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2015年进养老院以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我现在已经不再做鲁迅研究，但还是要以《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为题来做演讲，是因为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无论我面对什么问题，或者要研究什么问题时，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总能从鲁迅那里得到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支援，朋友们读我的任何著作，包括这两年所写的书都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鲁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我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术界时，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一直坚守到现在，而且恐怕要坚守到生命的结束。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而且我要说，这样的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止我一人，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到，这在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形成了一个学派的，我把它叫作“生命学派”。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现代作家、思想家对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除鲁迅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人。当然，对我们的选择，学术界是一直有不同意见的，这本属于正常，一切学派都是在质疑中发展的。因此，今天来讲我的鲁迅研究，绝没有将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推销给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对我的鲁迅观，我对鲁迅的态度，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但或许能从我的关于“为何与如何研究”的介绍里，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得到某种启示，那就达到了我今天演讲的目的。还是我经常说的，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下面我的演讲也主要是叙述式的：对自己研究鲁迅的历程，做一个具体的回顾。
一、我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先谈谈我对鲁迅的最初接触，也可以说是“前研究”吧。
我在《与鲁迅相遇》里，曾经谈到，我读到的鲁迅第一篇作品，是《野草》里的《腊叶》，那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是从已经是大学生的哥哥的一本《文选》里翻到的。里面一段文字立刻吸引了我：“一片(腊叶)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当然读不懂它的意思，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团颜色：红的、黄的、绿的色彩中突然跳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在看着我。当时本能的感觉这非常美，又非常奇，更非常怪，那红、黄、绿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着你，你被看得很难受，甚至觉得很恐怖，就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莫名的感觉。但就是这个感觉，在一瞬间留在自己的心上了。以后长大了，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最后成了鲁迅专业研究者，不知读了多少遍鲁迅著作，对鲁迅的理解也有很多变化，但总能从鲁迅作品的背后看见这双藏在斑斓色彩中的黑眼睛，直逼你的心坎，让你迷恋、神往，同时让你悚然而思：这就是鲁迅著作给我的第一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和鲁迅的这第一次相遇：我是通过鲁迅的文字、语言认识鲁迅，而且是用直观的感觉、朦胧的感悟，进入鲁迅世界的。这非常重要与关键：这意味着，首先把鲁迅看作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语言艺术家；因此，要用文学的方式去把握鲁迅，先要有感觉、感悟，这是基础，然后才有理性的分析。我由此想起了我在内地与中国台湾讲鲁迅的一个观察与感受。我发现内地的青年，恐怕也包括在座的诸位，在阅读之前，就有了一个抽象的、先验的概念，即老师灌输给自己的关于鲁迅的定论，然后又用“两大分析(思想分析、写作技巧分析)”的模式去读作品。其实，这一论一分析，就已经远离鲁迅了。中国台湾学生则不同，他们没有这些先入主见，而是直接读作品，感觉鲁迅文字之美，之特别，进入鲁迅的世界，逐渐发现与体味其思想之美，之特别，其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别，最后不同程度地与鲁迅产生共鸣。我以为，这才是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以致研究文学之正道。万幸的是，我一开始就无意识地走上了这条正道，它是影响了我一生对鲁迅的认识与把握的。
正式读鲁迅是在中学，吸引我的是小说家鲁迅，他和诗人艾青、剧作家曹禺一起构成了我青少年时期三大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把握方式是把阅读与写作联在一起：读鲁迅的《药》，就自己写篇小说《夏瑜之死》；读艾青就尝试着写艾青体的诗；读曹禺戏剧就上台演戏，还自己写剧本。现在看来，这样的文学训练，既读又写，是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的。
二、读鲁迅不能走捷径：第一个教训
1956年上大学时，正赶上《鲁迅全集》出版。尽管当时是个穷大学生，还是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一套全集，并且通读了一遍。但很快就发现鲁迅的书很难读，至少不像读其他人作品那样容易与轻松。年轻人的浮躁心使我不耐烦像鲁迅自己教我们的那样，个个字一个字地“硬读”下去，我想走捷径。于是先找老师请教，后来就去读各种各样的讲解鲁迅作品与思想的小册子。这些讲解比鲁迅的原著好读多了。里面转引的鲁迅语录也变得好懂，可以随口搬弄，显得真读了许多鲁迅作品的样子。我开始满足于读大量的小册子，而不知不觉地把鲁迅的原著丢在一边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读到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读得很畅快，甚至很舒服。这本书能够把鲁迅许多非常复杂的思想说得极其简洁、明确，而且处处与最流行的思想相一致，再经过姚文元的发挥，就可以随时引用来做大会、小会上的发言，特别好使管用。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样舒舒服服地阅读中，鲁迅已经被简单化和实用化了。等到多年后我自己下功夫读鲁迅原著时，才发现姚文元小册子里描述并向我灌输的鲁迅和真实的鲁迅相差很大，于是有了上当的感觉，并且开始自我反省：难道不正是我的虚荣、浮躁，好走捷径，而终于不辨真假?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正是这上当受骗的屈辱感，驱使我走上了独立研究鲁迅的道路。我的办法是：什么参考书也不看，只读鲁迅原著，反复阅读，不断琢磨，读熟了，想透了，有了自己的感受、见解，这时候或许可以看看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启发思路，但也要有自己的判断。这办法其实是鲁迅早就教给我们的：有人问他：“该读什么书?”他的回答是：“要看一看真经，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他还告诫年轻人：看了批评文章以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要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这应该是我读鲁迅第一个经验教训，20年前(1996年)我就给年轻人讲过，今天再讲一遍，希望大家一定要走独立阅读、研究之路，不要走捷径，以防上当受骗。
三、“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我的第一个鲁迅观
我真正走上独立阅读与研究之路，是在1960年大学毕业，来到边远的贵州山区以后。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饥饿难忍之外，更感到精神的苦闷与饥渴。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除了读毛主席著作之外，我还向鲁迅问道，读鲁迅原著。或许是因为有了人生的阅历，生命的体验，并且怀着探索的欲求，“带着问题”去读，一接触鲁迅著作，就产生了亲切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开始仍有些难懂，坚持读下去，读到后面，先前不懂的地方，也会略有所知了。这样，日积月累，读多了，读久了，就有所悟了，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里或许有一个重要的经验：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鲁迅研究者，除了要有一定的艺术感悟力和修养外，还需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厚的生命体验，要有对社会、现实，人生和人性的大关怀。
