有所纠正补充，但对于历史完整画面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历史知识只好接受知识降格：真理降格为解释，描述降格为叙事。合情合理的历史叙事就已经是可期的最好“历史知识”了。

关于历史也有少量具有保真性的铁证，但对于历史的全貌拼图来说远远不够，所以需要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去弥补证据的短缺。对于大多数情况，合情合理的解释主要取决于两种“历史变量”和两种并非无争议的“历史常量”：偶然的历史行动以及当时的特殊历史语境或社会条件是两种变量，对此学界基本上无争议；经久不变的普遍人性是一个常量，即所谓人之常情。经济学比较成功地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普遍人性去分析人的行为。但人之常情不能覆盖与众不同的人，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少数怪人可以忽略，但对于历史却不可忽略，敢于破坏规则去改变历史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而是超越了统计学的存在。所以，能够有效解释社会集体选择的经济学在历史解释中却时而失效；同样有争议的常量是理性选择。非合作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发现了“人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理性占优策略，这是基于风险规避定理的推断，由此据说几乎能够“科学地”分析人们的行为。但这个理性常量对于历史来说也很有争议，与前面理由相似，那些敢于改天换地的天才们或疯子们的选择并不经常符合理性，他们藐视风险规避原则。这意味着，具有科学性的常理不足以解释无定数的历史，即使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也不见得能够保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人类尚无能力发现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也可能根本不存在历史规律），因此，历史解释很难拒绝历史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返祖魔法倾向。只要是解释，就难以拒绝魔法，甚至可以说，解释就是魔法。

历史解释的合理化，无论何种叙事风格，都是去建构“证据连线模型”。少量可信证据就是历史空间里的几个固定点，证据之间的空白空间只能通过解释和叙事构成的主观连线来建立“合理的”相关性，从而在有限证据条件下实现信息扩展。在科学化的影响下，现代史学叙事就是尽量理性化的叙事，意味着寻找证据之间最大可能的连线（而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连线）来形成理性解释，在逻辑上接近“溯因推理”（abduction）；或在解密意义上类似破案方式。由于信息相关性十分松散，链接的可能性过多，于是历史叙事往往征用多种加权或约束因素来增加相关性的密致度。例如，普遍人性和理性选择（博弈论和经济学最重视）；长时段的稳定约束条件（物质条件、地理环境、资源和技术条件等，布罗代尔最重视）；挑战与应对的合适度（汤因比最重视）；历史特定语境的影响（时代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地方文化与传统、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共同形成的互动关系，历史主义最重视）；历史实践论的结构动态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毛泽东最重视）；如此等等。即使通过加权约束，证据之间的可能连线仍然缺乏必然性，意味着历史永远有多种合理解释，因此形成永无定论的历史争议。历史叙事与解释不能满足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标准，没有希望成为科学，于是，巫术的魔法幽灵涌现了。

古代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解释模型，即形—势模型（最早来自《易经》和《孙子兵法》）。这个整体论模型试图综合地考虑历史演化涉及的“所有因素”的复杂互动，可能是一个最早的“涌现”理论。关于复杂情况如何产生涌现，直到今天科学也无法充分解释。古代的形—势模型将魔法的想象力与历史理性融为一体，至今保有思想竞争力。“形”约等于从物质到精神的在场约束变量所形成的结构。对“形”的分析基本上接近理性知识。“势”则是在“形”的约束下的未来最大可能性，“势”之大成将涌现为新的“形”。“势”没有必然规律，对“势”的判断和预测就有魔法性了。“势”有着时不我待的时间性，即所谓时机，掌握“势”意味着行动的主观时间与“势”的客观时间碰巧形成跨时间重叠，相当于两种时间成功对表。这一点确有些魔幻。学界通常在三个维度上去分析历史涌现：天时，地利，人和。天时的成分最复杂，主要涉及：决定兴衰存亡的天道规律，属于想象而无法证明的历史规律或命运模式；有着神秘主义底色的天命大势，据说表现为人心向背，略接近社会学概念；还包括时代语境形成的危机或机会以及突发变量如天灾人祸，总之包括了所有时间性的变量。地利相对简单，主要指可利用的地理条件、物质资源和经济生产力。人和容易被误读为民众的支持。其实民众支持所说明的是人心向背的天命（西周原则），属于天时。人和的真正所指是拥有优势人才资源，即天下人才自愿归属（或英雄尽在囊中的帝王幻想）。实现人和需要某种强大的吸引力，或物质或精神，或是提供更优回报或机会的制度，或是有着眩晕魅力的理想。天时、地利、人和可形成多种优势组合，通常默认人和的权重略大于天时，天时又略大于地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终究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权重分配大有深意，意味着历史语境和客观因素虽是兴衰荣辱的重要条件，但历史的“作者”是人。

