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6年第3期

［摘要］逻辑实证主义者独尊语义学而拒斥形而上学，使得“脱离形而上学孤立地探讨语言问题”成为语义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普特南曾遵从这一范式，提出了著名的“语义外在论”。然而，随着普特南学术思想的嬗变，语义外在论和其中后期哲学立场变得不融贯。造成“不融贯”的原因正是普特南放弃了语义学研究的传统范式，转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开展语义学研究。基于对普特南中后期形而上学理论的重新阐释，或可构造一种“基于多元主义的语义学”，以此证明语义学并非与形而上学无关，而是以形而上学为前提。因此，与形而上学研究的当代发展类似，语义学研究也将呈现两条发展路径：或从心灵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语义进行更细致的构造性说明；或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放弃语义的构造性说明，回到鲜活的语言使用现场。

［关键词］语义学；形而上学；语义外在论；自然实在论；多元主义

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语义学（theory of meaning）[1]意在探讨“语言如何与世界挂钩”（颜鸿，第132页），即一门探讨“语言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理论。对于该问题，前期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答案：或可发明一种语言，其一个最小语言单位就对应着世界的一个最小图像，因而该语言所描述的正是世界的样貌——对于这个世界可说的部分，这门语言都实现了精确的表达，而对于其不可说的部分则保持沉默。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上述理想，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选择接续这一理想，由是使得语义学研究走上了一条“弯路”——忽视语义学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孤立地讨论语言相关问题。

但正如斯塔尔内克（R.Stalnaker）所说，选择一门语言与接受一种形而上学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参见Stalnaker，p.90）因为我们就是以被选择语言所提供的词汇来理解世界的。即使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辩解称，这些词汇都是虚构的（比如认为“原子”并不存在，该词仅是用来统筹我们所获得的关于“原子”的所有经验），但它们终究行使了形而上学的功能，即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因而实际上，形而上学并未被排除，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中。在戴维森完成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第三个教条即“概念形式与概念内容可分离”的反对后（参见Davidson），分析哲学界又开始重新拥抱形而上学。

在诸多语义学理论中，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于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以“语义外在”为核心的语义学理论即“语义外在论”，以其迥异于传统语义学的进路令学界耳目一新。然而，随着普特南学术思想的嬗变[2]，语义外在论已不能同他中后期的哲学思想相融贯。[3]（参见Ambrus）在本文看来，这种不融贯恰恰源于其形而上学立场的转变。而要消解这种不融贯，就需要重新审视语义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行“从形而上学到语义学”的翻译和扩充，以建立一种与其形而上学立场相契合的语义学理论。因此，普特南语义学的演进本身就能够很好地作为本文观点的一个佐证，即一门语义学背后总有一种形而上学立场作为其理论基础，语义学问题不能仅从语义学内部来理解和回答，还必须考虑到语义学与形而上学的相互依赖关系。

为了更好地证明上述观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进行探讨：首先从普特南后期的“实用多元主义”形而上学立场入手，分析语义外在论与其不融贯的原因，并将语义外在论的理论缺陷总结为三个问题；其次针对三个问题，讨论对语义外在论进行修改的可能进路，以维持普特南理论的融贯性，并通过这一修改过程证明语义学与形而上学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后基于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讨论当代语义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  语义外在论与普特南中后期哲学的不融贯

在普特南提出语义外在论之前，哲学界通行的语义学理论是心理主义语义学。心理主义语义学将人的心灵视作机器，当有经验刺激时，心灵就会因为这种刺激产生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心灵再使用语词去指称这一心理状态。因此，一个语词的意义就等同于心灵的一种特定状态。简言之，语词意义=心理状态。这种观点的重大缺陷在于，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像研究机器一样在人体中找到某个确切的结构，并指认其如何产生特定的心理状态。在科学勃发的时代，这一观点日益变得不再能被接受，因为科学的要求是“可观察”“可证实”“可预测”，而心理主义语义学却无法实现上述要求中的任何一个。因此，站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心理主义语义学不仅将语词意义的研究变成了一种纯粹内在的、“只在心灵内部循环”的无用的分析，本身更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假说。

1.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

为了反对心理主义语义学，普特南基于科学实在论这一形而上学立场提出了语义外在论。其核心观点为：放弃“心理状态决定语词意义”的假定（参见李章吕），转而认为语词的意义（“meaning”，下文简称为“语义”或“意义”）是由外在决定的（参见Putnam，1975，p.234, 246）。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可被总结为两部分，即语义结构理论和语义生成理论。前者是对语义内容的静态分析，用于说明“语词的意义是什么”；后者是对语义来源的动态分析，用于说明“语词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

