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4-04-13 20:30:54

进入专题: 倒欠户   实践逻辑   集体伦理  

孟庆延  

    

   提要:倒欠户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它是调和农民生存伦理与实现个体激励最大化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尝试,同时也是新政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权力实践。但这种国家权力改造乡村社会的尝试并没有完成其本身的目标。本文在对已有的解释传统与研究路径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强调更应该从“伦理”而非单纯“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倒欠户”,指出“生产队”不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同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作为“集体”而存在的生产队在农民的心中乃是一种家庭式的存在。正是这种对于集体组织的理解方式,催生了一种“公私不分”的“集体伦理学”,和其他因素一起造成了倒欠户制度设计的失效,也催生了复杂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倒欠户;实践逻辑;集体伦理

   *拙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沈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笔者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的纰漏之处,皆由作者负责。

    

   一、引子

    

   画面一:

   高级社那时候家里是劳力多的,就分钱。你劳力少的就欠队里钱。反正口粮都给你。一年360(斤)口粮。剩下的工分再算,你工分多的呢,你就多吃,你工分少的话,你就吃不够,你就得欠生产队钱。欠钱就是倒欠户。(LQM090502CUPL)

   上述文字呈现的是河北省归远县西村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入高级社以后出现的“倒欠户”现象,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化时期。

   它提出了一个疑问:一般被认为是“大锅饭”的集体制度与公社体制何以出现“倒欠户”的历史现象?

   画面二:

   (欠大队钱着急不?)能不着急?到年底分红我们也尽量少分。(为啥?)

   你少分了,你就可以折算欠的不是?(有不着急的么?)咋没有?有的是不着急的。欠着就是欠着,反正是欠大队的,也不是别人。我看人家过得也挺好,反正饿不死。(LQM090502CUPL )

   同样都是“倒欠户”,何以出现“着急”与“不着急”的差别?

   画面三:

   倒欠户后来分了三批,第一批,是你劳动好的,表现好的,就给减了一部分去了。到第二批呢,赔钱的多了,那就给勾了一部分过去了。第三批呢,看你劳着吧还亏点,不劳吧还该点儿,那就去去吧,你欠就欠吧,也就不管了。到最后都给免了。(HLS090815CUPL )

   “倒欠户”群体本身存在着分化,而且这一历史现象的结局也因为最后的“一笔勾销”而具有了戏剧色彩。这样的结局说明了“倒欠户”机制怎样的历史效果呢?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进入了高级社阶段,随后很快进入人民公社阶段。在高级社阶段的重要变化就是通过取消土地分红实现了农村土地的集体公有制,并实行工分制下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倒欠户”现象就是这一基本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独特历史现象,并蕴含着以下问题。

   其一,我们如何解释“倒欠户”现象的产生?这一制度实践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具体运作的?产生了哪些历史效果?看似完美的制度实践为何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

   其二,通过对上述经验问题的解答,笔者尝试在文章中回答如下问题:以工分体制为核心运行的分配与激励机制所遵循的究竟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还是乡土社会中生存伦理的逻辑?集体化时期的“搭便车”行为究竟是产权激励不足造成的还是出于农民对国家治理的一种“反抗”?

   对上述问题的诸多疑问构成了笔者对倒欠户现象进行历史社会学考察的动力。

   在本文中,我将根据华北西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口述史材料,从生成机制、实践逻辑与历史效果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二、“理性”与“道义”:已有的解释路径

   目前,我们很难见到针对倒欠户的专门研究。但对于农业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以及搭便车现象的研究却并不少见。对这些研究进行理论性梳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倒欠户现象的理解。

