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巨大影响。人工智能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给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大语言模型问世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包括人工智能本体的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研究等。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智能社会的到来，对社会学研究范式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促使我们重新考虑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探索新时代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模式，讨论新的社会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拥抱新方法、新数据、新模型、新范式、新思维，将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创新纳入新的学术规范，以此促进学科的繁荣发展，迎接新的时代，这是智能时代赋予研究者的学科使命。另一方面，也有悲观者对于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意义提出了质疑：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多大价值和意义？面对人工智能对于诸多传统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替代，社会科学研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上述讨论，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其意义毋庸置疑。本文无意质疑人工智能的重要影响以及未来社会学研究可能发生的范式革命。本文仅仅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否需要全部被更替？在我们的研究范式中，哪些部分仍然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哪些领域需要更新替换？哪些领域仍然可以继续保留？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达成共识。本文仅仅试图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田野调查仍然是社会学的核心方法之一，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田野调查方法在新时代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诸多领域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这一影响，体现在应用技术、方法论、理论创新等多个方面。
人工智能的发展，最明显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很多业界的生态，而且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如在问卷调查、在线实验、自动化内容分析、基于智能体的代理建模等方面，人工智能都表现出了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虽然现阶段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上仍然存在偏误、在方法层面上存在一定劣势，但在资料处理方面已经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前景。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方法论层面带来了有益的启发。一项对于“理想教师类型画像”的研究中，使用基于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微调训练方法，借助大规模文本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模式识别能力，展示了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在未来进行社会研究和社会测量方面的巨大潜力。“通过语境分析捕捉个体主观意图，同时从大规模语料中提炼语言的共性特征与规律性模式，这一方法与社会科学中‘理解’的研究方法论高度契合”，将个体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构性模型统一起来的分析过程，与韦伯所强调的理解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方法论尝试。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社会理论领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学的经典理论特别关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链接机制与形成链接机制的链接技术都发生了巨变。在传统时代，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在数智时代，需要考虑人与机器之间的链接。人机链接的变革，会导致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构，我们需要思考人机主体的相互建构，以及在这种转型之后的人类社会行动伦理。在这种新的社会情境下，社会理论的构建逻辑也会产生重塑。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需要超越工业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新的概念逻辑出发重建人与非人、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新的对称性关系，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探索数字技术对社会理论的动态重构过程。这是当代社会理论者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必然会催生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随着“大数据+大算力+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仅追寻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方面的局限性，进而直接发现人类活动的规律甚至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催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范式。虽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一点，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工智能时代必然到来，而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工具，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社会科学新范式必然建立”。
那么，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研究方式创新，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过程中，会如何发生？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中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趣的线索。在过去几十年间，以国内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库建设、量化方法培训、实证分析论文写作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主义训练，已经建立了一个牢固的科学主义学科规范。在这一规范下，量化研究范式的学人们逐渐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建立了一个共通的世界图式。在这个世界图式中，大家共享若干基本的学科认知，如对于数据分析的标准，对于学术规范的标准，对于研究框架范式的标准，等等。
但是，在这一研究范式中，我们总是默认一个前提：学人已经有了某个特定的研究议题，仅仅是需要具体的技术和方法，将背后需要论证的逻辑，更加科学地展现出来。我们假设，在方法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对于现实社会世界的实质性关怀。现在看来，这一假设前提，可能并不成立。很多人可能只是迷恋酷炫的统计技术，而忽视了研究目的本身。很多研究者，以“一把屠龙刀”对待世间万物，对待一切研究议题，并通过学术体系的规范发表不断强化这一过程。这种情况，在当今学界并不罕见。我们经常沉迷于具体的方法，并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来为自己辩护。毋庸置疑，技术与方法本身是重要的，每一种具体方法和技术的基本逻辑和新发展，是需要学者严肃对待的。但我们需要看到，研究方法仅仅是方法，是一种技术，而不是研究本身。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解释、理解世界发生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使用某种方法去解剖世间万物。在更进一步的实质性研究推进面前，我们需要认识到仅仅依靠方法取胜的形式性研究的缺陷。这种“方法至上”的路径，并不仅仅发生在量化范式的研究者身上，从事理论研究、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同仁，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只是具体表现有所差异而已。在过去几年中，对于“方法主义”的批评中，并不仅仅是针对量化研究范式。
