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思想革命建立在丰富的思想学术资源之上。清末章太炎的思想学术资源，经由其弟子鲁迅、钱玄同等人的继承与转化，成为“五四”思想革命的内援性力量。“五四”时期钱玄同等人学习其师从传统内部重构传统的方法，将章太炎“三原”理论中的“史学化”逻辑转化成“史料化”思维，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贬为“史料”，消解了传统中的一切偶像。鲁迅等人接受其师“不属于人，不奴役人”的相互主体性意识，在“五四”时期将其转化到新文学精神之中，也将相互主体性原则引向了对妇女、幼者权利的关注。同时鲁迅等人接受章太炎的国愿理论，批判中庸文化引发的骑墙之风，警惕骑墙心态在异族入侵时所导致的风险。

作者：王小惠，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9期

1908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人受业于章太炎，他们当时20多岁，服膺其师的学说。青年鲁迅等人极端崇信其师，他们在“五四”时期将章太炎的经学思想、相互主体性精神、反奴性和反殖民意识转化为新文学的观念认知与精神气质，推动着“五四”思想革命中的传统重估、“立人”建设、国民性改造。

从传统内部重构传统：“三原”理论及其极端化

在尊孔崇儒的历史语境中，清末章太炎提出的“三原”理论重构了世人对“六经”、孔子、儒家的认识：一是“原经”，认为“六经都是古史”；二是“原素王”，视孔子为良史；三是“原儒”，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将“儒”还原为子学。儒学以“六经”为核心，以孔子为宗主，而“儒”则是其名称。所以，章太炎“三原”的“还原”实则是“颠覆”。“原经”是黜“经”为“史”。成为“史”的“六经”，虽有明人事因果的效用，却被剥夺了“推为万能”的“常道”属性。“原素王”是贬孔子为诸子。越突显孔子的修史之功，越能弱化其所拥有的圣人意义。“原儒”是夷“儒”为子学。对“儒”概念的追本溯源，表明在孔子前已存在“广义的儒”，这废除了孔子是“儒”开山祖师的说法。以上的“原经”“原素王”“原儒”皆绝对地以“史”的眼光审视一切，让儒学的神圣价值瓦解在“历史”之中。

“三原”理论体现于章太炎清末以来《訄书》中的《订孔》《清儒》《儒术真论》等文与《国故论衡》中的《原经》《原儒》等文。这些文章是青年鲁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人“读不断”的文章。翻看《钱玄同日记》《朱希祖日记》等，发现有诸多阅读《訄书》《国故论衡》的记录。这些文章的熏陶，使其弟子具有了惊人的历史眼光。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在“五四”及之后多次应用其师的“三原”思维：一是“一拳打翻”那借着孔子招牌的“孔家店”，提出孔子只是过去时代有价值之人；二是认为以“六经”为核心的孔学“早已虫蛀、鼠伤、发霉”，如在当下强行推行孔子之道只会导致“人人尽失其我”；三是指出“儒”的意义更加远离孔子，而那些对孔子的宗教崇拜只是将其视为“敲门砖”而已。以上论述基本观念立足于章太炎“三原”理论中的史学逻辑。

钱玄同等人对章太炎“三原”理论的学习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愿再造“三原”理论的过程。他们以“原经”这一切入口，将其师“六经皆史”转化为“六经皆史料”。“史”是有组织、有情感、有精神的时代记录。“史料”只是社会变革历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材料而已。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肯定了“经”的学术体系，而钱玄同等人的“六经皆史料”则是对“经”的彻底否定，既颠覆了因经见道的可能性，也剥夺了“经”的信史价值。当“六经”被还原成“史料”后，儒家伦理道德自然丧失依附的对象。儒家伦理体系立足于“六经”。历朝历代的经学家通过笺、注、解、疏等，不断突显“六经”作为“常道”的义理，形成了一套含有忠孝节义诸德的伦理体系。那么以“史料化”眼光审视“六经”时，经学家的所有努力都会被解构在时间的河流中，使得这套伦理话语体系顷刻崩溃。从传统经学观中演化出的经学史料理论，用“原经”的名义从内部消解了儒学的权威。