我在对鲁迅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后，就从1962年1月1日开始，写《鲁迅研究札记》，尝试着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第一个研究题目就是《鲁迅与毛泽东》，而且这样表述了我对“鲁迅精神与性格”的理解：它包括两个侧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的那种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性格，那种对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都决不屈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疾恶如仇的反抗性格”；另一面是“鲁迅自己概括的‘韧性精神’”，“锲而不舍地与敌人做坚毅、刻苦、执着的持久战斗；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这样一个“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相结合”的鲁迅，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其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称鲁迅精神为“东方风格”，这都是对20世纪60年代冲破所谓“帝、修、反的封锁”，强调“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的响应。更表现出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当时毛泽东与鲁迅正是我的两个精神导师，但它确实又是属于我自己的鲁迅观，而且是我坚持一生的鲁迅观。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鲁迅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和“锲而不舍、长期战斗”的韧性精神，都是当下中国和中国知识界所缺失和急需。更重要的是，坚守这两大精神已经成为自我生命的绝对命令。这也是我对青年的期待：我曾以“智慧与韧性”二语赠予志愿者，我在和学生的谈话里提出“不能作奴才”的告诫，也都是这个意思。
四、研究鲁迅而背离鲁迅精神：最惨重的教训
再回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起来，我在被强迫无休止地写检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毛泽东和鲁迅著作。我在我的第一本鲁迅著作《心灵的探索》的《后记》里，对这段历史有过一个反思。我说自己是以“一个混乱、迷惑的，曲扭的心灵”和两个精神导师进行“对话”，“这自然已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要求灵魂的‘超度’：要给突然强加于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个‘合理’的、自己能够接受的解释”。于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弱点的批判”就被“任意强化和夸大”，成为自己在“文革”中“必须接受批判和改造”的“理由”；“鲁迅的斗争精神”也被“绝对化”，成为自己后来参加非理性的“造反”的重要动力。直到“文革”结束后，我重读《鲁迅全集》，看到他早在1925年就已经发出警告：“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我如同受到雷击一般突然被震醒了。在“文革”中，自己的具有局部合理性的不满现实的“怨愤”情绪，不就是被利用，而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从而走到自己主观意愿的反面吗?觉悟到这一点，我感到特别悲哀与沮丧。尤其是想到自己也因此完全肢解与扭曲了鲁迅，更是羞愧难言!这应该是我这一生阅读、研究鲁迅最惨痛的教训：利用鲁迅为政治服务，以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与方法研究鲁迅，必然曲解鲁迅，远离鲁迅。研究鲁迅而背离鲁迅精神，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五、“回到鲁迅”：我的鲁迅研究的起端
应该说，在“文革”期间我就做起了“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来。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我更开始了“跟青年朋友讲鲁迅”的尝试。当时的讲稿后来整理成《读〈野草〉〈朝花夕拾〉随笔》，收入了我的《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还有一篇《读〈故事新编〉》则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了鲁迅研究的前辈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正式开始研究鲁迅时，比起其他同学，我可能是更有准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历史包袱也特别重，在摆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鲁迅研究模式的束缚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当然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是把鲁迅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既定轨道，用鲁迅的思想与作品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这可能是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积弊：总是想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鲁迅和其他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文学纳入某个既定理论框架：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以后就是某个西方的时髦理论，现在似乎又是某种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研究独立性的缺失，自然也就谈不上任何研究的创造性。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面临的就是这个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的历史任务。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是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里首先提出的，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做了回应，并有这样的阐释——
“这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独特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
任务、目标确定以后，我又做了一系列的理论设计，研究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设计。也就是说，不仅要找到在现代思想、文学界里的鲁迅“这一个”；还要找到当代鲁迅研究中的我自己“这一个”：属于我的理论、领域与方法。在我看来，这是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研究者的关键。我曾经说过，如果说硕士研究生的任务是“入门”，那么，博士研究生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自己”。应该说，我在这一点上是高度自觉的。我在自己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里，就做了两个方面的设计——
(一)理论设计。我在“引言”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
首先是承认“鲁迅本体”的存在，即历史客观本体的存在，坚信历史的可知性，坚守历史的研究的客观性。评价研究得失、价值的客观标准，就看多大程度上接近研究对象的本体。如研究者所说，“对本真的历史以及人性存在的虔信，构成了钱理群这一代人难能可贵也是无法替代的财富”(吴晓东：《探索文学史的叙述学》)，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不可退让的底线，我们因此也就和主观主义，不可知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犬儒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
其二，它又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有机体”，研究者对其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能穷尽，不可能完全把握与复原的，永远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但其中又确实包含了若干历史的绝对内容(因子)：这就是“相对中的绝对”。
