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1881—1936）病逝于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终年56岁。鲁迅夫人许广平（1898—1968）发现鲁迅呼吸停止，随后通知日本书商内山完造（Uchiyama Kanzō，1885—1959）和胞弟周建人（1888—1984）赶到现场。
鲁迅之死的消息迅速传遍中国，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在鲁迅灵柩停放于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三天里，前来吊唁者逾万人，其中大量是与鲁迅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工人。10月22日下午出殡，送葬队伍自胶州路步行至虹桥路万国公墓，绵延数里，沿途不断有人自发加入。覆盖在灵柩上的那面白底黑字的旗帜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当时中国有更高地位的学者，有更受官方推崇的文豪。为什么是鲁迅，一个没有官职、没有党派身份、没有学院头衔、晚年长期处于论战与围攻之中的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得罪人和拒绝被安放在任何位置上的人，其身后哀荣如此隆重？
时间永远是最客观的尺度。九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尺度。其间，多少曾经红极一时的知识精英无法摆脱一条影响力衰减和下行的曲线，最终被时代的声浪淹没。而鲁迅，其影响力不仅没有衰减，没有与时代和民众渐行渐远，反而在一次次社会转折中被重新激活。鲁迅具有历史的唯一性，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象征。
二、1936年：不寻常的一年
鲁迅去世的1936年，世界正处在一场空前风暴的前夜。理解这一年，是理解鲁迅晚年那种紧迫语调的前提。
1.欧美：政治的分裂与转型
旧秩序落幕之际。（1）美国。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以46个州对两个州的压倒性优势连任。新政得以延续，社会保障法、劳工关系法开始重塑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2）英国。1月20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继位，12月11日，他为与辛普森夫人（Wallis Simpson，1896—1986）的婚姻而宣布退位，在位不足11个月。（3）西班牙。7月，全面内战爆发。成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角逐的试验场。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以一幅巨画将它定格为20世纪最著名的战争控诉。西班牙内战是知识分子大规模政治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作家应否介入政治”仍是一个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在此之后，不介入本身也成了一种介入。（4）德国。3月7日，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与《洛迦诺公约》（Locarno Pact）的核心条款，而实行绥靖政策的英法未作实质反应；10月，德意签订协定，“柏林—罗马轴心”形成；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欧亚两端的战争策源地就此连成一线。同年，四年计划开始实施，整个国家转入战争经济轨道。值得提及的是，8月1日至16日，柏林举办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斥巨资建造的帝国体育场、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Helene Bertha Amalie Riefenstahl，1902—2003）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临时撤下的反犹标语，共同构成了一场向世界展示秩序、健美与体面的盛大表演。（5）苏联。大清洗力度升级。8月起，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开庭，季诺维也夫（Grigory Yevseyevich Zinoviev，1883—1936）、加米涅夫（Lev Borisovich Kamenev，1883—1936）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判处死刑。12月通过“斯大林宪法”。世界各国的左翼知识分子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良心困境。
2.世界的科学：另一个层面的1936
在科学的世界里，1936年同样不平静。（1）“引力波”理论。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与美国物理学家罗森（Nathan Rosen，1909—1995）合作的论文原本论证引力波不存在，投给《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后遭匿名审稿人质疑；爱因斯坦愤而撤稿，改投他刊，但在同事、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1898–1968）的说服下重新检查计算，最终承认审稿人是对的，修改了结论。人类要到八十年后的2015年，才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这段历史是“科学精神”的典型示范：即便是最伟大的头脑，也必须在证据面前修正自己。（2）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奥地利物理学家赫斯（Victor Franz Hess，1883—1964）与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前者通过高空气球实验发现宇宙射线，后者在云室中发现正电子，即第一种被证实的反物质粒子。人类对物质基本结构与宇宙尺度的认识正在被迅速改写。（3）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发表《论可计算数》（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文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图灵机”的抽象模型。这篇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之作，其意义要到很多年后才被充分认识。（4）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对比。1936年的世界科学的前沿已经进入到相对论、量子力学、核物理与可计算性理论的时代。而当时的中国科学虽然已有一定发展，但整体基础仍很薄弱。这样的反差正是鲁迅那一代人焦虑的根源之一。
3.中国：转折点上的一年
1936年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最后一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1月，“七君子”沈钧儒（1875—1963）、章乃器（1897—1977）、邹韬奋（1895—1944）等政治活动家因抗日主张被捕，激起全国抗议。同年，两广事变、绥远抗战相继发生。12月12日，国民革命军将领张学良（1901—2001）、杨虎城（1893—1949）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887—1975），引发“西安事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鲁迅没有看到西安事变，他去世的时间距离这个转折只有54天。