普特南认为，从结构上看，语义由四个矢量（vector）构成：

（1）“句法标志”（syntactic marker）：一个语词的语法属性。如“跑步”是动词，“柠檬”是名词。

（2）“语义标志”（semantic marker）：一个语词的核心特征，即能与其他语词区别开的、相对确定的属性。如“水”的语义标志是自然种类、液体。

（3）“范例描述”（description of stereotype）[4]：“范例”指“语词外延中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外延”。比如，柠檬有黄柠檬、绿柠檬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是黄柠檬，所以，黄柠檬就是“柠檬”一词的范例。范例描述则是对范例的属性作出的描述。比如“色黄、味酸、皮厚的果子”就是“柠檬”一词的范例描述。

（4）“外延”（extension）：语词所指称的对象。（参见同上,p.269）

对于语义的生成过程，普特南认为有下述三个环节：

（1）语言劳动分工：除像“桌子”这种日常语词之外，语词的意义来自由社会分工形成的专家。比如“黄金”的意义就来自金属专家。

（2）环境因果作用：专家在与环境“交互”（transaction）（观察到环境现象）之后对其加以指称，完成语词意义的生成。比如第一个用“水”这个语词指称H2O（化学结构）的人，就使H2O成为“水”的意义的一部分（即H2O作为“水”的外延）。

（3）历史因果链：专家在生成语词意义后，将其传播给他人，且他人可继续传播给其他人。（参见同上, pp.200-201, 227-229）

2.不融贯何以产生

科学实在论是语义外在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即在科学实在论解释了世界的具体构成之后，语义外在论才能进一步解释语言如何与（科学实在论所理解的）世界挂钩。这就告诉我们，一种语义学理论总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立场为前提，一旦哲学家修改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立场却没有修改自己的语义学理论，不融贯的情况就会发生。[5]然而，这一点往往被学界忽略了。安博鲁斯（V. Ambrus）对此有如下评论：“语义的历史因果链理论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系被大多数学者忽视了。”（Ambrus，p.12）

在科学实在论中，有一个假设是语义的历史因果链得以成立的前提，即“单一世界”假设。该假设认为，有一个外在于我们心灵的世界并且它能够被我们所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就能对该世界达成彻底的、统一的认识。而语义的历史因果链恰恰就是这一假设在语义生成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我们通过历史因果链传播某一语词的意义，当传播完成之后，所有人都会对该语词的意义达成统一；这一过程不断反复，所有人最终都会掌握同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将揭示整个世界的所有奥秘。[6]因此，语义外在论带有科学勃发时代的浪漫，是20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家“让哲学适应科学”的努力之一。但浪漫总会消退，普特南很快就在形而上学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却忘记了更新自己的语义学理论[7]。

下文暂时略过对普特南学术生涯中期形而上学立场的陈述，直接从其后期“实用多元主义”入手，分析其为何与语义外在论不融贯。“多元主义”秉承这样一种世界观：通过与世界的交互，我们可以产生多种理论，这些理论是可比较甚至相冲突的；当两种理论在各种标准下都“同样好”[8]却又相冲突时，我们就无法只接受其中一种而抛弃另一种，更无法使用某个更大的理论将这两种相冲突的理论囊括；推而广之，不可能存在一种能统一所有理论的“大一统理论”；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世界的全景，而只能说探索了世界的某些方面。这一世界观当然和“单一世界”假设是冲突的，因为既然我们无法认识世界的全景，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排除“存在多个世界”的可能。这对语义外在论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在语义结构理论中，语义外在论要求语词有相对确定的“句法标志、语义标志和外延”，但在“多元主义”的情况下，一个语词完全可能出现两套甚至多套互不相同的“句法标志、语义标志和外延”，并且语词的使用者不认为这些不同可以被统一。其二，在语义生成理论中，语义外在论认为历史因果链会将语词的意义传播给所有人并达成统一，而在“多元主义”的情况下，历史因果链也可以是分叉乃至数条平行的，这意味着语词不一定走向意义统一，而是逐渐在不同的“理论”中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总之，正因为普特南变更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立场，打破了“单一世界”假设，使得语义外在论失去了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才造成了“语词的意义既应该统一又无法统一”的矛盾。