其三，研究者的每一次研究，或某一阶段的研究，都是从一个特定侧面去接近鲁迅，通过观察角度、方法、视野范围的不同选择，将客体的某一侧面、层次突出于“前景”，或推移于“后景”。而决定这样的不同选择的，首先是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精神”。成熟的研究者总能敏锐地把握自己时代提出的问题，以此“照亮”研究对象，即发现历史研究对象与当下时代之间的内在契合点，而加以突显和发挥，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不仅是鲁迅的时代，也包括研究者、读者的时代)特色的“鲁迅”来。
其四，促成不同时期对研究对象不同侧面的发现和照亮的，不仅有时代的问题与影响，更有研究者的主体因素：研究者是带着自身的生命发展中的问题，去感应研究对象，寻求生命的共振、共鸣，从而对研究客体的某些方面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开掘和阐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任何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必定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一种融合。从另一面说，研究过程必定是研究者自我生命不断提升、丰富的过程。我的最大体会，就是鲁迅能够把你的内心最美好、最富创造性的素质与能力，全部激发出来。这也是鲁迅研究的特殊魅力所在。
其五，强调主体参与，同时也就是承认，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认识不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研究者主体自身发展的限制，任何研究只能部分地接近，而不可能全面把握和穷尽鲁迅本体。甚至可以说，每一次研究，在发现、强化了研究对象的某些侧面的同时，也会有所遮蔽，因此需要不断有新的研究来揭示被遮蔽的方面。它们相互补充、映照，在张力中显现对象的多个侧面，以形成相对完整的整体形象。
我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我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理论设计，就是因为我此后的几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自我生命的成长发展，不断发现和揭示鲁迅本体的不同侧面，总结起来，大概有八个侧面，将其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鲁迅面面观”。
(二)研究方法的设计：
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真正“回到鲁迅”，即抓住鲁迅之为鲁迅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接近鲁迅本体?这样的方法论的寻找，也是八十年代探寻“我的研究之路”时，最伤脑筋，最为费力之处。
我最后找到的，是所谓“典型现象(单位观念、单位意象)”研究。这也是受鲁迅的启发：他就是用“酒、药、女、佛”来概括、描述六朝文学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设计：“每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称之为‘×××的意象’‘×××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家艺术个性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为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都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由此为产生如下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或有独特意味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说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
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自觉尝试，我也多次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六、我的“鲁迅面面观”
(一)个人的、民族的、人类的鲁迅
在20世纪80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以及我自我生命发展中的问题，激发了我的鲁迅研究，由此而发现与强调怎样一个鲁迅呢?我在《心灵的探寻》“前言”里，有过这样的说明：“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封锁的40、50、60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70、80年代，我们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青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魂。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于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之一。我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从‘民族’的单层面转向‘个人’‘民族’‘人类’统一的多层面，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民族视野的扩大，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这里说到“历史的补课”，是一个重要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痛定思痛，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追问“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专政”即发展到极度的专制主义的严重后果与根源时，都谈到了当时对个人欲望、利益、尊严与权利的剥夺。因此，“历史的补课”首先要补的就是“个人”之课；强调个人欲望、利益、尊严与权利的合理性、合道德性的“个人主义”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主要任务之一。鲁迅的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立人”思想就这样被重新发掘与发现，具有人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鲁迅“个人”的心灵世界，也因此成为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关注的中心，我以《心灵的探寻》命名自己第一部独立的鲁迅著作，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时代思潮的自觉回应。
这又有了在“引言”里，谈到的另一个研究关注点的转移：在40、50、60年代，“人们普遍地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党的)‘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成的楷模去行动便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到了70、80年代，我们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现成的结论、模式，受到了怀疑，进行重新审视，开始了全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权利开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里，并且变成了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于是，人们对鲁迅的观察由‘结果’转向了‘过程’。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感伤与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而出”，也就是说，人们追寻、发现的是一个“平凡而复杂的探索者”，并由此而找到鲁迅与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
可以看出，对“每个人都是真理的探索者”的权利的强调，是前文谈到的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合理性的个人主义的应有之义；同时，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鲁迅研究、学术研究之路的我自己内心最大的渴望，“探索真理”是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的根本追求，我也因此找到了与我的研究对象鲁迅的“心灵通道”，我毫不怀疑地认定：自己的鲁迅研究实质上就是两个真理的探索者(先驱与后随者)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对话：我的鲁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由此确立了。
(二)“周氏兄弟相互映照”下的鲁迅，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的鲁迅
