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新闻专业主义的前世今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1 次 更新时间:2016-02-17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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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很多构成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因素统统被主流的新闻史叙事排除在框架之外,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专业主义的伦理规范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唯一归宿和改造中国新闻实践的范本。然而,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史和新闻史告诉我们,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甚至是美国式民主凋敝、传统共和主义精神丧失和新闻工作者精神异化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把握它所宣称的“客观”、“独立”的真正意涵。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界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完成的一个任务,是为新闻操作设立一套逃离本土历史实践之上的“范型”。这一时期,一个广泛的共识快速地建立:新闻实践只有排除“政治干扰”和“人的因素”,并在新的科学规律普照下才能“走上正轨”。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新闻界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并以新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实践。改革早期的学者们虽然还披着“马克思的外衣”,操弄着他们熟悉的马列文本,然而却设立了一套最具形而上学色彩的新闻学认识论。

这种用外在的“伦理”和“规律”来规范新闻实践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新闻业市场规模的扩张和沿海都市新一代职业群体的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体系开始被广泛地引介,并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理解新闻实践的基本准则和新闻业发展无可置疑的“正轨”。这套伦理规范究竟有哪些内涵,它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中外新闻学者和中国的新闻记者如何借用这套话语来诠释中国新闻业的状况?本文将在系统讨论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回到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境,探究这套理念产生的动因,从而对其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并以此揭示出专业主义旗号下中国新闻思想变革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诉求。


一、专业主义的伦理诉求与本土政治意涵

参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 S. Larson)对专业主义的概括,这种新闻业操作的规范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自我评价层面,从业者将新闻专业与一般职业进行对比,强调专业的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其次是规范层面,这表现为一种服务导向,它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最后是知识层面,它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专业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专业的特殊门槛由这三个层面综合构成。新闻业者由此共享一个相对稳定的联盟关系,确认一种身份,维持特定的志趣和对职业团体的忠诚。[i]

很显然,无论从哪一层面来理解专业主义,它都是一整套外在于新闻实践,并要求规范新闻实践的伦理体系,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范型”理念,是实践哲学的反面。概括起来,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在社会与新闻业之间进行一种二元划分:一方面,专业主义强调新闻业应该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土壤,并对各种权力进行监督。由此,新闻业不再是内生于社会文化,而成为社会的外在观察者和监督者;另一方面,专业主义要求在新闻从业者与一般公众之间进行二元划分,强调新闻从业者有着较高的技术门槛,因此他们有资格在信息上服务公众,在民意上代表和引领公众。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行业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更重要的是,新闻理论家和新闻记者们在讨论专业主义时,更多地暗含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评价,因此,在中国语境下,专业主义又多了一层重构社会政治文化的激进内涵。

朱迪·波伦鲍姆(J.Polumbaum)在“十年改革后中国记者的苦恼”一文中调查并探讨了1980年代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进入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动因。[ii]这可算是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最早讨论。这篇文章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话语环境下,中国新闻记者所表达的,在“威权”与“社会责任”,“宣传”与“服务大众”等方面的两难处境。从这篇文章的结论来看,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新一代新闻人的观念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立的“威权力量”。而新闻界则被预设为社会公众的天然代表,所谓“人民性”的提出就是明显的例证。由此,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不仅被看作行业发展的桎梏,甚至也被视为民主发展的障碍。这种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二元论分析视角既构成了新闻从业者理解自身职业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构成了多数关于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记者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

类似的分析思路被很多传媒研究者认同和采纳,并广泛地运用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研究当中。例如,潘忠党和陆晔(Pan & Lu)的研究,“专业主义的本地化:中国媒介改革中的多种实践”,[iii]讨论了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所演变出的独特形式。作者借用德赛图(M. de Certeau)在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时所提出的“策略”和“战术”这样一对概念,[iv]分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如何在国家威权的体系内临场发挥地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这其中既有合作和规训,也有抵制、规避和拒绝。在这里,国家威权与专业主义之间妥协与对立的二元分析视角仍然非常明显,作者显然在用“专业主义”的理想范型这面照妖镜来审视中国新闻记者的“困境”。这种思路实质上暗示了中国新闻实践是专业主义在特殊政治结构中的畸变,由于面临外部力量的限制,而无法完善和伸展行业的伦理规范。