总之，如果铺开1936年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正处在旧秩序全面崩解、新灾难即将降临的临界点上。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年之所以充满那种紧迫感、那种不容许从容的语调、那种对“友军”的苛刻与对时间的吝惜，并非仅仅个人性情使然，而是对时代压力的准确感知。
三、鲁迅思想产量的规模、范围、深度与形式
评估一个思想者，首先要看他的思想产量和质量。鲁迅的写作生涯，从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算起，到1936年去世，不过18年。若从1903年为《浙江潮》撰稿算起，也只有33年。如何计算鲁迅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里的思想产品规模，如何评估其思想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不同的标准。
1.著译总量在千万字量级
鲁迅一生文字总量因收录范围、统计方式不同而异。一般认为，鲁迅创作总量（不含译文和古籍校勘）为300万字左右。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含已出版与散佚作品，鲁迅实际创作总量约1000万字。
2.文章构成
（1）小说33篇。收入《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集。（2）散文集《朝花夕拾》与散文诗集《野草》各一部。篇幅更小。（3）杂文16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等。（4）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5）大量书信（现存1500余封）与日记（自1912年至1936年，几乎无一日中断）。鲁迅一生翻译的作品字数，与他的创作大体相当，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超过创作。
3.杂文作为主要形式
在鲁迅之前，“杂文”只是报刊上的短评、随感、时论，是应急的、消耗性的、算不得文学的文字。因为鲁迅，杂文锤炼成了汉语中最锋利也最耐读，独立的和具有完整美学价值的文学形式。鲁迅杂文的特点是：（1）短、快、准。可以在报纸的方寸之间完成一次完整的判断，从一件小事直取根本。（2）承载复杂。反语、暗讽、比喻、自嘲层层叠加，可以在肯定的语法里完成否定，在赞美的姿态中完成攻击。（3）语言的独创性。句法在文白之间，保留了文言的骨力与白话的活气，用不合常规的语序造成停顿与重量。（4）诚实的力量。不摆出全知的高度，不假装超然，承认自己身在局中且有偏见，形成诚实力量。
4.思想涉及领域
跨越六个几乎不相交的领域，且在其中至少三项达到了第一流水准：（1）文学创作。例如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有塑造著名文学形象的《阿Q正传》，汉语散文诗高峰《野草》。（2）文学史研究。《中国小说史略》系统梳理了从神话传说到清末谴责小说的完整脉络，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3）古籍整理。其古籍辑校工作，严谨程度不亚于专业学者。（4）思想与社会批评。这是他一生工作的现代重心，也是其杂文的主体。（5）翻译。如前所述。（6）美术批评与推广。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实际上的发起人与保育者。介绍版画家如德国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比利时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1889—1972）、德国梅斐尔德（Joseph Carl Meffert，1903—1988）的作品，为青年木刻家写序、办展、寄材料、点评。
5.深度
在思想与社会批评中，鲁迅主要通过小说、杂文和书信展开思考，而非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但是，鲁迅抵达了一般批判者不愿抵达或不敢抵达的层次。（1）批判制度深入到心理基础。例如，《狂人日记》对“吃人”二字的剖析。（2）批判统治者触及到被压迫者。揭露“做稳了奴隶”竟是一种被普遍期待的状态。（3）解析国民性超越列举缺点。不仅置身于民众之中，并且知道自己也病着。（4）理性面对革命之后的情形。《阿Q正传》中，辛亥革命传到未庄，最终受益的是赵太爷与假洋鬼子，阿Q则被当作抢劫犯枪毙。简言之，鲁迅向自身、向同类、向“我们”开刀的能力，构成他与同时代大多数批评者最根本的分水岭。
四、知识结构的完整与知识的与时俱进
鲁迅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且始终保持更新。
1.国学
鲁迅自幼受传统教育，三味书屋的底子加上后来的自学，使他对旧籍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专业学者。中年之后，很多时间都用于搜集古籍、购置拓本、抄写碑帖、古籍校勘与辑佚，编成《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鲁迅对旧学的批判之所以有力，正因为他是从内部出来的人。
2.自然科学与医学
（1）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期间。开始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学过地质、矿物、格致。读教育家严复（1854—1921）译《天演论》受到根本性的震动。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期，十分制，8.5-8.7分，属优等生水平。（2）留日时期。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虽未完成，但两年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细菌学训练留下了终身的印记。在仙台医专时期，百分制，物理、化学、德语均为60分，解剖学59.3分，生理学63.3分，属于中等水平。鲁迅写下《说鈤》（介绍镭元素）、《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介绍进化论）、《科学史教篇》，虽然这些论著多为“译述”，难说有什么创见，但其视野在当时中国堪称罕见。《科学史教篇》尤其值得重视。鲁迅指出：如果只学科学技术而不得其精神， “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储能于初，始长久耳”。并警示：“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这个判断，比后来数十年间关于“科学”的许多争论都更为透彻。他后来看社会病症的方式，用的正是医学的语言。他晚年写《死》，逐条交代后事，冷静得近乎临床，也是同一种训练的痕迹。（3）科幻文学。1902—1905 年间，鲁迅翻译引进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并首次系统阐述“科学小说”的启蒙价值，提出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论断成为当时对科幻文学的最好阐释。
3.中国文学
鲁迅大量阅读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其中，他反复研读并深度评析的作品包括《离骚》《世说新语》《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山海经》及明季野史。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建立在对大量中国古典小说文献穷尽式的梳理与评点基础之上，终结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