当历史叙事同时成为对历史作者的反思，就必定“返祖”地进入魔法维度。只有解释性的叙事才能形成人类的自我意识乃至自我反思，进而编造人文意义和价值。历史不可能遵循进化论或进步论的“规律”，价值世界的历史与自然史不可能成为同类项。自然史只是关于“作品”（自然演化的作品或上帝的作品）的研究，而人的历史却是关于“作者”以及“作品”（人的作品）的双重研究，必定包含人的自我解释或自我反思，此种自相关结构透露出了循环解释的魔法基因。魔法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会自我解释，因此没有可证伪的真值，其超越了真假的概念。历史叙事虽然“关于”真相，却不是“为了”真相，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为事实赋值，在于建构一个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这正是巫术遗传下来的关键基因，即所谓“解释”。解释正是从巫术世界到历史世界乃至整个人文世界的不变基因。

另一种绝地天通

传说由颛顼发动的第一种绝地天通是政治性的，政治权力回收了民间巫术的知识权力（这似乎暗示，颛顼时代离开王巫一体的原始时代已有时日），使统治者复位为真理和价值的解释者，使知识变成政治权力的专营项目。这是福柯式“知识—权力”模式在文明早期的运用（未必最早）。后来，天文历法和历史知识的专业化发展使得知识溢出了权力控制解释的能力——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是隔离意识形态的防火墙——于是，知识与权力的一统模式最终只能让步于知识与权力的分工分管模式。

异地发生的另一种绝地天通，是欧洲启蒙时期的科学革命。科学是知识专业化的极致，拥有知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和权威性。不同于以政治去“收养”知识的绝地天通，科学革命是知识自身能量的大爆发从而压倒了宗教，是最彻底的绝地天通，也被描述为对自然的祛魅。牛顿之后，科学成为无可置疑的万物理论，导致了科学与宗教的换位——不是转换，而是夺权。不过，从知识权威上退位的宗教仍然部分控制着心理世界；同时也实现了科学与哲学换位——也不是转换，而是哲学改行，哲学退出万物理论而收缩为意识理论，即思想对自身的反思或自我解释。在潜力上，科学能够解析任何事物，但仍然没有能力解析意义和价值，就是说，解释无法还原为解析（explanation）。

巫术的魔法解释基因极其顽强。经过宗教、哲学和科学的窒息式压制，巫术蜕变为多种变异后裔，在几乎难以识别其原型的新形式中另谋发展，招魂魔法转换为召唤精神的人文主义，继续解释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巫术初始基因何以如此顽强，难以充分解释，但初始基因的“结构占先”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占先”的基因成为文明系统和结构的本源，成为后继演化的初始条件和基本资源。文明系统要彻底颠覆自身，并非绝对不可能，但需要能够自我创造出另一种同样足以甚至更好解释“所有问题”的新系统，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创世工程。科学试图发展为解释所有问题的一个新系统，但仍然有难以逾越的局限。心理终究不能还原为物理，价值终究不能还原为理性，或者说，心智（mind）终究难以解释心理（heart）。

