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作人:放牛娃把谁的牛卖了?——关于小产权房和“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0 次 更新时间:2007-09-12 03: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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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作人  

  

   一个幽灵,一个分产主义的幽灵,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徘徊。

   这个幽灵的名字,叫“小产权”。

   ——题记

  

   序 言

  

   一段时间来,关于“小产权”的议论,悄悄地浮出水面,在部分公共传媒上羞羞答答,躲躲闪闪。

   什么是“小产权”?什么是“大产权”?什么是“产权”?时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拥有1/5地球人口的古老帝国才在开始发问,尤如学习大学英语时,课要从认识字母补起。

   但这不是坏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对权力的追求和追问。所以,当我们透视中国历史,环视世界经济,突然发现,产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瓶颈。一场产权革命,开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悄悄地酝酿渐渐地发生偷偷地进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历史。

   今天与大家交流,分享关于产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重点探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所谓“第三次土地革命”。

  

   一、什么是小产权?

  

   小产权的争论,盖因利用农民宅基地修建小产权房而起。反对者说,这是放牛娃私自卖了牛。怀疑者问,集体经济是不是自主经济?而赞成者回答,根据宪法,我们既是放牛娃,又是牛主人。我们是全民中的人民,人民中的村民,村民中的农民——以土地为生的人,人口是9.4亿多人,如果“海选”,我们人数超过百分之七十。

   问题就此产生:为什么大多数人,拥护小产权?而反对小产权,或者拥护所谓大产权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可能是极少数人?

   小产权,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却背弃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小产权,这产权究竟“小”在哪里?

   在中国,所谓小产权,是相对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大产权即无限产权,而提出来的有限权利,或称部分权利,它包括在所有权之下派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次生权力。然而具体的小产权却是抽象的大产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部分,大产权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正如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全民没有制。比如土地国有而非民有,居民被变成国民,须向国家购买自己的居住权利,或以劳动支付,或以货币支付,这就使“全民所有”变成了全民一无所有。又如集体所有制,其实只是集体占有制。集体所有的产业都高悬在全民所有的土地之上,集体须向全民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有限土地使用权,以便在“别人”的土地上办自己的企业。再如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其实只是把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承诺部分地还给农民,农民由租种地主的土地,变成了租种国家的土地——耕者仍无田地。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批租制度。即由国家统一征地,向市场有偿转租土地使用权,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所以,所谓大产权,其实是一定年限内的租赁权。虽然在07年《物权法》中,到期私房可“自动续期”,仍不能改变私房公地的双重属性,土地在本质上仍是“国家财产”。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历史性的第一次把城市私人住宅的地权从私房下面抽掉,使私房成为房地分离,房无地权的悬空房,剥夺了私房在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法理中存在的合法性,使其成为城市大拆大建的革命对象。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一个房权或物权与地权发生了背离的自我矛盾的制度。自54宪法以来,农村宅基地就作为农民私产受到保护。然而1962年的“公社60条”以相互矛盾的第21条及第45条,把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所有土地变成了集体财产,农民却又“永远拥有”私房并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土地公有,农房私有,而且可以出租及买卖,这是又一次对私房产权与土地产权的生硬剥离和人为对立。它把受到宪法保护的宅基地从农民手中拿走,却给宅基地上的建筑物一个虚幻的所有权。公社60条,其实是又一场欺骗。

   小产权房建立在农民宅基地的合法性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没有前后矛盾的有效法律的规范。甚至全国各地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土地类别标准和宅基地面积标准。然而调查获知,全国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已达16.4万KM2(2.4亿亩),相当于全国城市建设用地的4.6倍,接近河南省全省的总面积。

   小产权之小,就在于有房无地,有地无权,房地分离。因无地权,而“不受法律保护”,甚至被视为违法建筑、野楼盘而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在《物权法》正式生效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抢先动手,强拆或炸毁集体经济的合法资产。

   小产权的“小”,更在于大产权之大。这在地权变更问题上尤为突出。以至于无锡市一位官员在强拆一处私人房屋时说:你这个住宅的土地是硬邦邦的国有土地,游戏规则是我们政府定的。那么政府定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什么呢?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土地制度,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王有制与私有制

  