以上两个研究案例颇有特点和代表性,因为它们一方面展现了新闻记者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新闻学者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新闻实践的思路,并且成为中国国内新闻学者广泛引证和参照的范本。类似的分析有一个总的关照,即将新闻专业主义的若干原则看作是中国新闻业发展进步的方向,将无法实施专业主义的实践范式看作是中国新闻业发展落后局面的印证。为了证明“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是中国新闻业的唯一归宿,新闻理论家们就必须对西方现代新闻业的历史建立一套肯定性的叙事,并确认其基本范型的普遍性和先进性。这种理论逻辑上的需求立刻转化为对外国新闻史,特别是美国新闻史的肯定性叙事上。19世纪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市场新闻业的发展由此被讲述为新闻记者不断独立、不断进取和新闻业逐渐走向自由和繁荣的过程。由此,美国主流新闻史教科书中那种简单粗糙的进步主义观念终于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倾销市场。

在这些历史文本中,市场新闻业的发展史成为一个“迷思”。迷思与假象不同,为确立“专业主义迷思”而建立的历史叙事不必然与事实相悖,但是却将复杂而多样的历史事实按照特定政治判断选择、组合成一整套英雄主义的故事。以最为典型的美国新闻史叙事为例,其鲜明的特点有两个方面:首先,这些叙述基本局限在新闻业发展内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新闻业自律意识提高、专业水准提升等表象显然是“进步”的最好例证。这种媒介中心的视角完全忽视了美国“变革年代”的经济、政治变动对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新闻业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无法在社会史的意义上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根源;其次,这些叙述完全以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为出发点,因而他们的分析只看重记者的具体采编工作和进步职业理念,而完全忽视了新闻记者抽象劳动过程的巨变,例如新闻业分工的细化、新闻采集网的形成、新闻产品的标准化、新闻的产业化与科学管理体制的引入等。脱离了中产阶级职业群体的经济处境和劳动状况,当然就无法全面把握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最后,肯定性的叙事也大量忽视了文化保守力量对市场新闻业的口诛笔伐,因此难以理解新闻专业伦理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闻业者塑造自我认同,被动回应批评压力的结果。本文将回到美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补足这些新闻史叙事框架之外的内容,赋予新闻专业主义新的内涵。