4.外国文学
鲁迅自述看过百来篇外国作品。核心作家与代表篇目包括：（1）日本。夏目漱石（1867—1916）、森鸥外（1862—1922）、厨川白村（1880—1923）。（2）俄国。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1799—1837）、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莱蒙托夫（Mikhail Yuryevich Lermontov，1814—1841）、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1818—1883）、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1904）、安特莱夫（Leonid Nikolaevich Andreyev，1871—1919）和迦尔洵（Vsevolod Mikhailovich Garshin，1855—1888）。（3）西欧/北欧。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1885）、王尔德（Oscar Fingal O'F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1900）、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哀禾（Juhani Aho，1861—1921）、比伦存（Bj?rnstjerne Martinius Bj?rnson，1832—1910）。（4）东欧和其他国家。黎萨尔（José Protasio Rizal Mercado y Alonso Realonda，1861—1896）、米克沙特（Kálmán Mikszáth，1847—1910）、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
鲁迅不是一个只写不读、只创作不搬运的作家。鲁迅终生具有伴随时代变化的翻译习惯：早期译科学小说与东欧文学，中期译日本文论，晚期译苏联文艺理论与小说。《毁灭》《死魂灵》《苦闷的象征》以及《小约翰》的译本都出自鲁迅之手。翻译是他获取新知的主要通道，决定了他知识的更新速率，也是他保持知识不僵化的机制。鲁迅坚持“硬译”，宁可句法生硬也要保留原文的思维结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重病在身，仍在译《死魂灵》。
5.艺术
（1）美术。鲁迅著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百余篇关于美术的文章。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接触浮世绘与西方美术史，翻译《近代美术史潮论》，最早在中国刊物系统介绍外国美术流派。鲁迅主张融合汉代石刻的深沉雄大、明清插图的生动与欧洲新法（如珂勒惠支的现实主义），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版画。鲁迅的美术眼光跨越两千年与两大洲。是中国最早理解现代版画语言的人之一。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700余幅。鲁迅最后的十年，致力于编辑出版美术书刊。对美术的终生热爱是鲁迅快乐的源泉。（2）电影。1936年3月18日，鲁迅在致作家欧阳山（1908—2000）和草明（1913—2002）的信中写到：“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根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到上海后共观看了140余部电影。鲁迅在上海观看过的电影绝大部分是美国电影，还有一部分是纪录片。
6.宗教
鲁迅当归属于无神论者。但是，鲁迅理解宗教对人心的作用与其中的思想深度。一个只会说“宗教是迷信”的人，无法写出《失掉的好地狱》。（1）佛教。曾大量阅读佛经，尤其在1914年前后，日记中购经、抄经、校经的记录极为密集，还曾出资刻印《百喻经》。《野草》中那种关于虚无、关于地狱、关于自身与影的辩难，很难说与这段阅读无关。这使他谈论精神问题时不落于浅薄的启蒙腔调。（2）道教。鲁迅对道教持批判态度。他那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非褒扬。鲁迅在多篇文章里揭露了道教迷信的荒谬性。（3）基督教。鲁迅一生多次购买不同版本的《圣经》，对《圣经》及摩西、耶利米、耶稣等人物的故事都很熟悉。鲁迅关注耶稣受难意象，借鉴其精神资源用于思想启蒙和文学创作，在《复仇（其二）》中重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鲁迅先后与基督教牧师清水安三（Shimizu Yasuzō，1891—1988）和基督徒内山完造结下深厚友谊。不乏中外学者认为鲁迅颇受“希伯来精神”影响，其思想中存在“基督教性格”，如赎罪意识、幽暗意识等。（见[日] 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M]. 李冬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齐宏伟. 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M].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还要看到，鲁迅也批判过基督教的实用主义和奴役功能。
7.知识更新能力
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在三十岁定型，此后无论多么勤奋，都只是在既有框架内添砖加瓦。这是多数人的命运，包括许多杰出的人。鲁迅的知识是流动的。他四十岁以后开始接触并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五十岁以后仍在学习全新的艺术语言（现代版画），仍在接受新的思想资源。他甚至在晚年开始留意苏联的电影与摄影。这种“与时俱进”不是趋时，而是一种智力上的诚实：承认自己所知有限，承认世界在变。这是他晚年杂文依旧锋利而不重复自己的根本原因。一个知识停止更新的人，写十年就会开始自我复制，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与十年前的《热风》相比，问题意识与思想工具都已完全不同。
五、鲁迅与同时代知识精英群体、重大事件和机构
理解鲁迅，必须理解他与同时代各个知识群体之间那种独特的关系：一方面，最高产、影响最大、最不合群、多重身份；另一方面，保持距离，平行而不相交，甚至是对立、疏离。
1.与《新青年》
在五四文坛上，鲁迅毫无疑问是“新青年”的领袖与导师，可他本人却并不是“新青年”。当他进入五四文坛时，已是将近四十岁的“老人”。1918年至1921年，是鲁迅对《新青年》高产贡献的三年。但是，1920年前后，《新青年》编辑部核心人物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就《新青年》的方向发生严重分歧。之后，鲁迅与《新青年》渐行渐远。
2.与国学圈子
鲁迅懂国学，却不进入国学的圈子；他写文学史，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1920年代“整理国故”成为学界热潮，胡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鲁迅对此保持明显的警惕。他并不否认整理的价值，因为他自己就在做最扎实的整理工作。但是，他担心的是青年被故纸堆埋掉。《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中的态度都很明确：在一个亟需行动的时代，把最好的头脑引向故纸，是一种资源的错配。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书目，鲁迅填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则说“我以为要少——或者完全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此文一出，几乎与整个文化界为敌，被讥为偏激、自相矛盾（他自己正在校勘古书）。他没有辩解。他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剂量与方向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关于价值的判断。