要使语义外在论重新与普特南的后期哲学立场相容，路径之一就是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他的“实用多元主义”立场。本文将从语义外在论的理论缺陷入手，结合普特南中后期的形而上学立场，讨论可能的修改方案。对于普特南语义外在论的理论缺陷，本文总结为三个问题。问题一：通过“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普特南仅证明了语义不全是内在的，但如何证明“所有语义都是外在的”呢？问题二：语义外在论否定了“语义=心理状态”，但语义和心理状态是否还有关系？问题三：语义外在论认为语义由交互产生，但交互的运作过程是怎样的？

本文认为，既要坚守普特南“语义外在”的基本立场，又要圆满回答这三个问题，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就必须像他的形而上学立场一样走向多元主义（pluralism）。[9]

二  语义即概念图式：面向问题一的修改方案

普特南方式借助“孪生地球”这一思想实验表明了语义外在论的核心观点：假设宇宙中有一个“孪生地球”，该“地球”上“水”这个语词指称的是化学结构为XYZ的液体，除此之外，孪生地球上的“水”和地球上的水没有任何区别。（参见普特南,第24—25页）因为只有化学结构不同，所以在不做化学检测的前提下，孪生地球人由“水”这个语词引发的心理状态和地球人完全一样。可一旦加以检测，孪生地球上的水和地球上的水就是不同的物质，即“水”这个语词其意义矢量中的“外延”在两个星球完全不同。这样普特南就论证了传统意义理论（心理主义语义学）的“心理状态决定着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义又决定着语词的外延”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参见李章吕）

从一阶逻辑视角看，“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实现了对“∀x(Mx→Px)”这一命题的反对，即表明了“对于任意个体x，如果它是语词的意义（Mx），则它一定是一种心理状态（Px）”这个命题不成立。但这种论证并没有完全切断语义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它只是说，“存在一个个体x，它是语词的意义，但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即“∃x(Mx∧﹁Px)”。显然，这只证明了有些语义是外在的，但远不能达成“所有语义都是外在的”这一结论。这就是本文拟对语义外在论作的第一个修改：借用普特南中后期的其他理论资源，建立一种“所有语义都外在”的语义学。

首先要提到的是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参见普特南，第11页）：假设科技发达到能把一个人脑放在缸中培养。如果把我们正常人能接收到的所有外界信息都给予这个缸中的大脑，那么这个大脑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培养在缸中，而是会觉得自己和正常人完全一样。普特南认为，声明“缸中之脑存在”会导致矛盾。具体而言，普特南认为以假设自己为“缸中之脑”开始论证，所有语词都会被认为是内在的，从而使得“缸中之脑”这一语词本身也失去了外在性，这意味着“缸”和“脑”这些现实事物也是不存在的，从而这一理论推导就产生了矛盾。（参见黄敏，第665页）由此，普特南证明了“因为缸中之脑不可能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然而，普特南的证明遭到了不少质疑（参见曹剑波），从而“缸中之脑”依旧可能存在。这一可能性在语义学上导致的后果是，对于“缸中之脑”而言，既然根本不存在外部世界，那就只有心灵了，这时如果“缸中之脑”要使用语词去指称事物，这个语词的意义就只能是一种心理状态，从而是内在的。因此，“缸中之脑”实验不仅没能实现普特南的目的，反而还为得出“所有语义都是外在的”这一结论制造了困难。这也使得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变成了“如何既证明所有语义都是外在的，又能应对‘缸中之脑’对语义外在性的威胁”。下文将其拆分为两个问题即Q1（A）与Q1（B）分别讨论。

Q1(A)：如何证明所有的语义都是外在的？为了回答此问题，我们利用一个“中间件”式的哲学构造，即“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概念图式”是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 Davidson）用于打破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第三个教条、使形而上学重新回到分析哲学研究之中的理论工具。在戴维森看来，概念图式“是组织经验的一种方式；是给感觉经验以形式的范畴系统；是个人、文化（拥有某一文化的群体）或时代（生活在某一时代的群体）考察事情时持有的不同视点”（Davidson，p.5）。首先，所谓“组织经验的一种方式”是戴维森对康德“图式”概念的总结[10]。其次，“给感觉经验以形式的范畴系统”强调了“概念图式”是加工单元和加工产物的复合体。换言之，被处理后的经验并没有被输出，而是和“概念图式”这一加工单元打包在一起被人所理解。最后，“个人、文化或时代考察事情时持有的不同视点”则是戴维森对“图式”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在康德那里，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图式”，而戴维森认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概念图式。比如，面对同一片海洋，所有人都能获得几乎一样的视觉经验，但他们对这一视觉经验的认知处理可能不同。海洋民族可以区分出数种蓝色，而沙漠民族则只能区分出一种或少数几种蓝色。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海洋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关于蓝色的更多的概念图式。

