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5 次 更新时间:2024-05-24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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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中华传统佛学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如何适应时势人心而继承革新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热心弘法者的面前。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佛教革命的主将太虚大师,便提出过重建中国佛学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为继承和重建中国佛学,多方探索实践,留下了不少成败的经验。近四十年来,社会出现新的激变,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迎来了新的转机。当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

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期达此,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笔者对此思索有年,兹不揣简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浅见,以与同志者商榷探讨。

传统的成就与特点

对传统佛学的总结回顾任何新文化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旧有传统的继承,现代佛学的建设,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传统中华佛学作一番总结回顾,以继承精华,扬弃糟粕。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土,绵延已二千年之久。从印度请来的佛学,经汉魏六朝之摄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传输运化,近现代之革新振作,其精华营养,已深深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神魂与命脉,并在中华文化肌体中,在与儒、道等学的长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佛学,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传扬,复盖了中华文化圈内的广袤时空。扎根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国佛学大德,发挥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在吸取、总摄印度佛学,建立适合中土机宜的中华佛学方面,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卓识睿智,其成就极为辉煌。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与特点,除众所周知的内容广博、大乘为主、诸宗之学争妍斗艳等之外,值得继承发扬的,大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

太虚大师曾说过,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本佛宗经,意谓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为本,以主要出自释迦佛所说的经藏为宗,依佛经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阐释发挥。汉传佛教诸宗,率皆尊释迦牟尼佛为本师,除嗣传不永的三论宗外,其余诸宗之学,莫不宗依佛经而建立,如天台宗《法华》,贤首宗《华严》,净土宗《无量寿》等三经,较为重论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经,即号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也将法源上溯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刚》等经印心。汉传佛教界流传的佛典中,经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它,历代撰述也以经藏之注解疏释为主体。与本他佛(非历史人物的金刚持、普贤王如来等)、本师、宗论的藏传诸派相比,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特点颇为显著。这自与中国本有文化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

汉传佛学的这一精神,无疑是应予肯定、继承的。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之所修所证为本,乃佛教区别于其它以天启神降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质,为佛教特具真实性的根本殊胜之点。释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内证法,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据。释尊的自内证法和其应机度人的方便法门,以记述其言传身教的经藏最为可靠,思想内容亦最丰富全面。智者大师曾言“经富论贫”,后世祖师之造论发挥,及修证经验之口传,毕竟是流非源,其内证境界未必及于释尊之圆满,其思想内涵未必及于经藏之丰富全面,不无契合后世时机而设的方便之谈。欲识佛法本面,体佛陀本怀,最可靠莫过于直承释迦、宗依经藏,本佛陀所证万世不移的真理而应纷纭万变的时势人心,这是设教弘法应有的基本立场。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经论中虽已有三乘、三时、五味等判教说,对多种法门进行分门别类,但苞罗未周,影响不大。中国诸宗,莫不以判教说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建立了各自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判教说,如天台宗之五时八教、三论宗之三法轮、华严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时教、净土宗之难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别传、密宗之显密二教与十住心等,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作了严密分析,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等,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出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断的高度智慧。藏传宁玛派的九乘、四宗见等判教说,所判释的佛法内容更为广泛。

诸宗的判教说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据,应予继承发扬。判教说的发达,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高度开放、吞吐自如的宽阔胸怀。

三、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

佛经尤大乘经所示佛法之理境,内蕴极为深宏,予后人以发挥演绎的宽广余地。印度大德对佛经义理的阐发虽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传统和时代思维水平的局限,其阐发尚未能臻于圆极。而且部派之学有刻板烦琐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等论;大乘后期学说经院化,空、有二宗互诤,违背了佛法圆融无诤及重在离言实证的本旨。

中国大德在极盛期印度佛学的基础上,对佛法尤大乘义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因他们禀有中华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如天台之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性具等说,三论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华严宗之四法界、十玄门、性起等说,其哲学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义理之圆融、圆满,均超过了印度佛学,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若从天台宗之圆融三谛看,印度佛学只及二谛,且未能圆融,天台则圆融了三谛:若从华严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学,藏传佛学主要阐释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将第四层事事无碍法界的理趣阐发透彻,而华严宗则穷尽了事事无碍、缘起无尽的至极妙义。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