心理如同病毒一样附着在心智上无法剥离，即使在“纯粹理性”里也始终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心理执念，比如人们倾向于相信所有问题必须有答案，而且是普遍必然的答案（先验论和理性主义如此承诺）；所有事情都必须有可预期的结果，而且是个好结果（理想主义和伦理学如此预期）；一个制度必须无懈可击并且能够解决任何难题（制度决定论如此默认）；历史必须有一个终结（目的论如此设想）；世界必须消除罪恶，好人必须有好报，所有人都必须获得幸福（几乎人人如此想象）。如此等等，对完美事物的想象，都是悖论性的“完美执念”。且不说完美事物永远做不到，即使可能，也必定事与愿违地否定意义和价值。假如有了完美知识，知道了一切最后答案，或有了完美社会，再无任何不满，其悖论性的代价便是意义消散或价值消散，没有可求价值的生活等价于死亡。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完美知识、历史终结或终极道理，都必定导致意义和价值消散，由此发现，试图给出终极答案的形而上学或宗教都不是巫术的后裔（不排除有点混血或挪用）。巫术的意义就在于默认了潜无穷概念的无限开放解释，因此所有声称终极答案的思想或信念都是巫术的反叛者，都有着与魔法相反的知识论。

在人类思想里，科学才是最激进的思维模式，科学是包括巫术、宗教和哲学在内几乎所有传统思维的反叛者。尽管科学与所有思维模式都或多或少有些概念传承关系，但科学的根本性质不是信念系统，而是方法论，主要来自逻辑、公理法与实验法。科学发动的绝地天通过于强劲，现代人不可能拒绝科学，但又渴望终极答案，于是采用了“宽宏大量”的协调方案：以宗教之心“收养”科学，转而奉科学为新宗教，即所谓科学主义，以科学真理替代天道或上帝话语，似乎重新找到了绝对真理。这在知识论上表现为激进还原论，坚信一切事物最终都可还原为科学解释，也有温和的还原论，慷慨地让出文学和艺术留给人文主义。

精神或文化的“收养”方式并不稀奇，在历史上是成功化解社会或精神危机的常见模式。例如，罗马帝国搞不过基督教，就承认基督教为国教，将对立力量化为己有；资本主义搞不定反资本主义的各种理想主义或激进主义，就干脆把滋生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艺术、文学、影视甚至人文社会科学都纳入资本主义市场运作，变成资本主义的文化创意产品（程巍的著作中对此有精彩分析）。在今天，科学被转化为新宗教，表现为硅谷的科学家们几乎将通用人工智能看成是近在眼前的弥赛亚（或许只是戈多）。然而，科学背后的知识论疑问却从未消失。休谟的怀疑论命题——从事实推不出价值——依然是科学主义难以跨越的鸿沟，价值世界或心理世界终究很难变成科学的殖民地。无论何种绝地天通，恐怕都无法阻止巫术或魔法以其顽强的洪荒本源性在多种变异形式里重生。迷信是残存的旧魔法，或许将来会消失；精神分析则是有潜力的新魔法；巫术变种后裔的最高段位是化身为历史叙事、人文知识、文学艺术以及政治表演。这意味着，心理世界或价值世界（两者高度重叠）的基本技艺仍然属于巫术或魔法。

巫术后裔的赋值基因与魔法的返祖现象

人类文明有两种能量充足的并列本源——语言与巫术。如前所论，巫术既有许多变异后裔，也有许多反叛者。有趣的是，语言却没有反叛者。并非不存在超越语言的冲动，而是反对语言就失去大部分思维和信息交流能力，这个代价是致命的，所以对语言没有反叛，只有反思。语言对自身的反思建立了自反性（reflexive）的元语言，主要是哲学与逻辑。

如果意识停留于经验，就不会产生思想，超越经验是形成思想的必要条件。自带神奇性的原初经验提出了超出经验的原初思想问题，来自经验而超出经验的神秘暗示或困惑激发了思想的诱惑。巫术是最早的思想，试图以魔法去理解“经验中的非经验性”。另一种专门研究“非经验性”的思想即形而上学似乎大大晚于巫术，但准确地说，成为专业化思想的形而上学确实晚于巫术万年以上，然而，早于或不晚于巫术的语言只要形成了普遍的一般概念（共相名词）就暗含了形而上学思维。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专业化的形而上学倾向于将超越经验的秘密定位为“在经验之上”或“在经验背后”的普遍原理，在逻辑和数学里更准确地表达为超时间的普遍必然性，在宗教里被表达为超越的本体（transcendent），或在知识论里被理解为超验观念（transcendental）。似乎只有巫术与“道”的思想将超越经验的秘密定位为隐性的“经验中的非经验性”。