但要真正找到自己的独立探讨之路，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我在进入鲁迅研究领域时，有一个“前历史”，即前文说到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开始了鲁迅研究的尝试，而那时的研究完全处于毛泽东的鲁迅观的笼罩下，我在20世纪80年代要进行独立研究时，就成了一个包袱。因此，我在读研究生的最初阶段，怎么也摆脱不了旧有的框架。于是，就想到应该另辟途径，找一位既与鲁迅有密切关系，又别有天地的作家作为参照，或许可以打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新思路。这就找到了周作人。于是就想到要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开始我的新的鲁迅研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在开始阶段，对周作人的关注是策略性的，出于方法论的考虑，是服从鲁迅研究的需要；但真正进入研究，就突然发现了“既和鲁迅相通，又是那样不同的启蒙思想、知识结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的独立的周作人世界，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启蒙传统”，即我在论文里概括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文学传统”，与鲁迅的最终走向左翼的传统相互补充、冲突、制约，形成一个张力结构。将鲁迅置于这样的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结构里，与周作人相对照，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鲁迅的独特性的认识。我后来在北大专门开设了“话说周氏兄弟”的课程，并整理成书。最后在“有意味的参照”里，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是强调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立人”，是“个体精神自由”。但他们又各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领域，有极大的思想互补性；其二，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人士和文学道路上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一样，周氏兄弟这两个典型，也“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赖以旋转的两极，构成了一个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体”。我至今仍认为，这个“周氏兄弟生命共生体”的概念，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学术生长点，可惜我自己未能展开。但我已经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经验。我说过，我这一辈子从事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一开始就找到了鲁迅，同时又找到了周作人这两个旗鼓相当的领军人物。抓住他们，就把整个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拎起来了；并且，以我的方式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后，通过对他们的阐释，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研究大家、大师，并且最好是同时关注有鲜明的可对比性，又相互补充的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历史大人物，这就能够把握与展现最亮丽、又具有足够丰富性的时代风景，自己的研究也因此而熠熠生辉。
(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集中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的“东亚鲁迅”
但如果仔细读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心灵的探寻》，仍然可以发现，我尽管提出了“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世界、人类的鲁迅的统一”的命题，但在书里真正展开的，却只是“个人的鲁迅”。应该说，“民族的鲁迅”是有意淡化的；而“世界、人类的鲁迅”却只停留在理论上的强调(20世纪80年代我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就将其定义为“走向世界的文学”)，但并没有落实为具体的研究。真正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并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的写作。我多次谈到，它的一个大背景，是在苏联和东欧的瓦解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使我关注到“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而海涅与马克思，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系，就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但我并没有做直接的处理，而是经过几番转化，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文学典型“东移”的问题，通过对鲁迅内在精神气质和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复杂关系的细致分析，以及鲁迅与在“东移”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的关系的具体考察，“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空里的几位世界级艺术大师，从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
应该说《丰富的痛苦》一书，在我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使我从鲁迅个人的主体精神特征(即我所说的“心灵辩证法”)的关注，扩展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不仅第一次触及鲁迅及其同类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且表现了对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发展，人类共同的精神现象的特殊关注，从而获得了某种“形而上”哲学意味。
在20世纪90年代，我和日本、韩国的学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并有机会在韩国任教一年，这更扩大了我的研究视野，对鲁迅与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有了“东亚鲁迅”的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强调鲁迅思想与20世纪东亚思想的关系中的“平行性”，即面对共同或相似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某种具有内通性的思想，产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学；二是强调其“相互影响性”，特别是有些东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或者不同程度上受到鲁迅影响，但又以自己的独立创造发展、丰富了鲁迅思想，或者是鲁迅的研究者，面对自己时代与民族的问题，阐释鲁迅，又接着鲁迅往下说，也同样丰富与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因此，所谓“东亚鲁迅”指的就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鲁迅思想与文学视为“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代表，并强调其引领作用，这无疑是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提升，也可以看作是前文提到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风格”的一个呼应，而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东方经验”的提出，则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这就是我在文章里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界把目光集中于中国古代传统经验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而恰恰忽略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在我和我的朋友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缺陷，而且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有大声疾呼的必要。(参看《“鲁迅”的“现在价值”——在“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上的讲话》，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鲁迅与同时代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关系，我最关注的，是鲁迅与卡夫卡文学和精神的相通。在我看来，鲁迅与卡夫卡是“最有资格代表20世纪时代”的两位世界级的大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又同是‘被排斥在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们与时代既‘在’又‘不在’(不被承认也不愿纳入)的关系，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对20世纪世界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超前的、预言式的解读。”