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周制与秦制: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9 次 更新时间:2020-12-08 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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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进入专栏)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进入“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社会,这种财产私有、世袭“大人”统治的阶级社会,延传三千余年,其间又包蕴着相反而又相成的两种政制类型——周制与秦制。

   接续“尧舜之治”的夏商周三代,已由“公天下”转为“私天下”,强横者初领世袭君权,因掌控力的限定,只能实行“宗法封建”的分权政制,王与贵族共治天下,庶民承担国家赋役,但基本生活运行于宗族共同体之内。“三代之治”保有若干原始民主遗意,是由“众治”向“君治”转化的过渡阶段,其完备形态是文武周公创定的“周制”。

   周秦之际以降,君主集权制兴起,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君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 。君主集权孕育于春秋战国,成型于秦代,推衍于两汉至明清各朝(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可称之“秦制”。中国前近代社会一直笼罩在周制与秦制共构的皇权政治大纛之下。

   传统政治哲学固然仰望“天下为公”的“大同”,却因其过于高远,退而求其次,寻觅比较切近的“私天下”的“小康”,在“周制”与“秦制”之间徘徊,儒家倡言周制,法家力行秦制,而历代执政者的主要方略是:兼领周制与秦制,儒表而法里,霸王道杂之。研讨中国政治文化的生成奥秘,须从考析“周制”与“秦制”的异同及其互动入手。

  

一、宗法封建的“周制”——儒家范式

   (一)“周制”说的历史依据

   先秦以降儒者乐道的“周制”,并非圣贤的向壁虚造,而有其历史依据,这便是继氏族民主制而起的宗法封建制。此制大约兴起于商代、成熟于西周,封建性的贵族政治与封建性的领主经济是其基本特征。宗法封建制春秋战国式微,然其余韵长期延存。

   周人伐殷时,只是六七万人口的西鄙小族,去古未远,实行封建贵族制,仍保有若干原始民主痕迹——

   一如臣僚对国君的辅贰制(设立第二个君主以约束君主行为的制度,系原始军事民主的双头制遗迹);

   二如君主与众卿共同商议大事的朝议制(大政交付朝廷会议讨论决定的制度,系由氏族会议制沿袭而来);

   三如国人参政制(自由民参与国事的制度,所谓“朝国人而问焉” 、“致众而问焉” 、“盟国人” )。

   当时君主与自由民(主要是与贵族)共商的问题有三类:“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皆涉及国政根本。可见周制的王权保有原始民主遗存,二者综汇成封建贵族制。

   中国古来即普遍使用的专词“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封建,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使之在其封定区域建立邦国。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而“周初大封建”令封建制系统展开。这种封建制与宗法制及等级制相为表里。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周天子则保障作为“亲戚”的诸侯的宗法地位。

   在周公等王室贵族主持下,西周确立宗法封建的典章制度,战国末年儒生编纂整理的《周礼》展现这种政制的理想形态,特征是天子与贵族分权共治,可称之“周制”。由宗法序列组成的天子—公—卿—大夫—士等各级领主的世袭权利,通过逐级封建获得,其权利与义务受到礼制的保护和制约。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的“三代封建”有可比性。

   西欧各国及日本的中世纪社会,实行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其文化的若干特点,如王权旁落、政权分裂、等级制度、武士传统、农奴制度、人身依附、复仇观念等,皆为封建制度的派生物。

   中国的周制大体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相类(吴于廑便以西周封建制与西欧中世纪加洛林王朝封建制作类比 ),二者时间相距千余年,而实行权力分散的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却大体近似(当然也有差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故兼通东西文化的近现代中国学人(从严复、梁启超到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等)、日本学人(从西周助、福泽谕吉到内藤湖南、谷川道雄等)以古典汉字词“封建”对译Feudalism,较为准确。然而,在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导引下,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流行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非封建的秦汉以下两千年社会称之“封建”,则全失“封建”本意与Feudalism译意。这种概念与所指错位的“削足适履”做法 ,混淆了整个中国历史分期,导致“语乱天下”。复归“封建”本义与国际通用义,方为正途。

   (二)儒家孕育于宗法封建制向君主集权制过渡之际,以弘扬周制为使命

   东周以下,宗法封建趋于解纽,君主集权逐渐取代贵族分权,制度主流从贵族政治、领主经济渐次向官僚政治、地主经济转化。然而,由于聚族而居的村社经济并未解体,宗族血缘纽带顽强维系民间社会机体,帝王及贵胄世系仍按宗法封建故法承袭,宗法制及宗法观念在调整后存留下来;封建制虽被郡县制逐出政制主位,但封建余荫并未断绝。这一切使得秦汉以下,秦制虽显强势,周制也保有不弱影响力。而恰在晚周这一政制转化的节点,儒家诞生,并为周制复兴奔走呼号。

