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刘悦笛: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0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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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刘悦笛  

良知不只是知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讲“良知非知”,遭到围攻没有?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有批评,在中国人民大学“良知与认知”的会上。

李:“良知非知”,是不是你的题目?

刘:对。

李:良知不只是知,加个字就不受围攻了。

刘:为何?

李:你看,我讲的道德有三要素,不只是知嘛……

刘:什么意思?

李:三要素中只有观念是知。

刘:什么意义上的知?

李:你对父亲要孝敬,首先要认识谁是你的父亲,母亲教小孩要爱爸爸,要听爸爸的话等等,这不就是知嘛?!起码的知。

刘:那是,但要孝敬与认识谁,不是一个知。

李:你对人的态度、要求、作为,首先总要认识这个人是什么人吗,你的作为也是因人而异,对父母亲对兄弟和朋友便有不同,不同的朋友也有不同,任何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都要一定的规定、要求,就是知嘛。任何道德观念,总有认识因素在内。

刘:那良知就是知啦?记得您否定过!

李:正是如此,良知是以“直觉形式”表现出来的“知”,它不只是知嘛。良知还需要意念和情感的帮忙嘛。

刘:就是潜在的了吧?

李:有潜在也有并不潜在,有自己明确意识到,也有未意识到的。看上去是不经过思考,实际是因为长期在某种环境中长大,变为了习惯意识,其中包括意念锻炼(如克己)和情感,它就是广义的“教育”,教育当然离不开“知”。

刘:的确是养成的,更多是后天的。

李:这是常识。前面已说,例如“孝”不是什么抽象玄奥的空洞观念,孝的行为都有其具体内容,其中既包含大量认识(即观念),也包含意念和情感。

刘:但这是要点。

李:要点往往很简单,我讲的三个要素很简单但很重要。

刘:都很重要?哪个更重要?

李:以前不是说过多次,最重要的是意志。

刘:想(善良)还是做(善行)?

李:想做就做了,我强调道德是做的问题,不是什么知和想和如何知、想的问题。

刘:哦,知行合一,最终要化作行。

李:总之,你不做,只想做,那不算道德。想了便能做,就靠决心、意志。Kant 以为知道该做就能做,其实不然,他那理性实在是太纯粹(pure)了。

刘:要点就在这里,一方面表现为直觉,另一方面意志驱动嘛。

李:观念、情感,经过意志决定表现为直觉,就是良知。你们大讲孟子,都主要讲四心,恻隐、爱等,我则强调孟子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即长期培养锻炼出来的自由意志,才有“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强调孟子的“三不”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它培育出了中国士大夫知识人中不少的圣贤豪杰,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两千多年传承不断,如此悠久强劲,其他文化似不多见。

刘:清人凌廷堪说:“当其将盛也, 一二豪杰振而兴之, 千百庸众忿而争之; 及其既衰也, 千百庸众坐而废之, 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校礼堂文集》卷四《辨学》)这才是走自己的路,“虽千万人吾往矣”。

李:精当准确。我强调锻炼意志,我以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正是如此。良知良能均是积淀的产物。长期的努力结果就变成好像是天生或天赐的。

刘:没错,这是历史积淀论。良知乃是积淀而成。

李:我说“积淀”已几十年,人们总常批评说,这是强加理性于感性,抑制了个性。我多次指明,恰好相反,因为每个人的先天后天均不相同,因之积淀也人各不同,恰恰是极大的张扬了、展开了、发展了个性的独特性,这在道德上也表现得很明显。


“自由意志”问题


刘:这涉及近来热闹讨论的人工智能有否自由意志的问题。

李:上两篇我们的杂谈里,我便说过,我的意见是,自由意志不是自然科学或脑科学的问题。

刘:难道仅是个伦理问题?

李:任何科技里都讲因果性,从来没有什么离开因果的“自由”。自由在Kant 那里是与灵魂、上帝相提并论的积极的“先验幻相”。

刘:对。

李:但是,人在伦理学上有自由意志,什么意思呢?因为即使你是自由意志,也还是有因果性的,但由于牵涉到个体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就不同了,就有这个“自由”即自由选择的问题了。

刘:自由为何?

