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16-04-24 1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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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  

   【内容提要】划分阶级成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1933—1934年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经济因素为标准的阶级成分划分开始在革命中得以大范围实践,同强调情绪性和斗争性的社会动员一并构成“查阶级”的重要内容。基于查田运动的这一制度史意义,本文对查田运动得以发轫的社会历史场域进行了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再考察。本文将中共党史、革命史与地方社会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方志谱牒、回忆材料、报刊杂志等多种史料,通过对瑞金地区苏区时期革命史的重新解读,揭示查田运动得以发轫的社会与政治场域,由此呈现出宏观意识形态、现实斗争形势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独立掌握武装和建政初期,将“革命”落实到地方社会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局限与困境。

   【关键词】查田运动 意识形态 土地革命 宗族 查阶级

  

一、引论:重返查田运动的历史现场

   (一)查田运动的制度史意义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著作。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与今天解放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党的政策口号也与今天并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并不能在今天各解放区都能适用,但毛主席在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其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是相同的和适用的。故特加以翻印,发给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级干部阅读,作为借镜。①

   上述引文出自刘少奇为1947年11月晋绥地区太岳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查田运动》一书所撰写的前言。从中可以看到,中央苏区时期查田运动中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在十多年后的解放区土地改革②中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文件的指示,并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之《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份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③

   在这个意义上,发端于1932年初的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尽管只持续了短短几年时间,但其中所形成的关于农村社会阶级成分划分的具体标准④以及“查阶级”的政治传统⑤得以保留下来,从而在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作用。这些构成了笔者对查田运动进行再考察的重要动因。

   (二)既有研究状况概述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的学者重点讨论查田运动究竟是否属于“正确路线”⑥或者是否属于“左”倾错误⑦,从而陷入传统党史研究中的“路线之争”。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经济等层面的原因理解为查田运动的重要因素。黄道炫认为,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也是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诱因。苏区发展早期,中共财政来源多依赖打土豪的收入,随着苏区内部打土豪的结束和苏区外围的相对固定,加上赤白对立影响和国民党方面的封锁,苏区财政供给面临严重困难。⑧

   温锐等研究者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查田运动以及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了考察。他根据查田运动的既有数据,指出在查田运动前,地主与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平均数量已经低于江西省人均土地占有数量,进而认为查田运动是之前正确土地革命运动的倒退。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实际上没有摆脱“左”与“右”的路线评判,将查田运动的性质界定为“全面贯彻‘左’倾政策”。⑨

   也有学者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考察查田运动,认为查田运动构成了苏区时期民众动员的驱动器,并强调其本身的政治意涵,即“通过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动员方式,来重组农村基层组织,从运动中产生大批的既富有革命激情又具有乡村工作能力的基层骨干,同时洗刷出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⑩

   黄道炫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试图超越上述研究的局限,并未单纯从意识形态层面的“左”或右出发,也并未局限于社会动员的单一视角,而是对查田运动进行了“总体”考察。他认为查田运动本身有着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目标,同时运动的领导者本身又有着非常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处境,加之在整体形势判断和实际操作中的过火倾向,以及赣南闽西地方社会本身宗族组织发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层面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等诸多复杂原因,导致了查田运动中诸多问题的出现。11但是这一研究依然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例如:查田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查田运动缘何在1933年2月提出,却选择在云集区叶坪乡进行试点?查田运动这场革命运动的发端,与赣南闽西地区宗族组织的高度发达这一社会特征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除上述研究之外,始于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Van Slyke)的“根据地研究”范式12的地方精英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韦思谛承袭着这一传统,试图解释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效果。他认为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与分田实践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动员,其原因在于党往往依靠地方社会中的青年学生群体首先在本地发动革命,进而会被作为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干部被派遣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并由此形成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两个群体。13外来干部与本地革命骨干之间,在分田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后者一般会对侵害自身以及地方利益的土地政策进行抵制,而前者往往为了完成革命任务,通过包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本地干部的抵抗。如此就构成两个不同干部群体之间基于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冲突以及权力争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革命本来可能实现的动员效果也就大打折扣。14王才友将这一研究思路延展到了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研究之中。15

