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21-01-29 0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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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所指的田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农村,二是调查。田野政治学起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没有田野调查,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迄今为止,田野政治学最大的收获在于田野调查。田野政治学能否坚持也在于田野调查的持续。田野政治学将田野调查作为起点和基础,经历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取得了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有诸多可改进之处。

   一、基于承担项目的田野调查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引进的,并于1980年恢复重建。恢复重建之后的政治学的主要工作是打基础,即编写教材。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其依据是文本文献。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起步也是如此。

   1980年代后半期,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开始承担涉及农村基层政治的项目。当时的农村政治体制正处于重大变革之中,特别是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完成这一类型的项目,仅仅依靠文献已远远不够,由此需要走出校园,走出书本,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调查。

   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从两条线展开。一是在民政部主管基层政权的部门支持下进行调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所承担的项目主要是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专门设立机构管理相关事务,并需要学者进行调查,为决策和立法提出建议。我们要完成项目,进行调查,也需要民政部门的支持,并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政府部门服务。张厚安教授因此提出了“面向社会,背靠政府”的指导意见。二是由我们自己根据项目进行调查。

   近20年时间的田野调查,有一个自在到自觉的过程。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反映了这一认识过程。

   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我们的研究便步入到自觉状态。这是因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历史变迁。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在乡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这一政治实践经验显然与以城市和市民为先导的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10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村治书系”的总序强调了未来研究工作的田野调查基础,提出了“三实”的主张,其中位于第一的便是“实际”。

   本书系的出版不仅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更是政治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

   书系承继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走向乡村,走向基层,走向民众,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实验的传统,但更注重从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视野,关注和推进乡村政治社会发展,致力寻求有效的乡村治理形式。

   书系注意了解、借鉴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特别注重将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乡村大地,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经验中提升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以此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

   为达到这一目的,书系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

   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

   2005年之前的调查除了一般性的实地考察外,主要是近百个典型村和个案村的深度调查。田野调查出版的成果集中反映于1997年开始出版的“村治书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这一调查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调查,参与调查人员数十人,并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相关人员参与的学术调查研究团队。全书近70万字。该书的序言描述了这一调查的过程和对田野调查的认识。

   政治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规范的和经验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依赖于逻辑的推理,而并不一定考虑事实的存在。后者主要依赖于事实的描述,在事实中提升理念。它并不排斥理论预设,但这种预设要经过事实的验证。这种方法在当代被称之为实证研究。采用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目的。

   由于政治的封闭性和垄断性,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十分落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刚刚发育便被中断的政治学才逐渐恢复。这使得中国政治学研究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匮乏。在政治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着由书本到书本论证、由制度条文到制度解释进行的自我循环。仅仅运用这种方法,难免与实际政治生活相脱节,也无法面对实际生活的理论挑战,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因此,我们选择村级治理这一课题研究,一开始,就力图要超越以往政治学研究的局限性,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注重对事实的了解和过程的描述。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20多个村进行个案性实证研究。

   个案研究的第一步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和我们以往的调查经验以及研究资源的积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方大,发展不平衡。根据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有意识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了两个重点调查村。它们分布于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四川和甘肃。如果以中国的南北地域划界,它们分属于南北两大区域。从自然地理看,它们分别位于平原、丘陵和山区。这6个重点调查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从经济资源占有和生产经营方式看,有完全实行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的高度集体化村,有实行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双层经营体制的村,有主要实行家庭经营的村,还有个体私营经济相当发达的村。从经济发展状况看,有的村年总产值达数亿元,有的村仅数百万元。从经济收入水平看,有的村人均年收入3000元~4000元,是当地的“首富村”;有的村仅400元~500元,是国家级的贫困村。从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看,有的已经完全工业化城镇化,有的还完全停留在传统农业经济状态,基本保留着传统的农业村落形态。作为重点调查村,我们对这6个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并与重点调查村的情况相对照,我们还随机选择了10多个一般调查村。这些村分布于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内蒙古等省区。这些村也有各自的特点。调查报告主要从不同的侧面考察这些村的村治状况。

