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思考与解决的重要时代问题。贺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相关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认为儒家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据在于文化的连续性和古今新旧的统一性，并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想与我们当下的认识高度一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明明德)和政治(亲民新民),因此，儒家文化与伦理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立德树人和政治治理两个方面。贺麟认为要在实践上培养儒者即德才兼备或者有诗礼精神，做事合理、合情、合时的人，要在政治治理上实行儒家式的合德法为一体的法治和积极民主，这些思想为我们在实践上弘扬儒家文化与伦理的价值均提供了宝贵启示。

关键词：儒家文化与伦理;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贺麟; 现代价值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时代使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思考与解决的重要时代问题。

早在八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贺麟就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并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深入和独特的思考，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迪和参考意义。对贺麟的相关思想进行分析，既照着讲又接着讲，以期通过分析贺麟的相关思想，为当下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以儒家文化与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得之见。

一、

儒家文化与伦理传承发展的根据与意义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的崇德向善特质也主要是由儒家塑造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是传统道德的土壤和母体，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本文以文化与伦理为论题，二者固然有差异，但在精神实质方面是一致的。不可否认，时下所说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派思想的角度看，以我们的理解主要是指儒家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本身以道德与政治(即明德、亲民)为核心要义，并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当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弘扬传统文化，自然是为了用其安顿民众的日常生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资源，进行更加有效而理想的政治治理，所以自然主要是要弘扬儒家文化。另一方面，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全面研究诸子百家和儒释道各派，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弘扬儒家文化仍是主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说的儒家文化与伦理的传承发展大致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

贺麟是20世纪我国重要的哲学家，早年受到中华文化浸润，阅读背诵四书五经，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后来，他回忆说：“我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我认为治哲学应以义理之学为本，词章经济之学为用，哲学应当与文化陶养、生活经验结合。”^[1]358贺麟在1949年以后的学术活动，多集中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但他在抗战时期对儒家与民族文化的研究阐发，其基本立场在我们看来属于新儒家的立场，即坚持传承并发展儒家学说。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著述不算非常丰厚，但其思想有独特见解且富有启发性。

贺麟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正面临抗战，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如何用中华文化去推动民族复兴，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与时代关怀。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形成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能够在当代社会得到传承发展呢?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文化和历史都具有某种连续性：“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1]4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同样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今天的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传统就是活在今天的过去，当代的文化必然包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并传承传统文化，并且要着力研究在现代条件下如何使其得到很好的发展。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发展，是因为或者说其根据就在于中华文明自身具有连续性这一突出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及中华文明的五大特点时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40-41因此，我们要不忘本来，才能面向未来，从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认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与意义。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不曾断裂的文明，我们也有充足理由坚定文化和历史自信，不能轻易否定我们的文明和历史。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3]22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就明确提出，“温情与敬意”是一国国民对待本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4]1贺麟说：“所以每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信仰破产之日，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衰乱之日。”^[1]100在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接近的历史时刻，适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很有历史洞见性的，更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伟大创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树起了文化灯塔，指明了正确航向。2022年10月2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5]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6]78这很好地诠释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的道理，再次阐明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据就在于中华文明本身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7]14。

贺麟在1941年就预测到“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1]4,“自觉地、正式地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只是时间早迟、学力充分不充分的问题”^[1]4。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1]5“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1]7在抗日战争胶着期，把儒家文化的复兴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命运相关，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离民族复兴目标达成最为接近的历史时期显然不同。但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和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才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前提，这些认识体现出贺麟在那个时期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与我们今天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则是一致的。他坚信“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1]18,“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1]18。儒家思想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相关，儒家文化与伦理的复兴是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性精神资源，这种看法发历史之先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贺麟的这种现实关怀也令人敬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和体现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向全社会发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在2013年11月考察曲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8]180在2022年6月8日考察四川时他又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8]237我们只有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民族复兴的动力的高度来看待，才能更加自觉地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古今贯通，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和希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

儒家文化与伦理传承发展的方法

那么，以怎样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儒学的新开展呢?在贺麟看来，其基本方法就是批判与吸收，批判就是“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5-6。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而且当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实际上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贡献很大，甚至远远超过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但贺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论证并不充分，甚至是牵强附会的。所谓“吸收”自然是要吸收西方文化：“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度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沦而永不能翻身。”^[1]6“不用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1]7他强调了二者的相通性和融合的可能性，实际上二者是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土壤上形成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文化，在二者融合的问题上，贺麟过于乐观了。在儒家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关系上，他连中体西用也说得不够肯定，虽然说要增强儒家文化的主体性，要“儒化”“华化”西洋文化，但语焉不详，未能体现鲜明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立场。