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我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未能展开来研究，只对写于1926年的鲁迅的《五猖会》《父亲的病》，和写于1919年的卡夫卡的《致父亲》做了对读，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鲁迅的写作和卡夫卡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走出以父权为基础的‘奴隶时代’的悲壮的突围和逃亡”；“卡夫卡说，父亲的绝对统治，使‘我成了一个奇想迭出、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我们在鲁迅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精神气质，而正是这样的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可以说，鲁迅与卡夫卡的文学，是一种‘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文学，从而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奇观”。(参看《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收《鲁迅九讲》)。
(四)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鲁迅左翼”的传统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后果逐渐显现：出现了两极分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民族精神与道德的滑坡。这样的后果，是我们这些积极参与和推动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就是这样的“出乎意外”引起了我的反省与反思。我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早地发现与关注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为什么对两极分化，在很长的时间里，自己竟然视而不见?于是，就开始对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研究，也进行了反省和反思。我发现，这一时期的著作都注重在对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思考，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必要和意义，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却在自己的关怀范围之外”，这就有了问题。由此而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贵族化，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恋、自怜、自娱之中，而忽略了身外广大的世界。由此又想起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只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了我对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反省和反思。这里不妨讲一个小插曲：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对当下的鲁迅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引述了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里的一段话：“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鲁迅还说：“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啊，穷啊，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啊，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问题”。鲁迅的这段话对于我如同当头棒喝，我立刻就想起前面引述过的我对《心灵的探寻》一书的设计：我不正是要谈“极近”的“个人的鲁迅”，“极远”的“人类的鲁迅”，而恰恰不谈和少谈“社会的鲁迅”吗?而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社会的“压迫与被压迫”；鲁迅早就说过，他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离开了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也就根本失去了鲁迅。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突显“个人的鲁迅”“人类的鲁迅”，也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呼应，自有不可忽视与否定的价值。但就像前文所说，在“照亮”了鲁迅的个人性与人类性的同时，却“遮蔽”了鲁迅的社会性，这又是必须正视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时代提出的问题已经是“如何面对新的压迫”的出现。这样鲁迅的社会批判性的方面，就又得到了突显，或者说被新的时代问题和精神所照亮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时代问题，重读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杂文，就发现了一个我既熟悉(这些杂文我早就读过)又陌生(一度被遮蔽而陌生)的鲁迅。我注意到，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了新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指向国民党统治的“党国”体制，他尖锐地指出，只要看看“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就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了。他要揭示的正是“党国”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半殖民性”。鲁迅更把批判锋芒指向“现代都市文明”。他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都市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压迫和奴役，并产生了新的社会典型。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西崽”和“洋场恶少”。他并且向知识分子提出警示：在充当传统的“官的帮忙和帮闲”的同时，在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还可能落入“商的帮忙帮闲”和“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最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也发现了“革命工头”和“奴隶总管”，他预见了革命发生异化的危险。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阶级立场，宣布他和他所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做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以上分析见写于2001年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选择》)。就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时代问题的映照下，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就被重新照亮了。
到2009年，在中国台湾讲学时，我又提出了“鲁迅左翼”的概念。这个问题，是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的，即是要把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传统区分为两条脉络，一个是“党的左翼”，一个是“鲁迅左翼”。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深刻的认同，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视为“战友”，绝非偶然：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分歧。这涉及鲁迅对政党政治的看法、态度和关系。在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许广平曾有意加入国民党；鲁迅对她说，一个政党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所以要强调纪律性，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的决议，把党的利益和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的时候后要求牺牲个人意志。你愿意牺牲就不妨加入，你如果要始终保持个人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就别加入。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作，甚至不同程度上接受自己认可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但又要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和批评权利。“鲁迅左翼”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这样才能保证作为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自由与彻底性。