李:因为它不是个体或个体脑子中的事情,它涉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刘:自由意志当然是在社会选择中完成的,但是当今西方心理科学和心灵哲学的主流之一,却是试图用科学原则去解读人类自由意志的本质。

李:关系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你选择干这件事情,还是不干这件事情——干还是不干,都有因果。所以在诉讼中,律师们总要找出犯人所作所为并非犯人自己所能控制、选择的各种原因,如精神失常、环境所逼、一时冲动等,这其实就说明任何行为包括所谓自由意志下的行为,也仍然受因果律的支配,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说“自由”摆脱了因果,是说摆脱了即不着意不顾及对自己不利的因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顾时空、因果、关系等现象界即现实的认识的范畴限制和决定。

刘:这是社会性因果,自然有无因果性?

李:很多人对这个就是搞不清楚,因此,它就不是一个个体神经的问题。不管有什么你不能控制或未曾意识的原因就这样而不是那样做了,这个“做”便是由你的道德三要素所驱使你的“自由”,即所谓“自由选择”,你就得对这个“自由”负责。这就是“自由意志”。这个选择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伦理学便规范这个!所以它不是一个脑子决定或者不决定的问题,都是脑子决定的,脑子决定是有原因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选择了这个行为,你对社会群体就有责任,所以是伦理学问题。

刘:责任当然是伦理问题,“责任伦理”如今也很盛。

李:它是个伦理问题,不是个认识论问题,也不是神经与意识等认识因果问题。人工智能的所谓“自由意志”实际是被包含在人为软件设计的复杂因果链中的,所以与自由意志无关。

刘:所以您反对当今用科学方法,如脑科学,来证明自由意志的做法,也反对心灵哲学,给自由意志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李:恰恰脑科学是对的,它证明没有自由意志!

刘:嗯,另一种科学论证。

李:我记得我们在哲学对谈中不是讲过嘛,自然科学家不承认有什么自由意志。

刘:这是个大问题,自由是否遵循因果律?

李:你把两者放在一起就不对,你可以翻翻我那本讲Kant的书,自由是相对因果来说的嘛,所以自由是一种先验幻象,但是这个幻象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嘛。

刘:到底何为因果?

李:我引一段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里面的话:“在这里,因果不是线性的机械决定论,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了多元和网状的因果,可能性的选择数字极大。而任一选择对整体系统和结构均将产生影响。所以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必须极大地注意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

刘:这个论述具体。

李:所以我说自由意志,只有在伦理上有意义,在科学上没有意义。

刘:这是你的理解,但与我近期仔细阅读的思辨实在论,英文就是Speculative Realism,应该说是大相径庭。

李:我素来不管别人如何说,即使是当代名人、权威。

刘:但你也说“美是自由的形式”等等吗?

李:我这里只讲“自由意志”问题,不涉及“自由”这个词汇的其他含义及其使用。“自由”据说有200 多种含义。

刘:2011年出版了Searle《新世纪中的哲学》。

李:我前面已讲了Searle,不论他的品行,但我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他是主张身心一元论而不是心灵哲学的身心二元论等学派。这本宏观论的书,倒是相当明确干脆的。现在哲学都在走向专业化、碎片化,细致钻研探讨哲学特别是哲学史上的专题和细目,总之是向科学看齐吧,这很好,但已很不容易看懂,如分析哲学走向心灵哲学,我认为很好,与我设想和多年提出的“走出语言,走向心理”的总路线完全符合,但是这些心灵哲学的文章,我已看不懂了,缺少专业知识,与我讲的“大众哲学”大不相同。大众哲学早被后现代批判为“假大空”的废话了。在中国,也是日渐专业化、碎片化了,这也很好。但在思想层面,其主要特征却是前现代与后现代合流反现代。1995 年我在中山大学讲过,不幸而言中,不必多说了。

刘:Searle要抛弃怀疑论。

李:所谓怀疑论就是后现代嘛。

刘:后现代主义是当代怀疑论。

李:怀疑一切存在吗?怀疑有什么客观规律?没有嘛,不只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嘛,自我也没有了嘛。最终就走到前面提到的“什么都行”。


伦理道德的三条基本来路


李:再回到伦理学,你说伦理道德到底是哪儿来的?