3.与殷墟和中央研究院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主持下开始安阳殷墟发掘，此后十年15次发掘，出土甲骨、青铜、宫殿基址，把中国信史向前推了数百年。这是当时中国学术体制化的最高成就，代表着现代学术共同体的正式成型：有编制、有经费、有田野、有刊物、有国际对话。鲁迅与这个体制无缘，似也无意于此。1927年他在中山大学与顾颉刚（1893—1980）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正是两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冲突：一种走向学院与制度，一种走向社会与论战。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轻视这类工作。他称赞过考古的成绩，也承认自己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基础。
4.与第一个中国现代科学团体
化学家任鸿隽（1886—1961）、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和翁文灏（1889—1971）这一代人，构成了中国现代科学的第一个共同体，办刊、办会、建所、译名词，工作扎实而重要。代表事件是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鲁迅一生推崇科学，最亲近的是“科学的精神”，却疏远“做科学的人”，与科学社的人几乎没有直接往来。这个区分是他思想中一个精微而重要之点。究其原因，可能是鲁迅认为，在一个把“赛先生”喊了二十年却仍普遍相信扶乩的社会里，精神转变更为重要。科学的首要价值是一种破除迷信、拒绝虚妄、尊重证据的心智态度，他早年在《科学史教篇》里就已说明这一点。1934年他写《运命》，讽刺的正是把科学与算命混为一谈的社会心理。
5.与科玄论战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科玄论战），是当时思想界的重大事件。哲学家张君劢（1887—1969）主张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丁文江以“玄学鬼”相讥，梁启超（1873—1929）、胡适，吴稚晖（1865—1953）、陈独秀先后加入，双方阵容豪华，论战文字结集出版，影响深远。但是，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介入。需要注意，这不是鲁迅的偶尔疏漏。鲁迅选择的是避免在这类抽象论辩中消耗自己，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生观是否受科学支配这样的哲学命题，而在于具体的人怎样活着、为什么这样活着、谁在让他们这样活着。同一年发表《娜拉走后怎样》：一个女性出走之后，如果没有经济权，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展现了与科玄论战完全不同的问题层次，即更贴近地面的层次。
6.与各类新文学团体
鲁迅与各类文学团体大体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游弋在外的离散状态。在新文学发轫时期，鲁迅对《新青年》社团、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的介入和疏远，多出于作家个性和创作自由的不同选择。之后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与“新月派”的论战，基于不同政治见解和文学理念。其中，鲁迅与作家梁实秋（1903—1987）的论战，源于关于人性论与阶级论的对立立场；鲁迅与作家徐志摩（1897—1931）之间的分歧源于对立的文艺思想，鲁迅代表现实主义与批判，徐志摩则是浪漫主义与唯美。
7.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leagu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成立，鲁迅是发起人，认可左联的革命目标，但主张左联首先应是一个文艺团体，保持文艺的品格，这与部分党内领导人的主张存在差异。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集中体现了他的观点。此后六年，他与文艺理论家周扬（1908—1989）、剧作家田汉（1898—1968）和夏衍（1900—1995）等人的关系日趋紧张。1936年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达到顶点。由文艺理论家冯雪峰（1903—1976）按鲁迅意见起草初稿，之后鲁迅大幅修改增补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意义在于：他站在左翼，但拒绝成为任何组织的工具；他支持统一战线，但不接受以统一之名取消批评。此刻是鲁迅晚年最艰难、也最可贵的时刻，同时被两面夹击，且不能向任何一面求援。但是，鲁迅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精神空间。
8.与国际交流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际名流频繁来华访问，其中包括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1919—1921年在华两年多）、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1920—1921年来华）、印度作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1924年来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1933年来华）。爱因斯坦1922年也曾两次短暂过境上海。这些名人来华，讲演、宴请、翻译、笔记、论战，蔚为盛事。而鲁迅对于这些国际名流访华的态度是谈然的。杜威、罗素在华期间，他几乎不置一词。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林徽因（1904—1955）随侍左右，办讲演、办诗会。鲁迅事后写文章批评那种“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的“捧杀”。鲁迅参与接待并与之合影的只有1933年来沪的萧伯纳。鲁迅是欣赏萧伯纳的。鲁迅对于一般的国际交流的冷淡态度源于对这样国际“交流”的仪式性与表演性（名人请进来，让照片进入报纸）不认可。鲁迅更在意的是翻译更多的好书，让思想真正进入汉语。
总之，鲁迅一生所选择的是特立独行立场，这并非是庸俗的清高，而是一种自觉的孤独之路。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一旦进入某个群体，学院、社团、政党、圈子，就必须接受该群体的规则。鲁迅所要保留的是随时具有独立话语权。鲁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晚年几乎四面受敌。但也正因如此，九十年后人们所面对的鲁迅，依然是一个不需要被“还原”的人，因为他所说的就是他想说的。
六、鲁迅与同代精英：基于独立立场的历史距离
属于鲁迅的时代，至少跨越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6年的十七年。这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承前启后和人才辈出的时代。鲁迅与其中的最具代表性人物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构成了一幅保持不同距离的历史图景。
