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平行历史中的横向整合 —— 如何叙述“第三世界”的传播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3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13:00

进入专题: 国际传播   第三世界   批判传播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维佳  
摘要: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海外调研和传播学教学中的经验体会,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和丧失历史共情与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作者试图回答为何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体系和传播网络中,位于相似历史演变路径上,又受到相似外部条件影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总是相互区隔、缺少联通。知识体系改造应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一个前提,为此,作者提出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以“平行历史中横向整合”的方式提出问题,发掘全球传播体系中的纵横关系,重新叙述“第三世界”传播与发展的进程,展现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涵。

关键词:国际传播;第三世界;网络控制;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信息: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雅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媒与社会变迁、互联网政治、国际传播与社会发展等。


一、三条铁路的史诗


传播学所关注的,是世界的连接方式。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由此构成网络。网络的漫延跨越了各种流动性的边界,它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不少天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充满浪漫情怀的社会空想家们设计了无数自组织、负反馈、甚至自我进化的网络系统,而政治家们则利用这些网络系统,以及对网络系统的浪漫空想去实现控制、分化、垄断,或者反抗、连横、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但人们总是偏向于观察中心节点之间的关联。我们在叙述人类历史的时候经常发问,一些特定的区域、族群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却很少发问,为什么还有大量的区域、族群很少相互连接,很难相互沟通?即便高效的通讯技术已经“用时间消灭了空间”,即便他们的自主性发展常常受到同一力量的压制,即便他们长期处在一种社会演变路径相似、演变的外部历史条件也相似的“平行历史”之中。

近年来,由于对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我用更多的精力来接触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问题。借助阅读和调研,我在这些“边缘地区”的现代历史中来回往复,尝试向自己提出“横向整合”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意识下,这些全球网络结构中的外围节点曾经尝试努力连接在一起,并试图改造世界传播的样貌,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彼此远离、相互隔阂。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调研和教学中的亲身经历不断给我带来冲击和启发,以致影响我向自己提问的方式。

在这里,我想首先用三条非洲铁路的故事来说明自己在现代传播历史中“来回往复”的心路历程。2018年夏天,我为考察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数字电视网络的情况来到东非。在从内罗毕到蒙巴萨的旅程中,我特意选择乘坐刚刚开通不久、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和运营的“蒙内铁路”。六个小时的车程,从内陆高原到印度洋海岸,最吸引我的景象不是纵横的山谷和广袤的草原,而是车窗外不远处蜿蜒同行的乌干达铁路。这是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狂潮中修筑的一条战略要道,如今已是弃置不用的历史标本。从始至终,蒙内铁路与乌干达铁路,两列跨越世纪历史的钢轨遥遥相望、平行延伸、相伴而行。事实上,这还是一条三重叠加的路线,乌干达铁路也是在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运送奴隶与货物的商业路线上开发而来。就这样,漫长而苦难的东非历史折叠在一条荒原大道之中。

1907年,时年33岁的英国殖民事务次官温斯顿·丘吉尔沿着从马耳他、塞浦路斯、苏伊士、亚丁直到蒙巴萨的帝国交通干线来到东非海岸。这一长串星链般的殖民地旅程,并没有让精力旺盛的年轻政客就此止步,他继续乘坐刚刚开通不久的乌干达铁路列车从蒙巴萨启程前往非洲内陆,并对英国政府所主导的“超级工程”发出诗意般的感叹:“它穿越丛林、穿越沟壑、穿越成群的猎狮、穿越饥荒、穿越战争、穿越五年议会的激烈争执……”  。从坎帕拉启程前往内罗毕之前,我特意翻阅了丘吉尔当年的游记。很遗憾,与大多醉心于帝国认同的猎奇见闻一样,除了“浪漫、神奇”等溢美之情,这份堆砌辞藻的记录没有涉及任何铁路建设的艰辛历程,也几乎不谈论它在蜂拥而至的欧洲殖民势力中扮演何种战略角色。