本文认为，语言符号所承载的语义就是我们独有的认知结构（及其对经验的处理），从而就是概念图式。如上一段提到的海洋民族和沙漠民族，他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图式，实现了对相同经验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最终被语言所承载、所表达。对于回答Q1(A)，概念图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外在的”。在戴维森的定义中，每一种“概念图式”都是由某个群体所共有，并不是只属于某个个体心灵中的事物。因此，根据概念图式，我们对Q1(A)的回答如下：语义就是概念图式，又因为概念图式依定义是外在的，从而语义就是外在的。任给一个语词T，至少存在一个概念图式C与之对应。而如果语词T是“多义词”，那么它就对应着多个概念图式C1，C2，C3······实际上，我们总是可以使用某个语词去对应其从未对应过的概念图式，即为一个语词赋予“新的意义”。因此，任给语词，其语义都是外在的。

Q1(B)：如何应对“缸中之脑”对语义外在性的威胁？基于对Q1(A)的回答，我们当然要拒绝把“缸中之脑”的“心理状态”称为“语义”，但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些“心理状态”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论证击退来自“缸中之脑”的威胁。我们知道，“缸中之脑”收到的所有刺激都是由邪恶科学家输入的，这是否意味着邪恶科学家存在于外在世界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缸中之脑”所使用的语言其实是经由邪恶科学家而间接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不过，如果邪恶科学家也是一个“缸中之脑”的话，我们就需要采取如下论证。

假设所有人都是“缸中之脑”。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缸中之脑”都无法掌握概念图式。因为正如上文提到的，概念图式是“群体的公有物”，这一群体从生理特征到文化属性都享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如果“缸中之脑”觉得自己有这种相似性，那就意味着邪恶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不是“缸中之脑”，而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个体。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回到上一段中的论证。因此，只要假定所有人（包括邪恶科学家）都是“缸中之脑”，即假定不存在“世界”只存在“心灵”，“缸中之脑”们就无法意识到相似性存在[11]，从而无法掌握概念图式，无法使用语言。因而，“缸中之脑”的“心理状态”并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一种“前语言的感觉”[12]。

在普特南后期的哲学研究中，他对“感觉”（sensation）和“统觉”（apperception）进行了区分。我们可以借用这一区分来回答Q1(B)。在普特南的定义下，“感觉”即初级的、原生的、未被人加以思考（认知处理）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普特南定义“统觉”为“被人获得并进行了认知处理后的经验”。（参见Putnam，2016，p.147）根据普特南关于“统觉”的定义可知，“统觉”就是“概念图式”的另一种说法。更直白地说，当人能够思考和描述自己的体会时，他就已经使用到了概念图式。因此，对Q1(B)的回答是：“缸中之脑”认为是“语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语义，而是（暂时）无法用语言形容甚至没有加以认知处理的经验；这种经验无法让“缸中之脑”成为“语义是心理状态”的例证[13]，从而不会对语义外在性构成威胁。

通过引入概念图式，我们成功回答了问题一：所有语义都是外在的，因为每个语词都能对应到概念图式，且概念图式在定义上保证了语义的外在性。然而，这一回答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概念图式的纯粹外在性来自其定义，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为什么可以这样定义”，那么基于概念图式的语义外在论也不过就是在语言内部谈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本文第四节将对其进行完善。

三 语义影响心理状态：面向问题二的修改方案

在上一节我们通过引入概念图式，将所有的语义都定义为“外在的”，从而彻底排除了“有的语义被心理状态所决定”的可能。但“心理状态”这一概念对于语义学依旧重要。我们必须追问心理状态与语义之间的关系，以解释语言对心灵和世界的沟通。这就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二，即语义外在论否定了“语义=心理状态”，但语义和心理状态之间是否还有关系？

对问题二可能的回答有四种：①语义和心理状态之间没关系；②语义影响心理状态；③心理状态影响语义；④心理状态和语义相互影响。任何语义学研究者都无法接受①，因为这会取消语言作为“沟通心灵与世界的中介”的作用。而③和④都被本文上一节的工作否定了。为了不自相矛盾，此时必须承认②，并进一步阐明语义对心理状态有什么影响。