就具体的途径来看，贺麟认为，“西洋文化的特殊贡献是科学，但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1]7。这自然是对的，因为科学文化或者科学精神主要是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儒家文化则是一种人文和德性主义的文化，它的适用领域和作用是“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1]8。这根本是两回事，自然不能简单用科学方法来传承弘扬儒家文化。另外，他的这种观点也是对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种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问题的观点的一种回应，用实证的、分析的、科学的西方方法是不能解决中国的人文领域的精神与道德等相关问题的。

贺麟主张要“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家思想”^[1]8。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1]9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贺麟提出的这三点，在学术上还是有相当的启发性的，但都是从吸取西洋文化的长处方面着手的。从今天看，其中有些观点也不全然合理，比如，我们非得以西方的哲学来发展儒家的理学吗?每个民族都有其对人生根本问题的不同思考与解决方式甚至话语方式，我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吸取西方哲学的某些长处，但中国古代有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传统伦理可能主要是建立在其文化土壤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哲学反思基础上的，它是人生论、价值论的而非认识论、知识论的。因此，在增强中国问题意识，形成中国话语方式的当下，我们也仅可将西方哲学方法作为研究、弘扬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方法之一而非全部。领略西洋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这自然也没错，中外在艺术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中国的乐教自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艺术形式和艺术精神，因此，也不可全盘拿来，否则会失去民族乐教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最后贺麟断言如果不接受基督教，就“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这更是武断的。基督教毕竟是西方文化的源与体，而非中国的。中国文化是 “以道德代宗教”^[9]98的，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入世的世俗人文主义文化，儒家学说具有某种准宗教的特性，能够发挥安身立命与勉慰情志的作用。我们虽然也需要学习基督教中所包含的某些精神，但这并不能说没有全社会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就不能传承发展儒家文化。

通观贺麟的论述，他在传承发展儒家文化的根据与意义上的认识有先见之明，也有其准确科学之处，比如，其根据就在于文化的连续性和古今新旧的统一性。贺麟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弘扬发展儒家文化，为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但他在如何传承发展儒家文化与伦理方面的认识，却体现出中学立场和主体性不够，过多强调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洋文化的吸收，指出的三条路径虽然也有其学理基础和启发性，但在增强文化自信，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下，也不是全然合理的。

如果说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与意义的探讨，解决了古与今也即本来与未来的关系问题，那么，对其方法的探讨则涉及中西的关系问题，也即本来与外来的关系问题。时下的主流观点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也就是说必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中可资借鉴的优秀成分，发挥文明互鉴的作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内含其开放性品格，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文明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且体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外来文明采取的开放包容态度，比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华文化的儒释道三维结构中的重要一维。宋代以后，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文化也在中华大地落脚传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吸取是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入的。因此，在当下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拒绝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文明也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得以进步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46文化主体性使一个民族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个民族具有的自觉的内在凝聚力，是推动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此，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要吸取一切外来文明的合理要素，但同时，又必须坚定文化主体性。只有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以“我”之需要为价值标准，吸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拿来主义，照单全收，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三、

儒家文化与伦理传承发展的实践价值

那么，我们今天传承弘扬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伦理，其实践价值何在?或者说它主要可用于哪些方面呢?

正如前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底，考察了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8]180这指出了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原因就在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也就是说，传承弘扬儒家文化与伦理，其目的、实践价值或者应用领域与方向主要是“国”与“人”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可以把儒家文化与伦理观念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提高国家与民族的整体精神文明水平和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就是要立德树人，使人崇德向善，因为人无德不立，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因此，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道德智慧可以滋养现代中国人，使其提升道德素质，形成高尚人格，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永远充满希望。

上述思想可以说完全符合儒家文化与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亲民”(新民)两方面。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将其作为治国理政和立德树人的重要文化思想资源加以借鉴利用，而贺麟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论述传承儒家文化与伦理的实践价值的。

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贺麟首先分析了立德树人的问题，新儒家思想目的在于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儒者气象或者成为一位儒者。那么什么是儒者?“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1]12“儒者固需品学兼优，但因限于资质，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的人亦可谓为儒者，所谓‘虽曰未学，我必谓之学矣’。”^[1]12总之，如章太炎所说 “所谓‘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谓也”^[10]477。由于儒家文化主要强调以德为本，德育为先，因此，儒者最根本的特质就是崇德向善。文化塑造人格，伦理道德的思考最终要落到一定主体的品格培育和人格养成上，因此，培养儒者就是培养有德的人或者德才兼备的人。这种崇德向善的精神，成为提高中华民族整体道德素质的重要思想资源。当下我们尤其要转化发展儒家文化与伦理的这种崇德精神，并将此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使人们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彰明自身人性中那光明的俊德。