   此一范式提示我们,必须在具体历史的意义上考察查田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局限于地方史的视角,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同样以“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区分来理解查田运动。本文将分别从意识形态、现实政治斗争与地方社会这三个层面,对查田运动发端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与讨论。

   (三)查田何以可能:一段尘封史料中的疑问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上级让我兼任云集区的区委书记。在这之前,仅四月至十月,就换了四个区委书记。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是困难的,形势是复杂的。为什么云集区的工作推不动呢?……原来大家对一九三〇年和三一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我从积极分子那里还了解到,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混进了区、乡的党政组织,掌握了一部分大权。那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还经常写诬告信,对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打击陷害。这些人自己有文化,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写状子,有的人还出钱雇人写,写好状子,他们又利用同族同姓收买拉拢一些人,在状纸上签名盖章。更可恨的是,有些富人还私刻图章改在状纸上,本人还不知道。当时中央工农检查部有个控告局,局长是陈紫峰,在苏区设了很多控告箱。控告局接到状子,认为这是“民意”,不做调查就乱处理,使一些积极分子受到迫害。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就是因为得罪了地主富农,一个被冤杀了,一个被撤职查办了。当时我还了解到有些地主富农,正在策划写信控告叶坪乡新任主席朱先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和群众不敢讲话,不敢做事,动荡不安……我感到这些问题很严重,应该解决,而自己又无法解决,于是我便到县委去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那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又很着急,觉得这样下去不知又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积极分子遭到迫害。怎么办呢?最后,我想到去找毛主席。16

   在查田运动最初发轫的1933年2月,担任瑞金县云集区区委书记的是朱开铨。上述出自朱开铨忆述材料的引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云集区成为“查田运动”试点的“引火线”。正是有了上述问题,朱开铨才找到毛泽东反映问题,而当时的毛泽东也由此到云集区召开座谈会与调查会,云集区叶坪乡藉此成为查田运动的试点。17然而这段尘封的史料却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查田运动究竟为何发动?按照上述材料提供的线索,查田运动是在1933年二三月间在叶坪试点的。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32年6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查田”问题。18而在1933年2月,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明确提出在整个苏区范围内发动查田运动,他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斗争》这篇文章中明确发出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号召。19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博古提出查田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其次,由博古在1933年2月明确提出的查田运动,缘何由毛泽东于1933年二三月间在叶坪云集主持试点工作并最终推广到整个苏区?当时已经处于不利位置20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响应”博古提出的查田号召,并在叶坪乡调查并直接进行试点呢?

   最后,查田运动究竟缘何在瑞金县云集区进行试点?朱开铨所提到的“云集区工作难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云集区为什么从1932年4月开始,连续更换了四任区委书记?朱开铨何以对当时的工农检查部控告局“颇有微词”,又何以自感“问题严重”,这些和查田运动在叶坪试点有何关联?

  

  

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富农”问题:查田运动的“前史”

   下面将从意识形态领域来检讨查田运动发端的历史动因。

   博古在1933年2月明确提出了“查田”问题:

   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与新发展区域中的迅速没收地主阶级及将其平均分配给雇农、苦力、贫农、中农。21

   博古以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提出在苏区范围内继续查田运动,固然有其战争动员的现实诉求22,同时也意味着之前老苏区的查田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1932年6月3日召开的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在新老解放区实行“查田”:

   我们为着实际检阅全苏大会的土地法令和省苏的土地分配条例彻底的执行起见,老苏区各乡、各区,应组织查田委员会,实际清查并公布分田名单,在新的区域,也同样要执行查田,将所有的错误,彻底的揭发出来,依照全苏大会的土地法令和省苏的土地分配条例全部执行,反对那种敷衍办法说一次分不好的错误理论。23

   正如文件中明确提到的,这次查田的号召是为了纠正1931年12月《土地法令》颁布后在土地分配中出现的错误,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为何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纠正错误”的工作始终没有完成?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考察。

   1931年2月8日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发出了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当时的苏区存在着所谓“富农路线”的危险,提出了“反富农”问题;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在当时的苏维埃区域中所普遍实行的平均分配土地、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和方法都是错误的: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这种原则在事实上没有执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是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24

这份文件的主要精神通过1931年8月31日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传递到中央苏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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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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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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