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09: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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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离百周年还有两三年,但从2015年开始,学界已出现一些以“百年”为题的“回望”、“反思”文字和“纪念”了。盖五四运动有广狭两义,一般所谓狭义的五四运动即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有更宽的上下时限。通常单说新文化运动时,不致与五四学生运动相混;但若说五四运动,则又常指代新文化运动。

   实则广狭两义的运动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是不同的:一般视为“五四”基本理念的“民主”与“科学”,更多适用于广义的五四;而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一类口号。两者之间,实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五四运动”,多是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脉络中,偏于狭义的五四,强调“爱国运动”的一面(若说及新文化运动,则放在另一部分)。不过,现在上级的精神是“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应倾向于广义的五四,估计以后的教科书或会有改变。

   有意思的是,即使那些持广义五四说者,也很少反对以发生在1919年的运动作为整体的象征——他们依然每逢“周年”就发表纪念的言论。上面那些“百年”言行,便多指向广义的五四,实指新文化运动。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从研究者到媒体,大家都共同使用这两个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而不觉其间的冲突(或虽知其冲突,仍以视而不见之法处之)。因此,说五四已成新文化运动的标识,或亦不为过。

   不少人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无多少剩义可探寻,其实对那场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地方的呼应,就是活动的具体经过,及其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言与行,我们的了解都还不能说充足,更不用说广义的五四了。可以说,五四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五四,没弄清楚的具体内容都还不少。正因此,我们对五四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书写了历史、影响了后人,仍缺乏深入的体悟。


革命与文化:冲击反应或自我觉醒

  

   我们知道,辛亥鼎革是一次改朝换代的武装革命,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以文化命名的运动。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后五四时代很多人把文化“运动”视为真“革命”,并质疑此前的武装革命是否够“真”,呈现出显著的诡论意味。不过,时人常用的比较提示了一个思路,即把民初的五四和清末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

   自从梁启超以后,很多人都用器物、政制、文化三段论来诠释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一般都把新文化运动视为进入文化阶段的表征。这三次转变的前提是中国读书人先接受了以强弱(战争胜负)定文野的思路,故每次都是在中国的不成功后产生进一步外倾的觉悟。而其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异,即前两次转变都是对外作战(鸦片战争和甲午之战)失败之后的“觉悟”,但第三次却不那么肯定。如果把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算进去,则三次大体一样;但若从广义看,除非将梁启超所说的文化阶段提前到庚子后废科举和新政,否则新文化运动就更多是一次自我的“觉醒”。

   这就提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一个西潮冲击下的反应,还是一个更多带有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把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的改革和革命关联起来思考,可以有两个方向:

   一是中国读书人从很早就有了全面改变的意愿,一是到五四前后才首次脱离了对外战败的影响,甚至是受到西方因大战而反省其自身文化的影响。

   二是究竟辛亥革命已是一场人心革命,还是它基本是一场政治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才转向文化?或者如梁漱溟所说,辛亥革命也带有文化革命的痕迹,但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整体性地转向文化?

   如果把辛亥革命视为文化层面的人心革命,即使层次不深,就接近前一方向;如果把辛亥革命视为政治层面的手足革命,就倾向于后一方向。由于这牵涉到中国读书人何时开始出现全面的“觉悟”及何时有了自我“觉醒”,绝非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差别。

   胡适很早就把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追溯到晚清,以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且文化运动从来就有政治意义,因为“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有的政制而采用新的政制”。这是一个过去注意不多却很重要的见解,即从戊戌维新开始,中国人寻求的改变就已具有根本性。这些努力包括政治,又超越于政治。

   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在甲午海军覆没后有了新的认识,类似“兴学校、废科举、造铁路”等主张,以及庚子后的“变法之论”,都是“他们想接受他们当时所见到的西方文化”。而“到了革命事起,更是一个极显著的对于西方化的接受,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文化的改革”。

   这里的基本叙述,与梁启超的阶段论大致相合,但梁漱溟思路的独特在于,他把所有这些阶段性转变,都视为晚清人接受“当时所见到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故不必到新文化运动才转向文化,辛亥革命本身就既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改革,那就是一次文化革命。

   五四后很多人都常以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并论,甚至以为辛亥不如五四。瞿秋白就说,辛亥革命没有革文化的命,只是革命的“表象”;要到新文化运动,才走向真革命。梁漱溟后来也说:“辛亥革命,自一方面说,固不同于过去之变化改制而止,但至多亦只算得中国礼俗丕变之开端。必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向旧礼教进攻,而后探及根本,中国乃真革命了。”

