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中旬，晓明老师来长沙几所大学做讲座，题为“鲁迅与中国人的自信”的一场在我所在学校进行。置身在他与青年充满活力的对话氛围中，当他谈及鲁迅“大时代”论时，我深切体悟到他所说的话：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呐喊者，一个虽“绝望”却坚持“抗战”的人。
我讲授“鲁迅研究”课已有好几年，但回想大学时代沉浸在鲁迅的思想世界时，我并没有预想过今后会面对与当年的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讲述“一个人的鲁迅”——一个曾经流行的观念构造。我甚至一度认为讲授和交流都是多余的。难道对于鲁迅这样的作家，不是应该独自投入人生的全部经验去阅读和体悟、在马齿渐增的时候再回头重读吗？
如今重读却猛然醒悟，约二十年前我在珞珈山读书时所写的本科论文《集矢于一身的悲剧的靶心——我的鲁迅观》深受晓明老师《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时我是一个青涩懵懂却自以为读懂了鲁迅的大学生。尽管我如今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抛开诸意见、自主读作品”（包括可对我的意见置之不理），但还是从多少有着“时代的眉目”的作业中感受到《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以下简称《潜流与漩涡》）等著作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这促使我不得不在代际视差中认真对待这些“来自未来的眼光”①。一时代的知识形式往往会决定此一时代的现实观，会塑造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和感知方式——这些都是后知后觉的事。当局者在何时才能不“迷”呢？我并无答案。只是旁观者的“清”未必是清澈澄明的清。与其居于“不清不楚”的冷淡位置，不如做一个“自觉得正在承担的”②深度卷入者，“培养一种承担这个时代重负的能力”③。
讲座最后一天，陪同晓明老师参观长沙市博物馆。那天下大雨，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各吃了一碗面。今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言谈间鲜少涉及学术流露的多是对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忧思——焦灼、无奈、期许。谈话偶尔牵涉历史事件，也有对未来的预判，时而也述及思想学术的危机与可能，如他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新的思潮酝酿的时代。说实话，我当时内心深受触动。那一刻，我脑中浮现出一个明亮又沉重的词——知识分子。
晓明老师后来在返程高铁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其中有一句我不知缘由却让我很感动的话：“虽然胖了一些，你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宝林，保持着正常的是非感觉和做事的动力。”这让我想起十四年前决定离开上海时，离别之际晓明老师在邮件里对我说过的话：应有“立定脚跟、扛住现实而奋斗的毅力和心气”。而“正常的是非感觉”这几个字也使我顿时联想到他在一个访谈中说过的一段令我记忆犹新的话：“我常说一个词：‘正常的感觉’，对文学的感动就是一种‘正常的感觉’。这个说法常常受到一些年轻朋友的质疑，他们问我，什么是正常？正常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包含了福柯所谓的‘权力’关系的。我很难从逻辑上驳倒这种质疑，也很难无懈可击地证明确有这么一个‘正常’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在，或者说，我相信它在……”④如果我也算是“年轻朋友”，那么随着“中年变法”的过早到来，我已愈发不愿以学院所习得的知识理论来“质疑”。这并非出于学术冷感，而是对现实的切身体会：因为我常感到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正常的感觉”愈见稀薄、沉没。它既非丰饶到值得以权力之眼去冷峻解剖，也没有清晰到能让批评者精准把握其脉络。
事实上，“正常的感觉”⑤除了指文学上的感动，又何尝不是历史与现实结构性压抑的一个征候。《潜流与旋涡》曾强调的“障碍”，如今似乎已不是一块试图逾越的暗礁，而是一整片荆棘的“刺丛”，不但令人惮于“越界”，就连“姑且走走”的尝试也常被一种丧气的负面想象力所阻滞。今天的“障碍”并不似20世纪80年代那般来自历史记忆与创伤，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后的结构性空心，知识失效感与感知萎缩感并存于身心之内。
潜流之上，浮现的漩涡都变得好似可赏鉴的泡沫之花。不再有激烈的撕扯、可怖的深渊与冲破的热望，仿佛只剩下一种文化景观下的表演。在如此复杂、困顿的境况下，究竟如何以及向何者重新赎回“正常的感觉”呢？也许我们正处在历史回顾的关键时刻，需要从“内在视野”⑥出发与过去建立一条看似微弱却至关重要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不再把“漩涡”当作观赏物，而是重新沉入生活的潜流，从那些已被历史与现实压低的感觉中，赎回我们自身的感知能力。