二、专业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境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持续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状态与大众新闻业初创时期有了质的变化。正如舒德森(M. Schudson)所言,“新闻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30年代的‘发明’,而记者则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发明’”[v]。与此同时,按照内罗内(J. Nerone)的观察,“一种支配性的新闻业范型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职业记者所确立”,[vi]此时的新闻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加入了遍及美国的专业主义运动。[vii]由此,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团体意识的都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才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一新闻记者群体产生和“独立意识”的形成过程刚好对应着美国社会的一场巨变。美国内战结束后,东部的大型工商企业和银行家开始成为美国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通过土地的国有化和重新拍卖,巨额资本迅速地攫取了西部土地资源,并依靠铁路、能源、林业、矿产等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了“资本落地”。这一过程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资本的集中和产业的垄断。美国内战前后的历史不是承接性的和进步性的,而是一种彻底的结构颠覆,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美国式民主"和"天然的平民社会"此时已经难觅踪迹。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工商业大都市的迅速膨胀、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科层制管理和工资劳动的兴起……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发生在美国的剧烈社会变动,使建立在经济自主性和劳动过程自主性基础上的“小业主共同体”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多个层面受到这种宏观社会变革的影响。由土地、资本集中和经济转型催生的产业集团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广告与公共关系业的繁荣、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劳动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晚期美国新闻业的面貌。我们可以用“新闻的产业化”来形容这一过程。它表现在发行量和广告额的激增、新闻业资金门槛的提高、报业经营形成集团化管理和行业细分等等。随着一座座报业大厦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拔地而起,此时的新闻业已经与19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便士报”不可同日而语,而新闻记者的构成和劳动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在总体上从自由劳动转向了工资劳动,这一变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心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把握能力和自我支配能力相应地下降,对体制的依附性则相应地增强。在美国传统的共和主义者看来,经济独立对于公民身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靠雇主付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很可能缺少道德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因此很难被认定是自由公民。[viii]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晚期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式民主基础的丧失,以及政治权力向大资产拥有者集中的趋势。在新闻界,这样的趋势同样明显。在劳动过程中,具体的表现就是分工越发细化、科层制管理越发精致,塔奇曼(G. Tuchman)讲的新闻网络开始形成,即新闻生产出现了地理边界化、组织专门化和部门分工化。[ix]新闻记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被分派到新闻网络中的各个网格上,进行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的行事规范不是对事件社会意义的整体观察和判断,而是按照“新闻价值”和“标准化的新闻采写规范”来确定自己选择和加工的信息能否顺利地刊登和售卖。这种产业分工和科学管理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新闻记者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综合判断意识,也丧失了对新闻生产的总体性把握和对自身地位的结构性认知。这使得他们无法从新闻商品生产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工作,却转而提出一套伦理规范和“专业独立意识”。这一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新闻编辑部的雇员认为他们从事着比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更为重要,且高人一等的工作。[x]对专业技术门槛和行业荣誉感的强调首先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记者们在行业杂志上抱怨他们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拉开距离,没有体现出他们高人一等的职业地位。[xi]他们显然没有将同样从事新闻生产的印刷工和发行工当做是同样被资本雇佣的兄弟来看待,而是不断放大新闻生产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差距。

这种劳动过程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促成了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专业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则由“进步主义”时代的特殊思想氛围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是众所公认的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由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促成了新闻记者的所谓“客观”和“独立”意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一重内涵是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它鼓吹淘汰弱者,但是却假定整体竞争环境的公平。在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社会分层越发固化的时代,这种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如此不合时宜,却恰好起到了稳定社会、麻痹公众的作用。用杜威的话说,“个体自我选择的理论是恰恰是个人无足轻重时产生的”。[xii]在实际的社会运动中,这种进化法则导致任何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法则的集体性抗争变得不再可能。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而无论是保守的信息导向报纸还是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纸,都竭力渲染这些变革力量的暴力性和非理性。[xiii]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媒体带有专业色彩的客观性恰好成为塔奇曼所说的“合法化工具”。[xiv]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观念并不把社会看成是个体构成的松散结构,而是将社会看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整体。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的进程应该被有计划地干预,建立一套规范的制度,让社会的各个组织协调运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不适应城市生活规则的移民涌入美国,而高层政治和资本家之间又广泛存在贪腐现象,他们常被中产阶级描绘成只贪图私利的权贵阶层。对中产阶级来说,真正能够承担起控制社会、干预历史进程和塑造规范制度的当然就是这群脑力劳动者自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新闻界著名的“扒粪运动”,其中的记者多在没有形成科层分工的杂志社工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然而,他们揭发政治和商业腐败,但是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形态和进程,而是希望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其实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例如,当最著名的扒粪记者塔贝尔认识到她的揭露性报道让公众开始将剥削、冷漠、欺凌、压制劳工看作是工业公司管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将唯一希望指向摧毁这个工商业体系时,竟然转而开始写一些商业成就和商业发展的报道,摇身一变成为商业社会的赞颂者。[xv]同样,1906年离开Mclure杂志的一群扒粪记者也转而创办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刊物。[xvi]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 Hofstadter)这样概括扒粪记者的思想特质:首先,他们秉持一种特殊的“事实观”:在扒粪记者的眼里,那些把生活描绘成美好的作品被讽刺和耻笑。对他们来说,“事实”就是粗糙、肮脏、卑鄙和艰辛,“事实”是隐藏着的、被忽视的、存在于后台的,“事实”是贿赂、回扣、特权和食品掺假。总之,“事实”是彻底无望的与理想世界脱钩的世界;其次,扒粪记者把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对法律制度的广泛破坏,只要法规没问题,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切都会好转;最后,扒粪记者承袭了从新教衍生出的广泛的社会责任论和对个人罪责的归咎。[xvii]203-204在这样的概括中,我们能够处处看到当今中国都市周刊新闻记者的观念印记,而他们在采访写作中念兹在兹的正是源自大洋彼岸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劳动状况和文化思潮的因素,新闻记者建构“专业主义”的职业认同和荣誉感还有一层作用就是应对社会精英的口诛笔伐。在黄色新闻业时期,对报纸的批评声音铺天盖地,大量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攻击市场新闻业将文化当作生意,一心迎合低俗品位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文化秩序,而且侵蚀了民主和公共利益。但是主流的新闻史叙事对这些问题很少提及,剩下的只是新闻记者对他们责任感、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自我褒扬。这显然忽视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公共批评的被动说辞。