   这与新旧时代看待政与教的不同眼光相关。若据政教互为表里的传统看法,政治与文化本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两者之间可以有差别,却未必存在紧张。而从近代西潮冲击带来的新范畴看,文化与政治不仅确有差别,而且时常对立,故不能不有所区分。因此,不少人以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新文化运动侧重文化思想;由于前一次革命的不彻底,后者才起而完成前者未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也正是文化的视角,提示人们新文化运动不仅可以看作辛亥革命的延续,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文化努力。

   张东荪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正负两方面做他的发动力”:正的方面是“国人知识渐增,对于西方文化认得清楚了,知其精髓所在,所以主张吸收过来”;负的方面是鼎革“十年以来政治改革的失败,觉非从政治以外下工夫不可”。两者的共性是越过政治而直入文化,既因国人认识到欧美不仅火器强盛,在政治组织和法制运用上都超过中国,于是明白必须“改造做人的态度”;也由于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曾从事过政治改革的”,故能“一眼看透了政治而直入其背后”。

   很多时人和后人都曾说过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任务就是引进西方文化和批判传统文化,张东荪的视角稍不同,他是从这两方面思考运动的发生,即不仅把运动看作对西潮冲击的反应,也视为自我反省的结果,得出一个相对“综合”的见解。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对外来冲击的反应视为“正面的”,而把针对内部经验的自我觉醒看成“负面的”。

   据梁启超的总结,时人因辛亥鼎革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于是有新文化运动。此说代表了很多时人的看法,也广被引用。若按上引张东荪的正负区分,这就仅仅看到了运动的负面动力。

   另一方面,如果从戊戌维新起中国人就在寻求根本性的改变,则那一系列阶段性转变,其实可以是对何为文化之认识的步步深入。倘若戊戌维新就是一次文化运动,而辛亥革命亦然,则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不同的,只是更多侧重人心革命,因其伴随着民初文化的兴起,遂被视为文化的运动。

   据张东荪的界定,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化民成俗,改革文化就是“推翻旧文化而传播新文化”,而“思想的改新”就是“从思想方面改革做人的态度,建立一种合于新思想的人生观,而破除固有的一切传说习惯”。所谓运动,“就是要把这种重新做人的意义普遍于全国,使人人都沐化于其中”。化民成俗本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却借文化运动而得到现代表述。要“化民”就必须“革政”,所以从事文化运动不能放任政治。

   那场运动的具体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要注意的,即那本不是一场谋定而后动的运动,故既有超出预想的成分,也有根本未曾想到的成分,后者远大于前者。而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要了解五四时代,先要认识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

  

学生运动与文化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史上划分时代的一个界标,这是一般都接受的。不仅如此,即使缩小到新文化运动之中,它也曾起过类似分水岭的作用。陈独秀自己就坦承1919年的学生运动凸显和确立了《新青年》在当时的主流地位。学生辈的罗家伦在一年后总结学生运动,也数次对比五四前后形势的根本性转折。可以说,五四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标签,也的确划分了时代,造成了短期或长期的多方面时代转变。

   身与学生运动的罗家伦对五四带来的转折有切身感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五四以前“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而五四以后则“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在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刊物和报纸不过几种;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

   不过罗家伦既看到了学生运动带来的改变,也注意到学生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孕育和培养出来的:“五四运动的所以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暴发出来。”

   或许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五四当年从事运动的学生,而五四学生运动又推动和改写了新文化运动。也因此,五四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五四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改写,应是走向“政治解决”的所谓转向。却也不限于此,如学生行为方式的套路化,就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罗家伦观察到,“当五四的时候,大家东谋西画,都有一点创造的精神”;此后则“一举一动,都仿佛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来,一定要打一个电,或是发一个宣言,或是派几个代表,而最无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运动有了套路,或表现出某种“成熟”,却也因此改变了风格,减少了“创造的精神”。

   对一个以青年为核心队伍的运动来说,这样的转变多少也意味着朝气的减退。实际上,梁漱溟就从学生在运动中的表现看到了他们与一般人的共相。他那时态度比较理性,主张尊重法治,“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既然学生打伤了人,就是现行犯,应接受司法审理,遵判服罪。不能因其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就可以犯法。那种“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大毛病,“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在这方面,参加运动的学生并不比普通民众高明。也正因几年来一些人经常“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促成中国当时的状况。

梁氏最后一语非常值得体味,即新文化运动对学生的“培养”是多义的,既有思想方面的提升,也有行为方面不受约束的鼓励。不仅如此,由于五四运动“实在成功太速”,陡然把“学生的地位抬得很高,而各界希望于学生的也愈大”,出现了学生“虚名过于实际”的现象。尤其是6月3日军警大批逮捕学生引动社会反应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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