钱玄同等人对“原经”的极端化，自然会引发“原素王”“原儒”的极端化。“六经”是孔子历史地位的支撑，是儒家立足的基础。当“六经”成为“史料”后，孔子与儒家的历史价值也随之瓦解。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章太炎的“三原”理论。章太炎只是让“六经”等成为历史性的存在，却承认“六经”的信史意义、孔子的良史之功、儒家作为子学的价值。但章门弟子用“经学史料化”的方法，产生颠覆性的效果。一方面，弱化孔子的历史价值。今文经学倡导孔子作六经，古文经学强调孔子订六经。“六经”是孔子为圣人或史学家的证据，可当“六经”只是如瓦砾般的史料时，孔子也成了“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另一方面，降低“儒”的历史权威。“六经”是“儒”成立的历史本源。当“本源”只是凌乱的史料时，那么“儒”这个名称也失去了后世所称颂的崇高性。

章门弟子对其师“三原”理论的继承与转化，促进了“五四”思想革命中的“传统重估”。一方面，孕育出一种打破一切门户成见的文学平等观念。当所有的传统都是史料时，意味着庙堂文学与草野文学平等、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平等，使得历来被儒学文明、文言文传统所压抑的白话文学资源、民间文学资源获得同等齐观的机会。另一方面，确立“今”的绝对权威。中国传统始终强调以古为尊。可当“传统”只是史料后，“古”不再是“今”模仿的偶像，反而是“今”对“古”有绝对的审判权。钱玄同等人对其师“三原”理论的转化，表明中国传统学问之于现代学人不仅是情感遗迹，更是一种内在的变革经验。

“立人”方法：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的构建

清末章太炎强调“人本独生，非为他生”的尊己原则，确立了“人”如何“立”的两大标准。一是“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个体所集成者的“国家”“社会”等“群”是没有自性的“幻有”，那么在“立国”时，“立人”是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的基础与归宿；二是“立人”建立在“立心”的基础上。“人本独生”源自人的“自性”。“自性”为佛教用语，禅宗视其为“人心”。人的感知、记忆、认识都无法离开“心”的作用，故而“心”为第一性的。章太炎的“立国先立人，立人先立心”，是以精神为内涵，又以精神为归属。

在受教于章太炎前，鲁迅等人认同“大群起而兴业”的群重己轻思想；可成为章太炎弟子后，他们破除了对“群”的迷信，关注“人”如何“立”的问题。翻看鲁迅等人在青年时期所写的文章，能感受到章太炎的影子。他们时常使用其师习用的词汇如“自性”“自心”“自觉”等，并再创造出与之类似的新词语，如“内曜”“心声”“史曜”“灵明”等。此种“人本独生”的立人精神，一直贯穿于章门弟子的思想生长。其中的黄侃与钱玄同等人在“五四”时期虽有诸多论争，但他们的精神底色是一致的，共同守护了其师“人本独生”的立人精神。

章太炎对人的肯定，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主体精神。这为鲁迅等章门弟子建构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参照系。此种参照系，契合了尼采等西方学人的精神气质，让其弟子们与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呼应。“五四”时期，鲁迅等章门弟子继续其师“立人”思路。鲁迅在“五四”时期始终强调社会变革“首在立人”，将“改变他们的精神”视为“立人”的首要目标。周作人也认为“立人”是“先从个人做起”，有“个人”才有“群”的意义。朱希祖亦强调社会变革应以“立人”为核心。钱玄同则强调中国人如果人人能实行个人主义，就泽及社会无穷。在延续其师“立人”思想的同时，鲁迅等人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使“人的发见”不只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知识建构，更转化成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观念。

更重要的是，清末章太炎的“立人”思想探讨了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的问题，并将“立人”扩展到相互关系之中，认为“个体”通过审视自我，也能在自我之中发现众生。章太炎把“立人”的主体性建构发展为包括“他人之自我”在内的“相互主体性”。章太炎的相互主体意识深化了其弟子们关于“立人”的认知。鲁迅等人在“五四”思想革命中，用文学审美方式让相互主体性意识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且具有了生命的温度。周作人用“相互主体性”来建构“人的文学”的核心精神时，不断强调“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新道德观。鲁迅亦提倡“自他两利”的新道德观，并以《呐喊》《彷徨》《野草》等文学作品解释了相互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钱玄同更是认为新文学应清除“一心只想统一别人”的思维。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别人的自己”“他人中的自我”等语，成为“五四”文学中的高频词汇，让“相互主体性”从一种“概念”逐步变成一种审美体验。

不可忽略的是，因章太炎的启发，鲁迅等人在青年时期所形成的相互主体性意识，让他们在“五四”时期更容易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白桦派理论等。同时又因对日本新村主义等理论的接受，鲁迅等人对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展开，比其师章太炎更为充分，带有极强的扶弱意识。这具体展示在对妇女、儿童的格外关爱上。他们批判传统伦理体系对妇女、儿童的压抑与戕害，强调妇女、儿童的主体性。但此种“扶弱”并非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也非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施舍，而是以平等式的人人自爱来达到爱人的人道目的。