   选择研究对象后,从1995年开始,研究者便进入个案村进行实地调查。重点村的调查时间一般较长,有效工作时间达数月,并进行跨年度的追踪调查。调查方法主要有:

   (1)文献查阅。文献来源之一是调查村所在地方的县志、乡志、村志等地方志。通过查阅这类文献,了解调查村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线索。在我们所调查的地方,一般只有较为完整的县志,成文的乡志、村志几乎没有。但在少数经济发达村,却有大量记录该村改革以来发展状况的书籍和文献。如在广东万丰村,由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该村改革发展的书籍多达几十种。文献来源之二是由村里保存的各类文件资料,包括政府下发给村并可公开的文件,村制定的规则、会议记录、统计报表等。在有些村,这些成文的资料比较多,而且保管得非常完善。在更多的村,不仅成文的资料十分少,而且没有进行统一的专门保管。文献来源之三是张贴在村头路边的文字、标语、图表。这些文字、标语、图表看起来很简单,在村的治理过程中却有重要作用。国家的诸多法律、政府的任务、村里的管理等都是通过这种简单的口号性的文字、标语和图表传达到村民中间的。它们也反映了一个村的治理方式和特点。

   (2)访谈。在所调查的村,有较完备的文字记录材料的很少,而且文字材料很难将一件事情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许多事情只能依靠当事者的记忆和言谈。所以,研究者的一对一、一对二或一对多的访谈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调查方法。访谈对象尽可能包括各个方面的人士,特别是不忽视一般村民。同时,由于时间等原因,对同一事情,各人的说法有所不同。在调查中,对重大的或有不同说法的事情,我们一般要听取三人以上的意见,加以印证和甄别。

   (3)现场观察。研究者进村入户,得到许可后列席有关会议,观察和体验治理行为和农民生活等,以直接感受村的治理过程及其环境,并进一步密切与当地人的关系。

   (4)问卷测试。问卷本是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如一些村民不识字,更多的村民难以准确理解题意,同时还有些顾虑。为此,我们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十分注意针对性。对一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干部和村民,采取封闭式问卷。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采取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各类问卷无须记名,以消除被问者的心理压力。

   规范研究强调概念的同一性和论证的严密性,实证研究强调事实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在这两种方法中,实证研究的困难更大。因为它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水平,还取决于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由于政治学研究涉及到敏感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实证研究受环境的制约性更大。这使我们的研究不能不带有局限性。

   首先是对调查村进行选择的局限性。在个案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选择通常采用的是随机抽样法。但在对个案进行田野调查时,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调查村的合作。否则,研究者根本无法进入现场。在选择调查村时,尽管我们注意到代表性和随机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取决于当地政府和被调查村的态度。一般来说,当地政府都给予支持,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也有个别地方希望将一些条件较好的村介绍给我们这些“外来人”。这样,在我们所调查的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当地的先进村。

   其次是调查方法的局限性。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存在“自家人”意识,只有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才能充分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村治过程涉及到领导者的产生、利益的分配、管理方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等一系列较为敏感的问题,当事人有诸多顾虑,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实情。而要进一步了解影响村治过程的各种环境因素就更为困难。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可能不受到局限。

   当然,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在我国毕竟刚刚开始,可资利用的方法资源又相当少,我们本身的水平也需要在实践中提高。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5的田野调查,主要有以下收获:

   其一,获得了田野调查自觉,并将田野调查作为学术团队的基础。过往的政治学很少有田野调查,即使有,也主要是个别人的行为。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持续不断和团队自觉行为。这一团队扩展到全国范围。

其二,为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打下了基础。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重点研究基地。因为具有唯一性,申报过程的竞争很激烈。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团队申报了,但出现不同的意见。其中的重要意见是,学校属于以教育为特点的师范大学,涉农的基地应该放在涉农的学校。教育部主管部门专门到学校考察,了解到华中师范大学做农村研究不是“纸上谈农”,而是深入田野,在调查和通过调查为政府服务方面取得有影响的成果,符合设立基地的目的。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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