中国大德的证悟和智慧,中国佛学的成就,并非亚于印度。印度高僧来华,礼赞道安大师为东方圣人,慧寂禅师为小释迦,天台智者大师亦号称小释迦,华严宗初祖法顺大师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诚非虚誉。

四、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

一切从人生现实和身心修养出发,将理论学说、玄言妙义归结为简易切实的实践法要,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禀此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宗之学为主。禅宗虽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响不大,入华后始蔚为大宗,一花五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与代表。其法单刀直入,顿体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将大小密诸乘的教理行果,统摄于言下之顿悟见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极圆顿而又至为简易,可谓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誉为东方文明之精萃,现已风靡于欧美。净土宗教旨虽出自佛经,但在印度未见树立专宗,在中国则经历代明眼大德之抉择阐扬,成为流传最广、摄机最众的易行法门。此宗依阿弥陀佛之本愿功德,以深信切愿念佛生西的易行道,总摄大小显密诸乘学修之道的归趋,示末法众生以即生出离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径。宋代以来,诸宗的行持,率皆趋归净土,禅净二宗有融合的趋势。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传统的积弊及对待传统的两极偏见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虽至为辉煌,但因受历史、文化心理等条件的限制,也难免有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学的典籍传入汉地者,主要属西北印说一切有部,南传上座部的典籍传入不多,使得汉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义,有失于片面。由于本土伦理观念的障碍,印度晚期成熟的无上部密法,未能在汉地传扬开来,而这一部分密法,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学之精华;即中唐传入的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密法,在汉地亦嗣传不久,而其学传入日本,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传承、发挥。由于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学,虽入汉地,却未得广布弘传,施其应有的影响于汉地佛学及中华文化,而从印度传人西藏的因明学,却传扬不绝,形成了重辩论的风气。总之,在小乘学、密乘学、因明学方面,汉地佛学有不及南传佛学、藏传佛学、日本佛学之处。

就佛学之内容体系而言,中国汉传佛学在今天所表现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 对人乘正法的弘扬不足。

从经藏所表述的思想体系来看,人乘正法,为大小密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为释尊当时对多数在家信众所主要宣说者。其内容包括营生治事、伦理政道、社会福利等发达人生、安定社会的世间法,充分表现出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乃释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儒家被统治者尊为正统,迫使佛教在世间法方面不得不顺应、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的文化格局,规定了佛教只管讲出世法,其末流则只管送亡度鬼,世间法由儒家垄断,修身法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经宋孝宗等的钦定,成为儒释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们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于出世间法,遂给了世人以佛法只讲出世的错觉,形成不出世则不学佛、学佛则必消极厌世的倾向,掩盖了佛法积极发达人生的本来面目。藏传佛学忽视人乘正法弘扬的倾向,更为严重。

第二, 修学次第的不够完备。

由于汉传佛学重在出世间法、圆顿法门,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如太虚大师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础上稳建禅净二宗。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视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忽视世间法等弊端,难免产生一些消极的社会作用。相较而言,藏传佛学的修学次第较为完备。

上述两大缺陷,是导致中国汉传佛教在明末以后渐趋衰颓的重要原因。近现代不少大德,对此早已有所认识,力图改革纠正,然毕竟积重难返,非一时所能完全改观。还有一些人因对中国汉传佛学的优缺点缺乏正确的评估,走向墨守传统与否定传统的两极歧途。

墨守传统者,认为祖传诸宗之学,不得丝毫移易,甚至久已失传的宗派,亦需恢复。其继承,复兴传统的热忱,固然可嘉,然不知诸宗之学,各应当时机宜而设,是流而非源。契理契机,为弘法的基本原则。时过境迁,社会人心与古昔已大有不同,若固步自封,不适应新的时机而施设方便,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则佛法难以被现代人所接受。弘扬佛法,应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为立足点,应机说法,使佛法被众生所运用,起到净化人心,利益社会的应有作用,而不在如同保护文物一样护持某种古代的宗派之学。实际上,古代诸宗之学,在今天都有其不足以圆契时机的缺陷,若不革新发展,难以振兴弘布。

