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七十年来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1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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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  

   内容提要: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七十年间,伴随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独立、复兴与自觉的历史进程,明清小说戏剧研究在各个不同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集中体现在文献整理、经典诠释、理论研究与文学史撰写四大板块上,彼此的学理关系是:以文献整理为基础,以经典诠释为核心,以理论研究为引领,以文学史撰写为集成。通过对四大板块的回顾、总结与展望,从中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七十年 明清小说戏剧 研究 成就 启示

   作者简介:梅新林,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出版过专著《红楼梦哲学精神》等。

  

   20世纪以来,从传统“泛文学观”走向现代“纯文学观”的重要成果,便是原先长期被忽视的小说戏剧地位的不断提高,然后逐步与诗歌、散文一同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四大文体。而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则以早期新体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了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发展曲线上彼此并不同步,戏剧的鼎盛时代是在元代,而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就明清小说戏剧地位与成就而言,是小说盛于戏剧,与此相契合的两种文体的总体研究格局也是如此。本文将以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为三大关键节点,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独立、复兴与自觉“三段论”中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演变历程,然后重点就文献整理、经典诠释、理论研究与文学史撰写四大板块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主要成就加以简要总结,最后归结于学术史的反思与展望,并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七十年间,正与新中国成立、进入新时期与新世纪三个关键节点相契合,中国古代文学先后经历了学科独立、复兴与自觉的三个历史阶段,同时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划时代的新学术传统即当代学术传统由此拉开了序幕。就在建国不久后的50年代前期发生的两件大事,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是1951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古今分科与“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设置。从历史逻辑的维度看,这是“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及其在学科设置中的反映,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深受苏联高校专业精细化分科影响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学科大调整。由于“中国文学”学科划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学科,原先通行的“中国新文学”便逐步被“中国现代文学”所取代,而将此前的中国文学全部归结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明清文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二是1954年至1955年对俞平伯、胡适唯心主义学术的批判。从1954年李希凡、蓝翎先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评〈红楼梦研究〉》(《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0日)重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主观唯心论观点和方法,到1955年进而溯源至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与方法论而开展学术批判,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当代学术传统,以及社会学—政治学批评范式的主流地位。尽管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论文是个案,但因其以《红楼梦》经典研究为突破口,所以对于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研究产生了直接与巨大的影响,不仅由此引发了持续的红学热,而且推及于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如果说第一件大事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走向独立,那么第二件大事则标志着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批评范式的正式确立,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上,具有破旧立新、范式重建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开始于1978年,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之年,所以常常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指称相并用。就在新时期走向改革开放之初,得益于理论界思想大解放的有力推动,伴随着对建国以来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反思,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同时面临着学术“矫正”与“转型”的双重使命,如果说“矫正”重在“破”,是面向历史的扬弃,那么“转型”则重在“立”,是面向未来的重建。这一由“破”而“立”双重合力的作用,即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新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复兴以及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牢固建立在拨乱反正、学术复兴基础之上的。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古代文学研究先后经历了美学热、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三“热”,以及“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百年反思大讨论的三“论”,明清小说戏剧研究在此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勃兴于80年代初的美学热在明清小说研究中的代表作,即是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书以《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为专题,通过对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小说批评理论以及梁启超小说美学的理论梳理与总结,充分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体系性,在明清小说研究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然后迅速由小说推广至其他文体及其经典作品的美学研究,其中《红楼梦》因其自身代表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最高水平和建国以来研究者对其独特的爱好,也同样在美学思想研究中独占鳌头。从美学热依次延伸到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三“热”,总体格局大致如此,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既成为各种新方法的实验场,也成为文化批评的重要范本。

   至于在“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百年反思大讨论的三“论”中,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三“论”的学理层面,都已超越于明清断代文学以及小说、戏剧文体之上,所以更多的是从明清小说、戏剧甚至特定经典作家作品上升至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层面,或者与此相反,由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层面落实于明清小说、戏剧以及特定经典作家作品。就其中的世纪反思大讨论来看,从对整个古代文学,到对通代小说戏剧文学、明清断代文学包含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学术反思,再到以明清小说戏剧为对象以及以小说戏剧经典为范本之研究的学术反思,大体分为五个级次而展开。新世纪始于2001年,因为此前有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世纪反思的铺垫与推动,而且世纪反思的重心也经历了从重在回顾到回顾与展望并重再到重在展望的历史演变。正是得益于世纪之交百年反思的强势延续,古代文学研究相关领域更加注重理论探索与建构,在总体上呈现为开拓创新、理论自觉的崭新格局与趋势,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由新时期的学科复兴进而走向学科自觉的重要标志。

   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密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在促进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方面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除了延续世纪反思与展望的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以及明代文学学会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都包含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戏剧研究的专题会议为推进新世纪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走向深化与繁荣以及小说戏剧文献数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至于新世纪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发展趋势与重要成果,主要呈现为文献集成、跨界融合、回归文本、技术支撑与理论自觉五个方面。与此密切相呼应的是叙事学、阐释学、传播学、译介学、地理学、图像学研究的兴替与分合。上述五个方面的此分彼合,大致可以概括当今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上述三大关键节点的交替与延续,充分展现了建国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复兴与自觉三大时段提供了学术史的叙述框架。基于同样的缘由,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学术进程与成就也是时代精神孕育和激励的结果,带有不同历史时段的鲜明印记,下文将要重点论述的四大板块可以为此提供具体而充分的学术验证。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一个板块,是居于基础地位的文献整理。由于文献考据与整理相对于其他领域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故能承延学脉于七十年间,尤其在文献发掘、考录、编纂与综论四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宏观导向以及信息化、智能化与数据库建设的有力推动,传统的文献考据与整理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文献发掘。文献发掘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正是《红楼梦》甲戌本、庚辰本以及己卯本、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本、甲辰本等多种抄本的陆续发现,从而为《红楼梦》研究的兴盛进而成为一门显学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再如法国华裔学者陈庆浩于1987年在韩国奎章阁发现了明末话本集《型世言》,不仅使海内外学者始知而且始睹这部富有特色的话本小说集,而且由此带来的两个重要成果:一是解决了关于《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成书、源流以及版本等这一长期迷惑不解的“悬案”;二是根据《型世言》各回评者署名情况和一些批语,让学界重新认识和了解了明代小说家陆人龙,并迅速形成了《型世言》研究热。其他如江苏兴化和大丰施氏族谱及有关地照与墓志铭、蒲松龄《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等的发现,以及吴敢访到《张氏族谱》从而理清了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与交游等等,对于推进《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除了诸多的零星发现之外,文献发掘还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赴国内外图书馆发掘文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前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都有关于如何访书的详细记载。相比之下,海外文献发掘工作难度更大,但能让散失在海外的戏曲秘笈得以披露和回归,弥足珍贵。二是有组织地从民间发掘文献。比较典型的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十二卷与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编纂的《中国戏曲志》三十卷的编纂。此类有组织、大规模的文献发掘具有抢救戏曲遗产的性质。

   2.文献考录。包括文献考辨与书目著录。文献考辨成果大致有考录论著与书目提要两种类型。前者既有专就经典名著的版本考辨,亦以《红楼梦》版本系统最为复杂难辨,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其次是“四大奇书”,都有相应的学术专著问世。但更多的是面向群书的文献考录,举其要者有: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原名《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论著多为文献“考”“录”的融合,在文献考辨中提出不少新证和新论。

与上述考录论著形式丰富多彩不同,书目提要几乎都有固定的格式,通常以小说、戏剧分门别类著录。诸如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作家出版社1957年后陆续出版),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郭英德《明清传奇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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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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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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