在1895到1901年之间,共有三万多名印度苦力为修筑铁路从卡拉奇漂洋过海来到非洲工地。陡峭的山谷、食人的野兽、肆虐的瘟疫、部落抵抗的暴力,这种极端危险的施工环境让近十分之一的劳工命丧于此,也使得这条东非干线被冠以“疯狂铁路”(Lunatic Express)的名号  。与如今蒙内铁路脱胎于肯尼亚国家经济建设的意图截然不同,乌干达铁路计划是一个纯粹的帝国军事蓝图。在英法之间的法绍达争端,以及德国在东非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为了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的战略安全,英帝国不惜高额代价要从从季风海岸直捣内陆湖区,从而以更高的效率运送军事和后勤物资,保障对非洲南北纵贯线的掌控。

望向车窗外不远处的废弃钢轨,时时有一个幻象浮现在我眼前:青年丘吉尔乘坐的帝国列车正沿着疯狂铁路迎面缓缓驶来。相对而行,继而背道而驰,这种景象似乎可以成为百年前后全球时势变迁的一种隐喻。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历史离我们远去,而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是否正在开启?中国,作为一个同样在十九世纪经历过殖民历史的国家,历经艰辛的革命和建设过程,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进程中乘风破浪,如今成为一个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大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当下,中国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我们又如何辨识“一带一路”和“新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图景?

这次蒙内铁路之旅的一年前,我曾在蒙巴萨南部三百多公里处的达累斯萨拉姆参观过坦赞铁路的终点车站。半个世纪前,中国援建的这条铁路曾经是东非最长的交通干线,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摆脱殖民依赖,向印度洋运送矿产物资的生命线。车站里的景象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从建筑风格、内部装潢、摆件陈设到图案标志,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特色风格。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如今的坦赞铁路已经失去了之前的战略价值,主要承担沿途村镇的小商品运输和一部分长途客运。目之所及,陈旧的列车设备年久失修,透出一种历史沧桑感,却更让人缅怀和感慨几十年前第三世界相互协作的辉煌篇章。1965年6月,铁路工程启动之际,周恩来总理到访达累斯萨拉姆。在面向公众集会的讲话中,他将坦桑尼亚半个世纪前的马吉马吉运动比作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强调两国人民的命运因为共同的历史际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的十几年中,数万名中国工程师和铁路工人远渡重洋来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参与铁路的修筑与维护。他们与非洲工人肩并肩劳动,向他们传授知识经验,影响了大批当地青年,并在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乌干达铁路意在帝国扩张,蒙内铁路意在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被称为“自由铁路”的坦赞铁路则是在南南合作、泛非主义、不结盟运动等二十世纪反殖反霸精神的沐浴中诞生的。这三条东非铁路就像是一部世纪史诗,不断引发我的联想和提问。在殖民与解放、压迫与自主的交相演绎中,我们还能否寻找和挖掘那些埋藏于历史逻辑深处的国际主义,能否找到现代世界一种自由平等的连接方式?退一步说,在后金融危机和被鼓噪为“新冷战”的当下,这样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吗?


二、没有全球观的全球化


1975年,在坦赞铁路竣工仪式上,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留下这样一段震荡人心的致辞:“殖民主义长期肢解这片大陆以自肥,而我们非洲国家之间每建成一个彼此连接的传播网络,就向终结这种殖民主义迈近一步。”  以横向的传播网络连接,打破纵向的分而治之,卡翁达这段话向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创造新世界的经典方案。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权力结构偏斜的世界中,边缘地带的横向整合注定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就在坦赞铁路竣工短短一个月之后,世界上最富有的六个工业化国家的首脑齐聚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城堡,探讨如何掌控地球的命运。这是六国集团峰会的第一次会议,而“第三世界”就是会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除了石油禁运带来的威胁,“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倡议更是让元首们如坐针毡。怎样把摈弃社会福利体系、反共和应对第三世界的挑战这三项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一个新的全球产业链布局蓝图逐渐在会议上浮出水面。通讯卫星、海底电缆和船舶运输等传播领域的技术变革已经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可以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来代替福特式的生产体系。在发达工业体联合迈向“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历尽艰难方能进行跨国铁路联通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然无力追赶。网络基础设施上的差距也许是以“纵向控制”瓦解“横向整合”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认为,这应是二十世纪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性命题。