否定传统者,以虚无主义态度贬弃传统佛学,或者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路子,以所谓“原始佛学”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学为准则,否定中国佛学的核心内容心性论及台贤禅净之学,证《楞严》、《圆觉》,《起信》为伪作,斥心性本觉,“真常唯心”说为印度教梵我论。殊不知心性本觉义,出《华严》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义,不过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印的表诠,台贤二宗之圆教义理,质诸佛经,无不有据,禅净二宗之经久流传,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机的坚实基础。

另一种人则对本土传统佛学丧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认南传、藏传、日本的某种宗派之学为真正佛法,欲图原样移植,以取代汉传诸宗。殊不知吸取南传,藏传,日本佛学之精华,取长补短,固属必要,但南传、藏传、日本的宗派之学,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当地时机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积弊,原样移植以取代本土诸宗,更难契合时机,即使得以流布,也难免产生弊端。

对于以上两种极端,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早就作过批评:

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

关于重建的刍议

回顾传统,环视世界,展望未来,重建中华佛学,势在必行,乃时代赋予新一代佛弟子的神圣使命。如何重建,太虚大师曾提出过基本的方针:

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

这一原则,在今天看来,依然正确。几十年来,东密、藏密的传入,南传佛教典籍的译介,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海内外佛教革新的实践,为系统重建中国佛学创造了条件。根据太虚大师等先驱者的思想,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大略有以下三点。

首先,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

如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所说:

不是依于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

这须发扬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传统,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为依据,针对时机而汲取发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非指任何一古代、异地的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学,非局于诸宗所依的某一些经论,而是现存全部佛典中所载佛陀遗训所示的整体佛法。就中国传统佛学的缺欠而言,在今天应重视长期未予应有重视的《阿含经》。可参酌南传藏经,补充以藏文藏经,从全部教典中体认本源佛法的内容和结构。

其次,须“适应全人类的时机”。

太虚大师说得好:

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何在,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

根据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

什么是当今全人类的时机?东西方文明从碰撞到交融,可谓当今人类文化思潮之大势所趋。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发达了物质生活,财富空前增殖,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转换的步伐加快,形成了举世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乐于变革的风气。另一方面,片面发达物质文明所造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促使人们反省文明方向,重识东方传统文化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前沿科学的新成果,更不断促使人们认识东方传统文化尤佛法的深层价值,大有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之势。处于统一的世界新文化探求中的人类,需要一种足以针治近代西方文明弊病,既与现代精神相协调、而又超越时代的智能,能满足这一需要者,无疑非佛法莫属。人类需要佛法,中国需要佛法,这种时势人心,提供了佛教振兴的空前大好时机。然而,各地区旧有的诸宗派之学,不堪完全适应现代人的接受能力,需要顺应现代人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之机,重建一种科学性与超科学性、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系统性与简易性统一的新佛学。

所谓科学性与超科学性的统一,意谓对佛法原理的阐释,须运用现代知识,现代科学的成果,在阐明佛法与现代科学相契不悖中,显示出佛法本具的超科学的价值。

所谓世间性与出世间性的统一,意谓应立足现实人生,着眼于众生的利乐、人心的净化、人间净土的建设,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泼应用,在现实人间的建设中提高精神境界,升华生命价值,表现出佛法人世间而又超越世间的根本精神,改变传统中国佛教片面注重出世间的倾向。太虚大师主张的“依人乘果趋向佛果”的大乘渐教、今菩萨行,中国佛协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即具备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统一的性质。

所谓系统性与简易性的统一,意谓在教义的阐述上须具系统性,包摄全部佛学的精华,按内在逻辑组成严密的结构,避免烦琐、玄虚,片面散漫,精简纷繁名相;在修持法门上须简易切实,适宜快速生活节奏中繁忙的现代人修学。佛学典籍山积尘封,仅汉文佛典已超过二万卷,加上梵、藏、巴利、日文等佛典,一个人纵使毕生专攻,亦难尽览,何暇修证。现代人需要的,不是将佛法愈演愈繁,而是将其精华浓缩而又浓缩,深入浅出,以尽量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使人易于掌握运用。