重读的“障碍”与可能
“80后”这一代步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是被动接受了其边缘化与结构疲态的现实。然而，关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想象与时代感觉却始终如背景音般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与学术选择过程。虽然在理论更新和知识话语的演变中，这声音日益模糊和虚弱，但其影响却难以完全被抹去。80年代相信文学一旦摆脱钳制、重返本体，就会有穿透现实的力量。这一时代氛围延续于几代人的知识直觉与价值观念中。它有一些确定性的方向感是承袭历史的债务，得益于时代的馈赠。但这一感觉过于激昂和短暂，常被亲历者讲述为八九十年代之间的断裂。
当下，“不确定性”如幽灵般弥漫，成为时代精神的穹顶。在此语境下重读《潜流与漩涡》，要面临诸多无形的困阻。一是代际之间的情感隔膜、处境差异和历史经验的难以共感；二是认知断裂，知识话语和理论武器的变迁使后来者易陷入对过去一刀切的解读陷阱中。譬如以“文本—权力”的标尺生硬地度量和消解经验性和抒情性，从而忽略其所蕴含的感受结构和批评伦理。这部写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于1991年的文学批评专著，镌刻了时代语境的印迹，承载着王晓明在青年时期的激情与情感密度。正如他所说：“我不想掩饰我的主观性，既然是在叙述文学的历史，我不可避免地要投入我对文学的全部情感，甚至是我对人生的全部情感。”⑦
如果仅以文学/政治、审美/庸俗社会学等二元结构切入，便难以触及80年代的复杂语境和知识感觉，更无法在“内在视野”中理解批评者的思考脉络。彼时的文学批评——特别是王晓明那一代人——并不总是基于西方理论框架，也不完全是系统方法训练下的结果。比如“心理障碍”并非源自精神分析术语，而是由历史经验所激发。即使后来转到文化结构分析，他仍葆有对感觉与情绪的敏锐捕捉。这一代人既想挣脱现实的压抑，又不愿否弃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这种来自历史、经验与责任的复合情感，无法自证自明，却形成批评的内在动因。若以当代理论解构这种抒情倾向，反倒会暴露出历史感知力的退化。
写作《潜流与漩涡》时，王晓明不过三十余岁，正值学术盛年。全书以“创作心理障碍”为中介，专论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十二位作家，涵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80年代独具风格的作家论。不同于“八五新潮”时期流行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理论⑧，他通过审美判断融入自身阅读体验，从作品出发揣摩创作心态，辅以作家生平资料，最终把握其创作心理整体⑨。他把批评起点与重点放在“人的障碍”，而非“文本的征候”，从文本细读推演作家的精神结构，几乎没有援引西方理论概念，借用他评述鲁迅的话说：“当理论信仰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⑩这明显有别于当时时髦的“方法论热”，后者以“老三论”和“新三论”等跨学科理论强行闯入文学领地⑪。
在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等思潮内外，《潜流与漩涡》着力挖掘作家内心由历史铸造的“障碍”。如鲁迅“情感抒发”与“启蒙意识”之间存在深层分裂；茅盾“自救型写作”难以将社会政治性苦闷升华为审美情感；新时期三位女性作家的先锋实验显露出“疲惫的心灵”；80年代的“文化热”中，“寻根”则是面对精神虚空的补偿性想象。因此，王晓明的解读既揭示了作家的创作阻力，也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感知边界”——其中包括解读者自身所处的时代限制。
这种融心理、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剖析区别于当时的批评范式⑫。它将世变的剧烈震荡与历史的沉重阴影对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结构的冲击转化为创作心理障碍的揭示。《潜流与漩涡》所指的“文学之河的深处”流淌着语言、情感和精神的潜流，读者则可感受到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层病灶及其源流。如他所言：“体验得越是深入，似乎就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它们所属的同一个历史背景的巨大阴影……那由这个历程所铸定的知识分子畸形心态的深刻和顽强。”⑬通过个案解析，王晓明绘制了“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其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心理变迁的深层奥秘在文学中的显影。