语言才是最大的魔法，其魔力大过巫术，所以仓颉造字使得鬼神都哭了。如果允许再编一个神话，那么鬼神见到试图通灵的巫术，应该笑脸相迎。语言以普遍概念去命名超越的事物，但概念只是标注和信息压缩，并没有能力将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语言的局限性正是巫术的显灵之处：巫术以“可见的”意象以及“可行的”魔法来显示“经验中的非经验性”，从而联通超越性。尽管这只是象征性的，但传神的意象和魔法表演创造了最早的叙事性，或早于神话，或与之共时。巫术及其后裔，包括人文、历史和艺术，都以魔法化的叙事或意象去窥探“经验中的非经验性”，试图将神秘启示保留在经验里，保持其原本形态，而不是托付给失去感性的抽象概念；它们拒绝将显示性的意义（significance）转换为所指性的意义（meaning），或者说，试图将普遍性凝聚在特殊经验里，避免其在抽象概念中被陌生化。能够寓普遍性于特殊性的魔法，在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典型遗产就是“例子”思维模式。例子包括典型化的故事、象征、比喻、暗喻等具象化的叙事—解释模型。至今我们仍然愿意通过例子来理解高度抽象的概念，哲学、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甚至逻辑和数学，都需要例子。严格地说，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并不必然需要具象的例子，个别数学概念甚至找不到例子，但我们总是希望有例子，并且有例子就更容易理解，这个思维事实说明“例子模式”是人类思维的一个不变基因。

没有比“例子”更能显示“经验中的非经验性”的了。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语言的意义在根本上是通过用法例子的集合来确定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例子之外的意义。例子将经验典型化而不是抽象化，典型化意味着能够在特殊经验中保留不会消散的普遍性，而普遍性的启示事关未来和命运。未来与命运不是直接的知识对象，所以溢出了经验，却又“神秘地”透露在经验中，这便是所谓启示。人们相信通过魔法就可理解那些启示。即使是原始初民，也知道魔法并无必然的魔力，但他们仍然需要魔法。这意味着，巫术、人文和艺术试图揭示的不是事实的未知真理，而是经验的未明启示，即意义和价值。意义或价值都不是自明的，所以需要解释，而解释不是认识真理，而是去创造事关精神和灵魂的意义或价值。

意义或价值存在于关于未来和命运的叙事里。如果一种叙事的意义溢出了故事的结局，叙事的意义就没有终结，而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例如神话就有着不会退化的意义，因此神话不是关于过去的故事，而永远是关于未来的叙事。这正是神话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其提示了叙事的未完成性，也意味着命运永无结论，这应该是来自先民久经磨砺的智慧。事实上，任何一种意义都不足以确定自身的意义，任何一种意义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具有未来性的意义链，从而建立一个“未济”的意义世界。如果一个故事为自己安排了定论，就封闭了叙事的意义，讲完就完了，就退化为已知的索引。故事的定论等价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一个拒绝未来性的完成式叙事。最伟大的完成式叙事是一神教的宏大叙事，以及继承或挪用了一神教的历史终结叙事结构的宏大理论，比如黑格尔哲学。在此可以再次看清：宗教不是巫术的后裔。巫术的开放意义链与宗教的完成式叙事属于完全不同的精神结构，两者在思维基因上不协调，有着不可还原的“物种”差异。可以说，巫术开启了人与自然永不结束的对话，而宗教建构了不由分说的大他者叙事。