(五)“真的知识阶级”，“精神界战士”的鲁迅
本来，“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都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在这里单独提出，是因为我是带着自己的生命发展中的问题，发现与强化了鲁迅这两个侧面的，需要做专门的讨论。
到了20世纪90年代，原先共同参加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我没有参与其中，是因为我对这两派的主张与追求，都在某些方面有所理解与同情，又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保留与质疑。我思考得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选择：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越来越尖锐与复杂的中国问题，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我应该确立怎样的基本立场?我要做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坦白说，这个问题曾经一度让我寝食难安。
我依旧到鲁迅那里求援，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启示。当我读到鲁迅1927年发表的《关于知识阶级》(收《鲁迅全集》第8卷)的演讲时，眼睛为之一亮：鲁迅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做了三点界说：其一，“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二，“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其三，他们在任何社会都不受欢迎，永远“吃苦”，而且自己的“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立即认定，这就是鲁迅的自我定位，这也我所需要、追求的：永远不满足现状，做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弱势群体这一边；永远靠边站，处于体制的边缘位置。这样，我在发现鲁迅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这四个“永远”，照亮了我此后的人生之路、学术之路。
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的生命又遇到了一次危机：当我被学术界、学院接受，甚至成了“著名学者”以后，我却感到了学院体制的束缚，自我发生异化的危险。我又在鲁迅“精神界战士”的召唤里找到了出路。鲁迅早在20世纪初(1907年)就在《摩罗诗力说》里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而他所说的“精神界战士”，其最大特点，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在强调反抗精神的同时，更强调行动；而所说的行动主要是思想、文化战线的批评实践。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精神界战士”的第一人，他终生都坚持“社会批评”与“文明(文化)批评”。在我急欲冲出学院的藩篱时，鲁迅的榜样，就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力量：我可以走一条“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道路，在坚持学院里的研究的同时，又介入思想、文化、教育改革的实践，对社会发出自己的独立的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的声音。而这样的介入，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的成果为支撑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把鲁迅精神资源转化为社会、教育资源的过程，向中国年青一代传播和普及鲁迅思想的过程，这也就做到了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统一。可以说在鲁迅之光的照耀下，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又切实可行之路。这既是对鲁迅的重新发现，更是自我生命的提升：学术研究与生命成长就这样融为一体了。
(六)具有原创性与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的鲁迅
我晚年参与的社会、文化、教育改革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与青年志愿者运动。而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小学鲁迅作品教育的改革，这也是我用力最多之处。除了直接参加中学鲁迅作品教育的实践，我更要面对对鲁迅作品进课堂的种种责难和限制：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我必须在理论上做出回应。这就促使我重新思考、认识鲁迅对民族精神、文化与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又有了两个重要发现。
在一次和中学语文老师的谈话里，我这样讲道：“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这样的原创性、源泉性作家，每一个民族都不多，比如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等等。这样的作家在他那个国家、民族里，是家喻户晓的。人们从小就读他们的作品，而且要读一辈子，不断地从阅读他们的作品里，获得启示，获得灵感，获得精神的支撑。因此他们的作品总是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他们的作品的教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在中国，这样的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也不多。我曾和很多专家、语文教师都讨论过，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基本教材，不但在必修课教材里，要占相当的比例，而且还要开选修课进行讲授的作家作品有哪些?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认为至少应该开五门课，那就是“《论语》选读”和“《庄子》选读”——这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唐诗选读”——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青春期；“《红楼梦》选读”——这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鲁迅作品选读”——这是现代思想文化的开创。接受了这样的基本教育，每一个中学生精神与文化上就有了一个底，以后他们无论选择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都有了底气。我经常说，中学教育是给孩子的终身发展垫底的，鲁迅作品教学应该在这一“精神和文化垫底”的基本工作中发挥特殊的，别的作品教学不能替代的作用。(见《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收《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
(七)作为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典范的鲁迅，作为文体家的鲁迅
在和中学语文老师的谈话里，我这样阐释鲁迅作品教学在民族文化基础教育里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鲁迅作品不仅是精神读本，更是文学读本、语言读本，“他是一位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大师，他的作品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典范，因此也应该成为学生学习现代白话文的基本教材”。我强调，“鲁迅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有机融入了古语、外来语、方言的成分，把现代汉语抒隋、表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语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母语教育的特点，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作品就显示出了特殊的重要性，“我们正是要通过鲁迅作品的文学语言，来引导学生感悟现代汉语的魅力，欣赏现代汉语的语言美”。在另一篇《且作一呼》的文章里，我还提出“现代作家中白话文写得最好、堪称典范的，有三大家，即鲁迅、胡适、周作人。所以过去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他们三位的文章是入选最多的。可以说，一代一代的中国年轻学子都是在他们的作品熏陶下堂堂入室，进入现代思想与文学、语言的殿堂的”，而直到现在，胡适、周作人的作品还被拒之于语文教学课堂之外，鲁迅作品教学也面临逐渐被淡化的危险，无论如何这是不正常的。