本质上，“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思考了如下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语词”“心理状态”与“意义”。通过说明两个相同的语词（人类地球上的“水”和孪生地球上的“水”）引发了相同的心理状态，却具有不同意义（参见表1第2行），普特南得出了“意义不在头脑之中”的结论，从而为语义外在论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语词”“心理状态”与“意义”这三者的“同异关系”还有更多的组合，从而存在很大探讨空间，形成了多种哲学理论。（参见表1）

表1语词、心理状态、意义的8种组合

我们认为，表1的第4、5、6行所显示的“语词、心理状态与意义”的同异关系能导出普特南后期提出的概念相对性/多元性，从而实现对问题二的回答。并且，“概念相对性/多元性”对于完善语义外在论、实现普特南的语义学与其后期哲学思想相容也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表1第4行的情况，我们可以使用“可选语言”（optional language）[16]的例子作为解释，即同样的语言对应了不同的概念图式。直观的理解就是同一语词在不同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普特南给出的例子是“数”（number）。数在日常语境中和在集合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意义”，会引发不同的“心理状态”。[17]

对于表1第6行的情况，我们作如下解释：就“世界上有多少对象存在”而言，假设卡尔纳普学派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对象存在，分别是x、y、z，那么在承认这三个对象存在的基础上，波兰学派会认为世界上有八个对象存在，它们分别是x、y、z、x+y、x+z、y+z、x+y+z和空集。（参见Putnam, 1987a, pp.17-19）此种差异源于卡尔纳普学派不承认对象的“可加性”，而波兰学派承认这一点。因此，显然“存在”这一概念（英语“Being”/波兰语“Istota”）在卡尔纳普学派和波兰学派的理解中有不同的意义，但都是他们对“世界上有多少对象存在”这一问题的理解，因此具有相同的心理状态。

概念相对性可被看作概念多元性的特例，即同义词现象。表1第5行的情况表明，当不同语词具有相同的意义时，它们造成的心理状态也是相同的。普特南以量子力学研究为例，对于同一种粒子，一种理论体系称其为“玻色子”而另一种理论体系称其为“费米子”；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物理学家认为它们“表征”（represent）了同一种事实；并且，通过一定的处理，一种理论体系可被“翻译”成另一种理论体系。（参见Putnam, 2012, p.6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1第7行表明，不同语词具有相同的意义，却造成了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似乎形成了对“语义影响心理状态”的一个反驳。但本文认为，这一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定义了意义的来源是概念图式，那么意义的相同就意味着使用相同的概念图式对相同的经验进行了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状态还有所不同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会遇到根据语境不同，人们对“相同意义的两个语词”产生了不同解读的情况。但“解读”的不同其实已经意味着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图式，从而这两个语词从一开始就不是“相同意义”的。

上述分析表明，顺着“孪生地球”实验提供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得到作为普特南后期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多元性和概念相对性。依据这两者，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共同完成对问题二的回答：语义对心理状态有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概念多元性表明，人可以选取多种概念图式来解释世界（一词多义），这实际上就是在语义学层面承认了不同意义可以造成相同或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概念相对性则表明，一种概念图式可以对应到多个不同的语词（同义词），这实际上就是在语义学层面承认了不同语词也可以造成相同的心理状态，只要意义是相同的。

四  多元主义的语义生成链：面向问题三的修改方案

在语义外在论的三个语义生成环节中，对语义生成有着关键影响的是环境因果作用，即专家与世界“交互”生成语义。但普特南的论证太过粗糙，以至于我们根本不知道交互如何就能生成语义。这就导致了语义外在论的第三个漏洞即问题三：语义外在论认为语义由交互产生，但交互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集体层面即语义如何实现传播和统一，成为该语言使用者公认的相对确定之物；个体层面即语义如何经由某种确定的机制，由个体经验生成。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亦将问题三分为两个方面。Q3(A)：本文称之为“集体语义统一”问题，即我们是通过与世界的交互来确定语词的意义并将其传播和固定的，因此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对语词会有相同且完全的理解。但是，如果两个人对同一语词的意义出现分歧，特别是这两个人都可以算作专家时，谁对谁错呢？Q3(B)：本文称之为“个体语义生成”问题，即第一个通过“环境因果作用”赋予某语词意义的人是通过怎样的交互过程完成语义的生成，使得心灵和世界实现了沟通？