除了上述俯瞰式的视角，王晓明还以“全身心的批评”与“结构性的介入”给当时的文学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在我的文学批评中，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自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也隐含着对自己的不满，是同时在清算自己内心隐秘的那些相类似的东西。”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自我反省的愿望过于执拗”⑮，如在《潜流与漩涡》中坦言“排列的诸多心理障碍”“有不少就正是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⑯。这种将批评与自省熔铸一体的方式超越了一般文本分析的范畴，而进入精神批评的层次。也就是说，批评者是以深度参与的方式投身困局之中，与研究对象和读者构建共感⑰，成为自觉的承担者。
与史学界近年反思“人的消失”⑱相似，当下文学研究也遭遇类似困局⑲。这一状况颇为吊诡，因为相较于史学与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关注历史与现实中具体的人及其精神世界是题中应有之义。《潜流与漩涡》所呈现的“心理障碍”恰是与“人的完整性”相对照的精神镜像，其中有8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印痕，更有“文学是人学”的跨时代回响。真正的文学研究更像是一种“存在参与”，不仅要探讨“文本是什么”，更要关注“人经历了什么”。对人的关注背后则是对现实和历史的追问：“我总是习惯于盯住现实不放，对它给我的伤害耿耿于怀。”⑳热切的自省源于现实的压迫，而剖析自我与他者的灵魂是为了探寻拆解这种压迫结构的可能。这种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自然就具有政治动能，足以在有力的解读中解放被压抑的精神要素。
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向内转”（本体论等），旨在突破“文学反映论”等旧范式，其标举的“审美”“纯文学”“文学性”等概念实则蕴含“强烈的政治含义”㉑，不单纯是文学内部研究的法门㉒，因而呈现出一种站在内外交困门槛间的姿态。
或许由于历史债务过于沉重，这场转向时常伴随着对宏大叙事的怅然凝视与精神纠缠，在深层的无意识层面实际上无法做到坦然地收放其心。这种“示威式地强调文学独立性正是介入当代政治的一种方式”㉓。王晓明彼时的独特性并不在于是否“去政治化”，恰恰在于其批评方法的内在张力：他以高度个人化、情感化、自省性的方式切入作家的心灵史和精神结构，将其深度关联于历史重负和知识分子命运，“时时为时代的大问题所纠缠”㉔。这使得《潜流与漩涡》在侧重感受性知识与主体性的同时，开辟了一条直击精神深处、具有强烈主体介入感和历史批判性的独特路径。其首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最初投稿时曾被称为“诛心之论”㉕，这从侧面印证了作者大胆突破旧轨的批评锋芒。
正因力图突进作家心灵深处，“以己度人”与之共振，该书才会从文本或隐或显的细节捕捉作家隐秘的精神脉动。这一方法要求批评家以直觉和情感参与批评，不依赖某一理论流派。在“重写文学史”浪潮中，此书是具体践行的先声与成果，也预示了"90 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价值关切。同时，对“心理障碍”的成因解析，分明可通达文化研究中对支配性机制的跨体系批判。从剖析“心理障碍”到洞察“心智结构”的“小器化”，王晓明批评实践中的人心洞察，始终保持着一种执拗而连续的知识感觉。
作为方法的“越界”
“越界”相对于“本位”㉖而言，指的是对文学边界、学科体制与认知模式的主动超越，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文学和洞察人心的尝试。在三十年自选集《近视与远望》自序中，王晓明回顾自己“不断越界、越写越杂”的历程，坦言“不大习惯四面矮墙的世界，总有一种远望的冲动”。㉗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多能“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不像一些后来者“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安守“矮墙的世界”，甚至对越界之举冷嘲热讽。“其道不得不绝异。”㉘但“远方的美丽景色，永远值得我们伸长了脖子，翘首以望”㉙。当精神空间的“矮墙”实由知识界为自己量身构筑时，“远望的冲动”就是越界的意志。
在越界到文化研究的初期，王晓明便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缺乏“当代性”的问题。他指出许多研究者仍拘泥于那些早已失效的理论框架，误以为凭借“审美感受”和“史料的积累”㉚就能推进学科发展，实际上缺乏把握扑朔迷离的现实的学术自觉。所谓“当代性”就是“越界”的另一种说法：“热切地关怀研究者置身的现实生活，能及时敏感到这生活所凸现的重大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问题，它更能有力地呼应那些尚未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甚至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互相促动。”