1.与清末传统文化代表人物
因为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的影响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对少年鲁迅有过启蒙贡献。但是，鲁迅成年后致力于通过文学批判封建礼教、唤醒国民精神，与清末改良派完全分道，并通过《狂人日记》等作品，把康有为式的复古思想批判得淋漓尽致，对晚年康有为的复辟主张尤其不齿。对于史学家王国维（1877—1927），鲁迅深受其对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研究的影响，也对于王国维成为清废帝溥仪（1906—1967）“帝师”不以为然。此外，鲁迅也揭示和批判过从进步蜕化为守旧象征的严复和章太炎（1868—1936）。
2.与五四运动领袖
（1）与胡适。鲁迅与胡适都经历了“弃理从文”的转折。胡适治学方法论带有科学方法论的印记。鲁迅未发展出系统性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其思想中的“科学”更多体现为对国民性与“愚昧”的批判视角，而非严格的经验实证方法。鲁迅与胡适分歧的核心不是学问，而是政治立场和对人性的认知。胡适相信改良、参与、建设，愿意与当权者对话。鲁迅对于胡适的这些立场深不以为然。在1930年代，鲁迅与胡适两人几乎不再往来。鲁迅去世后，胡适在作家苏雪林（1897—1999）激烈攻击鲁迅时反而写信劝阻，认为不应“打死老虎”，并肯定鲁迅小说史的学术价值。这是分歧者之间的体面。鲁迅与胡适关键差异见表2。（2）与陈独秀。陈独秀是《新青年》时期催促鲁迅写作的人之一。鲁迅与陈独秀，敬重而无追随。
3.与蔡元培
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蔡元培依凭德国哲学、心理学、美学来理解科学，科学从属于“人的完整养成”，而非富强工具，这与鲁迅《科学史教篇》“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几乎同构。蔡元培与鲁迅有着长期的私谊。源于两人各自思想变迁方向的差异，分歧不断增长。但是，两人情谊未断。蔡元培在鲁迅去世后担任治丧委员成员，亲自扶柩。后来主持《鲁迅全集》出版并作序：鲁迅的思想“实为中国近代文学界之重镇”。
4.与林语堂
作家林语堂（1895—1976）是鲁迅的晚辈。鲁迅与与林语堂的分歧集中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文学创作理念及社会实践的立场，鲁迅以批判精神为核心的风格和林语堂幽默闲适的文学主张不同。
5.与左翼知识分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与反传统的“左翼”，对立的“右翼”则主张改良、保留传统文化或走自由主义渐进道路。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包含着不同观念、立场和代际的知识分子。鲁迅与之思想比较接近的有郁达夫（1896—1945），几乎是终生挚友。鲁迅与之思想分歧较大的有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郭沫若（1892—1978）、成仿吾（1897—1984）、蒋光慈（1901—1931）等，此外还有高长虹（1898—1954）、施蛰存（1905—2003）、沈从文（1902—1988）、田汉、周扬等。1928年，鲁迅与郭沫若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尤为激烈。
6.与共产党人知识分子
（1）与革命家瞿秋白（1899—1935）。鲁迅与瞿秋白于1931—1932年结识，此后瞿秋白多次避难于鲁迅家中。瞿秋白为鲁迅编选杂文集，其所作长序是当时对鲁迅最深入的评论。鲁迅则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相赠。在现存鲁迅1500多封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瞿秋白一封。1935年瞿秋白就义后，鲁迅在病中编印他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亲自校对、设计装帧，用最好的纸张。这是他一生中最动人的友谊。（2）与小说家茅盾（1896—1981）。鲁迅与茅盾是并肩的同行者，共同编刊、共同署名发表宣言，关系稳定而务实。（3）与方志敏（1899—1935）。1935年鲁迅参与了方志敏文稿的转递和保存工作。
7.与毛泽东
鲁迅与毛泽东（1893—1976）未曾谋面，彼此关系属于“神交”。鲁迅生前是关注毛泽东的。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一评价影响了鲁迅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地位。
终其一生，鲁迅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所以，鲁迅与各类知识精英的思想对立从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鲁迅一生打笔仗（论战）的次数，因“笔仗”定义宽窄不同而无法给出一精确数字。学界公认其核心论敌约20至30余人，若计入被点名批评或短暂交锋者则超过50人。
七、多维度的人际网络
虽然，鲁迅是一个拒绝加入任何组织的人，却拥有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为庞杂的人际网络，成为各种线索的交汇点。翻开《鲁迅日记》，其中出现的人名超过2000位。
1.跨媒体和平台
鲁迅通过报刊副刊、同人杂志、书店与书信，通过诸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加上北新书局、内山书店这样的节点，构建了那个时代的跨媒体平台，或者“自媒体”生态，形成了一个信息与观点高速流通的网络。鲁迅因此可以实现他的思想和文字持续传播，且辐射到社会的不同阶层。
2.跨学科
鲁迅一生中，从来没有囿于学科的限制。在鲁迅一生交往的名单中，文学家、美术家、出版人、医生、生物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考古者、记者都在其列。鲁迅具有与生物学家通信讨论遗传问题，与语言学家争论拉丁化新文字，与美术青年逐幅讨论刀法与构图，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印数与版税的能力。
3.跨代际
鲁迅与那个时代所交集的重要人物，年龄跨度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的00后，有前清的翰林，也有接受西学和科学训练的晚辈。上有蔡元培、章太炎一辈；中有胞弟周作人（1885—1967）、作家许寿裳（1883—1948）、语言学家钱玄同（1887—1939）、语言学家刘半农（1891—1934）、林语堂、梁实秋；下至文艺理论家胡风（1902—1985）、小说家萧军（1907—1988）、小说家萧红（1911—1942）、诗人白莽（1910—1931）、小说家柔石（1902—1931）、小说家叶紫（1910—1939）、革命家陈赓（1903—1961）（曾向他讲述红军情况）这样年轻二三十岁的人。鲁迅与他们，有继承和超越，有平行、疏离和不相交，有恩义、距离和交锋，有提携与信任。1931年，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杀害，是他晚年最深的伤痛之一。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把大量时间用于扶植文学新人。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作序并设法出版；为叶紫的小说集写序；保存白莽的诗稿并在其牺牲后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些工作是没有回报的：垫钱、跑印刷所、看校样、写序、寄书。一个自己都在为版税与人争执的人，却把时间与金钱投入在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身上。
4.跨国籍
