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0 次 更新时间:2023-01-23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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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进入专栏)  


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历史流程(尤其是转折处)着眼。讨论明清文化,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

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这个末端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年)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汉宣帝讲了实话:“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拙著《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这里不再赘述。

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略言之——

第一,自秦汉以降,历经多个王朝兴替(不算地方割据政权,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切近的两个王朝。此点似乎无须言说,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故仍当阐明。

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近古”,其制度与文化,综汇前代,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言之,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以建筑为例,中国历朝宫殿无算,但秦之咸阳宫、阿房宫,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宋之艮岳,多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消弭于历史尘埃,只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铜雀台赋》、杜牧《阿房宫赋》一类美文,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伟岸,彰显帝制的威严;那藏品之渊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师、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荆州城、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皆明清所建。战国以降,累代筑长城数万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金山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甘肃嘉裕关,在在如是。若以典籍为例,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大辞书《康熙字典》、超级丛书《四库全书》无不集成于明清。

在一定意义上,经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识“中古”汉唐、“上古”先秦;透过“近古”明清,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

第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

明代从政制、军制、财制、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清承明制,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集皇权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如果说,汉代封国、郡县并列,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导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时发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障碍社会近代转型,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为明清后时代提出维护“一统”与突破“专制”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容易顾此失彼,中国近代化进程因以崎岖错综。

第三,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为士众念念于兹,其中与“君子小人之辨”相提并论的,便是“华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有“华夷换位”含义,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黄宗羲称之“天崩地解”,王夫之称作“地坼天乖”、“天崩地裂”,不仅震撼中国,在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清末的社会变革,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复明”作号召,“排满”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更重要的是,时至清中叶以降,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古老的“华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构造了近古数百年,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多少事变、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认同,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一个众族共生、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较之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详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皇族内阁”为其回光返照),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识者当全面观照,不可偏执一端。

第四,两朝皇权制度完备,汉、唐、宋抑制皇权的要素(如贵族权、相权等)被大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

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永乐以后诸封王“授土而不临民”,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不得相互联络,禁止干预地方政务),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还受司礼监制衡,又有厂卫严密监控,皇权几近极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廷杖处罚朝官,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令其就范文化专制),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挫伤民气。现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

第五,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成熟期,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产力规模,早期工业国尚不能望其项背。综合各种统计,18世纪前后的中国GDP约占全球二至三成,其经济体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并对早期工业国的产品有相当排拒力,而丝绸、瓷器、茶叶深受海外欢迎,因此外贸一直巨额出超。史载: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欧洲的生丝约1万担,价值约140万两白银;英国人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述:乾隆间,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2000万磅,价值近400万两白银。当时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开采、冶炼白银,西方以之换取中国产品。从明万历开始,西班牙银元(时称“本洋”)流入中国,清中叶达到高峰,中国成为白银库存量最多的国度,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载:1545年到1800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1/3到1/2的美洲白银,最终输向中国,西方因以发生“银荒”。直至19世纪初中期,“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也难以打入“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中国市场,于是通过鸦片贸易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又令中国人体质精神双双孱弱,成“东亚病夫”,以便驱使。此祸延绵百年。

明代中后期,既有资本(白银),又有国际市场,长江三角洲、晋东南等地商品经济繁荣,“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区域商品市场形成,晋商、徽商、浙商名满天下,在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抑限,专制皇权(通过皇庄、皇店,矿监、税使)对民间工商业的超经济剥夺,使资本主义萌芽如大石镇压下的植物,难以健康发展,一度享誉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断尾青蜓”(晋商、徽商乃至广东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号皆未延传下来),绝少日本的住友(1590年开端)、三井(1673年开端)、三菱(1870年开端)、安田(1863开端)那样持续发展数百年的工商企业。此种情形延至当代,调查显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高达21666家,而中国仅有“六必居”、“张小泉”剪刀、“陈李济”、“同仁堂”等为数极少的“百年老字号”(多为餐饮业、中药店及小手工业)。

明清鼎革之际大规模战乱的摧折,使商品经济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正发生在工商业经济、市民文化最发达地区)。清初减免明代“三饷”、实行“摊丁入亩”,此皆善政,对复兴农业经济功不可没,“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质基石,然这类“轻徭薄赋”举措皆不逾古典范域,并无近代新机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过是旧道踱步。明史专家李询说,明清“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时期”。诚哉斯言!