㉛然而回顾《潜流与漩涡》出版以来的学科发展，王晓明观察到，越界遭遇的阻力反而来自学界内部：“九十年代初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种要求研究者坐稳‘学术’和‘文化’本位，不得‘越界’的呼声，却日益洪亮"甚至可以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熏染下"九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贡献出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似乎日渐淡薄。”㉜这种自我规训与边界意识无疑是一种壁垒，成了新型的认知封闭的标志——其根源主要不在外部压迫，而在学界自身的退守。
当学术从“直面现实”以因应世变，退缩至“学术规范”的藩篱之内，知识生产便固化为圈层意识，眼界、格局、气象皆趋向“小器化”。王晓明对此显然不满和失望。在那一代人中，他其实是不甘于沉默与寂寞的少数。毕竟，曾被困于矮墙之内，但又因时势变化得以越出其外，往往再难甘于退回黯淡狭窄的一方世界。早在90年代初，他就曾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㉝他后来的系列越界，与其说源于学术的召唤，毋宁说源自现实的强烈刺激。1995年，他说：“愤怒，悲哀，失望，怀疑，常常都是这一类情绪酿成我提笔作文的冲动，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和构造，也常常会受到现实感受的有力牵引。”㉞同年，他甚至认为：“就连我这样的人，也被现实的刺激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就远离了艺术，生活转移我们精神兴奋点的力量，也未免太大了。”㉟到2011年，他在自撰《学术小传》中称自己是“一个正手忙脚乱地对付世变的强烈刺激的人”㊱。这些“对付世变”的感性话语，难道不正是一个在人间思想的学术中人应有的“正常的感觉”吗？但这种感觉常湮没于依附型的学术生产，或被自我区隔的知识所抑制，致使热闹的学术沦为时代病灶的表征，直接削弱了文学研究应有的敏感和洞察。
90年代末期，王晓明“中年变法”式地越界到文化研究，他已深切意识到局限于文学内部的批评已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现实。2014年，他曾如此表述：“我今天当然还会去分析文学，但大概能比较冷静，努力以一种文化研究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像以前以作家为中心来讨论作品，而是更加关注整个社会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我觉得再继续从作家个人的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已经不充分了。”㊲事实上，作为80年代知识感觉的产物，《潜流与漩涡》并没有囿于“以作家为中心”，也不局限于“现代”与“当代”的分期，虽以“审美”导向“社会批判”，并未直接“冲出”，但还是显示出强烈的“越界”倾向。相对于当时主流文学研究尚未完全摆脱阶级论和社会学解读，王晓明更关注作家心灵结构与历史情境的深层互动。这种将心理障碍转化为历史结构的批评逻辑，是试图将文学批评纳入对民族精神、知识传统、现实压迫等问题的透视中。典型如论述鲁迅的幽暗挣扎时，强调“最苦痛的灵魂”背后折射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民族精神的传统问题。虽借鉴心理分析的方法，但又不拘泥于西方心理分析的刻板框架，而是发展出一种可谓“中国式的心理分析”㊳。
所以，王晓明回顾80年代以来的批评历程时，才将“当代性”视为学科应具的内在属性。这种强调当代感受的态度正是早在《潜流与漩涡》时期就已形成的“越界”批评方法的逻辑延伸。面对复杂现实，研究者若满足于文学或社会的单一维度解读，便难以触及经验世界的真实断层。而越界不只需要勇气，更需要以文学所培育出的敏锐感觉去触碰时代关键议题的能力。只有不满足于既定认知框架的局促，才可主动超越界限去发现丰富，甚至未完成的可能性。这自然源于切身的历史和现实感。王晓明这一代学者正是在学科引领时代思潮又急剧边缘化及面对社会转型的多重境遇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比谁都了解“障碍”所具有的魅惑力和压迫性，也很清楚仅靠循规蹈矩、稳坐“本位”，远不足以回应时代的难题，更无法面对学术对“同时代人”的企望目光。
文学自救的矛与盾：“正常的感觉”怎样赎回
1925年，鲁迅“转向”杂文创作时回应质疑，写过一段著名的话：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㊴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王晓明当年“转向”文化研究时，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这是“扬短避长”。有趣的是，一百年后的2025年，毛尖对王晓明学术转型的一段评论几乎构成与鲁迅的“互文”：