（1）日本友人。日本书商内山完造（1885—1959）。他的书店成为鲁迅的据点、信箱、避难所与社交场所，两人的友谊超越了当时中日关系的紧张，也超越了商业往来。尾崎秀实（1901—1944）。1928年至1932年，他作为《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深入中国社会，与鲁迅等进步人士建立深厚友谊。（2）西方国家友人。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1929年，史沫特莱通过日本记者结识鲁迅，并在上海法租界为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秘密租用场地，保障了活动安全。她评价鲁迅为“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记者、汉学家，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有过密切的文学合作与书信往来，共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向西方的传播。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两人主要在1930年代于上海交往密切，斯诺通过鲁迅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和左翼文学。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5.跨社会阶层和跨政治阵营
（1）跨阶层。在鲁迅的生命中，对不同阶层都是开放的，他并不生活在一个纯知识分子的真空里：书商、印刷工人、内山书店的日本店主、青年学生、职业革命者、外国记者、佣工，都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在他日记中，记录了与保姆、木匠、车夫的往来。（2）跨政治阵营。鲁迅与共产党人（例如瞿秋白、冯雪峰、陈赓）有密切往来，也与国民党内的部分人士（例如蔡元培、许寿裳），保持着私人层面的长期联系。当鲁迅本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著作被禁，可以获得蔡元培等体制内友人的某种保护。
鲁迅能够构建那个超级网络，主要原因是鲁迅的威望和影响力，不同阶层和群体需要鲁迅成为“节点”。还因为鲁迅出以公心的品德。鲁迅帮助萧红，不是因为她属于哪一派，而是因为她稿子好、人在困境中；鲁迅与瞿秋白深交，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值得；鲁迅与内山完造往来，不因对方是日本人而回避，也不因反日情绪高涨而切割。所以，人们相信，因鲁迅而形成的网络比任何组织更有韧性。历史事实证明，组织会解散，立场会转变，而鲁迅的多维网络的影响和效应却是长久的。
八、鲁迅的深层心理特征
鲁迅的精神世界是高度复杂的和动态的。作为鲁迅精神世界组成部分的心理世界，能看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Schlomo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传入渠道，主要分为经学界主导的欧洲直接引入，和经文艺界主导的日本转介两条路径。鲁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深入挖掘人物隐秘心理，揭示旧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性欲望与道德伪善的激烈冲突，甚至借用“性发生学”解释女娲造人的原始动力，显示出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痕迹。如果深入探讨弗洛伊德理论对鲁迅的影响链条，其中的重要环节还包括叔本华和尼采。
1.“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
尼采比弗洛伊德大12岁。两人虽生前未谋面，但尼采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对尼采非常推崇，称其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鲁迅当时用“超人”精神鼓励人们改革旧弊，看重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反抗精神，用它来批判封建礼教。鲁迅把尼采学说中某些有用部分加以吸收改造来充实自己的观点，“破坏一切偶像”的主张对中国社会有冲击力。1925年，鲁迅杂文集《热风》出版，由于其中多次称引尼采的语句或阐发尼采的思想，有人便称他为“中国的尼采”。进入1930年代后，鲁迅开始对尼采采取批判态度，认为尼采脱离实践、脱离人民，最终与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告别，转向重视民众和阶级革命。总之，鲁迅心理世界的重要基石是基于自我觉醒和对自我价值肯定的“个人主义”。
2.“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所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fi Sándor，1823—1849）的话，反映了他的心理特征：通过自己内心深处深感寂寞而又努力打破寂寞，看到绝望而又坚决否定绝望，感到希望渺茫而又确信希望的存在，鼓舞青年摆脱绝望消沉，奋起抗争，肉搏暗夜。进一步说，既不相信希望，也不相信绝望，因为两者都是对未来的判断，而未来不可知，所能确定的只有当下要做什么。这不是乐观主义。这是一种更硬的东西：《过客》里那个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知道必须往前走的人，是他的自画像。这种不以结果为前提的行动，是他全部工作的心理基底。它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最没有希望的年代里产出最多，为什么他从不因看不到成效而停笔。
3.“自我”始终在场
多数启蒙者将自己置于外在的位置：我已经觉悟，我知道真理，可以居高临下，你们尚在沉睡，你们需要被告知。鲁迅不是这样。鲁迅与站在高处训诫民众的启蒙者最根本的区别是，他将自己置于内在的位置：我也是这屋子里的人，我身上也有那些毒。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在《狂人日记》末尾有自省，在《一件小事》里有自惭，在《风筝》里有愧疚，在《伤逝》中有涓生对自己的审判。鲁迅一次次把自己放上解剖台，说过自己身上背着“鬼气”与“毒气”，说过自己写作是为了“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鲁迅的这种诚实源于他的心理特质，那就是将心比心，这也是他至今可读的原因：读者不会觉得被指着鼻子挨训，而会觉得被与自己处于同等状况的人拉住了手。
4.耻感与愧疚的驱动力
鲁迅的锋利，很大程度上来自向内的痛。祖父科场案后家道中落，少年时出入当铺与药铺，“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父亲的病与那些荒诞的药引，使他终生对庸医与愚昧抱有近乎生理性的憎恶。1905年仙台的幻灯片事件，中国人围观中国人被杀而神情麻木，成为鲁迅终生不忘的画面，也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契机。还有那些更私人的心理活动：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两人自1923年决裂后至死未再往来；对母亲的顺从使他接受了那桩包办婚姻，那位被迎娶又被搁置的女性朱安（1878—1947），是他一生无法解决的亏欠；四弟的早逝、少年时毁掉小兄弟的风筝，都成为他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
5.对“具体的人”的同情心
