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0-10-13 23:01:33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孟庆延  

   摘 要: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制度;风俗;思想;文明;陈寅恪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9BSH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

  

   问题的缘起

  

   引文一:

   窃遗中国自今日以来,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陈寅恪,2015a:284-285)

   引文二: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尤能藉之以为寄名之地也。(陈寅恪,2015b:12)

   上述引文出自中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两篇文章。其中,引文一出自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文二出自他为悼念王国维所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两篇文章虽非长篇著述,却体现了陈寅恪庞杂论述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学术关切:其一,通过“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来揭示主导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思想形态及其历史源流;其二,对作为“理想抽象之物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展开研究。然而,陈寅恪一生论域极广,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政治史、宗教史、人生史等诸多领域,其史学研究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呢?又是否可以用上述两段引文加以概括呢?我们又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研究传统的当代意义呢?

   如引文一所示,陈寅恪(2015a)是以“不古不今之学”来概括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形态,后来的诸多史家也将“不古不今之学”作为理解其史学传统的关键展开讨论。汪荣祖(2005)认为,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所涉及的中古时代乃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民族融合和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陈寅恪既有深厚的经史素养,又游历欧美,受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强烈熏染,成就了其独特的研究风格,这也构成了“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意涵。渠敬东(2015)则以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审视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他认为,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古史有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现象,而陈寅恪恰恰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尝试理解当时的家国秩序与士风民情,并揭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余英时(1998)把陈寅恪的研究传统划分为第一阶段的“东方学”、第二阶段的“中古史”和第三阶段的“心史”,并将其称为“陈寅恪史学三变”。实际上,余英时的“史学三变说”是对陈寅恪史学研究进行再阐释的经典划分,这一划分和理解方式是按照著作的时间线索为依据,以研究对象的内容和研究作品的风格为考察重点而做出的。这是在今天的学术分科体制下一种普遍性的理解方式: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内的有关中古制度史研究被视为经典,后人或按照断代史的逻辑将其界定为“中古史”,或按照研究主题的逻辑将其界定为“制度史”,包括《柳如是别传》以及其他有关宗教的研究则被归入“文化史”的范畴。但是,笔者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理解方式是否在有意无意间使我们无从“窥见”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作为一个“从未写过通史”的史学家,我们如何理解陈寅恪关于中古史的研究?在广泛的论域和繁琐的考证背后,他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研究是否具有内在的主题同一性?又蕴含怎样的“总体史观”?在“问题意识”与“总体史观”的基础上,是否有重新理解这一研究传统的可能?

   细究起来,“不古不今之学”和“史学三变”乃是理解陈寅恪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上述的理解差异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研究传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我们今天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以下问题和思考:

   其一,社会学作为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学问系统,兼具“人文”与“科学”的双重属性(费孝通,2004),而其学科内部一直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讨论与争鸣。随着中国社会学学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争论(周晓虹,2017,2020;谢宇,2018;翟学伟,2018;陈心想,2019),也有学者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展开讨论(赵鼎新,2018;郭台辉,2019a),实际上,这一争论既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也是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和更为偏重人文取向的本土化范式之间的对话。正如周晓虹(2020)所指出的,这一学术争鸣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关乎中国社会学如何从本土特质走向全球视野,而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是一百多年来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碰撞、冲突与交流的全部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意涵,对上述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近年来,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历史转向(肖瑛,2014),历史社会学也成为新近兴起的热门研究方向,研究者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学问形态、学科属性、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他们有的引介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体系(李钧鹏,2018;郭台辉,2019b;严飞,2019),有的梳理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严飞、曾丰又,2018;应星,2018),还有的围绕历史社会学的总体学问形态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展开对话(李里峰,2018;孟庆延,2018;赵鼎新,2019;周飞舟,2019)。尽管上述讨论尚有诸多争议之处,但通过历史社会学研究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生命力却是研究者的普遍共识。由此,系统梳理历史社会学的既有理论资源和学术传统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我们讨论这一议题时,恰恰不能忽视以陈寅恪史学研究为代表的经典研究传统:一方面,这一传统的内在关照在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融(陈怀宇,2013:78),而这一问题意识同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核心论题存在内在同一性;另一方面,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曾深受赫尔德和韦伯学术传统的影响(陈怀宇,2013:75-82),他所关注的宗教、制度、政治、民族以及思想文化等问题,也是历史社会学乃至社会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以总体视角对陈寅恪史学研究进行重新解读,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也极具启发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传统不仅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与重视,同时也成为一种引起社会广为关注的文化现象,那么,今天我们对陈寅恪的阅读与再理解,究竟是将其视作“纪念碑式”的人物而展开的学术史书写,还是更多将其视作重新激活学术想象力的“思想源泉”?陈寅恪自言的“不古不今之学”究竟该做何理解?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陈寅恪的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又为今天面向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研究留下怎样可资借鉴的学术遗产?

   以上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

  

   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关于陈寅恪史学传统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主题:

   第一,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论述。陈寅恪的研究涉猎广泛,议题繁多,研究对象多样而丰富,然而在这背后,其研究有无连贯的问题意识呢?在诸多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余英时的“史学三变”之说最具代表性。他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按照时间线索划分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和“心史”三个阶段,以此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其中,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是指从1923年到1932年,陈寅恪利用所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了两方面的考证:第一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余英时认为这构成了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即所谓的“东方学”领域。 “史学三变”的第二阶段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9年之间陈寅恪所开创的从魏晋至隋唐的研究领域,他对这一历史时期从思想文化到政治制度的研究开创了中古史研究领域,并集中从民族、文化等要素来阐释隋唐政治变迁与制度演进,并以此解释唐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历史。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陈寅恪作品则被余英时(1998)冠以“心史”之标识,并作为在1949年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第三阶段。概括而言,余英时的“史学三变”之说乃是寻求陈寅恪史学传统的“变中之常”,但并未讨论该传统内在的主题同一性问题。

   与余英时不同,汪荣祖(2005)以陈寅恪自言的“不古不今之学”作为理解其总体问题意识的切入点,他认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具体形态就在于其对从魏晋到隋唐的这段“不远不近”的中古史的研究,这也呈现了目前学术界对陈寅恪的一种代表性理解(王永兴,1998;宋德熹,1999)。然而,上述两种方式都存在未解的问题。余英时的“史学三变”并没有回答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汪荣祖虽然指出了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却没有明确回答其中古史研究在问题意识层面何以构成了“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形态的问题。

   第二,围绕陈寅恪史学思想的东西方学术渊源的讨论。陈寅恪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既因为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同时还因为他有极富想象力的阐释能力,因此,对其史学思想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论题。陈弱水(2000)认为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可以归结为“严格的实证”“想象与感受力的发挥”和“历史解释的观念”三个方面。王永兴(1998:12)在这方面也曾做过系统梳理,他明确指出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对宋代史家“求真实、供鉴戒”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陈怀宇(2006)以“了解之同情”为切入点,系统讨论了陈寅恪这一方法的西学渊源,并特别指出其与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内在关联:重视历史表象之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陈寅恪在欧美游学时与白乐日等人交往事件的梳理,指出陈寅恪同包括韦伯等在内的具有历史主义取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关联(陈怀宇,2013)。

第三,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讨论。陈寅恪有极为精妙的考证功夫,其诸多洞见也都是建立在充满想象力的考据基础之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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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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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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