很多人觉得做文化研究不像是王晓明的长项。在一个南方会议现场，就有学者当面痛心指出，研究玫瑰花不好吗？为什么要去研究玫瑰花边上的乌龟？不过，洪子诚老师的《两个王晓明》说得特别好，他强调文学王晓明和文化研究王晓明之间的内在连贯，包括他在历史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对“单执一面的思想立场”的高度警惕，当他质疑“西方模式”的时候，不会直接抽象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正面状况”作为取代的另一标准，他的身体经验始终在场。这种在场，虽然让他的黄油童年脱口而出，但他也从来不掩饰狼藉年代留给他的品味。㊵
王晓明所说的“正常的感觉”与鲁迅“感而后言”的情绪相通，都源于身体经验直接的、不加掩饰的感知。一个人如果“身体经验始终在场”，就很难被理论束缚住，也不会随波逐流于频繁“翻转”的知识趣味。面对历史的重压与文化病灶，这种朴素而真切的感知能力（因其未被结构性扭曲）尤为稀有宝贵，常能成为重建伦理坐标和情感参照的基础。
在《潜流与漩涡》中，王晓明敏锐捕捉到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普遍困境：创作常常成为自我挣扎的“自救”尝试。该书论述茅盾的标题“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即点名了此意。作者认为茅盾被社会斗争的惊涛骇浪颠得晕头转向，这才把小说创作当作了唯一的自救之舟。在剖析“心理障碍”之外，王晓明的文学批评还触及一个核心命题，即文学在20世纪中国所具备的“自救”功能。然而，文学自救蕴含着深刻的悖论：虽然文学能在历史重压下维系并唤醒“正常的感觉”，然而其常陷入无法自证的脆弱性中。他从不讳言对文学的崇敬，甚至视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是“知识分子从进化论和决定论崇拜那里逃脱的唯一出口”㊶。因为社会的各种压抑机制在作家身上制造“心理障碍”，所以他希望作家们“放肆”写作。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他之所以将文学危机视为精神危机的直观标识，正因为文学被他“看作精神自由的标记”㊷。在经历“狼藉时代”后，基于自然人性的感知往往被扭曲和压抑。因文学批评“越界”的实践是试图重新唤醒和赎回“正常的感觉”的途径，那么文学当然就被赋予自救救人的重任。
“正常的感觉”的赎回，不仅关涉个人情感的复原，更意味着对社会结构、历史经验和文化意识的重新理解。但问题在于，这种赎回是否真的可能？文学批评能否有效超越“纯审美”或“纯史料”的封闭逻辑，与当下的社会思潮和精神危机进行深入而有效的互动？即便身处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困境，王晓明依然坚定以“身体经验”为依托，站在“正常的感觉”一侧。例如不少研究者用颇具说服力的分析表明“审美”这一概念也不过是某一阶级或阶层趣味的体现。90年代以来，这种视角在学界影响日益扩大，使他愈发感到“其他的东西都靠不住，只能退到文学里来”。但正因此，他对文学与艺术生出了更深的信赖：“千百年来，那些伟大的作品感动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这感动本身，总是你无法颠覆的吧。”㊸这也许是一种退无可退的立场，却是不回避质疑的态度。
当然，王晓明心中存在一个文学等级秩序，他推崇能展现“巨大灵魂的战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㊹或揭示现代性复杂面向（如契诃夫）㊺的作品。他在《潜流与漩涡》中就坦诚地说过：“当听到一些同行断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价值，正在于充当思想史研究的材料，我竟是那样高兴。”㊻这其实涉及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个心照不宣的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更多承担着“材料”的命运。在1994年一次访谈中，他并不回避文学“非文学化”的悖论和价值评判：“以我的文学标准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提供真正伟大的作品，在文学史上，这很可能会是一个被后人忽略的世纪。就艺术而言，我更愿意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㊼王晓明认为，因现代中国的“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不够发达”，文学被迫承载过多非文学性的重负，其审美功能被过度挤压，这自然是文学的悲哀㊽。他在《潜流与漩涡》中就自觉选择了一种“非正规”的文学批评路径，是为了克服传统研究在理解20 世纪中国思想和精神问题时的局限性。文学自救的“矛”与“盾”体现出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精神价值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不过虽然落脚点在此，但如果不具备细腻的文本阐释力和充沛的审美感受力，实际又无法跃入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洪流。该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断面图”，正因为他在文学批评与历史意识的合力中完成了一场“深描”。