心理学将同情心理解为个体感受他人遭遇而产生精神共鸣，表现出关怀与怜悯的心理状态。在鲁迅的文字中，抽象的民众、抽象的进步、抽象的未来，从未获得优先权。鲁迅关心的是祥林嫂，一个被两次丧夫、丧子、被族权与神权反复碾压、最后在捐门槛求赎罪之后仍被排除于祭祀之外的女人；是闰土，那个海边月下的少年，二十年后叫出“老爷”；是孔乙己，最后一次出现是用手走来的；是阿Q，至死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枪毙，只遗憾圆圈画得不圆；是子君，出走之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些人不是符号，不是阶级的代表，不是理论的例证。他们是具体的、有名字的、有小毛病的人。如果要以他们的苦难为代价换取一个更好的未来，鲁迅都会追问：那他们呢？《娜拉走后怎样》的核心问题也在这里：不谈解放的口号，只问出走之后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把人当人而不是当口号的人的思路。
6.拒绝宽恕和和解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个体遭遇突破道德底线或信任体系的伤害时，大脑杏仁核会持续激活，将痛苦记忆转化为生存本能，形成“不原谅”的神经生物学基础。鲁迅在《死》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接着就是鲁迅那句著名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拒绝那种临终时用来抹平一切的廉价和解。这种态度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受害者通过拒绝原谅来维护自我尊严、维护核心价值体系和拒绝模糊历史责任的反应。更进一步，如果鲁迅是一个对自己都不肯宽容的人，追求一种向内的道德自律与精神苦修，那么，鲁迅很难对时代的谎言宽容，更不能容忍社会之恶。
简言之，鲁迅具有相当独特的心理倾向和特征。很难说，鲁迅的心理状况是完美的。鲁迅的论敌认为鲁迅具有多疑、峻急、不宽恕的缺陷。但是，这些所谓的心理缺陷并未导致他的毁灭，却成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以不被收买、不被消磨的铠甲。显然，鲁迅可以驾驭自己的心理动态。
九、鲁迅唯一性
五四一代，人才辈出，星光灿烂。但是，鲁迅具有唯一性。这个唯一性是鲁迅自我觉悟和自我选择的结果。
1.“五四一代”的历史分野
（1）走向学术。以知识的积累对抗时代的混乱，在制度化的学院与研究机构中建立专业权威，其影响力延续至今。傅斯年、李济（1896—1979）、陈寅恪（1890—1969）、顾颉刚是代表。（2）走向纯文学。在艺术中寻求价值。沈从文、周作人是代表。（3）走向文化建设。办教育、办出版、办社团，以机构的方式积累文明。蔡元培、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教育家晏阳初（1890—1990）、梁漱溟是代表。（4）走向自由主义。以理性、渐进、建设性批评为纲，与权力保持“诤友”式的距离。胡适是最完整的典型。（5）走向政治。在政党与政权中寻求理念的实现。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1900—1976）走了这条路，代价往往极为惨烈。鲁迅哪一条路都没有走完，又哪一条都不曾缺席。
2.鲁迅的人生选择
鲁迅的人生是接连不断的选择。弃医从文是选择，离开教育部是选择，南下又北上是选择，站到左翼一边是选择，与左翼内部的专断者决裂也是选择。鲁迅做过最好的学术，却不做学者；他站在左翼的立场，却始终没有入党；他推动过很多的文化事业（木刻运动、翻译、出版、扶植新人），却不建立任何机构；他是最有影响的公共发言者，却拒绝做温和的调停人；他写出了最好的小说，却在最能写的年纪明显减少了小说创作，转向杂文。鲁迅的选择始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保住说话的自由，哪怕代价是失去位置、收入与安全。鲁迅同时代的大部分知识精英，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学院和研究所的教授、学者，报馆的主笔，体制内的公务员。而鲁迅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什么位置都不要，仅凭文字，成为时代最具批判力的声音。
3.鲁迅的自食其力
为了自食其力，一系列的离开贯穿鲁迅的一生：1926年离开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写《记念刘和珍君》，被列入通缉名单，南下厦门大学。1927年离开厦门去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四一二”之后营救被捕学生失败，愤而辞职。此后再未任教职。20世纪30年代拒绝一切官方名义，并且多次拒绝为当局背书的邀请，拒绝了让自己更安全的妥协。他离开教育部的官职，离开中山大学的教席，离开相对安稳的学院生活，最终，在上海过着一种没有编制、没有靠山、靠稿费维生、随时可能被捕的生活。
4.鲁迅的自我塑造
可以概括为六点：（1）兼具第一流的思想能力和创作能力。这两者在同代人中往往分属不同的人：有思想深度的未必写得出《孔乙己》，写得出好小说的未必有《灯下漫笔》的洞察。两者在同一个人身上达到高峰，是罕见的。（2）始终身处战斗第一线而从不进入权力结构。鲁迅的影响巨大，却从未拥有任何可以命令他人的权力，他的批判始终保持在“无权者的批判”这一位置上。（3）批判的锋刃同时朝外与朝内。既指向敌人，也指向阵营内部，更指向自身。这是最难的一点，也是最少人做到的一点。绝大多数批判者在进入阵营之后就停止了对阵营的批判。（4）创造了一种至今仍然有效的语言。九十年后的读者读他的句子，仍会感到那是关于此刻的。这不只是文笔问题，是因为他描述的心理机制（精神胜利、看客心态、瞒和骗、对强者的谄媚与对弱者的凌辱）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持久性。（5）至死没有停笔。1936年的3月至10月之间，鲁迅仍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死》等文章，仍在校《海上述林》，仍在计划《死魂灵》第二部的翻译。去世前两日他还在写作，最后的文字停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及完篇。
十、鲁迅的悲剧人生：一个清醒者的受难与超越
古典悲剧有两种基本类型：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前者如古希腊，人被不可知的命运摆布，挣扎本身成为陷阱；后者如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人被自己性格中的裂缝拖向深渊。鲁迅一生伴随着家族的悲剧。但是，绝不可以以此解析鲁迅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悲剧。因为鲁迅的命运更多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鲁迅没有俄狄浦斯式的命运陷阱，没有哈姆雷特式的性格缺陷，没有因一次偶然的厄运而毁灭。
1.鲁迅悲剧的核心定性
鲁迅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是时代压力和精神困境叠加的悲剧。或者说，鲁迅的悲剧来自个人苦难与民族困境的深度交织。生前即享大名，著作广为流传，恰恰增加了鲁迅悲剧的深度。鲁迅作为悲剧的主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切，直面黑暗，承担痛苦，以笔为刃对抗那个他称之为“吃人”的旧秩序，看清了代价仍然签字画押，选择背负着代价走下去。他自己给悲剧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2.鲁迅悲剧性的来源
鲁迅悲剧感的真正来源，可以用他自己的比喻说明：铁屋子。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此时，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鲁迅的这个比喻通常被用来说明启蒙的困境。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本人就是那个最早醒来，且醒得最彻底的人。闭锁于铁屋子的绝望，首先为清醒者自己所感知。