其实,在这次G6峰会几年前,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已经发生深刻转变,直接导致第三世界的不同区域逐渐走上了发展的岔路。美联储为应对石油危机而高企利率导致资本回流,给非洲、拉美那些寻求进口替代发展的经济体带来投资断供的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被推向劳动力相对价格更低、初级工业体系也更完善的东亚地区,在这里生产的廉价制成品再出口到以高额债务为支撑的庞大美国市场。一个向心结构的全球大循环体系由此形成。所有试图挑战这一体系稳定性的力量都会面临小到经济制裁大到军事轰炸的威胁。就这样,第三世界的命运最终还是被第一世界的霸权所操纵和改变。更重要的是,一套装置精美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这一权力支配的过程。在新的流行理论中,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体系、政策环境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政策的评判标准则是被广泛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编注:华盛顿共识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经过一场从经济到文化的全盘调整,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分析渐渐被排除在发展中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从“民族国家”出发,遵循普世的现代化道路,甚至移植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似乎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避免被“国际社会”所抛弃。在中国主动选择加入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而苏联解体带来巨大政治冲击的背景下,我们渐渐进入了一个没有全球观的全球化时代。

这一文化心理过程几乎完全逆转了二十世纪中期三个世界的想象和南南合作的理念,让十九世纪的帝国蓝图回光返照。同样是几次偶然的个人经历,让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感受,也意识到它是我们进行众多具体研究之前需要认真面对的世界观问题。

几年前,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刚果留学生想要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在面谈当中,我偶然提到了“第三世界”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突然眼前一亮,猛地站起身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在他来中国学习的几年中,第一次听到有学者愿意正面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至少在他的专业,有影响力的主流学者常常对这套理论体系表现出贬低和排斥,这与他来中国学习之前的预期完全不同,一度让他十分困惑。我被这位刚果朋友的表现深深触动,感慨历史变迁扭转文化认知的强大动力。诚然,“第三世界”对于今天的全球政治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存在,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是否能够借助这个概念方法去理解世界构造?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仍然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前不久,我的约旦研究生丽丽刚刚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主题是讨论《人民日报》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次中东战争的报道。她刚刚接触研究材料时的惊讶和欣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一篇篇对“阿拉伯弟兄”激情澎湃的声援,她好像发现了一个久已失传的宝藏,感慨几十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文化心理距离发生的巨大变化。我还记得,从入学时起,她就对中国媒体上的阿拉伯地区报道颇为不满,神秘的异域风情、难以理解的宗教文化、连绵不断的莫名战乱似乎成了抹不去的标签。这样的报道给大众留下的不是民心相通的感受,而是逾越不了的障碍。她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一幅1956年11月《人民日报》的照片,告诉我当天首都北京有四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英法出兵埃及。斑驳的黑白画面瞬间将我带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苏伊士危机、伊拉克革命、卢蒙巴遇刺,在一个个历史事件背后,在贝尔格莱德、在雅加达、在平壤、在北京,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群众声援与抗议——人民的命运曾经自觉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现实,历史的翻转让人感慨。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国家外宣媒体创设海外版报纸的研讨会。会上主编人员介绍了新报纸各个版面的内容定位,其中一页PPT的标题引起我的注意,叫做“与中国无关的国际新闻”。我对当时编辑介绍的其他内容已经记忆模糊,但对这个标题印象极为深刻,它再次冲击了我对当代媒体文化的认识。技术上看,这只是编辑处理新闻内容的一个类别,但其中表现出一个国家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旁观心态让人唏嘘不已。如果讲不好世界的故事,找不到中国与世界的连接节点,又怎能讲好中国故事。回想起去年新闻传播的专业考试,我冒险在试卷上出了一道时事题目,想让学生从中国经济与外交的角度出发,设计一下如何报道2019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动荡。两地都是中非贸易长期以来的重点国家,中国的能源和基建投资遍布其中,政局变动的影响可想而知。但考试结果是几十份试卷答案无一命中要旨。“与中国无关”,这真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魔咒。但想来也有些无奈,我们又怎能对学生苛责?这些怀揣国际新闻理想的“九零后”们从小到大所处的媒体和文教环境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更早的一代人所创造的吗?