经过一代学人的努力，规范性研究的推进取得了极大进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是否有勇气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进行突破？我们是否有勇气，不完全拘泥于特定研究方法，而是根据研究议题的本身特点，突破固定方法的范式，去尝试其他的研究路径？更进一步，我们有没有勇气尝试某些方法本身的突破？比如，某些概念或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提出某些中国社会特有的研究领域或社会理论概念？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恐怕不是仅仅量化研究范式所能完成的。那么，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是否仅仅依靠数据与算法就可以为上述疑问找到更好的答案？是否真的如学者们乐观描述的，通过对于海量数据和新算法的改进，我们可以直接在数据中观察到社会实体本身及其内在的运行逻辑？
一切都在探索的道路上。这里仅仅指出，即使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些传统的方法和手艺，仍然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本文仅以田野调查为例试图说明，在人工智能时代，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并不会失去其原有价值，而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整体性把握，二是对于理论创新的意义，三是对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田野调查有助于对社会的整体性把握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情境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和所使用的方法，其实都是对当时所在历史和社会情境下的核心议题的回应，这一核心议题体现着对于社会整体性的把握。真实可爱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一种面对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简单要求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而是需要深入探究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具体的议题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包括个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等），在研究方法上延展并融合社会事件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去探索和展现社会诸要素之间多重连续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机制或逻辑，并最终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全体的完整图景。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研究图景，是任何一个研究范式都无法单独完成的。而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在把握社会整体方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可能性。一篇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心智差异的文章提出，我们与人工智能的最大差异在于时间意识结构，人类的意识是在一个连续而统一的意识流中体验世界，是一种“整存”的方式，而人工智能则将现实处理为离散、可重组的时间碎片，遵循“分存”的计算范式。田野调查，正是体现了人类思维这一整体性模式。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面对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成为调查者的基础性知识，会变成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认知的重要来源。在调查过程中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信息，虽然并不一定会直接体现在最后的研究文本中，但是所有的信息都会成为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把握的一部分，“有些收获会呈现在问卷和研究报告中，有些可以言传，有些只能意会并成为你的记忆。例如，交谈者的穿着、情绪、文化气质给你带来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的重要知识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关于田野调查所提倡的“从实求知”的“实”，也不应该简单理解为现实世界发生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而是社会事实在田野调查者眼中和心中的印记，或者说是田野调查的实践感受。这些感受是零碎的、多元的、多层次的，需要不断成长的研究者在更多次、更深入的田野中将它们拼成整体，而不是用理论进行简单的挑选和裁剪”。
从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把握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是否具有一些独特的结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否会对社会研究方法和技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人心智结构和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与西方是否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差别？我们如何通过社会研究方法捕获，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差别？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如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中，“社会底蕴”成为近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中国基层社会存在一些恒常不变的结构性特质，“它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这些特质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底蕴”，成为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起点。也有学者将这种底层的社会结构称为“社会纹理”，它是一个社会特有的结构性特征，体现着一个社会中的行为逻辑和惯性，构成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它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宏观结构性层面，“社会纹理既是集体意识的体现，也折射了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换言之，社会纹理可能涉及历经变迁和沉浮依旧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连续的深层共识与规范”。
这些通过田野调查提炼出的分析性概念，体现了研究者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并从中抽象出具有真正解释力的理论内涵的努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他以往的所有社会生活经历，这种社会生活经历，不仅仅是个体生活层面的，也包括宏观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通过全面把握被访者的社会生活，可以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逻辑有深入的整体性把握。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可以在了解理论传统与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运作逻辑，体察中国人独特的身心状态，提炼出来具有根本性和实质性意义的研究问题，而不仅仅是方法意义上的研究题目，这是中国社会学今日面临的根本任务。