再次,现代佛学的建立,还须立足于本有传统。

一种在当地能经久流传的佛法,如中土的禅净二宗,自有其能适应本地时机的深刻根源,不可轻易废弃,舍本外求,只宜在原有基础上,吸取其它地区佛学的所长,改革充实,根据以上原则,笔者认为,中国佛学的重建,目前应着力解决四大重点问题。

1、 基础佛学的建立与推广

针对传统诸宗之学或过于偏专、或过于玄深等缺欠,急需建立和推广既浓缩了全部佛法精义,又联系现代知识、用现代语言表述的统一的基础佛学。这种基础佛学,应主要宗依经藏,广摄诸宗,系统、完整、全面地表达出全部佛法的教义体系。其内容,应以基础教义(缘起法、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三学六度四摄等)为根本,发挥演绎的诸宗之学为枝叶。表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依上述原则,编写一本篇幅适中、高水平的佛学概论书,作为佛教院校的统一教材,流通教内外,作为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学习佛学的入门教科学。此外,以《佛典精选》、《佛言祖语》等形式,按全体佛法的内容和系统,精选原典,提供给广大佛教徒阅读,亦属必要。

2、 修学次第的建立

针对传统佛学尤禅净二宗修学次第不大完备的缺点,建立诸宗共通及不共的修学次第。其内容应在五乘共道——人乘正道的基础上,建立十善等天乘道和三学、三十七道品等三乘(声缘,缘觉、菩萨)共道,六度四摄等大乘道。以发向善心、出离心、菩提心三心为本。三心的发起,可吸取藏传诸宗的四共加行道,观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业因可畏、轮回之苦、学佛之利益,吸取藏传诸宗修四无量心观及自他相换、七重观察等发菩提心之修法。还应针对传统佛教未能分清出家、在家修学道的弊病,分述出家、在家二众的不同修学次第和修学内容、修学重点,建立青年、老年、妇女,知识分子、农工商干等各类人学佛的法则、次第。

3、 在教、戒的基础上,稳建禅净密诸宗

佛法的旨归,终在了生脱死。而即生了生脱死的圆顿法门,无过于禅、净、密三门。此三门皆依佛陀的果地功德而建立,皆属密法,是汉藏传统佛学的精萃,尤其禅、净二宗,为最契汉地学人机宜的法门,至今仍最具生命力,必须继承弘扬。然应针对汉地学人习禅,净、密忽视基本教义的学习和发心持戒等诸乘共道的弊病,将禅、净、密稳建于教、戒之上,严格修学次第,强调无论修学何宗,皆须先闻思经教,得正知正见,真实发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质、精神、伦理的生活,先学做好人,然后才谈得上依秘密圆顿法门明心见性、即生解脱。禅宗法门,应针对当今学人根机,巧设参禅门径和传禅技巧,参考心理学、超心理学,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圆满之方便,摄取气功,广开多种禅门,不宜死拘参看话头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习,应强调严循次第,备足资粮,从显入密,发心真正,师承真正,先肃清为得神通、逞异能、作人师、敛钱财、抱明妃及贪图便宜等不正发心,净持显密共戒和秘密三昧耶戒,严禁将密法作为一种气功来传授和依止气功师修学密法,以防学人误入歧途。

4、 应用佛学的建立

应用佛学,指将佛法的原理和修持方法如禅观、忏悔等落实于现实生活,运用于学习工作、教育、人体科学研究、心理治疗、管理、体育、气功、养生、文学艺术、武术、军事、娱乐、旅游、企业管理等各种领域,将佛法与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给世人以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技巧,使佛法在千百万人的实用中发挥其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海外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应大力提倡,多方实践,创立各种佛法应用学,作为现代佛学的重要内容。

依以上原则和重点而建立的佛学,大概能与时代人心相协调,成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世界佛学。这种新佛学的特质,可大略总结如下:

以全部经教所示佛陀的整体思想为本源,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佛学的精华,摄取吸收藏传、南传、日本、欧美等地佛学之所长,在系统全面、高度浓缩而又简明通俗的基础教义之阐述上,建立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的修学次第,教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行,净化自心,获得安乐,在此基础上稳建禅、净、密,提供给人们一种既能现世获得利乐,又能即生了脱生死的安乐易行之道。愿有志者,有关部门为建立这种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而共同努力,以响应时代,报答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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