如果这些在中国社会的观察只能说明全球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那么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认知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这方面,又是两次亲身体验触动我去面对横向传播障碍的问题。2018年在乌干达一个叫瓦卡里加(Wakaliga)的村镇,我参与组织了一场与当地村民的圆桌对话,其中的一个议题是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方小报和当地反对派媒体多年来杜撰的各种丑化中国的故事和流言蜚语从这些朴实的非洲村民口中鱼贯而出,其中充斥着大量不自觉的种族偏见和政治偏见。村民们七嘴八舌间,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势单力薄、有口莫辩的尴尬。这些年来,他们其实有不少机会接触在当地从事商贸和建设工作的中国人,也有大量的中国投资和援建项目在他们周边存在,然而相互认同的话语体系仍然难以建立,两个群体间打破隔阂的尊重和信任也无从谈起,似乎总有一种支配和离间的力量存在。基层百姓如此,知识精英也是如此。2016年,我在拉合尔参与了一场同样形式的对话,只不过这次谈话的对象换成了一群巴基斯坦的年轻大学生,而话题也更多转向对现实的担忧:中国的投资将导致更大的地区贫富差距,CPEC(中巴经济走廊)的远景规划还不够透明,巴基斯坦该如何应对中国能源项目和基建项目上的巨额债务,又如何保障自己的主权完整……在这些复杂议题面前,传统的“巴铁”情谊可能会显得有些空泛。然而,在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一个能够清晰表述横向关联的图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完整而清晰的政治表述,包括中国海外投资在内,大量现实中的经济行为都可能失去约束和规范,甚至与预期的目标背道而驰,短期的利益考量也可能常常与宏观的发展规划之间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如果“全球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正在逐渐接近一个事实,那么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经贸连接非常薄弱,人员往来甚为稀少的历史时代,一种跨越地域、跨越种族、跨越文化的兄弟情谊可以被广泛地构建和感知,然而在相互间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人员和商贸互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上的疏离感却那么明显地存在,有时甚至被抹上一层种族主义的色彩。


三、平行历史中的共同命运


当人们对“平行历史”的联想能力被阻断,就很难在地缘、宗教、种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之上去寻找共时性的相似处境,也就无法实现政治上的横向整合。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上的遭遇已经证明,这个问题无法单纯凭借传播基础设施的联通去解决,而必须先从知识与文化自觉入手。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专业学术研究,其实都需要摆脱这样一种联想能力的困境。在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别与区域研究一时兴盛,涌现了大量的成果,但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以纵向的历史叙述为主。学者们习惯于在民族国家和区域内部寻找社会演变的脉络,而很少能够在全球体系中观察不同地区的共同命运和他们的互动关联。

在这方面,全球史研究中的相关概念论述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理论启发,其中一个经典表述来自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编注:美国内亚史研究学者,著有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他在讨论如何分析现代初期的世界结构时指出:“多数欧美大学的历史研究都具有一种微观和偏狭的特性……历史学家们敏于勾连纵向的联系(例如传统的延续性等),但却对横向的联系视而不见……无论历史‘专业学科’中这些具体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图景有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我们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历史独特性的完整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 

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布罗格霍德等世界体系学者都曾在各自的著作中论及世界经济中整齐划一的周期性变动。他们的历史考据显示,即使在远洋航运之前的时代,共同的周期性变动也会影响到全球的各个偏远地区,从而证明世界经济早已是一个内部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最热心于阐述和使用这套横向整合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应该算是贡德·弗兰克(编注: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代表作有《白银资本》等)了。他指出:“如果确实有一个涵盖全球的单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波及另一个或多个地区、部门……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或区域的历史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以及如何做出回应。”  在弗兰克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成功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即使聚焦共时性的宏观历史叙述有时难免错漏百出,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许是追求成果创新的推力使然,也许是带有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执念,这些全球史研究中相当多的论述都集中在“欧洲霸权之前”的时代,而且有一种不断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更早期追溯的倾向。然而,在方法论上,整合性的观念对于研究欧洲殖民时代开启之后的历史显然有更大的价值:帝国主义的问题远远不像古代历史中周期性变动的问题那么难以察觉和证明。军事入侵、殖民统治、文明等级论、卡特尔垄断、列强争霸与协调、不平衡的全球传播网络,这些因素构成了有意识塑造世界结构的系统工程。如果将“非正式帝国主义”  以及“新帝国主义”  所概括的时期都算在内的话,它已经是几百年来人类历史中最显著的一个进程,影响着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全世界传播与发展的基本面貌,并在离我们最近的十九到二十世纪走上巅峰。因此,面对相似的命运,处在世界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如果仍然难以察觉他们正处于“平行历史”当中,难以借此协力改造世界,就会更加凸显出弗莱彻的上述警示:我们何以对横向的联系视而不见?