刘:追问历史根源?这是您的思维特色。

李:我认为,都从历史而来,伦理是历史的外积累,道德是心理的内积累,亦即积淀,即文化心理结构或个体的情理结构。社会伦理必须体现在个体道德行为上,特别是当今盛倡的美德伦理,讲究的不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于是便从个体内在的修养、功夫出发。为何能有道德,能成圣成贤,可能这就是所谓“心学”吧,但我认为从头说来,仍然只有三个来路。

刘:哪三个?

李:其实这又是重复上面讲过的良知和直觉问题。第一个是动物性。

刘:本能!

李:动物本能。

刘:这是基础性追问。

李:中国学者一般都不大接受动物本能说。多次讲过,外国好些学者接受,认为动物有道德。人的道德只是它的发展而已。

刘:中国早有人禽之辩。第二个呢?

李:第二个是天赐的了。所以大讲先验、超验,这一直是学界主流,但这“先验”又从哪里来或如何可得来,谁也没有讲清楚。天赐?何时所赐?一生下来“天”就“赐”了?那与动物本能又有何不同?

刘:也形成了一种先验幻象,无论中外。

李:先验幻象是另一个问题,不要混在一起。两个会(指中国人民大学“良知与认知:从孟荀到朱子、阳明学术研讨会”和北京大学“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研讨会”),主要也是以这派为主吧。

刘:还有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宋儒究竟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个题目都属于您所论中国智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世界观。曾与清华的某位朋友争起来,他说宋儒天道终归于人间,也是一个世界, 内在超越就是一个世界。当时我回应说,基督教两个世界无疑,内在超越则是另一种两个世界观,否则超越到哪里?

李:我不早问过超越到哪里去,还说过宋儒追求超验即两个世界的失败。你对我的基本观点并不甚了解,或者仍是动摇调和那一套。还有,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甚好,可见强调只有心性论是儒学精髓,那著名的四人宣言和港台新儒家之误明矣!我在美国讲课便直接从“文化心理结构”讲中国思想史,说这是一个living tradition(活着的传统),有长处也有弱点,我不只是讲古人、死人的学说而已。我还讲西方犯人临刑前由神父主持忏悔以便灵魂超升,中国则是必须饱餐一顿酒饭好上路。学生听了便笑着领会了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不同。

刘:与朋友争论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居然有些愠怒。朋友指责我根本不了解您的思想,说宋儒就是一个世界,牟宗三也是,中国思想都是如此。整体来说都是一个世界,但是宋儒乃是歧出,中国智慧主脉并非如此,这是佛教东渐后的变异结果。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很多人,对超验的天道流行深信不疑。当这个信仰被质疑时,他们往往激进反驳。当论争到此“信仰”之处,很多问题会变得不可争了,独断论就出场了。

李:你确实不大了解我,但他们更了解我?不可能嘛。他们对我的书都不屑一顾嘛。所以不必动怒,和他们继续争辩嘛。天道只是一种情感信仰,但天道的内容是什么?可请他们讲讲!宋儒不是说过天道即人道吗,但那“天道”是三纲五常的等级伦常规范,即非常具体的封建的各种伦理规范。我也相信天道,更赞同天道乃人道,但此“天道”却不是宋儒的纲常规范,所以即使说是一个世界,仍大不相同。我的物自体就是物质性的宇宙,不是脱离物质、身体的灵魂、天国、上帝。宋儒追求“先于”气的理世界,亦即“天理”。朱熹讲“理是本”,“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即有个先验的“理世界”,但朱熹又一直强调理不离气。Kant 的超人类的“理性”本体世界,是可以与“气”、与因果的现象界完全分离的。宋儒总想把现实的伦常纲纪(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升为“理”的“净洁空阔的世界”(朱子语类),永恒不变,无往不适,其实也可说是想历史进入天道,只是这“天道”是他们认为不可变易的封建现实伦常,从而也就不是变易的“历史”了,与我讲的便根本不同,而且也未能“超越”到那个超经验、超“气”“器”的理世界去了。这正是由于有悠久强劲的巫史传统在人心(包括宋儒们本人)中拒绝和抑制的原故。朱熹等人在理论上的艰难困惑,非常明显,今人只好解释说,只能在“逻辑上说”“理在先”,那就没有实在的意义了,所以我说是“失败了”。

