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1955年9月生于浙江温州。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79 -1983年、1986 -1989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83 -1984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助教进修班；1995-199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1-1992年和1998 -1999年，分别赴澳大利亚和美国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代表性学术成果有专著《新闻传播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获上海市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月刊》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正在进行“中外传播思想史”项目研究。

　　 周奇《学术月刊》编辑。

　　 黄老师，按照惯例，我们的访谈就是从历史出发，谈谈您的过去经历，就是你怎么走上学术之路的，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影响，尤其是在您的性格和学养方面，请您就从这里谈起吧。

　　 ●你是学历史的，哪里有小时候的经历就注定你的成长过程就怎么走，是很多偶然因素形成的。在学术上来说，当然这些经历可能会使对问题的认识或价值观有影响，就生活体验来讲，可能会对做的选题或者问题的选择和偏好有影响，对是否走学术路基本无关。当我做老师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未来会如何，我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我经常讲，做学问更多的是无心插柳，有心栽花肯定不行。如果非常在意我能如何，为自己设计好，我相信学问做得好的人肯定不是这么一种心态，实际他可能只是去做自己做的事，看自己该看的书，把课教好，结果如何是自然的呈现，你花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功力，最后你做的东西就是什么样。我觉得做学问与个人主观追求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每个人的学术都应该做得很好。

　　 所以，我一般不大相信传记之类的东西，传记都是写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回过头看那个线索好像都是这么回事，都是从结果导因。与其说能把握还不如说从事的行业一步步推动你往前走。

　　 您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怎么看待你过去的学术生涯，可否给自己做一个小结？

　　 ●我自己大概是这么来理解，1995年，我写一部教材叫《新闻传播学》，比较明确的是想把新闻和传播整合在一起，这大概是第一个尝试。从现在来看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当时和后来的评价来看，也算是结合得比较好的书。我当时的意思就是初步尝试打通新闻学和传播学，这是出于理解传播的目的。第二阶段，是1995年念博士开始，1998年去美国为止。就这个阶段来讲，尤其是念博士对我的影响很大，读书时候和丁淦林老师和宁树藩老师多有接触，慢慢地对经验性的材料，对历史方面的东西，就开始重视起来了。当时明显感觉基础不够，于是有一个简单想法，能不能把中国和外国有关新闻思想、传播思想和马克思新闻思想方面弄明白，因此一入学就很明确要做中国思想史论文，对中国的新闻思想做一个整理，说白了，这个做完了希望对中国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有发言权。恰恰是做这个博士论文，改变了我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原来那样，拿出一些概念进行分析，而是深入材料本身，从这里边呈现材料内在的关系。这几年对后来的治学来讲还是非常值得。第三个阶段，是从杭州到了上海，复旦的视野以及我自己的想法更明确，不再受学科的困扰和束缚，明确意识到学科只是一个人的户口问题，在哪里挂单吃饭，就研究来讲还是要做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只有问题而不在学科。（问题导向。）对，关键是问题，就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但当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用任何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消解学科的界限，这是我来上海之后的最大变化。学生经常来问我究竟做什么，是新闻学？是传播学？是新闻史，还是新闻理论？当然，我觉得还是跨得不够，应该做出来的东西让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都有兴趣。我目前达不到那样的水平，其实我是想做成四不像。（与人的理性有限有关吧。）不仅是理性的问题，还包括知识储备和精力，不能像前辈大家一样，全都能打通，这辈子没戏了。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这个意识比没有这个意识要好。我们应该努力尽量伸展开来，然后看一些其他学科的东西，尽管看得比较窄，还是希望多看点，好处是与其他学科讨论起来，对其他学科还有点明白，坏处是不够深。比如我们现在常常说做学问像链条一样有个系统，我真是做不到，能做到那样真是了不起了。

　　 您的潜意识里是否想要建构一种体系？

　　 ●那倒没有，一点也没有，建构理论的想法有，但是那个建构体系的想法没有，比如说研究某一个问题，从中能不能提炼或者生长出一个什么东西，假如研究的问题能够在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一个概念或理论就很好了，如果这个概念提出来解释中国新闻的某种现象，就很好了，目前根本达不到，更甭提什么体系。最大的希望是通过经验性的材料提出一些概念来恰恰能解释中国的现象，其他理论都不行，这个概念理论的提出具有普适性．与国外某些东西是打通的，人家能够接受的，人家就会用你这个东西来重新看这个经验性的东西。这辈子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很难。

　　 如您说的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其实也可算是理论的本土化了。时至今日，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传播学的翻译和介绍。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本土化。本土化一般来说就是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就我的理解，有一点疑惑，传播学本土化如果指理论的本土化还好理解，但是作为方法的本土化我以为似乎是一个“伪”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传播学从外面引进的，是外来的学科，始终想有个本土化的东西，

