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 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8 次 更新时间:2021-07-29 10:51:24

进入专题: 新闻专业主义   公共性   新闻业   话语   元传播  

潘忠党   陆晔  

   摘要: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体业态以及相应的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闻业因此"面临危机"。新闻业何去何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职业意识形态是否仍具有现实的相关性?本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的重大意义,原因在于,新闻业为民主的公共生活所不可或缺,新闻专业主义蕴含理性交往模式,构成民主的公共生活。在人人生产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的"技术民主"当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以理性交往模式为"元传播范本"展开重新阐释,并以之与现实条件相勾连。本文梳理了当下业界和学界关涉新闻专业主义的表述,借助不同学科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重新阐发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在新的传播生态中再出发的可能及路径。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元传播; 话语; 公共生活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新闻业 (journalism) 是一个专业 (profession, 也有中译为“职业”) ;将新闻从业者称为“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s) , 更是如美国传播学者哈林 (Hallin, 2000:221) 所言, “意义模糊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可疑的”。但是, 1990年代, 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举足轻重, 启迪和激励了中国新闻从业者, 他们运用这一话语资源, 借助市场力量展开创新实践, 创造了新闻改革的新局面 (陆晔、潘忠党, 2002) , 也成为今天一些从业者忆述中国新闻业“黄金时代”的重要资源 (李红涛, 2016) 。

   今天, 新闻业正“面临危机”:报业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出现“断崖式滑坡”;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正快速失去受众和追寻受众眼球的广告商;各种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正以非中心、即时更新、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成各种“我群” (in-group) 的新闻性信息, 不仅稀释甚至取代专业新闻从业者生产的新闻, 而且削弱新闻机构搜集和发布事实性信息的“文化权威” (Carlson, 2017) , 颠覆所谓传统的“新闻范式” (谢静, 2016) 。与此同时, 新闻业凝聚力不再:资深新闻工作者纷纷离职转行, 或者自行创业, 新闻业不再对青年学子具有感召和吸引力。宏观的环境似乎正愈加严峻:国家权力不仅规制内容生产, 而且操盘市场;资本运作和增值的逻辑近乎成为媒介发展、新闻创新的唯一逻辑, “吸引眼球”“商业模式”“价值创新”等近乎成为“媒介融合”和“新闻创新”的基本考量 (李艳红、陈鹏, 2016) 。

   既然新闻业正在被消解, 再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和规范岂不近乎冬烘?首先, 西方的新闻职业理念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引入中国, 岂不要么水土不服, 要么淮橘为枳?其次, 西方, 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原生地”的美国, 不也进入了所谓“后真相”时代吗?在“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全民化”的新技术时代, 召唤并规制组织化生产中的专职新闻从业者的规范体系还有什么现实意义?第三, 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客观性原则不也就是新闻从业者树立其文化权威的一个“策略性仪式” (Tuchman, 1972) 吗?如何可以较真?第四, 既然所谓“专业”其实是从业者们对其职业的准入和评估的管辖权 (Abbott, 1988;Larson, 1977) , 那么, 专业主义不也就是正当化这一权力结构及其之下的职业管辖权的意识形态吗?其中哪有公共服务的理想和情怀?对新闻专业主义如此这般的质疑, 在学界时有所见, 在业界也颇为盛行。

   正是在这个当口, 这个以新信息技术全方位重构新闻以及以之为方式的社会交往、新闻专业主义备遭质疑的当口, 我们撰写此文重提新闻专业主义, 这其中有对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进一步阐释, 更有对它的提倡和弘扬, 并进一步提出它如何——可以并且应当——与新技术时代的公共生活 (civic life) 的重建相勾连。本文认为, 在当前这个中国社会变革和以新信息技术重塑公共生活的拐点, 新闻专业主义仍在继续释放其激励和开拓的力量。同时, 我们需要在“元传播范本” (template of meta-communication) 的层面来阐发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规范特性, 将它从工业化生产情境下的职业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中释放出来, 应用于全社会生产和发布信息、确定事实性 (factuality) 并以此展开公共生活这个公共交往的范畴。在此基础上, 围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这一议题, 我们将探讨专业新闻工作者在践行、阐发和倡扬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中已有和可能有的实践及其意义。

  

   一、新闻专业主义再阐释

  

   在中文语境中, “专业”指的是以特定知识系统为基础的从业领域, 进入该领域必须习得这些专门知识, 获取相应的操作技能, 并建立以此评估工作成绩的眼界, 也即高质量、高水准的衡量标准的内化。对于新闻业来说, 因为要呈现大千世界, 它还需要有些新闻从业者专长于某一领域, 成为该领域某种程度的“专家”, 以实现报道的“高质量、高水准”。一个新近案例很清晰地体现了这个理解:微信公众号媒通社 (mts1000) 于2017年7月21日推送文章赞扬《新京报》, 认为它好就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是新京报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它体现在: (1) 专业主义的操作手法, 事实核实清楚、表达准确; (2) 记者编辑有各自“专业的学科背景”。