当然,没有横向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忽视,只是学者们常常单线叙述一个民族国家觉醒和反抗的故事。例如,当中国学者讨论“五四运动”时,大家当然能够清晰地辨识一战前后欧美列强动向对本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对晚清以来中国受到外部冲击产生递进式变革的叙事驾轻就熟。然而,在这些“纵向叙述”之外,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几乎同时发生的朝鲜“三一运动”(编注: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遍布阿拉伯地区的文化觉醒与抗议,这些社会运动在时间、形态、诉求等各方面都有大量近似之处,特别是都被同样的外部历史条件所影响,但却很少被联系起来进行整合性的讨论,当然也就同时缺少了对差异性的比较。

多点并列式的世界史叙述有时会让人对隐藏在“特殊性”和“偶然性”背后的普遍逻辑建立认知,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络。例如,莫里斯·迈斯纳(编注:美国历史学家,著有Mao's China and After)在论述中国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运动时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启发的横向列举。他谈到:“毛泽东、卡斯特罗、尼雷尔、法农等众多亚非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们不但拒绝将城乡分离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反而常常将回归乡村、建设乡村,避免城乡分离的出现当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将城市看作是‘外国人创造的世界’和‘革命的墓地’,将城市生活看作是腐蚀革命力量的潜在威胁,他们号召革命者‘离开城市,到山上去’,与农民这个‘真正的革命阶级’打成一片。”  为什么这些“第三世界”的革命家们没有遵循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而是不约而同地建立了相似的城乡关系认知?迈斯纳虽然没有详细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却敞开了一个思考殖民地历史命运的知识空间,每一个看似偶然的、区域性的发展道路,背后是否有共同的历史处境作为原理和动力?

我不久前做过一个论述发展中国家健康传播策略的研究,原本的设想只是总结一下中国建国初期的本土特色经验,而最初也想当然地觉得中国面对基层公共卫生状况的很多传播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我接触到大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关材料,才对自己之前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尤其是1975年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推出的调研报告,真可谓一个展现发展中国家“平行历史”的经典范本。 这份报告列举了中国、古巴、坦桑尼亚、印度、孟加拉国、委内瑞拉等众多欠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卫生政策,其中涉及大量的健康传播手段。我在材料中发现,积极调动本土“业余医生”(赤脚医生)参与在地健康传播实践、利用传统医学的低成本和群众性优势加强健康传播效果、发动专业医生走入基层进行融合式沟通、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健康知识宣传……这些曾被我当做中国独特经验的健康传播策略广泛地存在于当时世界各地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 

在大量案例材料的基础上,我尝试提炼这些国家建国初期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将其概括为“反专业化”——即打破专业权威壁垒及其独立发展逻辑,统一配置资源,将西方医学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和专业手段整合进国家的综合公共卫生事业。这一结论的提出完全依赖于我对这些新解殖国家“平行历史”的总结:战后经济增长困难、传染病大范围流行、基本物资紧缺、大众识字率低、乡村基层社会缺乏有效组织。少数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具备医疗知识的知识分子聚居于原来的殖民都市,不仅在地理上,也在心理和文化上隔绝于他们的社会基层同胞;源自西方的体系完善的医疗健康知识处处渗透着西方现代化经验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被消化的特点;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以文化传播方式来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从而低成本地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为此,还必须将个体利益、分散行动整合进集体规划和公共价值中,创造出一套政治理念和话语体系去统合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在相近的历史条件下,远隔重洋的多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类似的发展策略,只有将这些经验总结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甚至提出可供借鉴的普遍模式。