由此而发现了又一个鲁迅研究的新天地：鲁迅的语言究竟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属于鲁迅的独特创造?在与中学语文教师的谈话里，我讲到，周作人曾经说过，汉语有三大特点，即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其实这也是鲁迅语言的特点。鲁迅语言的装饰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绘画性、色彩感和镜头感上；鲁迅语言的音乐性背后明显的有中国传统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的是鲁迅，其作品是需要高声朗读的，在抑扬顿挫中感受其语言的音乐魅力；而鲁迅语言的绘画性、音乐性，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影响，更是他自觉借鉴西方现代美术和音乐表现手法的结果，这或许是更加值得注意的。而鲁迅文字里的游戏笔墨，则显示了鲁迅式的幽默与机智，和当代中学生是自会有会心之处的。而鲁迅语言里的色彩感、音乐感以及镜头感，也是最接近中学生的思维、欣赏趣味，最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
不可忽略与回避的还有鲁迅语言的超越性、非规范性的特点。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专门提到鲁迅的一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说明，人，特别是现代人，最复杂的情思，最幽深的体验，是语言达不到的。而“鲁迅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偏要挑战这不可言说，试图用语言照亮那难以言说的世界”。于是，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野草》里，出现了大量的“违反日常思维习惯，修辞习惯和语言规范的表达”。这样的自觉的语言试验，甚至是语言冒险，尽管会经常遭到“语言不通”的责难，但他确实“为用汉语表达现代人难言的生命体验开拓了新的空间，展现了现代汉语的无限广阔的表现前景”(参看《〈野草〉的文学启示——汪卫东〈扣询“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序》，收《鲁迅与当代中国》)。这或许是鲁迅对现代汉语文学与语言发展的更大贡献。
不可忽视的还有鲁迅的文体试验。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无疑都是中学生学习现代文体的最主要的典范。如何解读选入教材的鲁迅不同文体的文本，就成了中学语文教育的一大难题。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我的鲁迅研究：我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鲁迅的“文本细读”，由此而产生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关于“鲁迅文体”的讨论与研究，如鲁迅小说的“从容美学”，鲁迅散文的“任心闲谈”，鲁迅散文诗的“独语”，以后又提出了鲁迅“杂文美学”的研究方向，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有极大开拓空间的，甚至有可能成为鲁迅研究的新的突破口的。
可以看出，我在参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践时，也总能抓住其中的理论问题，反过来促进对鲁迅的认识与研究，达到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
(八)“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在从事大学教育，参与中学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对年青一代讲鲁迅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鲁迅和当下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记得有一年我在北大开设“鲁迅研究课”，学生中就有过一场争论：有的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入博物馆，成为可尊敬，但与现实无关的历史人物；另一些学生则认为鲁迅还活在当下中国，活在自己身边。我是支持后面一种意见的；我曾经说过，鲁迅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的作家与思想家，鲁迅还“活在当下中国”。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对鲁迅文学，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的认识问题。从表面上看，鲁迅的杂文都有具体的针对性，那么，时过境迁，随着鲁迅时代的过去，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于鲁迅时代的当今社会，鲁迅杂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现实意义。看起来，这似乎言之有理，但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历史并不是这样一路前进的，还会出现反复，即所谓“故鬼重来”，许多人都感到，鲁迅当年批判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批判，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还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杂文因此具有了“这一个”与“这一类”的统一、“具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的特征；而鲁迅思考里的“这一类”“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中国国民性的深处，人性的深处的。因此，他的杂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能够跨越时空和今人对话。有人就做过这样的试验：将鲁迅20世纪30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杂文重新发表，题目就叫“鲁迅论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读者都强烈地感到，鲁迅就在面对当下中国发言。
这样，鲁迅思想就成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我们面对现实的许多问题，感到焦虑、困惑和迷茫时，重读鲁迅著作，就会突然发现鲁迅许多精彩的论述，让你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引发许多思考。我曾经做过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演讲(收《鲁迅与当代中国》)，试图用鲁迅的相关论述来讨论当下所遇到的七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温鲁迅的论述，我和我的听众都大受启发，大为感动，感到鲁迅在“和我们一起忧虑、观察、思考和探索。我们甚至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温润的、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凝视。于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丝温馨、一点力量”。这样的和鲁迅一起思考的阅读体验是十分美好的。我还做过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的演讲(收《鲁迅与当代中国》)，谈到了鲁迅在整个中国文化(包括现代文化)传统、话语结构里，“始终是少数和异数”，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样，当你对既成教育、既成观念深信不疑时，你不需要鲁迅；而你一旦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破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欲求，这时候你就需要鲁迅了。而且你还可以一边读，一边和他辩论，鲁迅自己就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他从不试图收编我们，而只是要促进我们独立思考，期待和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最重要的理由。