这一批评逻辑也延续到他后来对赵树理的再评价中。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人文精神”讨论及“新左派与自由派”论争后，王晓明对世界和文学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从理性上是要重新认识“重写文学史”浪潮中被边缘化的左翼文学及社会主义时期作品。2008年的笔谈《1950年代以后的小二黑》总体上写得比较“扭结”——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断。他知道赵树理的小说具有“以前未能认识的意义”，但他觉得有点“隔”，“不能从情感上真正走进去”——“从阅读的趣味上讲，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赵树理的小说的”。他没有试图用“正确”的理论掩饰矛盾，这或许是“身体经验”的局限在文学理解中的具体表现。毕竟他的生活经验未曾与赵树理所书写的农村社会现实发生直接的生命交集。这种“无法走进去”的隔膜感，恰恰印证了他“身体经验始终在场”的真诚与限制。例如他注意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翻阅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到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电影和理论著作当中去寻找批判的工具、资源乃至安慰”。对此，他虽“不能完全首肯”——“大概是对那……记忆过于暗淡了”，但依然肯定这种“反抗时俗的热忱”。㊾这种坦率恰恰表明他在认知与情感、经验与局限之间展开的自省性判断。
王晓明虽然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更多体现为精神史的价值，而非审美艺术上的杰作，但他相信文学具有超越实用理性的“类宗教”性质。在《潜流与漩涡》中，他围绕鲁迅思想中的自我怀疑和反启蒙式的幽暗意识展开解读，既突破了阶级论与意识形态的框架，也隐然对80年代“新启蒙”思潮所预设的认知逻辑进行了反省——虽然这种反省未必为当时的研究者所完全自觉。也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完全脱离80年代的核心关切，但在这一点上已展现出突破时代知识感觉的潜能。更重要的是，这种潜能来源于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感受力，如书中所言：“一个人如果完全唯理智之命是从，结果就多半是躺在某条认识的歧路上昏睡不醒。幸亏我们还有感觉，还有感觉所激起的情绪，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冲撞我们的神经，提醒我们修正对世界的认识。”㊿
从这个意义回望，王晓明自学术起点起就以批评主体的姿态，向文学、历史与时代发出赎回“正常的感觉”的请求——那种在现实压迫和知识错位中被扭曲、被压抑、被矫枉过正的感受力。在1987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中，他虽批评庸俗社会学的粗疏武断，却从未试图将文学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因为他认为“批评的一个基本素质就是清醒的历史感”（51）。当时学界风行的“新方法”以惋惜和苛责的口吻“谈论新文学和社会斗争的密切联系”，认为这“削弱了许多作家对艺术的热烈追求”，“妨碍它们深入去探究人性的永恒奥秘”，从而“未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作品”。（52）王晓明从新文学的历史条件出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严厉的声音”。他所期望的新批评方法“应该首先对准他们承受的历史和现实重负，对准社会要求和他们艺术才能之间的持续碰撞”（53）。这种新方法同样需要研究者不要受制于时潮影响而轻率否定历史经验。
与他2008年对赵树理的评价相似，王晓明早在1987年就说过一段真诚而不从流俗的话：“当一个人身陷泥沼的时候，旁人恐怕无权去责备他为什么一心挣扎，忘记领略那寂静的诗意。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主动性，既然历史为新文学安排了一个和愚民专制直接对峙的位置，它当然就要全神贯注去攻击对面的敌人。在这种时候还要沉湎于对永恒和纯艺术的冥想，是不是反会使人觉出一丝冷漠和怯懦呢？”（54）这段朴素而近乎愤懑的话体现了一位批评者源自“正常的感觉”的情感判断与历史自觉。因此，《潜流与漩涡》采取了“另一种分析方法”——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批评或审美本位，而是力求从“文化传统和时代限制”层面理解作家的心理结构、写作选择及其失败与困顿（55）。尽管如此做不免会成为另一种“严厉的声音”，但其出发点是站在历史的边界上，与现实的偏至、时代的偏移、个人的偏向展开复杂而真诚的对话。
余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市场逻辑与技术革命不断冲击，现代文学研究日益边缘化，如《潜流与漩涡》一样依托“文学—人—历史”的联动的问题框架趋于瓦解。尤其进入"AI 时代，在拟态知觉的状况下，赎回“正常的感觉”更显艰难与迫切。