这项研究带给我启发。在传播学中,挖掘平行历史的多点并列式研究还有大量的用武之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命题是以这种方法重新叙述全球传播的历史演变轨迹。无论是殖民者的立场、现代化的思路还是批判的视角,以往的这类研究主要是从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出发去展现传播史的演变。邮政、航运、铁路、海底电缆、通讯社、大众化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卫星通讯、数字互联网、平台经济,我们对这些专门领域,以及它们所构筑的全球网络体系已经有不少基本的宏观历史认识和结构性把握。然而,一种反向的叙述仍然是必要的。从世界边缘区域的处境出发,在殖民地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将他们的传播史编织在一起,这样的研究还十分罕见。在这些地区原本差异巨大的传统政治经济环境中,现代传播网络如何被投资搭建、如何为宗主国服务,如何移交给新兴民族国家,又如何被整合进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体系,这其中涉及的殖民统治问题、信息主权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近来引发了我极大的探索兴趣。反向叙述和横向整合的价值在于对现代化进程更具批判性和复杂化的理解,在于将“西方中心”的研究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信息主权和发展议题凸显出来,它甚至有助于我们对人类传播理论建立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造,逐渐提出新的普遍性知识。


四、连接中国与世界


近年来,随着海外投资的不断增加和人员商贸往来的日趋频繁,中国正面临国际话语体系创新的挑战。“命运共同体”作为这种创新的一个重要尝试,不断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各种表述中。每次听到这个词汇,我耳边常会回荡一句弗朗茨·法农的箴言:“没有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民族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受到法国殖民统治的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命运共同体。”  法农的话提示我们,命运共同体是非常美好的愿景,但却可能被导向不同的内涵。那些停留在表面文化符号上的跨区域交流是缺少感召力的,而只有基于共同历史命运所产生的共鸣才会牢固而有力量。

对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寻求承认的焦虑远远大于寻求联合的意愿。大家总喜欢“自说自话”,讲述自己的故事,骄傲而又焦急地期待别人来倾听和赞美。在当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历史与政治的要素不再被重视,而公共关系策略与手段则发展成通用套路。也许在法农看来,那些精心包装的传统民族文化展演、那些耗资巨大的国家形象宣传都是为获取国际美誉度而做出的不得要领的努力。这些国际传播的时代特性与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历史的认知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现代化”被看做是一个有等级阶梯的,从传统、落后、封闭到文明、进步、开放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就不太容易去正面谈论他们被殖民和压制的历史经验,甚至将这些历史经验当做是实现现代化飞跃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在现代化理论和历史主义被确立的前提下,他们普遍遇到一系列自我表述的难题:一是无法将社会革命与解放的历史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贯通起来;二是无法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体系的演变联系起来;三是无法将一个抽象的、本质化的民族国家与内部实际存在的多元文化、种族、宗教、阶级统一起来。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也应该带着很大的认同和宽容去对待有关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我们能否离开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和自主性发展的前提去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本身是否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平行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它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其次,我们能否完全在内部的因素中总结中国的发展成就,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经济转型,本身是在美国霸权的政策搅动下发生的。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正是不断改造自身去适应和影响这个转型过程,那么我们如何衡量这其中的主动和被动成分?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出处为其发表在《新左翼评论》上的文章The African Crisis)在讨论非洲危机成因的论文中试图解答为何东亚地区能够在二十世纪晚期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纷纷陷入困境。他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有着很多传统的特殊禀赋,这些禀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全球经济中展现了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区更明显的适应性优势。他列举并证明了这些独特性中最重要的三项: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漫长商业历史中衍生的企业家资源(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遍布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企业家和华人资本),以及强大的国家组织和经济整合能力  。他的论证有一点重要的启示,即中国经济增长首先是外部世界体系结构变动的结果,只是由于中国的内部因素适应了外部条件的变化才展现出近几十年来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经济起飞和非洲、拉美的危机本身不过是同一个外部历史变动中“相互平行”的两个部分。

然而,有意味的是,阿瑞吉的长时段历史叙述几乎完全遗漏了中国十九世纪的殖民遭遇和二十世纪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没有提及这段时期的变化与后来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他强调中国国家组织能力时将历史追溯到十八世纪,而传统的历史遗产仿佛十分自然地就被二战后的中国所继承。  然而,十九世纪殖民时代来临之后,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哪里还称得上“国家体系”和“经济整合”,只有二十世纪的反殖民斗争和社会革命才推动建立了有充分组织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也只有在之后漫长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完整的主权体系和自力更生原则才能搭建起相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最为完整的国家组织和工业生产体系。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中国不可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启动快速的增长。同样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新兴国家建设过程中对阶级、性别等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庞大社会福利体系的有效运转才造就了二十世纪晚期优质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优势显然无法构成外部资本和技术大量投入中国的充分条件,南亚次大陆就是一个反面例证。我们当然不必否认传统因素的作用,但是这种诉诸传统而忽视现代革命建设的倾向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无意识使然。