3.鲁迅悲剧的三重结构
（1）国民的麻木而无法唤醒。鲁迅目睹人血馒头前的人群，祥林嫂周围那些咀嚼她的悲哀作为谈资的镇民。（2）反复的腹背受敌。鲁迅攻击旧营垒，被旧势力围剿；鲁迅加入新阵营，又被新阵营中主导者猜忌。一个战士最深的疲惫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不能把后背交给任何人。（3）绝望而不许自己绝望。鲁迅深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于是在虚无中强行创造意义。这是最隐秘也最持久的消耗。总之，鲁迅精神悲剧的内核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独抗争。
4.鲁迅悲剧的深层价值：在虚无中创造意义
《野草》是这场内战的实录；《影的告别》里，影不愿去天堂，不愿去地狱，不愿去将来的黄金世界，只愿彷徨于无地；《过客》里，前面是坟，仍要走；《希望》里，他借助裴多菲的诗句与自己搏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些文字表明：鲁迅的战斗姿态不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信念的废墟之上的。他不是因为相信胜利而战斗，而是在不相信的前提下仍然战斗。这在心理上是最昂贵的一种活法。
5.鲁迅悲剧的终极：视死如归
从1936年6月鲁迅病危到10月去世的四个月，是理解鲁迅悲剧终极的一把钥匙：一个确知自己将死的人，面对随时降临的死亡，选择用剩余的时间做什么，如何思考死亡。对于生命倒计时的安排，鲁迅所做的是继续写作、翻译和工作，为青年版画家站台。
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世前11天，扶病出席了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与青年木刻家们交谈许久。当天留下的照片是他生前最后的影像：形销骨立，坐在藤椅上，向围坐的年轻人侧身说着什么，烟夹在指间。关于如何思考死亡，鲁迅做了文字回答。1936年8月23日，鲁迅完成《这也是生活》。1936年9月5日，去世前六周，鲁迅完成《死》。这两篇文章是对生命的正视的姊妹篇。两篇合读，才是完整的临终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一个刚从死亡边缘折返的人，深夜要求开灯，只为把最平凡的房间看来看去地看一下，因为看就是活着的证明；因为那些平时“算作一种休息”、被排在喝茶搔痒之下的琐屑，才是生活的本体。结尾他把这个道理推向战士：战士的日常生活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然而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分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篇文章对理解“鲁迅的悲剧人生”至关重要，因为它证伪了一种流行的误解：以为鲁迅是厌世的、只有黑暗与冷峻的。事实恰恰相反，一个临终的人对一间寻常屋子的凝视里，藏着对生活本身近乎执迷的爱。他的悲剧不是不爱生活的人的悲剧，而是太爱生活、且深知生活本可以更好的人的悲剧。《死》名义上是一篇杂文，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的文体：一个人对自己死亡的实时观察报告。文章的起点是珂勒惠支。接下来是一段惊人的社会学分析，解剖了整个民族对死的态度。直到文章过半，鲁迅以第一人称登场。他想起欧洲人临终的礼仪：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然后自问：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十一、鲁迅之后：1937年的中国
鲁迅去世后不到九个月，中国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全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
1.抗战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1）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进攻宛平城，二十九军奋起抵抗。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告“最后关头”已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2）7月底至8月，华北沦陷。日军攻占北平、天津。（3）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投入七十余万人，在上海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伤亡惨重。这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中国以巨大代价宣示抵抗意志的一战。（4）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大批高校、工厂、机关、文化机构开始向西南内迁。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的西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悲壮也最动人的一页。（5）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开始。持续数周的暴行，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永久的伤口。（6）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2.如果鲁迅活到1937年
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针对当时国难中的悲观论调说，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如果鲁迅活到1937年，以鲁迅晚年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立场看，毫无疑问他会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如此，鲁迅不会满足于喊口号，他会揭露战时的国民、官僚、文人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的卑劣、麻木、投机与自欺，发国难财的人，以及在后方安全处高声鼓励前方牺牲的人。鲁迅还会以更大的声望获得更大的保护，也会因更大的声望而使自己的批评更难被容忍。
结语 鲁迅的字和他一生的美学意义
但凡看过鲁迅手稿的人都发现：那一笔一画的沉着、克制、不事张扬而自有筋骨的美，与他的文章、他的人格是同一种东西。鲁迅的字介于碑与帖之间，有魏碑的骨力，却不作势；行笔从容，转折处干净利落，没有一丝多余的炫耀。郭沫若曾评价他的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但揭示了：那是一种从大量抄碑中养出来的、以学问为底的美。
九十年之后，历史到了将鲁迅从各种标签、各种争夺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展现这样一位鲁迅：清醒而不冷酷，绝望而不停步，锋利而不失厚道。鲁迅留给后人的是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概念的“嵌合”，他的思想、文字、胡子、眼神、举手投足、夹烟手指，还有多为蓝布、灰棉布的长袍，都构成了鲁迅独特的美，让亲人、学生、朋友和万千读者着迷的美，映射的是鲁迅一生对美和真的追求，成就的是鲁迅的独立精神与思想遗产。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永远没有过去，也永远不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