   这些当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 值得再三强调, 形成业界不懈的追求。但是, 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何来“主义”?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 这些严格的质量标准, 它们究竟服务于什么?与这一目标相结合的专业化操作和标准需要什么制度安排才能得以保障并且有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我们对此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除了这些专门知识、技能、操作过程和评判标准外, 新闻专业主义“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 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 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陆晔、潘忠党, 2002:18) 。

   在职业社会学层面, 美国社会学家弗莱德森 (Freidson, 2001) 认为, 专业主义代表的是有别于资本和国家权力逻辑的“第三种逻辑”:它的现实基础是劳动分工, 及藉此形成的职业体系;其运作方式是以专业主义为号召, 提升从业群体内的凝聚力, 行使他们对本行业自主运行的管辖权, 并从中获得经济和社会声望的回报, 同时宣称这一自主运行制度的正当性。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 专业主义不仅是对“具有功能和认知意义的专门知识之权威性”的宣称, 而且是“以超验的价值 (transcendent value) 引导该知识之运用的承诺 (commitment) ” (Freidson, 2001:129) ;它以“根植专业本身的价值观作为独立于国家的力量, 引领实践及其经济和政治制度” (Freidson, 2001:131) , 因此, “专业主义的灵魂”是“赋予专业以意义并正当化它的独立性的超验的价值” (Freidson, 2001:221) 。

   以此为理论资源再度聚焦新闻专业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 操作技能和标准、对高质量新闻的追求只是专业主义对新闻生产实践的规训之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新闻业的灵魂——则是伦理规范的阐述和应用, 也就是对“高质量”在技术层面之外的、新闻界内生——也即为其正当性所必需——的要求, 包括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和公众问责性 (public accountability) , 也即一套规范化和正当化新闻从业的话语及其实践 (Carlson, 2017;Tong, 2017;陆晔, 潘忠党, 2002) 。我们可以把这些伦理规范进一步归纳为两套准则和一个基本预设 (Kovach&Rosenstiel, 2014) 。

   第一是公共服务的准则。如同《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吉尔·阿卜拉姆森 (Jill Abramson)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说, 新闻并非仅仅是一份工作或一个职业, 它还是 (或应当是) 一份收入和社会声望不错的工作, 它更是一种“服务公众的召唤” (a calling for public service) , 是“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感召。它的内容是通过寻求事实而发掘真相, 以新闻制约权力、成就正义, “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第二是经验主义 (empiricist) 的认识论准则, 以及遵循这套准则所产生的采集新闻、验证事实性的操作规程和制度安排。反映这套认识论准则的核心是“客观性” (objectivity) 原则。尽管它只被表述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形成并得到阐述 (Schudson, 2001) , 但作为认识论准则, “客观性”却为学界和业界所共享 (Lichtenberg, 2000;Post, 2015) 。新闻实践中各种从事“边界工作” (区别新闻与言论、新闻与广告、新闻与娱乐等, 划定新闻与包括新闻源在内的“业外人士”之间的职权范畴等) 的程序 (Revers, 2014) , “事实性网络” (web of facticity) 的建设, 以及客观性的仪式性演示等 (Tuchman, 1972;Tuchman, 1978) , 都是对客观性原则的制度化确认, 是它在实践中虽不完备但却必不可少的落实。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没有事实, 即没有所谓的新闻;作为文本的新闻是可验证 (verifiable) 事实的呈现;作为活动的新闻是观察、记录、查核、传递事实并建构意义的社会和文化实践。

   这两套准则逻辑地服务于如下基本预设: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 即各群体表述和交流其诉求、巩固共同体的内部纽带、形成协调性行动、建造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亦可以单数形态译作“公共善”) 的社会活动, 必需共享的事实性信息, 而这事实性的判断不能由资本或政治权力所垄断, 必须由独立的社会机构、具有必要技能而且获得社会认可的专业人士按照公开、可循的程序和规则来确定。新闻业所应当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Alexander, 2015;Carey, 2007;Deuze, 2005;Schudson, 2008) 。用布尔迪厄式的表述, 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业这一特殊文化生产领域实行其专业自主的基础 (Benson, 1999;Bourdieu, 1993) 。

由这些内容所构成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规范性理论, 表述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的功能不是描述和解释新闻活动, 而是激发、引导并评判构成现实的新闻实践。它是一种理论的理想型 (theoretical ideal type) (Freidson, 2001) , 也就是说, 它在现实中的实现和呈现的形态及程度, 端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它与特定历史条件如何勾连 (或接合, articulation) , 又有赖于新闻从业者们如何运用专业主义的话语资源解读、反思自己的实践, 并经此形成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职业的共同体, 也是一个阐释的共同体 (Zelizer, 1993;陆晔、潘忠党, 2002;李艳红、龚彦方, 2014) 。简言之,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教条, 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 ……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但是, “普适性的专业主义话语必须与在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下发生的新闻实践发生勾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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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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