而且，这样的因现实问题的激发，对鲁迅的某些论述的联想和对话，是没有止境，随时发生的。最近，我就有过这样的一次联想。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与紧张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与争鸣》连续两期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的文章《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其中谈到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发生在“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间”：“赞成以独立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认为摆脱贫困，进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乃至发财致富应当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扩大政府的权力将损害到个人的经济自由。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小政府，赞成减税，反对在他们看来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们的范围，却侵犯到他们的经济自由的国家福利政策，反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国的福利”；而“更加赞成平等福利的人们”，则“赞成向富人征收高税，扩大和推进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时间里推进弥补性的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照顾和优待，赞成接纳移民”。这里谈到的2016年前后发生的“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争，立刻使我联想起鲁迅1928年，也就是将近90年前，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收《译文序跋集》)里说的一段话：“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海涅)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所以能够立即引起联想，是因为我早已注意到这段话，却始终不能理解。我曾经和王得后先生讨论过，鲁迅的有些论述是我们这些研究者一时不能理解的：除了这里说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还有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的“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个人的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少，而渐趋灭亡”。现在看来，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统一”都是一种绝对化的状态，既看不到它们自身的限度，更有意无意忽略或回避它们之间的矛盾；而鲁迅对一切问题都采取远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质疑”的矛盾、缠绕性。这也是鲁迅的思想的超前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许多思考、论断都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所不能理解，或者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以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而这样的“不理解”或“自以为理解却并不真正理解”的状况，就决定了还有很多的“鲁迅之谜”有待我们不断破解。鲁迅研究的永无止境，正是它始终能够吸引最富创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以上所说，大体形成了我的“鲁迅面面观”。打一个比方，研究鲁迅，就好像进入一个神奇的公园，一路观察、摄像。每走到一处，就会发现一道异样风景，惊喜之下，连忙“咔嚓”一声，在闪光灯照亮下，将这道风景，以及自己的瞬间感悟，全部录下。再往前走，又有了惊喜地发现，再闪光，再录像。这样一路走来，公园风景的方方面面，得以逐渐呈现，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而风景的观赏和摄像者也收获了无尽的发现的喜悦。最后汇集成美轮美奂的相册，就展现了公园风景的面面观。在尽情欣赏之余，又唤起了进行新的探险，发现更多的尚未看到的隐蔽风景的欲望与渴求，走上继续探求之路。
那么，我们今天的回顾，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2017年5月15-21日
在我演讲后，有几位老师做了非常精彩的评议，接着应该有一个环节：由我做出回应。会议主持者陈平原先生也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就没有说话——这是我的一个毛病：现场反应能力不强，事后想想，又觉得还是有话要说。这回也是这样，这几天都在回味、思考在评议中提出的问题，就干脆写一篇附记，做一个迟到的回应吧。
听了老师们的发言，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总结性的报告，只是对自己研究过程的一个历史回顾，因此，就有了八个方面的“鲁迅面面观”，但如果以此来概括我的鲁迅研究，就可能忽略、遮蔽我的一些更根本性的追求与认识。其实，我在研究一开始的理论设计里，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努力揭示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鲁迅“有机体”。揭示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建立一个阐释鲁迅的张力结构，就成了我一以贯之的追求。我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以“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无所希望”与“得救”这些鲁迅式的充满张力的概念来揭示鲁迅思维的“多疑”性；又将鲁迅置于“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改革者与对手之间”“生与死之间”的既对立又相通的复杂关系中，来展现鲁迅心境的“寂寞”；然后用“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来描述鲁迅情感的纠缠性。以后，无论在研究与阐释“启蒙者”的鲁迅，还是“左翼鲁迅”时，我的着力点都是在揭示鲁迅“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与暧昧，就像吴晓东注意到的那样，我强调的是鲁迅思想与表达的“丰饶的含混”性的特点。高远东老师说，我描述与倾心的鲁迅，主要有两条，坚持韧性战斗的“精神界战士”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有深刻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鲁迅，这是确实如此的。这样，我的鲁迅研究，不但有了自己独特的进入鲁迅的途径(即带着时代与自我生命的问题去不断照亮鲁迅的不同方面)，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发现鲁迅风景的角度(即在报告里提出的八个方面)，自己的独特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主体融入的方式和“接着往下讲”的自觉，也就是吴晓东说的“以鲁迅为中心”的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对话”)，而且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追求，即揭示一个“无以概括”也“无以归类”的，又不断在进行自我挣扎的，鲁迅思想的矛盾结构，在“这一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之交的思想文化冲突”，“同时也是人性的，人类内在矛盾的展开”(参看《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一文，收《鲁迅与现代中国》)。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也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了，这就够了。记得过去有一段时期，我每年都要对北大新学生演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此时不狂，更待何时?”现在的研究生实在是太老实、太拘谨了。
那么，今天在我的学术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在学术起点上的雄心壮志，该作什么总结与评价呢?应该是两句话。一方面我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对鲁迅确实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属于自己的阐释，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我所追求的“建立以揭示鲁迅思想矛盾性为中心的研究结构和体系”的目标，只是部分地实现，远不够完整、完善，问题多多。最致命的是，我自己个人生命、学术生命主体上的缺陷，这是我经常反省的：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在知识结构与个人趣味、修养上严重不足，就使得我无法进入鲁迅思想与文学的许多更为内在的方面——我过去说过，自己与周作人是隔膜的，后来也就主动地结束了周作人研究；现在，我还要公开承认，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和鲁迅也是隔膜的。在鲁迅研究上，已经不可能走得更远了。更准确地说，鲁迅的世界，我只是部分地“进入”了，但有的部分还是“进不去”；我和鲁迅这样罕见的独特、丰富、复杂的生命个体、历史与文学巨人之间，是既相通又相隔的。这样的“进入”与“相通”，是很不容易、弥足珍贵的；而“进不去”与“相隔”又是必然的，必须正视的。这一点，我是清醒的：学术上的一切发现，同时意味着某种遮蔽；与学术贡献相伴随的，一定是种种不足与弊端；学术成就越大，失误也越多。我经常说的“有缺憾的价值”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其他学术工作的最终评价。刚才的评议中，也有老师提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是真正知我之言，谢谢了!
2017年5月31日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