   当下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理性小农与道义经济这一经典论题展开。秉承着理性小农路数的学者采用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他们将经济利益作为集体制之下农民劳动生产的基本动力,集体劳动的低效率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韩丁在《深翻》中指出,农民之所以愿意尝试互助合作,不是由于哪一级领导的号召,而是由于经济利益(Hinton,1983)。在周其仁看来,集体制度的失败是由于生产效率低下,而生产效率的低下,则是缘于产权关系不清晰所导致的激励不足(周其仁,1994)。林毅夫同样将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归结为激励不足,只是在具体机制上,他认为在合作化运动时期以及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运动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农民在实际上失去了退出的可能,而这种退出权的丧失,促成了激励不足的发生(林毅夫,1994)。上述观点都是从经济学激励不足的角度来考察集体制度的分配体制。对此,张江华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说法,他认为合作化时期普遍实行的工分制是相当有效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之下形成了个人之间的竞争而使得农民通过不断追加劳动以获取更多工分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同时,集体经济的失效也正是来自于这个制度框架之下: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这一过程中发生了目标置换,即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张江华,2007)。在某种意义上,张江华讨论的基点依然在于理性人假设,即足够的物质激励会激发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尚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路径依循斯科特“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的逻辑,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集体化时期劳动生产中的“偷懒”、“耍滑”等搭便车行为。在斯科特看来,公开的、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对于下层阶级来说乃是一种奢侈品,对农民而言,真正意义的反抗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斯科特强调应重点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这些反抗形式不需要事先协调、组织,而是植根于非正式网络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为(斯科特,2007)。承袭这一概念,高王凌在有关合作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反行为”的具体讲法,他认为这一时期农民瞒产私分、偷懒窝工等对国家政策的抵抗行为就是反行为,这些反行为实际上是农民依照自身的逻辑参与社会制度变革过程的方式(高王凌,2006)。

   满永将这一论点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其所表达的乃是农民自身的生存理性。但这并非简单生存压力下的选择,也与上面所提到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理性不尽相同,这种生存理性是农民生活世界中区别于国家治理逻辑之外的一种自由行为准则,是农民面对国家政治动员的一种应对策略(满永,2008)。由此,在这一脉的研究者看来,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所代表的是国家依据经济理性人假设所设定的治理逻辑,而在这一制度的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搭便车行为并不仅是激励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目标置换所造成的,同时更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自身的生存理性的结果。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倒欠户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上述哪一个因素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三、“倒欠户”的生成机制:从治理逻辑到生存伦理

   一般认为,集体化时期所呈现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基本状态,这样一种“大锅饭”的时代中又怎么会出现“倒欠户”这样的分配机制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从“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维度出发探讨倒欠户的生成机制。

   (一)国家政权的治理逻辑

   倒欠户是合作社进入高级阶段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这里我们首先要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下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1992:171)

   上述引文出自1953年底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是合作社这一制度实践的题中之义。同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是否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又与合作社所要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性质密切相关,这一问题在分配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就是取消土地分红,而取消土地分红又是倒欠户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要转变到取消土地报酬,完全实行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就要生产水平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才能办到。就是说,合作社的生产已发展到能使每个社员无论劳动力强弱都有活干,都有相当的劳动收入;对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残兵老弱或暂时丧失劳动力的社员,合作社也有可能予以补助或救济,以解决其生活困难。(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1982:252)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取消土地分红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乃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当然,这一阶段存在着其可以存续的诸多现实条件,其中如何在取消土地分红的情况下保证缺少劳动力家庭的基本生存,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乡村社会中的“倒欠户”的制度实践,则成为了弥合这种张力的调适。

   (二)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

   到时候按工分算,如果工分够口粮还富余,那你就不欠大队钱,还能从大队卖果树里分钱,要是工分不够的话,那么就是倒欠户,就要从年终分红中折价扣除。要是扣了还欠,那就欠着,给你记着账。像毛存他们都是倒欠户,欠的很多,有2000多块。(QDL090429CUPL )

   通过上面的访谈资料,我们不难在经验层面理解倒欠户现象。

   在农业合作化进入高级社阶段,国家政权为了充分激励农民的个体劳动积极性,实现总体上的增产增收,从而支援国家的工业化,进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乡村中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并非单纯基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农民的生存伦理——“不挨饿”

   成为一条分明的界限,从而构成了对那些人口多但是劳力少的家庭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情境下的困难家庭的“照顾”基准:

   这庄倒欠户不少。欠的最多的就是毛存。这当时也是没办法不是。你这有的家庭那阵就是人多劳少不是?就俩人,好几个孩子,就这俩人挣工分,那你要是不欠你咋过?口粮都不够吃啊。你这合作社不能让人饿死不是?(ZZ09004028CUPL)

但是,这个“照顾”是有限制条件的,360斤口粮并非无条件发放给每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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