田野调查对于理论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在对于量化研究范式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变量属性的碎片化问题。一篇对于涂尔干研究方法进行讨论的研究指出，罗列变量的研究路径会遮蔽我们对于实质性社会过程的洞察与观照。严谨负责的社会学研究，需要从变量关系结构分析上升到对社会实体的讨论，再从社会实体的洞察中呈现变量的真正意蕴。具体来说，要摆脱单纯对于变量之间的穷尽式列举方法，要在繁杂的因素关联中去寻找恒定的社会关系，并将这一关系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实体，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的变量才会呈现其真正意涵，“逐层去除种种表象因素的遮蔽，阐明来自事物本性的根本原因，最终浮现背后的社会实体与意蕴，这才是社会学定量方法独特的核心技艺”。
对于量化研究方式而言，变量与社会测量构成了连接理论与经验之间鸿沟的一个关键环节。量化研究范式的社会测量与结构化变量，是将学者们对于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加诸于被访者身上，从抽象维度的意义上要求被访者对于我们设计的问题和答案进行选择。当然，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辩解说，每道题目所代表的测量背后都隐含着特定的理论脉络，是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关联在一起的，并非一种“拍脑袋”的随意的设计。在规范化学术发表的体系下，对于来自西方文献的，已经在其他文化情境中大量使用的测量题目，尤其如此。在当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一些反思？作为从西方引进来的社会测量方法，其本身的科学性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是无须质疑的，但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制度情境和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对于不同测量方法的兼容性是怎样的？我们的文化差异和心智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测量和变量？在哪些方面和哪些维度会产生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生成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在人工智能时代，在面对纷纭繁杂的社会现象时，田野调查方法在理论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体悟社会现象与经典理论的异同，更容易产生创造力和洞察力。田野调查，是一个能够让人产生灵感和洞察力的研究方式。诸多学者在关于质性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方法的讨论中都提到，在田野调查中容易产生直觉、洞察和好的猜想，这是田野调查的最大魅力。这种洞察力，恰恰构成了连接经验事实和理论创新的关键点。在鲜活的经验现象面前，我们不仅可以关照古今中西的理论脉络，同时更可以发现隐含在民情、制度、社会心理结构等现象之下的普遍性的理论内涵。对于中国实质问题的提出，是一个介于经验现实和理论推演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被称为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实证与人文的双重特性，是在经典理论问题域框架下、同时需要融合田野实际的经验现实所生发而来的一个过程。在田野调查中，在普通人的世事人情和自我言说中，在对于这些人生经验的洞察和反思中，真正的社会理论会逐渐浮现。抛弃对于现有理论的刻意模仿，去除抽象经验主义的宏大叙事建构，发现中国文明和社会独特性的实质议题。而这一过程，需要我们的研究深入田野和历史，从中发现实质性问题，并在古今中外的比较维度中展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以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学直面核心研究议题，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核心议题，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人心，让我们的研究更有洞察力，而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研究更规范、更“科学”。
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经验与理论的完美融合。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常出现对于“平庸的学问”的质疑和反思，这些质疑和反思都体现了学界对于一种更加贴近中国情境和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好的学问的需求。从经验现象上升到理论创新，需要思维的创造力。这个跳跃的过程，恰恰是非理性的，是科学主义训练难以直接完成的。如果说资料收集、数据处理、模型分析、行文撰写等方面，人工智能都会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人类，那么上述理论跳跃环节，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人工智能不能完成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田野调查最独特的魅力所在。
田野调查对人才培养具有独特意义
关于人工智能的影响，学者们大多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而对于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不多。其实，从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来看，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一影响，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从长远来看甚至是颠覆性的。
工业化时代以来，教师通过课堂授课来传授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学生们的学习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记忆知识点，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一门具体的知识。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这一记忆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尤其是综合运用知识过程中的创造性能力。而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恰恰是我们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得最少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一能力是课堂授课方式和知识点记忆方式所无法完成的。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未来的教学需要从知识点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尤其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创造性能力培养。这一要求，对于新时代的人才培养提出了与传统时代截然不同的要求，最终将会倒逼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我们现有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往往侧重于传授方法，这可能导致社会学的技术化倾向。过分的技术化，会导致“方法主义”，这一问题不仅在量化训练中存在，在质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范式中，也屡见不鲜。田野调查，恰恰是一种能力训练而不仅仅是方法训练。田野调查，不仅仅是与人进行访谈，而是一种综合能力训练，这种能力，包括进入田野的能力、在田野中与人交谈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归纳分析的能力、以及实现理论跳跃的能力。田野调查带给同学们的，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训练，这使得田野方法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在田野调查的若干个环节，如对于某一特定议题的访谈过程，都有可能进行人工智能的干预，甚至可以想象，在一个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的访谈设计中，人工智能可能做得比一个新手更好。但是，田野调查不仅仅是一个访谈的过程，更是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对于访谈情境与意义的了解。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给出的回答本身是否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被访者的叙述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赋予这个行动（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访谈中理解到这些东西，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到中国社会中那些最核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无法直接用语言来表达的，需要被访者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共情”来理解：“在中国，重要的东西就涉及关系和伦理，这些东西访谈对象都不是直接说，都是通过谈话、通过讲述、通过讲事情、通过说长道短折射出来的。你是通过几面镜子折射去看他的东西，不是直接去看”。
