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焕珍:太虚大师佛教思想略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5 23: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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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珍 (进入专栏)  

  

   摘要:太虚大师基于对佛法的真实契悟与对佛陀圣教的至诚尊重,对佛教如何在与传统社会大异其趣的现代社会继续契理契机地开展下去,做出了全面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他坚持趣智立场的佛教义学研究,反对趣识立场的佛教学术研究,成功地守护了佛教本身的价值。他依佛陀教示,以大乘教法为真实教法判释佛陀圣教,如法地坚守了大乘本位的佛教观;同时又依诸法实相为究竟真实判释大乘各宗,一方面拨正了宗派佛教导致的差等之见,另一方面显明了大乘八宗平等一味的真义。太虚大师创立的“人生佛教”,包含“纯正的佛法”与“应用的佛法”两部分,“纯正的佛法”即以大乘佛法为根本的佛法,“应用的佛法”即依此佛法因应现代社会机缘开展出的“人生佛教”,前者是后者之体,后者是依体显现、含摄了体的相与用。因此,“人生佛教”是以三世六道轮回为基础、上求下化为归趣,适合一分现代人依行的大乘正法,而不是拨无因果轮回、上求下化的人本主义“佛教文化”。为令“人生佛教”有相应制度保障,太虚大师参照现代社会“组织群众化”的特点,奋力改革旧的僧伽制度、建设新的佛教制度,他在建设佛教组织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在改革旧僧制方面却终于功败垂成。由于僧伽是住持佛法的主体,僧伽制度改革的失败,令太虚大师创立的“人生佛教”未能及时扎根社会,以至一两代之后,或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或出现了他本人不愿见到的异化。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失败,既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也有自身认识的局限。从他进行的教理革命看,他的判教思想固然深契佛陀本怀,但未能充分意识到,佛弟子对佛法的解与行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佛法的慧解固然不应存有宗派偏见,但将慧解落实到修行时却只能从具体法门入手,在这方面宗派佛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太虚大师遮破传统宗派佛教的宗派见时,对这一方面有所疏忽,将宗派佛教判为过时的、只有理论意义的佛教,理论上存在化众机为一机的偏颇,事实上必然导致传承宗派教法者的激烈反弹。从他进行的教制与教产革命看,他回归和合僧团的初衷和目的令人敬仰,但汉传佛教僧团制度其来有自,并已形成久远坚固的传统,要对其进行改革,必须循序渐地推进方有成效;太虚大师悲心深切,期必早日有成,未多顾及此,自然难有起色。尽管太虚大师圆寂已七十年之久,但他已通达的教法依然是我们要通达的教法,他已应对的机缘同样是我们将应对的机缘,他“契理契机”的思想与实践,无论偏圆成败,都足供我们反思和借鉴。

   关键词:太虚大师 趣智立场 趣识立场 判教 人生佛教 制度建设

  

   引言

   佛教是体用一如的宗教,体是佛陀彻悟的诸法实相,用是佛陀由此体悟当机开出的种种教法。佛陀圆寂后,佛弟子是否能够绍隆三宝、续佛慧命,端赖其是否对此实相有真切体悟,有真切体悟则能契理契机地开出新教法,否则只能口诵心唯地传承佛陀遗教。古今中外,能作佛陀法王心子、开出一宗教法者世不一出,古代印度有中观、唯识、如来藏三学的创辟者龙树(提婆)、无著(世亲)与马鸣菩萨,古代中国有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净、密、律八宗的开山祖师,现代中国则有“人生佛教”鼻祖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1890——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籍贯浙江石门(民国改为崇德),生于浙江海宁长安。家世贫穷,生无异禀,体弱多病,两岁丧父,五岁母亲再适,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尝尽人间甘苦。因外祖母信佛,早年即得亲近佛法。十六岁,于苏州浒墅乡一庵剃度出家,依临济法派取名唯心,又在韦陀菩萨像前占得表字太虚。

   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急速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时代,文明形态、文化思想、宗教信仰、道德意识、生活方式都与传统社会大异其趣。而他生活于其中的佛教,仍然是适应传统社会因缘形成的形态,面对现代中国机缘时有左支右绌之感,只有做出适当调整才能焕发生机。有见于此,太虚大师对自己期许很高,他不想成为一宗一派之徒裔,而要在深契佛陀本怀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时代因缘的新佛教。

   太虚大师的工作,他晚年(1940年7月)有过简洁明了的总结:“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1]依此我们可说,太虚大师诚然具有国际眼光,对佛教的国际化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这是以他对佛教价值的持守、对中国佛教的继承与开新为根本基础的随缘发用,他的主要事业是在现代中国建设契理契机的新佛教。太虚大师的这一事业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对诸法实相的真实体悟;二是对佛教价值的继承与传扬;三是建设适应时代机缘的新佛教——“人生佛教”。以树比喻,前者为树根,其次为树干,后者为花果。

   太虚大师在这三个方面都花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关于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他本人曾说:“我对于佛教三十多年来改进运动的经过,可从好几方面去观察,而以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2]其实,太虚大师的所有工作都是以开创“人生佛教”为归结的,只因寺院制度的改革对“人生佛教”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他才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太虚大师为什么能够创立“人生佛教”?他为什么要创立“人生佛教”?其“人生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人生佛教”为何未能在太虚大师生前落地?如何才能继续太虚大师未竟的事业?凡此种种问题,对当代中国佛教界来说,无不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深契诸法实相