上述两个问题不能仅从语义学内部来讨论和解决。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一种语义学背后总有一种形而上学立场作为其理论基底。或许，结合普特南在其哲学生涯中对自身形而上学立场的修正，方能较好地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普特南通过语义外在论来反对心理主义语义学。心理主义语义学背后的形而上学立场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而普特南语义外在论的形而上学立场则是科学实在论[18]。科学实在论继承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单一世界”假设，即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终将完全认识这个世界。因此，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其实默认了我们的语言与世界是一一对应的，并且随着科学发展到极致，我们的语言就能够反映整个世界。然而，正是这种默认，使得语义外在论无法回答Q3(A)。因为，既然我们终将认识整个世界，那么当不同专家对世界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就一定有个终极理解去消除这一分歧，使得人们对世界只存在唯一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每一个语词只存在唯一正确的语义。但这是不可能的，上节所举的波兰学派与卡尔纳普学派对“存在”一词的不同理解便能证明。我们无法断言这两种理解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也无法给出第三种理解去融合或证否它们，因为这两种理解虽然相互对立，但在其各自理论体系中都是正确的。反而思之，我们真的可以断言“只有一个世界”吗？因此，要回答Q3(A)，必须改造“单一世界”预设，而内在实在论就打破了这一预设。

内在实在论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概念图式，我们无法认识概念图式之外的东西。又由于同样的语词可以对应不同的概念图式，因而内在实在论必须承认“概念多元性”，即同一个语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解释了，对同一语词的意义而言为什么两个人可以存在分歧。同时，因为不同语言可以对应不同的概念图式，所以不同语言就是对世界的部分反映，这些反映可以有不融贯的地方。承认这种不融贯，就意味着不存在一门绝对正确的、完全反映整个世界的终极语言，因此，“单一世界”的假设就被打破了。于是，我们对Q3(A)可给出如下回答：两个专家可以都是对的，因为语义可以是多元的。

利用内在实在论，我们回答了Q3(A)，但Q3(B)依然没有得到回答。这是因为，基于内在实在论，“语义=概念图式”，但概念图式是一个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的“黑箱”，其运作过程完全不可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回答“人如何通过环境因果作用产生语义/概念图式”这一问题，因而概念图式的外在性更多只是一种“定义”。要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使用到普特南后期的自然实在论[19]。较之于内在实在论，自然实在论为概念图式的外在性找到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交互”这一行为。交互行为保证了非概念化经验的外在性，也间接保证了概念图式的外在性，因为概念图式的处理对象就是非概念化经验。

至此，Q3(B)也得到了回答：对于第一个参与环境因果作用的人，语义生成的过程是“人使用概念图式与世界交互→人获得非概念化经验→人将可被概念化的经验概念化→人将概念图式对应到语词→语词获得意义→语义经过历史因果链传播并相对固定”。

五 走向末路，还是迎来新开端？

本文以普特南在其哲学生涯前期提出的语义外在论为基础，借助其对“概念图式”“概念相对性/多元性”以及自然实在论的相关讨论，发展出了一种与普特南后期哲学立场相融贯的多元主义语义学。多元主义语义学认为，概念图式即语义，语义由人与世界的交互产生，交互获得非概念化经验，最终被概念图式所概念化。此外，同一语词可以对应多种概念图式，一种概念图式也可以对应多种语词，从而语义是多元的，我们基于语言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多元的。

不过，我们的最终目的并非建构一种语义学，而是希望以普特南的语义学演进为例，回应当代分析哲学研究中“重新重视形而上学”的号召，证明语义学与形而上学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由维特根斯坦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强调了对语言问题的厘清是谈论形而上学的前提；反之亦然，离开了形而上学对“世界”的定义，语义学不可能成功回答“语言如何与世界挂钩”这一问题——假如我们连世界是什么都不知道，又何谈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呢？

从普特南形而上学立场的转变来看，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外在性”的追求（或者说，对心理主义的反对），只是这一追求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提出语义外在论时，普特南建立“外在性”的方式是预设外部世界的存在，预设科学能够揭示世界的基本结构。而普特南中期转向内在实在论，就是因为其对“外在性”的实现方式转变为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即抛弃僵化的理论预设，用人与世界的交互确证外部世界的存在。这其实也是他不再修补其语义外在论的重要原因，因为“语义结构理论”和“语义生成理论”其实也是一种僵化的理论预设，而人与世界的互动却是变动的、鲜活的、无法规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学界认为语义外在论与普特南的中后期哲学不融贯虽是正确的判断，却并未抓住精髓——当内在实在论确立之后，语义学问题已经没有必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回答。因此，本文所建构的多元主义语义学可以看作对普特南后期哲学的重新解读。换句话说，普特南已经在语义学的范式之外完成了这项工作，只是因为分析哲学界忽视形而上学的历史惯性使得很多学者依旧认为，语义学问题必须以语义学的范式来回答。