第六,国际环境异于往昔。

如果说汉、唐、宋面临经济落后、武功强劲的游牧民族来袭,“御胡”是基本的国防任务,明代依然如此(抵御北元和满洲),然晚期又有携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传教士来访,在中国文化池塘吹起涟漪。这是继晋唐间南亚佛学入华之后,中国文化线与外来文化线的第二次交会。清中叶以降更有经济先进、船坚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国防重心从西北“塞防”转为东南“海防”,中国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无法沿固有轨迹运行,被动卷入世界近代化滚滚洪涛之中。

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的空前绝世壮举(航海技术之高、船队规模之大,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诸次远航之上),展示了高级农耕文明和一统帝国的富强和对外展拓能力。然而,此一远航虽推进了商贸发展,然主旨并不在此,昭显帝威才是宏愿所在。乏于经济收益及社会动力的政治性远航被时人视为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弊政,在发动者永乐帝、实行者三宝太监相继辞世后,必然人亡政息,难以为继,不仅自弃巨舰,连远航档案都加以销毁。诚如梁任公《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所谓:哥伦布、达·迦马后有无量数哥伦布、达·迦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加之明清两朝相继厉禁民间海洋航运,中国自行退出15世纪末开端、一发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也就止步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的门槛之外),中国在中世纪的“先进”地位就此打上句号,等待着四百年后西洋人以枪炮和工业品击破闭锁的国门。

自己终止“走出去”,必然被外人“打进来”,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训,也是从分散趋向整体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结论。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艺术形式的若干断面),不一定有先进落后之别,如中医与西医、筷子与刀叉、京剧与歌剧、水墨画与油画,各具特色、各有优长,不必作线性比较;而物质文化(以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志),还有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历史行程中后浪逐前浪,存在先进落后的线性序列。以后一侧面而论,明清五百年,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总进程中,从先进跌入后进的历史转折阶段。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生产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领先世界,明至清初大体与欧西持平,清中叶以降则落入“后进”行列。这并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为自恋于“天朝上国”,固步徘徊,被国人十分陌生的工业化西洋及后起的东洋日本弯道超越(鸦片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际,道光皇帝还不知对手英吉利是何方神圣,是否与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方朝野对新兴的日本茫然无知),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近代以前,国人以“声明文物之邦”傲视群伦,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只得从外国人的评华言论中略见大貌——

元初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大都、杭州充满景仰,对“契丹”(实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多有佳评;明末清初来华西人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白晋、张诚等留下多种对中国的观察记录,褒贬杂陈,却未见从总体上指中国“落后”的言论。

18世纪的西欧,推崇中国文明(伏尔泰、魁奈等)、贬抑中国文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并存,然推崇占主导。18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显现,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发现中国落后的西人,由凤毛麟角变得如过江之鲫。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窥破貌似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将清朝称之“泥足巨人”。这是外人关于中国已入颓势的较早评述。

19世纪入华西洋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学者的中国见闻录,更充满指中国“落后”的记录(林乐知、李提摩太、戈登、赫德等人的评华言论有许多尖锐批评)。同为后进国的日本于江户幕府末期,在锁国两百年后,首次派官船“千岁丸”造访中国上海,随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对文化母邦中国怀有敬畏,但他们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国观遂由崇仰转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万骑,扫平中国”的狂念。须知,那时的日本尚处半殖民地弱势状态。

至于中国人,在门户开放后也开始注意中外比较,发现自身的落后,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有六“不如夷”之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承认落后,正是奋起直追的开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王韬更一反仅仅把西力东渐视作灾祸的观点,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进步的契机,他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自孙中山以来,觉醒、有担当的中国人高唤“振兴中华”,便是要抓住这“不世出之机”,从近二百年颓势中超拔出来,追向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

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其一,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中叶(杨慎等为代表),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学态度如“老吏断狱”,“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深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其二,程朱理学主导精神世界,继之心学崛起,又复归于程朱,构成明清形上学的圆圈,晚清新学勃兴方突破此一圆圈。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类似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学,将二程朱熹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片面伸张、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斯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民贵君轻”说的“新民本主义”,不仅谴责个别暴君、昏君,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为代表作)。拙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有详论,此不赘述。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但在皇权高压下,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待访录”“潜书”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窘态),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嘉道间的龚自珍、魏源重振其说,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而近代新学萌动之际,颇多对“晚明遗献”的借助,这正是一种“以复古求解放”的历史辩证法之显例。

其三,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俗谓: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阶段。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路走来,渐成洋洋大观。传奇、话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进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斋志异》皆短篇集合),更涌现长篇巨制,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

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比配。明人李贽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公安三袁服膺其说;清人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明清小说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创全新格局的是《红楼梦》。

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加上童蒙读物流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以明清为最。

其四,“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西学东渐、中学西渐乃17、18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于清廷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清末以降,伴随西力东侵,马礼逊、丁韪良、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严复等启蒙思想家躬亲西学译述,使“西学东渐”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自治论、民族国家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激起波澜,学堂、报纸、图书馆等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王国维把“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必是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王国维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梁启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结婚”,以产出健美的“宁馨儿”,以强吾宗。

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和广远影响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或显或隐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西文化激荡(既相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深度及难度(此辩在学理层面、社会实践层面一直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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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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