   受周代礼乐文化滋养的儒家,初成于春秋末年,正值宗法封建的周制解体之际。儒家创始人孔子哀叹世风不古,认为周制借鉴夏商两代,礼制昌茂丰盛,声言追从周制而不渝,其名论是: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继承者自任,特别景仰制礼作乐、创建周制体系的周公,晚年体衰之际仍以“不复梦见周公”为最大遗憾。《汉书·艺文志》称儒家的主旨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论甚得要领。不过,“祖述尧舜”、实现“大同”,太过渺远,儒家实际争取的是“宪章文武”,达成“小康”的周制,如荀子所称,孔子“一家得周道……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 。

   儒家创派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叶,对宗法封建的周制有温和的批评,如孔子不赞成“后进于礼乐”、凭身份做官的世卿世禄制,但对周制的基本要义(仁与礼)执著维系,试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显然与创建一统帝国,确立郡县制的时代趋势格格不入。东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评议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把春秋末叶的周制比作生裂缝的墙,孔子汲汲于弥合现实社会的裂缝。孔子的遭际是:四处碰壁,“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 。孟子经历类似,时人称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孔孟在其当世皆被视为博学而迂腐的老先生,当然他们也不乏通变,故又被称为“圣之时者”。

   从“马上得天下”变为“马下治天下”的君王,对儒学由藐视转而青眼相加,儒家也就从边缘上升为主流,孔孟获得“圣人”“亚圣”桂冠。这种转折大约发生在汉初至汉中叶(高祖至武帝的近百年间),以后列朝继续完成这种衍化。导致此一戏剧性变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者略如:

   其一,儒家推崇周制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主张天下“定于一”,切合皇权帝国的“大一统”诉求;

   其二,儒家力倡“仁政”“王道”,企望上有执礼之明君、中有尽忠之贤臣、下有守序之顺民,这种和谐上下、缓解社会矛盾的施政理念,有益于社会稳定;

   其三,儒家向往并通晓礼乐文化,力辟“邪说暴行”,为身份等级正名,高度重视道德价值,是对祥和秩序的肯定、对过往文明的承袭,可以满足文化建设的需要;

   其四,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修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教言,提供了人格修养的资源,适应心理建设的要求。

   概言之,儒学是宗法—农耕社会(兼跨周制与秦制)符合中道、为朝野共认的,可以广而告之的社会学说。

  

二、君主集权的“秦制”——法家楷模

   周制盛行西周,至东周开始解体,周天子尸位素餐,诸侯力政,宗法封建形同虚设,一种通过暴力争夺获得执政地位的君主政制驾临天下。这种信奉丛林法则的政制并非在周王室诞育,而是在一些诸侯国纷然形成的。在你死我活的争霸、兼并战争威迫下,列国竞相“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等),谋求富国强兵,走出宗法封建故辙,迈向君主集权。变法较彻底的秦国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分权的封建性周制正式让主位于君主集权的秦制。

   公元前247年,13岁的秦王嬴政即位。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定都咸阳。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尊号“皇帝”,自称“始皇帝”,期以万世传袭。

   秦将各个诸侯国集结为非封建的大帝国,在全中国范围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又统一六国文字,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修驰道、筑御胡长城,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规模。其大一统制度,沿用两千余年,正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

   汉初总结秦代速亡教训(所谓“过秦”),除指责秦政“暴虐”外,儒生多归咎秦皇不行封建,朝廷孤立无援。这后一则教训,在封建余音传响的时代颇有感召力,故汉高祖刘邦试图兼采郡县制和封国制,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先后广封异姓王侯和同姓王侯,并给予王侯“掌治其国”的权力。然而,这些王侯很快成为与朝廷相抗衡的割据势力,汉王朝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叛乱的苦果之后,断然翦灭异姓王,削减同姓王治国之权,“使藩国自析”,到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这便是只能效忠皇帝的“食封贵族”。秦在厉行专制一统之际,严刑苛法,横征暴敛,又连年用兵,激化社会矛盾,庶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族也乘势兴兵,秦朝行年十五,二世而亡,是中国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

   秦汉以下,列朝力行郡县制,但帝王仍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宿将封侯赐土,以期拱卫皇室,但明令王侯们“食土而不临民”,即只对封土拥有赋税权,而没有政治管理权,但也多有王侯执掌军政实权,西汉、西晋、明代、清代皆有显例,并一再导致尾大不掉的藩王起而作乱的事变,如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唐代后期授军政大权于节度使,酿成藩镇割据局面,实质近于藩王之乱。连君主集权政治达于极端的明朝,也在建文间发生燕王朱棣策动的“靖难之役”,宣宗时的汉王朱高煦之乱,武宗时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因而列朝在“封藩”之后,每有“反封建”的“削藩”之举(包括以藩王夺得帝位的朱棣,登极后也立即“削藩”),并把郡县制、流官制作为强化中央集权的命脉所在。

从“封土建国”一意论之,“封建制度”在秦汉以降即退居次要,郡县制则成为君主集权政治的基本构成部分,帝王借此“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郡县制同选举—科举制度一起,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贵族政治,维护了帝国的一统性,并使中国在两千年间发育出具有真实意义的、世所罕见的统一文化(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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