这一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构成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逻辑或者行动伦理，脱离了这层理解，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和中国社会的制度运行规则。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默会知识，是大家在日常行动中遵循却不会宣之于口的规则。周飞舟将这些内容归纳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心态，只有把握住这一“心态”，进入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领域，才能够在调查中发现问题的本质，才是真正的田野调查。对于个体而言，这种“心态”包括深层的观念、价值和情感状态等；对于群体或组织而言，这种“心态”则包括人际关系、交往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中国社会在实际生活存在的这些只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部分，这些外人看不到、内部人说不清楚的“氛围”或“风气”，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基础”或者“社会底蕴”。要真正把握到这一深层次的逻辑结构，需要调查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能够体悟并进入与被访者类似的“心态”与情境。只有调查者与被访者同时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共通的情境中，被访者的“心态”才能够浮现出来，调查者才可以真正理解、把握到被访者的“心态”。要理解被访者的“心态”，研究者需要用自己的“心态”来理解被访者的“心态”，从而理解他们的整体性社会世界。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于这些“言外之意”的把握，仅仅依靠在田野调查中的访谈、观察和记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调查者使用自己的“心态”进行共情和理解，来把握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心态”。在这种“将心比心”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获得了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社会现象的把握，自我创造性能力也会不断得到提高，自我人格和修养也会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不仅是社会和政策研究的事，也是数字时代每一个人认识自我和认识社会的重要工具”。
上述“将心比心”的研究过程，相信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能完全替代人类。这一培养学生的方式和过程，突破了传统课堂授课的人才培养方式，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学人才能力培养的一个独特优势。在《做田野》一书中，杨善华详细总结了自己带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心得，包括每天晚上的讨论会、回校之后的总结会、严格的田野笔记、教师在现场的主导型参与、定时回访，等等。他认为，所有这些环节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如每天晚上的讨论会和回校的总结会，目的是培养学生在访谈材料之外去理解和探究“被访人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人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人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家居环境）的意义”。田野笔记的意义与此相仿，通过对调查过程的回顾与反思，去理解被访者的言谈举止，并从中透视社会学的研究题目。通过这些训练，可以让同学们系统地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鉴赏能力、学术评价能力、学术写作能力。通过体会和感悟“如何做田野”，学生们可以获得快速的成长，杨善华在这本书中发出的“后生可畏”之语，应该是一个大学老师对自己职业生涯中人才培养的最骄傲的总结吧。
结论与讨论
费孝通在晚年的思考中提到，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拓展原有界限，进行突破性的创造。他认为，一个社会中那些只能“意会”的内容，是一个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构成了社会运行的核心特质，对社会运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研究过程中，社会学研究者运用“将心比心”的方式，去体悟社会运行中不能言说而“只可意会”的内容，才有可能做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贡献。费孝通提到，要做到这些新领域的拓展，要突破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需要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方面进行探索，借鉴各种文明的思想流脉，反思我们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勇于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边界。“社会学充分认识这种历史荣辱兴衰的大轮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我们很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脉络，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时代，能够‘心有灵犀’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
本文所讨论的田野调查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作用，与费孝通所讲的这种研究进路，在思路上是非常吻合的。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学研究范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很多传统的研究方法都亟待改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本文试图强调田野调查方法对于社会学的价值。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有助于学者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在理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基础上产生真正有洞见力的理论叙事，有助于在书写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起下一代学术传承者。
再次重申，本文毫无意图质疑人工智能对于社会科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对于新时代发生新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也抱有极大期待，并且呼吁社会科学研究正视并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本文只是试图指出，作为碳基生命的研究者，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或许不需要完全抛弃我们现有的手艺。我们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如田野调查，可能会具有独特的价值。而这种独特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在同一个研究范式内部，我们会共享很多默会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了互相交流和理解的基础语言，我们不再需要对这些默会知识进行一再的解释。但是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可能恰恰是这些基础性知识构成了互相之间交流的障碍，我们以为使用同样的语言和专业词汇，但背后真正指向的实质意涵和代表的世界图式可能差异甚大，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缺陷。真正的讨论，并不是建立在对于某种方法或范式的质疑和自我辩护方面，理性的自觉和对于他人世界图式的尊重，才能使我们不至于陷入低维度的口舌之辩。真正的讨论，每个人都会本着善意去理解不同范式和世界观的原则，能够进入异己的假设前提去努力理解另外一种范式的逻辑，努力吸收另外一种思维范式的可取之处和美丽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