小结  回归历史实践的新闻理论

从以上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构成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因素统统被主流的新闻史叙事排除在框架之外,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专业主义的伦理规范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唯一归宿和改造中国新闻实践的范本。然而,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史和新闻史告诉我们,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甚至是美国式民主凋敝、传统共和主义精神丧失和新闻工作者精神异化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把握它所宣称的“客观”、“独立”的真正意涵。

当然,有关美国新闻业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新闻学界无意识的巧合,而是特定政治观念投射到历史书写过程中的结果。它成就的是一种脱离历史实践,用普遍性的“范型”来改造新闻业的政治冲动。这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忽视了新闻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复杂背景,也不愿意面对本土新闻实践积累的各种经验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它不仅无法帮助新闻业形成符合实际的、有特色的新闻实践,而且在客观上逐渐将中国的新闻业改造成全球新闻产业的一个构成部分。

着眼新闻专业主义口号塑造下的中国新闻业实际,我们发现,独立和专业的口号越响亮,新闻记者在整体上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反而却越降低。不仅如此,在市场逻辑下,排除政治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业的低俗、造谣、煽情等负面现象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新闻产业化过程及其相伴的新闻思想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实践当中。如何摆脱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形而上学思路,真正回归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来解读和研究新闻业的实际问题才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努力的真正方向。为此,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回归历史实践的新闻理论,迫切需要重建新闻业的实践哲学。


【注释】

[i] Larson, Magali Sarfatti.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Ⅹ.

[ii] Polumbaum, Judy.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in Chin-Chuan Lee (eds.), Voices of China,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p. 33-68.

[iii] Pan, Z. & Lu, Y.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 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15-236.

[iv] 这里的“策略”指的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一套思维和行动框架,个体符合“策略”的行动是他们在社

会建制(establishment)中合法位置的体现。“战术”是指缺乏权力的个体通过自创的、即兴的行为对社会

建制进行偷袭.从而在建制的空隙中找到其自由行动的机会。这样,“战术”就成了用来抵抗和躲避既有规

则的“弱者的艺术”。参见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v]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

[vi] Nerone, Joh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ormative model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2012. 0 (0), p.2.

[vii] Cronin, Mary M. “Trade Press Roles in Promo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1884-1917”, Jou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93. 8 (4), p. 227.

[viii]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ix] 【美】盖伊·塔奇曼著《做新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2页。

[x] 同注释7。

[xi] 同上:第10页。

[xii]【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xiii] Rondinone, Troy. Great Industrial War : Framing Class Conflict in the Media, 1865-1950,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1.

[xiv] Tuchman, Gaye. “Professionalism as an Agent of Legiti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8. 28 (2), pp. 106-113.

[xv]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NY: Vintage. 1960, p.194.

[xvi] 同上:p.197.

[xvii] 同上:pp.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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