那么，如何培养儒者气象?贺麟认为：“凡具有诗礼风度者，皆可谓之有儒者气象。凡趣味低下，志在名利肉欲，不知美的欣赏，即是缺乏诗意。凡粗暴鲁莽，扰乱秩序，内无和悦的心情，外无整齐的品节，即是缺乏礼意。无诗意是丑俗，无礼意是暴乱。”^[1]12-13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贺麟这两种培养儒者的路径，前者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提高人的文化教养和高雅情趣，而后者则是人们的内在德性的外在表现，也是提高国民道德素质的现实途径，树立礼仪之邦、文明国家形象的必由之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德与文化素养两个方面引导人们崇道德、守道德，提高国人修养。贺麟认为儒者不仅有其为人的修养之道，也就是诗礼精神，同时，“就作事的态度言，每作一事，皆须求其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即可谓为儒家的态度”^[1]13,即合情合理合时是一个儒者做事的态度与精神。

如何正确处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也是近代讨论争议较多的问题。贺麟对此也提出了自己很好的解决之道：“假如男女问题能循有诗意、合礼仪、负社会国家的道德责任的途径以求解答，便可算得契合儒家的规范了。”^[1]17有诗意即指有爱情而不低俗，合礼仪即是说男女交往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男女结合对家庭、社会、民族皆有其责任。男女关系问题是每一个时代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文明水平和社会风气好坏的折射与表现。近百年来，男女平等价值观深入人心，这自然是一种历史进步，我国传统文化在处理男女关系问题上也是坚持有差别的和谐，这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贺麟围绕儒家文化的立德树人价值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通过对什么是儒者的讨论，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崇德向善精神体现在主体身上就是要培养有德或者德才兼备的儒者或者人才，而培育新人的最根本的路径就是使国人具有诗礼精神，同时也提出了处理两大性别人群关系的原则，这些对我们在今天弘扬儒家文化以立德树人提供了很好的宏观参考意见。作为一位哲学家，贺麟讲立德树人的问题不是从学校教育上去谈的，而是立足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贺麟对儒家文化与伦理的实践价值的讨论，另一重点体现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经济与道德在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贺麟认为：“就立国根本言，道德为立国的大本。国家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武力上，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道德才是维系国家的基础的命脉。”^[1]26“就施政次第言，须先着手解决经济或国民生计问题，次及国防问题，次及道德文化问题。”^[1]26强调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地位，既是儒家的立场，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得人心者得天下。我们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不仅要有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还要有文化与道德的软实力。如果“不注重民族文化的背景，没有心理建设的精神基础，而提倡工业化，那就会使将来中国工业化的新都市都充满了市侩流氓，粗鄙丑俗，及城市文明之罪恶，而寻找不出丝毫中国文化的美德”^[1]34。贺麟作为哲学家的先见之明和批判精神令人敬佩。

贺麟还特别强调法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没有法律的政治，就是乱政，无治，即无有组织、不能团结、未上轨道的政治。”^[1]47认为中国当厉行法治，但不是申韩式的法治即严刑峻法、武力征服，而应是一种诸葛亮式的法治即儒家式的法治。所谓申韩式即法家的法治是基于功利的法治，而儒家式的法治是基于道德的法治。“它是法治与礼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情相辅而行、兼顾共包的。法律是实现道德的工具，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发挥，绝不是违反道德、桎梏自由的。”^[1]14这种观点，与我们当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中坚持德法并举相契合。法律与道德相结合，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这也与我国古代一直实行的治国方略即德主刑辅是一致的。

贺麟还指出：“以为儒家反法治，以为提倡法治即须反对儒家，皆是不知儒家的真精神、真意义的说法。”^[1]14-15由孔子之“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由孟子之慨叹“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孟子·离娄上》)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来看，孔孟并不一味抹杀法纪，而是认为法治须本于道德礼乐和正名工夫。由此可见，儒家不仅不反对法治，而且提倡法治。时下某些人觉得我们弘扬传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似乎就是要以德治和人治反对法治。其实，正如贺麟所说，在儒家文化中，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因此，法治与德治也是相统一的。法律和道德从来都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两种规范，道德治内、治心，法律治外、治行，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明确把法治与自由、平等、公正一起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

在政治治理活动中，不仅有法治的问题，还有民主的问题，不能认为儒家仅是为君主专制作辩护而违反民主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贵君轻”这些观念都是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民主思想的体现。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为主，为民作主。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为邦本，即以民为本，以民为贵，以民为天，以民为主。大同理想就是这种儒家民主思想的最高追求。可以说，大同理想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梦，中国梦是现代人的大同理想，二者在文化基因上是古今一脉相连的，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执政者组织领导人民向这个目标迈进，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意和民主。在民主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儒家式的民主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国式民主。

另外，儒家的诸多文化和伦理观念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治国理政的精神滋养和宝贵资源。如讲仁爱、重民本使我们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正义、信用是我们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和合、大同则是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使我们以友善与和平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人民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使我们在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等等。总之，儒家文化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精气神，使其在现代社会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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