尽管“意识到语义学与形而上学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对语义学正确研究道路的复归，但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种依赖关系时，语义学研究似乎也同时走到了末路，必须将“接力棒”交由心灵哲学和实践哲学了。这是因为，当意识到语义学背后必然要以形而上学预设为基础时，我们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像形而上学研究的发展那样，给出关于语言生成、语言使用、语言理解的更细致的构造性说明；要么就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道路走到底，反对为世界、语言提供构造性说明，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语言使用出发，在应用中体会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对世界（习以为常）的诸多预设。第一个“要么”将使我们走向心灵哲学，而第二个“要么”将使我们走向“实践哲学”。

对于第一个“要么”而言，“概念图式”的运作方式不能永远停留在“黑箱”状态，只有心灵哲学才能进一步阐释这一运作方式。所谓“黑箱”状态，是指“概念图式”预设了我们从与世界的互动中获得经验，再把经验概念化为更复杂的东西（语言、心智）。但是，原初的经验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才变成了复杂的概念呢？根据语义学的研究范式，我们没办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因为这不是“语言与世界挂钩”的问题，而恰恰就是“人脑之中”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心灵哲学接过了多元主义语义学的接力棒，进一步与物理学、演化生物学合作，探讨从经验到语言、心智的发展过程。

对于第二个“要么”而言，当我们用“交互”来保证语义的外在性时，实际上离实践哲学只有一步之遥了。当我们把“交互”作为语义生成的核心环节，多元主义语义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就变成了一种弱化版本的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提法，即以人面向他者的实践活动作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基础。（参见邓晓芒，第89—90页）在实践本体论的立场下，“语言如何与世界挂钩”这一语义学的核心问题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心灵”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都变成了不必要的本体论承诺，而“主体”和“互动”构成了我们解释一切的新范式。其实，普特南自己就跨出了这一步，在自然实在论立场之后，他再次转向了实用多元主义（pragmatic pluralism）的立场，也就是说，认为人们通过“交互”产生对世界多种版本的理解，而对“心灵”与“世界”的区分已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参见Putnam，2004, p.22）相似的哲学构造包括存在主义神学家布伯（M. Burber）的“关系哲学”，哈贝马斯(J. Habermas)（运用于社会批评）的交往行为理论[20]等。《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的国内译者也表示：“普特南越来越多地提到哈贝马斯的观点······从哲学上讲，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同的理论前提所得出的相当接近的理论结论。”（普特南，第14页）

因此，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塑造的、风靡了一个时代的“语义学研究”已无法满足我们深入回答各种语义学问题的需求，从而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末路。要对语义进行更细致的构造性说明就需要心灵哲学；要放弃构造性说明，回到鲜活的语言使用现场，就需要实践哲学。但末路也是新开端，正如语义学问题不一定要在语义学范式内被回答，也可以使用形而上学理论进行回答一样，谁又能说心灵哲学与实践哲学不能回答语义学问题呢？至于心灵哲学进路和实践哲学进路孰优孰劣，则还要留待时间检验。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语言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编号23&ZD24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的影响研究”（编号2026ZXSCX04）的阶段性成果。

[1]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学者偏好用“语义学”一词对应英语中的“semantics”概念，而将“theory of meaning”另译为“意义理论”。这一偏好无伤本文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theory of meaning”和“semantics”在诸多哲学讨论中其实是通用的。逻辑学背景的研究者或许会对此感到费解。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意义理论”的元语言是这个世界（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象语言是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的成真条件就是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定义的。

[2]普特南学术生涯中所持的形而上学立场可被简单概括为三个时期共四个阶段：前期的“科学实在论”、中期的“内在实在论”与后期的“自然实在论”和“实用多元主义”。

[3]安博鲁斯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普特南在学术生涯中期所持的“内在实在论”立场与语义的历史因果链理论是不融贯的。而本文认为，普特南在其学术生涯后期，这种不融贯愈发严重，已经无法通过解释来弥合。

[4]在国内文献中，“stereotype”和“description of stereotype”常被不加区分地一并译作“范型”。本文认为，将“stereotype”译为“范例”，而将“description of stereotype”译为“范例描述”，不仅更为直观，也更易于区分和理解。