今天，重读《潜流与漩涡》并不只是一次学术史的回顾，也不是为了检视一种批评方法的兴衰。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切近记忆的精神重返。晓明老师80年代的批评方式，在当下或许显得过于“诚恳”和“抒情”。那种几乎不设防地将“历史和现实之重”交付给文学、将批评者的自省剖示给读者的姿态，似乎越来越少见。我并不想将这种姿态理想化，也清楚它也可能带来“用力过猛”或“判断失准”的问题。但正是在这惯于用“冷感的解构”代替“热切的承担”的时代，它稀有地保留了一种“在不确定中仍要承担”的探索意志。
在晓明老师那里，文学研究从来不回避历史判断与审美责任，它也不是抽离现实的“学术中性”产物或“零度”表演。他似乎始终未退回到学术的自足状态，而是以“太执着于现实”（56）的姿态持续介入：对“半张脸的神话”的批判，在日常生活的变动中揭露新意识形态，追溯中国现代早期思想以凝聚新的方向。他所说的“正常的感觉”甚至不是学院话语，不是理论命题。他所看重的是一种源于生命经验、诚实回应现实的感知方式。所谓“到处是泡沫：……在显示屏上蹿升的数字、生存期一个比一个短的新理论和新术语……多少聪明的学人，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都被这些泡沫淹得四肢瘫软、神经麻痹，甚至乐在其中、怡然自得”（57）。倘若“潜流”与“漩涡”曾深潜于文学之河，如今我们的感觉却沉溺于这些浮华而脆弱的“泡沫”之中，在太阳底下折射着繁荣的幻象与无深度的光泽。
行文至此，我似乎更能体会晓明老师在书中一句看似很简单的话：“幸亏我们还有感觉。”显然，它无法依赖知识还原与赎回，更无法轻易让渡感受能力，倒像是一种不愿与外部断裂的精神连带和情感冲动。晓明老师在分析茅盾时写道：“他其实懂得情感的价值，却听信理智疏远了自己的情感；可到头来，又是理智告诉他这疏远恐怕并无必要：这是怎样痛苦的隐衷！正是从这里，我似乎看清了现代中国历史对作家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播弄。”（58）对历史的无力感是一种真实的征候。长久以来，历史被视为梼杌（凶兽）一般的存在，一种让人畏惧、疏离和麻木的异己力量。这种知识感觉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而非书斋中抽象的理论假设。
重要的是如何重构这一感觉，使我们不再只叹息“历史又要这样了”，也不再将自己完全置身事外。也许，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思想所内蕴的复杂性与张力，依然能够提供一种向内穿透和向外连接的可能。只是，它不再给予一种确定性的承诺，而是召唤那些不甘于稳居本位的越界者对障碍持久地撞击与体认，在多重交缠中挣出一条路。唯有在感觉与行动的往复中，批评者才能真正生成、发声，并努力赎回那几近湮没的“正常的感觉”。文学的自救与救人，或许终究只能依靠这一根在人与世界之间尚未完全断裂的感知之绳。
2025年3—7月，于长沙、昆明、广州
①王晓明：“随着平均寿命的持续增加，这一代人亲身承受下一代人——往往因标准大异而不留情面——审视的概率，是持续加大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来自未来的眼光’。”参见王晓明：《朝向“来自未来的眼光”》，《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2期。
②王晓明：《1993年版后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③王晓明：《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期望——答铁舞问》，王晓明等：《无声的黄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④王晓明：《在思想与文学之间——答友人问》，《思想与文学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⑤“正常的感觉”主要指在一定历史与社会语境中，主体所形成的一种经验性判断能力和伦理感应机制，它涵括对情感、道德、真实与虚假的区分，体现为一种“无法被结构性压制的感知力”。
⑥“所谓内在视野，就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问题结构之中，由此将其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意即说，对象不再只是某种我们认知的客观实体，而是以具有生命的方式去展现自身。”参见于治中：《现代性的悖论与开展：汪晖的思想视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08年第72期。
⑦㊷㊸王晓明：《文学与精神认同——与摩罗对谈》，《思想与文学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第29页，第30页。
⑧黄修己主编，刘卫国著：《突破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5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156页。
⑨⑩⑬⑮⑯⑳（50）（58）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第22页，第242—243页，第4页，第6页，第3页，第106页，第107页。