清末章太炎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的“立人”方法，在其弟子的延续与发展下，使相互存异精神融入“五四”思想革命。当然鲁迅等章门弟子在“五四”时期的“立人”方法，并非章太炎一人之功，其中也有域外学说的启迪。但鲁迅等人“立人”思想的最初建构，章太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反殖民主体性的建构：“国愿”心理及其风险性

清末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将中庸者讽刺为“国愿”。“国愿”是章太炎的自造词，源自儒家的“乡愿”一词。儒家讽刺乡愿为一乡中的伪君子。那么“国愿”则是一国中的伪君子。在章太炎看来，孔子所讲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等语，看似审时度势，实则为追求富贵利禄的权变之策，使得“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培养了不少趋时、投机的国愿。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的国愿论颠覆了鲁迅等人从小奉为处世原则的中庸哲学。章门弟子延续了其师国愿论的思路，视中庸为无立场、无主义之别名。

章太炎的国愿论不仅带给了鲁迅等弟子对中庸思维的反思性视角，更让他们意识到权变思想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带来的破坏性。在他看来，国愿的权变思维是怯懦的聪明，会为了苟安而不惜转变自己的民族立场。当异族入侵时，国愿采用“尊事孔子便是我主”的权变方法，用文化上的同一性来泯灭民族的差异性。此种对异族大谈“尊孔崇儒”等的权变方法，让儒学成为讨好异族的工具。“五四”以来，章门弟子对国愿的批判也是与反殖民反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在鲁迅看来，异族入侵之际，国愿们用“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的权变逻辑，完成自我代办的“心的征服”。钱玄同亦指出此种国愿权变方法，在古时迎接过“古之帝国主义者”，在当下又在迎接“今之帝国主义者条顿、拉丁、盎格鲁撒克逊、斯拉夫、大和诸族”。许寿裳也认为，国愿权变思维让民族缺乏自卫的力量，使内乱至今不绝。对异族的权变，会深化民族危机。

在章太炎启发下，章门弟子还从民族外部发现帝国主义对国愿的利用，批判帝国主义用“尊孔崇儒”这一话语结构来使侵略正当化。清末以来，李提摩太、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懂得了国愿的权变心理，将儒学视为同盟者。章太炎认为这些传教士的尊孔崇儒，是把中国传统儒学从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抽离，使之变成一种不具民族主体意识的文化符号，以此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合法化。章太炎不仅警惕西方帝国主义，还指出同为亚洲黄种人的日本也是帝国主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同种同文”“共尊孔子”的文化同一性来美化其入侵中国之心。章太炎使其弟子在青年时期就具有了反殖民的主体性，让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思考明显高于同时代的青年。以具体例子来看，青年鲁迅等人留学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当时诸多青年人因同文同种的原因，出现“袒日而抑俄”的现象。可青年鲁迅已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文同种”逻辑，认为日本也是侵略者。

“五四”以来，章门弟子延续其师的反侵略思路，既对内批判国愿用“尊孔崇儒”来献媚于异族的权变方法，更批判帝国主义用尊孔崇儒的手段来美化侵略的现象。这从他们对《顺天时报》的批判可看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创办的《顺天时报》倡导“尊孔崇儒”的亚洲和亲，推崇“同文同种”“王道立国”等话语。周作人指出，《顺天时报》是“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的宣传队。鲁迅认为，“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对于中国的诸事“故意淆乱黑白”，采用了“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方法。周作人与鲁迅通过对《顺天时报》的批判，表明帝国主义“软刀子”式的文化侵略，能轻松地除去反抗力量。

鲁迅在民族危机时曾悲叹“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这写出了章太炎及其弟子共同的历史感觉。他们一方面厌恶国愿的权变思维，批判国愿在民族危亡之际用“尊孔崇儒”的名义来讨好异族，让“孔夫子”成为自己苟且活命的器具；另一方面警惕帝国主义对国愿权变思维的利用，用“尊孔崇儒”的文明认同感来弱化民族国家概念。章太炎及其弟子对国愿权变逻辑及其所隐含的帝国主义逻辑的揭露，使他们对中庸文化的批判具有了反殖民的纬度。

总之，在鲁迅等章门弟子的延续下，章太炎的思想学术资源成为“五四”思想革命的内援性力量，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的传统重估、“立人”建设、国民改造。鲁迅等章门弟子虽受章太炎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将此发展成“五四”启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