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2 次 更新时间:2013-08-10 23:19:56

进入专题: 土地革命   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   问题意识  

孟庆延  

  

  【内容提要】 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战争动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中,土地革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在细致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与具体议题三个不同层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做一批评性回溯,以此澄清土地革命的问题化过程,进而理清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发展变化过程,洞悉不同研究传统与理论视角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关 键 词】土地革命/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问题意识

  

  土地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无论国内学界还是海外中国研究,都将土地革命作为自身领域的焦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更多地是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存在,缺少对下述问题的有力回应,即:土地革命究竟是如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的?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过程是怎样的?

  本文将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和“具体议题”三个层面①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希望在对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进行回应的前提下,发掘目前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新的学术研究的起点。

  

  一、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及其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关注与研究乃是与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渊源与流变出发对相关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才能明确土地革命在相应问题谱系中的位置。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及理论视角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这样一个主要的变化过程。②

  (一)“毛主义”与“极权主义”

  最初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兴趣和关注的是以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代表的一代美国学者,他们围绕领导共产党政权夺取革命胜利的“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史华慈在1952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从而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史华慈(2006:184)关心的基本问题在于:“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依然保持它的特性?”在他看来,“毛主义”的特征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战略层面,即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组织,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则是由纯粹不满的农民所组成;“毛主义”的战略与有力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前期,他选择将根据地建立在几省交界地区,从而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地区;而在后期,则主要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将农民组织起来,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胜利。

  魏特夫(Karl Wittfogel)则不同意史华慈将“毛主义”归结为“马列主义异端”这样的判断,尽管在最初他并未直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具体议题,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回应史华慈的命题。在魏特夫(1989)看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生产方式并非如同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是一直停留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魏特夫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笔下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指向了所谓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他认为,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罢了。在魏特夫之后,鲍大可(Doak,1960)在其著作《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中,首次公开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极权主义。

  继承了魏特夫这一脉观点的主要是包括麦克莱恩(Charles B.Mclane)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者,后者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政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1931—1946》一书。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史华慈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考察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去处理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接续史华慈观点与传统的是施拉姆(Schram,1963),他强调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经验的结合情况,指出不仅要考察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而且要考察二者是如何结合的。迈斯纳(2004)则继续强调“毛主义”并非极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保持着“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同所谓的“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了“毛主义”主导下的共产革命。另一不能忽略的著作就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这本书认为共产党的胜利源泉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民族主义,并强调共产党具有动员农民民族主义的强大能力,以此回击苏联阴谋论和苏联影响说(魏斐德,2005)。魏斐德对于农民民族主义的解释思路也为其后大众动员、社会革命的基本视角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革命与大众参与

  在极权主义与毛主义激烈争论的时期,研究者或限于材料,或由于理论视角的局限,只将焦点汇聚在上层政治精英的身上,研究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研究都与下层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一思路下,土地革命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变,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开始不只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毛主义”或是“极权主义”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过程来加以考察。

  在魏斐德的研究中就已经露出了此种转向的某些端倪,他所强调的对农民民族主义的关注,实质上已经开启了对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讨论。因此,在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中,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采用的是大众运动、农村动员这类基本视角。③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 Selden)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直接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源泉归结为土地改革,④他认为通过土地改革,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平等主义,利用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赛尔登,2002)。在这里,赛尔登已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社会革命”上,土地革命是作为“社会革命”的过程而存在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转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在乡村社会中进行并完成社会动员,从而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黄宗智(Philip C. Huang)的早期作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年兴国县实例》也是在这一基本思路下处理具体的苏区问题。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阶段,大量被从城市驱赶到乡村的知识分子,首先同农村中的流浪者和流氓无产者结盟,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为了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也将这些人作为革命的锐利锋刃,但是这就使党陷入了流寇主义的危险境地。中共正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革命政权的斗争,才和农村真正建立了纯正的联系(Huang,1978b: 27)。

  随着基本的问题意识从政治哲学领域的“毛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争转向将共产主义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来理解,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逐渐具备了到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可能,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化带来了研究范式上的重要变化,即根植于社会史与地方史基础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⑤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这一转变理解为单纯理论范式层面的转变,强调这是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例如黄宗智(Huang,1978a)就认为,早期史华慈、魏特夫等人的研究尽管有很多争论与分歧,但他们都属于局限在权力斗争层面的“政治史”研究,并进而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史”视野。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研究视角上的“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的是两代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差异:史华慈和魏特夫关心的是如何理解“毛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问题,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则认为共产党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完成了社会动员,激发了大众对革命的参与。

  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土地革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研究的聚焦点。既然第二代学者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要点放在了社会革命的层面上,那么以重新分配土地和划分农村社会结构(阶级划分)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自然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应该说,大多数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⑥

  (三)动员目标与现实效果

  既然基本的问题意识已从是否极权主义转化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而土地革命被作为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的实现路径来加以理解,那么问题接踵而至,即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完成了动员的任务?沿着这一基本疑问,学者就土地革命的现实效果展开了激烈讨论。

  金一平(Ilpyong J. Kim)和徐金一(Hsu King-Yi)等人认为,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起到了战争动员的巨大作用(Kim, 1973; Hsu,1980,均转引自王才友2011),而后来的学者则开始注意到土地革命动员的局限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德曼(Goodman,2000)的研究,他认为农民投身参与革命与中共的分田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问题由此进一步深入,为什么苏区的分田运动不能达到其预期效果?韦思谛(Averill,1990)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本地的青年学生群体。这些学生作为中共力量深入到乡村地区指导革命,并充分利用其当地人的优势发动自身的人际网络建立起乡村组织,同时,这些人也往往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这就构成了所谓“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两个群体。正是他们之间的张力使得土地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韦思谛(Averill,1987)指出,在江西苏区的分田过程中,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多为当地驻军或者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分田等问题上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本地干部往往会抵制侵害到自身利益的土地政策,从而导致土地改革受到阻碍,而外来干部往往通过强制甚至带有恐怖色彩的手段(如肃反)来清除这些障碍。这样一些冲突和张力往往会影响土地革命在实际运作中的动员效果。此类研究实质上都是在讨论和回应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动员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因此,都可看作是对土地革命的效果的研究。

  

  二、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发展到今天,虽然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⑦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仍然存在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平反/正名”模式,这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路线之争”。所谓路线之争,是指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多难点、热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其研究与考证的目的往往是要证明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否属于某一路线。落实到土地革命的具体议题中,“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为研究者经过大量考证,试图说明某一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在当时是否是正确的抑或错误的路线。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温锐、谢建社(1991)所著《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现实嵌套在官方叙事的“左”与“右”的路线摇摆中,用大量的篇幅去讨论中央苏区早期土改中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究竟是“左”还是“右”,从而使得具体而复杂的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路线史”的缩影。杨奎松(2009)有关《五四指示》的讨论同样陷入了“左”与“右”的路线之争中。《五四指示》是党史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简单地说,《五四指示》是对之前抗日统一战线下“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的一种调整,即开始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这一土改政策引起党史界“是否彻底”的争论,因为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而只是强调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的斗争,然而,随着清算斗争的深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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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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