⑪朱立元：《我记忆中的1985年“方法论热”》，《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⑫王晓明：《答黄子平问》，《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⑭㊼㊽王晓明：《答〈中文自学指导〉编辑部问》，《太阳消失之后——王晓明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第141页，第142页。
⑰王晓明的批评文体中不仅第一人称较为常见，更有对话性更强的第二人称“你”的存在。
⑱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⑲姜涛：《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关切“历史中的人”》，《名作欣赏》2024年第13期。
㉑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㉒韦勒克切割“内部”与“外部”的理论架构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自限藩篱的合法性来源。参见程巍：《康德或马克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重建》，《文化与诗学》2021年第2期。
㉓程凯：《革命的张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㉔王光明：《讲述问题的意义——王晓明的文学批评》，《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
㉕㊱王晓明：《学术小传》，《近视与远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第281页。
㉖王晓明从学科史和现代性等多重角度批判过现代文学及研究自我设限的“本位意识”。参见王晓明：《泡沫底下的越界之路》，《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王晓明：《现代文学研究的精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序言》，《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㉗㉙王晓明：《自序》，《近视与远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3页。
㉘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㉚㉛㉜王晓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思想与文学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第121页，第122—123页。
㉝周作人：《问星处的预言》，《晨报·副镌》1924年7月5日。王晓明在《另外一种散文——读周作人的〈乌篷船〉》中曾引用过此话。参见《所罗门的瓶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㉞王晓明：《自序》，《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㉟王晓明：《自序》，《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㊲王晓明：《抗拒庸俗的转身》，《文汇讲堂》2024年12月20日。
㊳张春田：《在思想与文学之间——王晓明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倪文尖在《钱谷融文学批评的两大关键词》中将“中国式心理分析”视为一个关键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18日。
㊴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㊵毛尖：《我们的王老师》，《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5年6月28日。
㊶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㊹㊻王晓明：《〈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2期。
㊺王晓明：《城市外面有草原：读契诃夫的〈草原〉》，毛尖编：《巨大灵魂的战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㊾王晓明：《1950年代以后的小二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
（51）（52）（53）（54）（55）（56）王晓明：《引子》，《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页，第1页，第6页，第5—6页，第6页，第5页。
（57）王晓明：《泡沫底下的越界之路》，《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