　　 就是把国外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事实结合起来。你说方法本土化是伪命题，我倒没想过，但是我想讲的，如果本土化的话，要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以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上怎么从中国自身的脉络出发来看中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需要重视的。我最近看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他的提法给我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讲现代性，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常常提的是冲击反应、挑战反应，像费正清他们，然后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好像都有点割裂一样，把中国和国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你怎么发现历史，还不是他所在地那个参照系里面才能发现。前年我曾经用一个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试图改变我们的思路，只有如此，传播才也会像吉尔兹眼中的法律，就是不同地域对于自己生存时空及其社会文化关系的想象和意义建构。同样，现代性也不能割裂，现代性肯定是外来的，晚清以后从西方进来的，中国肯定没有现代性。沟口雄三的路子是中国人怎么样立足于他原来的文化基体拥抱现代性或迎接这个现代性。这个我还没想明白，但觉得有道理，既不是冲击挑战反应，也不是在自身发现，这必然是交融的互动的东西，这个交融和互动的东西跟现代性对日本人的冲击和他对现代性的接受与中国人接受以及社会的变化可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本土化应该是这样一种本土化。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相对化的东西，它是两个不同坐标系上的东西，我们过去理解成同一坐标系上两个自主的东西来进行碰撞。他认为本身就在不同的坐标系上，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上，互相之间产生某种冲突，然后中国怎么样在自身肌体上发生变化。他主张要看前近代的东西，过去这套东西到了这个时候大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大概本土化有这么一个认知的问题，当然我不喜欢本土化这个概念，我总结过去我们所谓的传播本土化有这么几个方式。一是从传播到传播，把“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那是传播学，然后用“传播”两个字找古籍里面的传播，比如老子的传播，孔子的传播，先秦时代的传播，从传播到传播，有“传播”两个字那就是传播，基本上都这样的，这是荒唐的，因为恰恰是翻译成“传播”，如果译成“沟通”呢，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东西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应该理解传播本身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从中国来讲，研究中国的传播我觉得一定要去读《礼记》，《礼记》是一套关系的确立，关系之间决定了传播中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礼是讲等级的，确定当时整个交往的秩序，它未必是“传播”，恰恰从这里边看才是对的。还有一种就是把中国作为天然的问题，于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所以就要搞口国传播学，这种提法很有问题。你所指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文化的意义、政治上的含义和地理上的含义，你指的是哪个“中国”。还有，中国在纵向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葛兆光《宅兹中国》就谈到这个问题。你讲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只有中国传播的问题研究才可能叫中国传播研究，你不能把中国自身作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对象来做，大概这是第二个路子。第三个路子，我们经常用西方的理论看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回马枪似的，也就是从西方的视野里面他认为中国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拿来跟中国做比较，证明中国是这样或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西方说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体主义，于是，有人就说，你说我是集体，然后我去做出来说中国也讲个体，看起来是对人家的反驳，实际上是同样用了人家眼镜看中国，然后找出一些东西跟西方不一样，那还不是他给你预设了吗。感觉类似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传播学，基本是人家提出一个概念我们跟他来做，然后用他的概念再来综合分析，然后跟他看到的东西互相进行比较。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叫我提出究竟有什么样的路径，我现在还真说不出来，只是想说，目前对沟口雄三的那个东西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研究报纸，究竟怎么来研究，有一个先验的报刊，然后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所有的报刊现象罗列起来，按照逻辑给生长开来，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古代到现代。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看成是互相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如果看成一个互动的过程，展现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不一定说本土化，赞成以中国自身脉络来研究中国，当然是在全球背景下，应该是全球为图像，以中国为脉络来研究中国问题，然后怎么来丰富这种图像，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

　　 是否可以说问题有中西，方法无中西？

　　 ●问题有中西，思维方式也有中西，解决问题的方式要立足于中国本身的脉络，方法倒未必，但问题一定是中国的，研究方式也是中国人的思维。

　　 如果强调中国人的思维就会遮蔽了一部分吧？

　　 ●那肯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人研究中国对我们自己有丰富的作用。这就是西方汉学这一套对我们有冲击，比如他的选题他的视野与我们不一样。问题一定是中国的，问题的呈现和解决一定要有普遍意义。至于用理论，我比较赞同邓正来说的理论是我们考察分析的对象，而不是把理论作为标准，理论都是人家的，不用理论怎么办呢，无法研究也无法跟人家交流。

　　 您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也融入了您本人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感悟和理解，您如何在教学上体现您的这些理解和感悟？

●这个非常难，《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现在来看是勉勉强强过得去，如果我现在再来写这个东西肯定不一样了，思路上还是窄，当时主要想找到一个点，既是完成这个项目，又是想把新闻和传播脉络打通，又能够贴近历史，不过无论涉及到的面还是理论来讲，都比较窄，当然里面体现我自己个人风格研究的方式，就是博士毕业之后的变化，就是从经验性材料来呈现内在脉络而不是外在对它进行概况和归纳，后来读了知识社会学的东西，好像还比较对胃口，所以朝着这个路子在做。如果从教学角度来传授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