如果将阿瑞吉所证明的内容和他遗漏的部分整合起来,我们能够大致得到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完整故事。首先,这一发展过程完全内在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历史,它与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命运始终处于一个共同演进的平行历史构造当中。这一结论说明当前的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它既无法单纯地依靠空间修复得以维系,也会因为挑战了世界体系的霸权结构而面临被全面压制的命运;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具有一定约束性的外部条件下,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道路,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明显的发展优势。然而如果不是曾经坚持一种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立场,独立自主和社会公正等前提条件就无从谈起,阿瑞吉谈到的历史和自然禀赋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这些结论说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来就不能被分割为世界体系中的两个不同类别。经济增长和高积累并不能决定一个区域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反而可能掩盖了这一体系不平衡的本质。如果把几百年来帝国主义历史中的种族性因素和文明等级论考虑进来,我们就可能会更容易接近这个结论了。

当我们从民族国家内部寻找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往往只能在文化的意义上,而非结构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关联。缺少结构化的世界体系知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就只能停留在争取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浅表层次,这正是法农所指出的问题。回顾坦赞铁路建设时期周恩来和卡翁达的讲话,让人十分感慨,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到一种将民族国家自主性发展与合力创造国际主义世界秩序这两种话语重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年轻非洲裔学者格塔丘(Adom Getachew)新出版的著作《帝国之后的世界创造》以非常清晰的思路解读了二十世纪中期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如何将自主性与国际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在第三国际解体、帝国殖民体系瓦解、亚非拉殖民地纷纷实现民族独立的背景下,他们创造了新的发展话语,并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格塔丘的很多论述对于回应我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我在这里列举并尝试阐发其中的两个主要观点:首先,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它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构筑庞大的网络体系,并建立内部各个寡头之间的协调机制。因此,不能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单线关系中去理解帝国主义。要想颠覆这一体系,必须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横向联合,以革命性和整体性的新秩序去代替压迫性的旧秩序;其次,二十世纪反殖民运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是在强调自主性发展的同时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横向互动,协力解决共同面对的社会发展问题,并共同促进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这一点有力回应了那些对二十世纪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批评。例如,在一度十分流行的《帝国》(Antonio Negri与Michael Hardt合著)一书中,两位作者甚至不加区别地将“民族解放”称作是殖民地大众的“浸毒礼物”。  与此同时,这种辩证统一的理论也揭示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自主性发展的机遇要以外部世界体系的结构和秩序为条件,而不可能单纯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实现。

这些几十年前的政治智慧毕竟产生在与当代差异巨大的国际环境中,那么它对我们理解今天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吗?我想,也许眼前的困境就能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我们将正在发生的贸易战和所谓的“新冷战”仅仅看作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那么实际上将受困于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桎梏之中。如果不能在世界体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场对峙,不去努力召回国际主义的话语体系,我们可能在政治的起点上就处于被动地位,更可能在国际舆论环境上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今,中国的铁路建设运营、数字广播电视、移动通讯基础设施和电信服务等产业已经大规模走向世界,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二十世纪晚期相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正是中国角色的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获得追赶发达工业国家的机遇。与坦赞铁路建设的年代不同,处于平行历史中的外围区域不再受制于网络连接的困境,却迫切需要一种知识与文化上的共情,需要一种重新建构横向整合的政治动力。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个多年前听到的寓言故事,也许会比上述长篇大论更能直击问题的核心。据说在古罗马时期,奴隶主们经常困扰于对奴隶的识别和管理困难,结果有人提出,可以在奴隶的脸上打上记号,以此确认其身份,划分其类别。然而,这一提议马上被更聪明的奴隶主否决了。他们指出,如果打上可见的印记,奴隶们就能够识别同伴,就会对彼此共同的境遇产生共情,他们就会联合起来造反,那岂不是让奴隶主们弄巧成拙,引火烧身。改造世界的逻辑本不复杂,认识平行的历史,推动横向的整合,第三世界的思想家们曾经给我们清晰地指出道路,可能只是狡黠的历史变动一时蒙蔽了我们的视线

(本文原刊于《区域》第九辑,转载自公众号“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参考文献与注释从略,相关信息请参阅出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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