   中国历史,大部分是封建专制历史。自周朝始,君权神授或者君权自授的封建帝王,都把土地作为资产,奖赏或分封给各路诸侯,把国家资源变成了私人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自身,虽拥有一国领土,并不真正拥有一己之地。真正拥有生产资料意义上的土地,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军阀、富商、地主。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并不公有,而是私有,或者说,名为王有,实为私有。这种王有与私有长期并存的土地制度,沿袭了三千多年。

   中国又是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水利社会,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由于跨流域治水的需要,才产生了中央王朝和集权制度。特别是自秦以降,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尊儒术,废百家,兴农抑商,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超稳定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礼大于法,国大于家,土地分封,贵族世袭,除去挤进儒学窄门之外,基本上封闭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通道。尽管如此,在儒学影响下的封建王朝,仍然主张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成为衡量社会形态是否合理,封建官僚是否合格的感性标准,并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这情况直至近现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地关系的稳定,始终是中国历朝皇帝关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近现代国家管理的立法背景。

  

   三、中国近现代的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

  

   如上述,三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权属基本上为私有制的概念。所谓公有制的概念,是上世纪初,那个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列宁主义的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后,在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出现的。共产,就是共同享有社会资源和资产,包括土地、矿山、河流、森林,以及所有生产资料、物资财富。

   然而有趣的是,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员形式,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分产主义,号称土地革命。1927年8月、10月,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标志,中国两个革命政党之间爆发了全面内战,被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1929年,在野党在占领区内武装割据,私分土地,并分别公布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史称第一次土地革命。历时十年的土地革命实质上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小产权运动”,它以在野党的失败而告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暂时结束了内部的土地战争。

   1949年以后,新政府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并以“54宪法”明确了“全民”的构成,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土地革命的承诺以及宪法保障精神相符合的是,49年以来,虽然号称一大二公,土地国有,然而农民仍然拥有宅基地,自留地,城市居民的私有住房,也是房产与地产产权合一,其范围是前至街心,后至屋檐。出身农民,后来胆敢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也没有冒险“打进屋子里”。

   直至82宪法,才第一次明确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并同时以公共利益和“城市规划”的名义,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地面建筑的存在权。对于拥有私房的城市居民而言,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甚至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没有进的私人住宅,闯进来了一个邓小平。邓小平把土地革命革到了中国人民的家里,以共产的方式直接革掉了人民床下那一点点土地的命。

   有人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其实,真正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是合作化运动,是把分田到户的农民召集起来,作废了他们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证,这不仅是一场大欺骗的穿帮,而且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对私产主义的革命:先革地主的命,再革农民的命。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场剥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小产权运动,是对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兑现和回归。这不是共产革命,而是分产革命。真正的共产革命悄悄地发生在城市地权的变更上,这场革命直接导致了城市私房主和普通城市居民后来被腾笼换鸟,扫地出门。目前难以统计,究竟有多少城镇人口,或主动或被迫“喜迁新居”。但有调查表明,近十年的土地乱开发,新增加了4000万失地农民,并使恩格尔系数大于59%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到8000万人。

  

   四、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

  

   自1927—1937年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后,曾经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先后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改,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1978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甚至最近,土地流转,股田制,农村宅基地受到《物权法》保护等等,也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然而,也许正是因为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也许正是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对土地产权进行革命,或者被人家革命,总之,第二次土地革命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近年来,围绕小产权房、土地入股、农房上市、土地流转,乃至分林到户。展开了新一轮的土地产权变革的试验。这类试验,多是做得说不得的灰色改革,是欺上瞒下的局部动作,目前还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我们很愿意关注、支持真正有益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改革实验,很愿意响应胡锦涛关于三个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在深化改革,造福社会上,做出我们的思考与努力。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标志的一系列产权改革探索,总体意义上是积极的,进步的。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履行80年前的历史承诺,而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经济上,它是双轨制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还地于农,还权于民的正确选择。在社会上,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小城乡差别,减少贫富悬殊的文明之举。特别重要的是,小产权房进入市场,将是清理革除改革开放以来的系列疾病的有效良方。这些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包括:大政府小社会,土地财政,卖地经济,政府与社会争权夺利。房地产法制不全,缺少监督,滋生腐败,大面积立体化腐蚀干部。房地产垄断市场垄断利润,导致房价飞涨居高不下。经济过快过热过偏,使通货膨涨危险日益逼近。资本家和公权力先富起来,贫富悬殊,为富不仁,弱势群体得不到住房保障。乱占耕地,田地荒芜,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强占民房,野蛮拆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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