[5]普特南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者要将形而上学清除出分析哲学），长期忽略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立场。安博鲁斯有这样的注评：“普特南长期忽视了对自己的形而上学预设的反思······普特南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论争……都不是源自接纳形而上学与否的分歧，而是源自持何种形而上学立场的分歧。”（Ambrus, p.13）

[6]当然，通常认为，一门语言不仅仅是语词的集合，还涉及语法、语用等，它们是否也被语义生成的历史因果链所影响呢？这似乎也是普特南语义生成理论的一个缺陷，即只探讨语词意义的传播与固定不足以完全支撑科学实在论。不过我们也可以辩称，完全不涉及语词意义的语法与语用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意味着语法和语用的传播与固定也必须借助语词意义的传播与固定。

[7]然而，“环境因果作用”在普特南中后期哲学中依旧得以出现，甚至在其哲学生涯后期，“交互”被提升为一个核心概念。这也是我们对语义外在论作出修改的切入点之一。

[8]在逻辑语言中，我们会使用“表达力”“复杂度”“可判定性”等标准来对不同的语言进行评价，如果两门逻辑语言在这些标准下都得到相同的评价结果，我们就可以称它们“同样好”。推而广之，对于任何理论我们都可以提出某种标准进行检验，从而出现“同样好”的两个或多个理论。

[9]多元主义认为，对同一事物的解释（认识）可以存在多种版本（但并非每种版本都合理，这一点不同于相对主义（relativism）。因此，多元主义语义学承认我们（在交互中）可以对世界产生多种版本的解释（认识）。

[10]康德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所有认知都不是原生的经验，而是经由人的认知结构处理后的经验。这一天生的“认知结构”被康德称为“感官形式的纯图式”（简称“图式”）。（参见康德，第138—144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经验”与“感觉经验”是同义词，由于所引原文为“感觉经验”，故不做强行统一。后文亦如此。

[11]此处不能辩解说“他们具有相同的大脑结构”，因为“大脑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外部世界的物体，而外部世界对于“缸中之脑”而言是不存在的。

[12]“前语言的感觉”是同语言相比更加原始、初级的存在。

[13]正如上文所说，思考和描述经验都需要用到语言，但这种经验既没有被思考也没有被描述。

[14]“不可能情况”是指该组合彻底割裂了心理与一切非心理实在（包括语言）的关系，取消了语言作为“沟通心灵与世界的中介”的作用，任何派别的哲学家都不会这样思考。

[15]“正常情况”是指日常生活中不同语词具有不同心理状态和意义是常见的且应当如此。

[16]“可选语言”理论是凯斯（J. Case）对普特南观点的澄清。凯斯认为，戴维森的“概念图式”和语言绑定，比如，当人使用汉语时就无法使用英语的概念图式；但普特南的“概念图式”却没有这种绑定，因此，即使一个人只会说汉语，他也能换用多套不同的概念图式，这些可以换用的概念图式就是汉语的“可选语言”。（参见Case，p.11）

[17]更严谨地说，是“数”在非还原的立场下和可还原的立场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在非还原的立场下，“数”就是一个基础概念；在可还原立场下，“数”是对其集合论定义的缩写，如“1”是“{∅}”的缩写，“2”是“{∅,{∅ }}”的缩写。（参见Putnam, 1987b, pp.74-75）

[18]科学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实在论大体相同，但强调我们是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世界的。

[19]一个简明的解释是，自然实在论是对内在实在论的改良。改良之处主要有二：一是承认非概念化经验的存在；二是取消了人与世界的“分界面”，以人的交互行为来确证经验的外在性。对于前者有学者指出：“概念形式固然塑造了我们的日常世界，然而概念并不是无界的，自然世界以及在其经验之中都包含着非概念化的成分，这不仅指动物的生存环境与原始经验，同时也包括人类所具有的‘动物性’能力。”（颜鸿，第140—141页）对于后者有学者指出：“新的实在论（自然实在论）······主张人和世界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彼此依赖、彼此渗透的一体。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主观的‘人’，心灵无非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系统；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世界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世界本身’是个空洞无意义的概念，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世界。”（陈亚军，第57页）

[20]“交往合理性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主体中，而是参与到它所维持的东西的结构化中。在这里，交往参与者以语言或其他符号为媒介，运用文化传统阐释，同时指向三个世界，即客观世界、他们共有的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王凤才，第129页）这意味着，语言符号之所以能获得意义，之所以能连接这个世界，是使用者从群体共有的“交往合理性”出发，将语言符号用于与世界的互动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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