   (一)诸法实相与觉悟经验是否可说

   佛教与世俗学问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世俗学问是迷者从各人执取的诸法实有(虚无也是实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的学问,佛教则是智者从无所取著的诸法实相开演的学问,即“从无住本立一切法”[3]。这个实相是宇宙诸法空(根本性质)有(缘起事相)不二的真相,是三世十方诸佛的法身,只有证得无分别智并生起后得智的菩萨才能少分或多分证悟,唯有三智圆满的佛陀才能圆满彻悟,如太虚大师说:

   佛学所说明的宇宙万有之实事真理,本是无始无终普遍常住的,亦是十方世界中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佛陀所证明的。但在我们这渺小的地球上现今所流行的佛学,实源于二千数百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在其大觉的心海中所流出来的……然直溯释迦牟尼大觉心海的源头,我以为只是‘圆明了无始终无边中的法界诸法实相──宇宙万有之实事真理──体现为以法界诸法为自身,以自身为法界诸法的法身;又完全的开显表示出来,以之教导无数世界中有成佛可能性的种种众生之类,使皆得成就无上大觉一样的圆明法界诸法实相,且体现为无尽无碍的法身[4]。

   这显示佛教是依智不依识的智慧之学,而不是依识不依智的世俗之学。对于佛教,如果仅仅基于分别识进行自圆其说的拟构,只能开展出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世俗之学;要如理地理解佛法、做出学修一体的学问,起码要依信解力为基础通达佛教;要进一步如量地显明佛法真义乃至开宗立派,必须对其智慧有真切的体悟。太虚大师能如理如量地统摄佛法、开宗立派,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对佛教的根本所依诸法实相有深刻的体悟。

   佛陀明明教示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5],我们如何能对觉悟诸法实相的经验妄加论说?佛陀的教示,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诸法实相与体悟此实相的智慧一体不二,无我我所,不可分别,故不可说;二、佛菩萨为断众生我法二执而说法,说对诸法实相的觉悟,易令众生陷入执著,故不可说。反过来,如果本身对诸法实相确有觉悟,说出悟境有利于众生,则亦可当机作方便说,智者大师、惠能大师、憨山大师、虚云禅师、太虚大师等佛门圣者[6],都毫不讳言自己的悟境,原因在此。准此,我们也可参照佛陀相关教示,对太虚大师的悟境略加表彰。

   (二)太虚大师对诸法空性的解悟

   太虚大师十六岁即受具足戒,他受戒时的突出表现已获戒师、尊证[7]交口称叹:

   因为我在戒堂中,对于课诵唱念早经听熟,要背诵的《毗尼日用》及《沙弥》《四分》《梵网》戒本,以及各种问答,我以强记力特别高,都背诵应答如流。有一次演习问答,答得完全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戒和尚及教授、开堂与道阶尊证,都深切注意我为非常的法器。将出堂前去拜辞的时候,了余教授极加夸奖,而八指头陀尤以唐玄奘的资质许我,嘱奘老加意维护[8]。

   “《毗尼日用》《沙弥》及《四分》《梵网》戒本”分别指《毗尼日用集》《沙弥戒本》《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等戒律著作,是汉传佛教出家男众受比丘戒前必须熟记的内容。太虚大师的表现,得到戒师八指头陀[9]、教授师了余法师[10]和尊证道阶法师[11]等一时名宿的称赞,可见其宿智过人,他特别申明自己出生平凡[12],主要是为了避免后人神化自己。

   受戒后,太虚大师即依教观双运的正道修学佛法。教方面,他一开始主要研习《法华》《楞严》《指月录》《高僧传》等内典,“常能每日默诵《法华经》二三部”,“诵到极熟时,大约一点三刻钟便能将七卷《法华经》诵完”[13],讲小座时能围绕《法华经》的“十如是”敷衍差不多两个小时。观方面,他主要依禅宗祖师语录默自参究话头,应答时深得当时尊宿赞许。据太虚大师说:

   有一天黑夜,我闯入方丈室中,问八指和尚:“什么是露地白牛?”和尚下座来扭住我的鼻孔大声斥问是谁? 我摆脱了礼拜退出。又道阶法师有一次于讲小座前升座次,在法座上云:“《法华经》本文没有带来,那一个把本文送上来看!”及有一人送上去时,便云:“你这是批注,不是本文,下去。”我空手走到座前拜了一拜,法师云:“你却将本文来。”即下座归寮[14]。

   这虽如太虚大师说属于“依通似解”的闻慧功夫,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引发思、修二慧的必要资粮。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经圆瑛法师[15]介绍,太虚大师前往汶溪西方寺阅藏,并在此次阅藏期间解悟诸法实相之理。其开悟过程,太虚大师曾在两个地方述及,一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初草、民国三十四年(1945)修订的《太虚自传》,一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印度舍卫国为佛教访问团团员讲的《我的宗教经验》。在《太虚自传》中,他说:

   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剎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诗句随意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从此,我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此为我蜕脱尘俗而获得佛法新生命的开始[16]。

   在《我的宗教经验》中,他具体谈到了此次触悟之处,可以与前文互参:

   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的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在这一剎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待。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17]。

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太虚大师本人判断是达到了“超俗入真的阶段”:“至于阅藏经而有契乎般若、华严,已造于超俗入真的阶段,由是而精纯不已,殆可通神彻妙,由长养圣胎以优游圣域。”[18]一般来说,俗即假,真乃空,所谓“超俗入真”即由假入空,依教门看是体悟诸法实相的初地境界,依宗门论则是明心见性的破初关境界,即《华严经》所谓“不动相应”[19]或《楞严经》所谓“空生大觉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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