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涌现之前，人类的技术化生存尚未形成真正的危机，至少尚未危及存在本身。即使有了恐怖的核武器，仍然在原则上可控。确切地说，在人工智能突破奇点之前，人类仍然保有作为自由选项的可能未来，也就保有最后的自由。人工智能奇点的呼声有些近似“狼来了”——人工智能确实还有难以突破的局限性，比如概念理解、逻辑推理、因果推论、创造性和自反性（reflexivity，自我意识的机制）——但奇点突破恐怕是迟早的事情。即使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达到奇点，永远不会超越人类而成为最高统治者，在“安全的”人工智能率领下的大规模技术系统也将支配整个生活，形成存在与技术全面合一的生活形式。那将开启一个比“人类世”更新的新纪元，比如“AI世”，由人工智能替人选择的未来将否定未来的概念：预定的未来不再是未来。失去未来的概念肯定是文明将遇到的最深刻危机。失去自由的未来意味着未来的概念变性为“没有未来性的未来”（the future without futurity）。

自然意义上的未来，即作为自然流程而源源不断到达的“下一步”，就是一种没有未来性的未来，此种未来没有意向性，没有承载意义或愿景，这一步与下一步并无实质差异，虽然物是人非足以引起文学感慨，但连续的下一步所表示的时间本身却无变化（不变的时间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设，从未被证明），因此，“自然连续统”（似可映射为数学的连续统）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重复的流逝，没有历史刻度，也没有意义负荷。与此不同，文明是不自然的，文明的本质在于化时间为历史，文明创造了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历史时间，于是未来有了未来性，意味着未来的自由度，意味着对未来的创造性想象，未必能够实现，但为未来赋予了意义，因此未来性也可理解为未来的意义附加值。此种属于文明的“具有未来性的未来”起源于农耕，农耕最早创造了可预期的未来。甲骨文的“来”字原型是麦子，麦子预期了到时的收获，麦子就是具有未来性的未来。可以说，未来性是人类主体性的初始作品，自由的未来是文明的本源，失去未来就是失去本源。

当代世界的文明危机就是失去了具有未来性的未来，并非历史的终结（因为并没有达到什么最终目的），只是未来的概念退化为没有未来性的未来，这是一种重新蛮荒化。自然时间在继续，但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不再是人类主体性的故事，不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时间。在未来，人类恐怕不再是历史主体，实际上现在人类就只剩下半个主体性了，人类创造的技术系统已经成为异化系统，意味着人类作茧自缚地创造了规定自身生活的外在系统，但人类却没有理由反对技术，因为正是技术使人类过上了人类想要的生活，而生活全面技术化或者说当生活变成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技术就悖论性地否定了人类。目前的技术系统还只是异化，尚未形成异己的主体性。这是最需要反思的时刻，然而情况似乎相反，在这个可能发生文明奇点的时代，世界却失去了与之同步的思想——批评很多，思想却没有升级，更多的人希望新现实能够装进旧观念的瓶子里，可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变了，路径依赖的思想没有用，旧观念失效了。无论人们多么爱惜启蒙建立起来的人类主体性而依依不舍，比人的主体性更强大的技术系统化现实以其超人的力量已证明，启蒙以来的现代观念和价值已经文不对题了。

一个例子，人们在未雨绸缪地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对齐问题，大都要求人工智能向人看齐，学会人的价值观，而且是人类中心价值观。“向人看齐”的想法显然一厢情愿且不得要领，假如人工智能获得完全自主的主体性以及比人类更强更高的心灵，那凭什么向人看齐？可以类比地想象，假如外星人来访——外星人至今只是个假设（估计外星人没有能力来到地球，即使能够到达，来的也是掌握了宇宙量子联络的外星人工智能）——那么，代表了更高心灵的外星智能会向人看齐吗？同理，假如一定需要看齐，恐怕也是人反过来向人工智能看齐。

人类不愿思考的时候，未来的人工智能就要代替人类去思考了。这会出现存在论换位（ontological transposition）：人工智能将代替人类成为思想主体，而人类变成人工智能的忠实用户。人类一直为主体性而自豪，然而人其实尚未形成完全自主的主体性，比如与康德想象的“启蒙了的”主体性就有着很大差距，可是人工智能却可能要超车成为新主体了，这种可能性虽不必然，但有着不小的成功概率。未来世界很可能形成跨物种的“双主体”或二元主体格局，而且人工智能将强过人而成为超越的主体，不需要人类承认其主体性地位，就像人类假惺惺地为动物颁发的那种“动物权利”。

现代之前只有一个纯属想象的绝对超越的主体，上帝或神，与人类不在同一个存在维度，令人敬畏但没有威胁。现代性是个伟大的计划，试图使人变成主体，这是有史以来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主体性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启蒙观念，确定了以个人作为思想、权利和价值的主体，在人类整体主体性的内部确认了以个体为单位的复数主体。个体主体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无矛盾，但复数主体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价值和知识使每个人互相构成负面外部性（霍布斯状态），产生了人类独有的主体间性及其永远无解的难题，可以概括为“他人不同意”。这个难题不奇怪，奇怪的是，被假定为普遍有效的主体性原则却居然并不必然蕴含解决主体间分歧和冲突的方法，就是说，主体性原则推不出主体间的合作方法，更简化地说，理性推不出合作。这就很反讽了，具体情况更加反讽，比如理性博弈推出了非合作结果（纳什的非合作均衡），或个人理性的加总（aggregation）不能推出集体理性（更多的情况是事与愿违地产生集体非理性）。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努力都失败了，包括著名的康德伦理方案（绝对命令）和政治方案（永久和平），还有试图为康德补漏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还有试图借助博弈论算法来建构公正的罗尔斯方案，以及其他种种修补性的方案。所有这些方案的共同弱点是：由启蒙思想奠定的主体性概念无法推出一种理性必然的方法，使得某种合理并且普遍有益的主体间关系成为每个主体的最优选择，除非设定每个主体都是全等的抽象人（但这种不真实的设定实际上没有意义，例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个不合理的事实提示了现代的主体性概念有着根本缺陷。事实也表明，启蒙以来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没有能力解决人们在利益、价值和知识上的冲突和分裂，反而加剧了互相冲突，甚至产生了更多的互相不同意的价值观。

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伟大的，但其能量已几乎耗尽，就像衰老的恒星。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问题在升级，思想却很久没有升级了。据说物理学在二战后没有根本突破，哲学也一样。未来世界很可能需要在跨物种的多主体条件下去建立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主体性（con-subjectivity），以及多种文明之间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这是无法回避的新问题。古代人生活在各自的群体里，群体有着共同价值观，所谓共识，甚至，古代世界里几乎所有群体都有着通用价值观，至少有着高度相似的道德第一原则 （Hans Kung的调查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古代尚未遇到需要建立共主体性或跨主体性的情况，可见问题往往是历史性的。如前所论，当代世界的未来概念已经退化为缺乏想象力而坐等事情发生的“没有未来性的未来”。原本充满未来感的启蒙思想已无法解释未来，所以我们需要重构未来概念的某种新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