历史是巫术的一种变型而存神的后裔。它更换了知识模型，预测命运的方法从神秘相关性转换为粗粒化的贝叶斯概率，但历史却保留甚至强化了叙事魔法，将意义在无穷空间里展开的联想链转变为在无穷时间里展开的演化链，即一种历史的意义只有在后续效果中才成为意义，也就是说，后续即意义，未来即意义。最准确的表达还是《易经》的最后一卦“未济”，它说明需要等待的后续之势就是意义。虽然宗教与历史都有等待未来的性质，但在“等待”的概念上却有根本的意识差异。宗教设定的等待是有穷时的，最终将迎来历史终结，而历史等待的却是无穷可能性的未来。只要为历史设定了终结，这个颠覆性的基因改组就将历史变成了宗教。凡是承诺了历史终结的历史都是伪装为历史的宗教。

巫术作为人与自然或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方式是非限定的，每个时代都会演化出具有明显心理效果的新型表现形式。例如，在东汉魏晋时期，巫术突出地表现为流行谶言，至今的直系残留是民谚、民谣或童谣。巫术还隐退而化身为一些经久不衰的心理暗示形式，包括体育与娱乐、星座和属相、风水与养生以及迷信类的固化意象或话语（比如某些语词或物品被认为是吉祥或不祥的），构成了对心理世界的注释和索引。在当代，巫术的精神世界则转型为人文世界的家族成员，包括人文学术、历史、文学、艺术、设计、影视、政治表演、典礼仪式、精神分析以及物品的美学形式等，这些面貌各异的转世后裔都保留了巫术魔法的至少两个关键基因：一是赋值功能，即为事物赋予事物本身所无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为物质赋予精神性；二是规范化，即为意义和价值建立规范形式、制度化仪式、表演程序和专业话语，或者说，为精神世界建立秩序。巫术从未退场，通过不断转世变型，实际上变得更丰富了。

在巫术的后裔中，艺术有着最为神似的表象遗传特征。巫术与艺术本为一体。巫术的表演或视觉形式后来独立分化为艺术。古人认为礼乐是最基本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乐”就是艺术，是激发同心经验或共同心理的形式。如李泽厚推测，巫术中有着伦理意义的规范演化为“礼”（礼的另一部分资源恐怕来自军事组织规范），而那些不能伦理化为“礼”的魔法形式就分道走向美学化，成为艺术的初始资源。但美学化的艺术变性演化为“逆向巫术”，意味着独立了的艺术不再是对原初现象的解密，而是反过来去人为创作原初现象，从而人为生成自然所无的原初经验。或者说，艺术以不寻常的表现形式将常态事物转化为具有神奇性的原初现象，从而唤起具有本源性的原初经验（海德格尔也有此意）。原初经验能够保持意识对事物的敏感性，使疲惫的经验“返祖地”恢复活跃状态。数千年来，艺术作为保持事物神奇性与经验敏感性的另类巫术而存在，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艺术作品都应该有一只内在的“驯服的野兽”。不过，这种艺术概念不包括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彻底替换了艺术的概念，不再是产生原初经验的魔法（据说变成观念与批判），因此当代“艺术”只是在同名同姓的意义上使用了艺术的名字。

最为传神的现代巫术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以类似“考古”的方式发现了沉没在意识海洋里的潜意识世界。精神分析试图成为科学，但尚未达标，与其说它是失败的科学，不如说它偏离本意而成为当代的一种成功巫术，甚至有着更突出的返祖现象。精神分析的理论很深刻，但其心理治疗的灵验度未必显著超过巫术，此种局限性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声誉。然而，精神分析的理论，从弗洛伊德、荣格到拉康，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回响，经常被借用或挪用。人文知识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从侧面说明了人文思维的“巫术性”底色。人类在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秘之路上并没有走得如知识进步论预期的那么远。至今，人文知识仍然更接近巫术的概念而远离科学的概念，甚至并没有脱离广义或扩展的巫术概念的思维引力，经常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返祖现象。心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秘密仍然在潜伏之中。至今，作为人类自我解释的所有人文知识都只是心理世界或精神世界入口处的欢迎仪式，却没有提供门票。

赵汀阳，国家文科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