刘:对呀,这就是根本差异所在。芸芸众生皆“信”超在的天道,但天地本是自然天地,怎是道德的呢?把头上的“灿烂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令”合一,何以可能?!将内心的道德投射到自然当中后又让天道流回人间,如何可能?!

李:在kant是对超人类的理性的信、仰,在我是对超人类的不可知的物质物自体的信、仰。

刘:这是您与Kant之别!Einstein的宇宙神(明)!

李:所以不同于Hawking认为宇宙依存于人的图式,我在批判书中说Einstein相信这个神,中国传统相信这个神,我也相信!

刘:当然,这也是一种相“信”,哈哈。Hawking竟有此观点。岂不与Kant为自然立法一脉相通?

李:不对。

刘:为何?

李:宇宙的存在靠人吗?它如何存在不等于为何存在,前者有人立法,但有些法是立错了的,日心说便替代了地心说,等等。所以Heidegger 和Wittgenstein都惊叹为何有有而无无,不是“如何”而是“为何”的问题,这是不可能解决的。

刘:这种“有有而无无”之追问,才是本根的形而上学,您由此走向了一种“理性的神秘”。上面讲伦理道德的三条来路,您说说第三条?

李:那就是我所讲的:积淀才成直觉。因之,是先伦理后道德而非相反。

刘:赞同,就是要从条路走下去。这次说得太清楚了。

李:所以你尽可追问他们讲的天道、天意、天命等等到底是些什么,是什么东西?哪些是先验的,哪些不是先验的?

刘:对呀,要追问。

李:例如孝,前面已讲有很多具体规范,如“三从四德”“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哪些是先验的?哪些不是先验的?区分的标准在哪里?好些“孝”的古代规范,现在已经变了,还先验吗?具体的观念,你可以列举嘛,这一百多年来,观念变化很大嘛。其实应该写本伦理观念或规范的变迁史来谈先验、后验问题。

刘:确要历史地看。

李:到底哪个是?以前自由恋爱,那是不道德的,是恶。

刘:西式爱情观念,也是舶来的。

李:哪个是先验的?哪个是先验的“善”?

刘:良知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唯物论?

李:人类生存各种族各文化在食衣住行上有些共同目的,从而人际关系、社会约束、伦理规范也有相似和相同的规则,其中有些观念,随着历史就慢慢地不大变了。我前面不多次讲过这种粘附性吗。

刘:在绝对与相对之间,也许没有绝对,但道德相对主义也有问题。

李:这前面好像已经讲过了。这就是“文化心理结构”问题。

刘:你老说走出语言,走向心理,语言是个圈套。

李:Heidegger哲学语言的确魅力极大,他自己当然更包括他的追随者们后来便陶醉和迷失在他那语言大迷宫中,不出来了。这是我的看法。

刘:如果讲心理,孟子则更重恻隐之心,“四端之端”,王阳明讲良知,是从是非之心发出,这是孟王之别。

李:这些细节我现在不想深究。孟子的恻隐之心,解释也非常之多。韩国在这方面,所谓四端七情,研究也非常多。

刘:形成所谓“四七之辩”。

李:但更重要的是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如到底是否先验,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关系,等等。你们总喜欢讲恻隐之心便是仁,朱熹的确讲过“仁”是“爱之理”,但朱更强调的“仁”乃“全德”,即“仁”是一个各方面的总和,这倒与我讲仁的“结构”近似,“仁”到底是“爱之理”还是“全德”,朱熹讲两者都是,关系如何?何者为重呢?这便是些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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