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传播者研究的历史，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都缺乏清楚梳理。因此，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一点努力。本文把传播者界定为大众媒介组织，并认为其研究的历史应从新闻学开始。新闻学对传播者的研究，大致囿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范围并围绕这一中心，构筑了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社会责任等话语。自怀特开先河的把关人研究，逐渐揭示了传播者所受到的种种外在压力；批判学派、政治经济学等各种研究取向，更是展现了大众媒介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媒介组织的专业主义理念遭到挫伤。所以，传播者研究历史，是专业主义建构和消解的过程。但是，专业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建构和解构仍在不断继续。
在大众传播中，谁（who）是传播者？
“没有谁”，查利斯？赖特斩钉截铁地回答。理由很简单：大众传播是组织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大众传播的内容是众多参与者组织化努力的产物，是大众生产（mass produced）大众散发（mass distributed）。在如此复杂的操作过程中寻找什么人是传播者，就好比是找一辆汽车的个别制造者。于是赖特十分不屑地说，问谁是传播者，实际上是打算以一般的人类传播模式，即：一个传播者、一个讯息、某些传输媒介和一个接收者这些基本要素来考虑大众传播（Wright，C.R.，1986：61）。
我以为这只是赖特虚构的问题，但即便真的如此，也不必一口咬定就是混淆了大众传播和一般传播的区别。不说赖特自己提到的这些构成传播模式的基本要素（传播者、讯息、媒介、接收者），大众传播本就不可或缺，而且“谁”或“什么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隐喻，把赖特所谓的“组织”做了人格化处理。赖特之所以做惊人之语，无非是强调大众传播的组织特征，为自己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者做铺垫。以一己之需，故意使因果关系极端简单化，是学术研究的大忌。赖特恰落此俗套。
不过，突出大众传播者是组织而不是个体，虽无新意倒是十分重要。在传播关系或传播过程的语境中，大众传播者可以和大众媒介机构，甚至是大众媒介交换使用，道理也就在于此。正因如此，所谓的大众传播者，实际上就是处在传播过程或传播关系中的大众媒介机构/组织。
当以此来界定传播者时，马上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关传播者的理论或研究究竟始于何时？
如所周知，最早从结构上对大众传播过程进行概括的，是拉斯维尔的“五W”（Lasswell，H.D.1943）。可此后的研究，并不是“五W”的均衡展开。相反，从一开始学者们的注意力几乎都给予了效果和内容，效果理论的发达和传播者--“Who”的研究之薄弱（Halloran，F.D.，1969；Weaver，D.H.andGray，G.，1980），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有人断然认为，大众传播者研究的历史是从怀特在1950年发表的“把关人”个案调查开始的（Whitney，D.C.，1982）。依此类推，“把关人”也就是第一个关于传播者的理论。
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位Whitney，在五年后与他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中马上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关于专业的（professional）大众传播者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7年若斯坦（RostenL.C.）所做的华盛顿记者的调查（Ettema，J.S.，Whitney，D.C.，whithWackman，D.B.，1987），一下子把历史往前推了13年。
Whitney的变化也许自有其道理，可惜他自己并没就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他的游移不定至少说明，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非一目了然。
据施拉姆考察，在1937~1957年的20年中，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呈现三种主要趋势：一是以历史学和历史学方法为基础的关于报业历史以及那些著名编辑、出版者的研究和传记；二是基本属于政治学范围的有关报业和社会的研究，包括报业与政府的关系、自由与责任、公众意见和国家政策等等。最后一个趋势是，根据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把报业作为传播和传播过程来研究。前二者早已存在于新闻学研究历史中，惟有第三种，是这20年中所迅速发展起来的新领域（Schramm，W.，1957）。如果说施拉姆更多的是关注横向的研究类型，那么，另两位美国学者则更着眼于纵向的有关史的延续和变化：早期是关于新闻和印刷业的历史，尽管这类研究数量不多，且是描述性的，但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是他们直接注目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先是产生了对新闻从业者所生产的讯息的研究兴趣，继而则是这些讯息的效果。在诸种因素（如战争期间宣传的问题、大众社会、广告效果、媒介在选举中的作用，以及60年代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的作用下，关于效果的研究更加广泛和加强。由此，导致许多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注视受众，注视新闻讯息对受众的效果，而不是新闻从业者和讯息的实际生产过程（Weaver，D.H.andGray，G.，1980）。
报业历史和报业与社会，显然都属于传播机构或组织的研究范围。施拉姆和韦弗的勾勒，不仅说明大众传播者（大众媒介组织）的研究是早已有之，而且若以拉斯维尔的五W来衡量，最早的研究重点无疑是传播者而不是受众或效果。因此从美国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整个历史看，其基本轨迹是由传播者的研究向受众、效果研究的倾斜，而不是反之。把怀特定位为大众传播者研究的第一人，显而易见是以施拉姆所谓的第三种新趋势--报业作为传播和传播过程为立足点，至于新闻学及其原有研究则一概排除在外。
施行此种“排除法”有其充足理由。首先可以标示大众传播学以及其传播者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和视野。其次，传播者、受众等，都是相对于它们所结成的传播关系、传播结构或传播过程而言，而此种视角和研究取向，的确是传播学，更确切地说，是拉斯维尔“五W”模式产生以后的事。因此，尽管在新闻学中早就有关于报刊组织及从业者的研究，但他们并没有“传播者”的概念及其“传播者研究”的明确意识（在那公认为标志大众传播学形成的《大众传播学》一书中，施拉姆仍只是用“大众媒介”而不是“大众传播者”，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是在大众传播研究出现之后，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使用仍有一个过程）。然而，假若因此设限，把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一刀两断，其危害性亦不能小视。它不仅割断了关于大众媒介研究的历史，产生一种惟有“把关人”研究出现后才有关于传媒组织研究的误导，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研究线索的人为中断，会使人无法清楚认识整个传播者思想的历史演变。具体点说，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关于大众媒介组织研究的差别和变化，尤其是后者所呈现的意义，包括所谓的新视角和新取向，在这样的分割断裂中同样也就难以辨别。虽然现在无法肯定Whitney关于传播者研究历史的变化是否由此而起，但变显然要比不变合理，尽管他对于时间上限的规定仍然过于机械死板。
现在之关键是，同样都是关注传播者，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是否有何不同？换言之，从新闻学到传播学，在大众传播者研究的总体历史上，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施拉姆的眼光已经隐约触及到这一点。他把怀特的“把关人”理论，看成是传播者研究的横向之扩展，展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有关传播者的研究类型（Schramm，W.，1957）。可是施拉姆仍然没有说清楚，这种新扩展出来的研究类型对于整个传播者研究及其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新闻学而言，在30年代前的那些研究和成果实在单一，韦弗认为其重点就是一个，即以著名报人、出版商为中心的报刊史的研究（Weaver，D.H.&Gray，G.R.，1980）。而在施拉姆眼里，则是报业历史、传记以及报业与社会研究并存。但我觉得，施拉姆把属于报业与社会关系的“责任”、“自由”等，称为是新闻学的古老话题（Schramm，W.，1957），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自便士报以来，美国报业的伦理道德，以及如何处理报刊和政府的关系，如何保障报刊的新闻自由，始终是新闻学术研究，甚至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若是把学术研究的标尺放宽一点，除了上述的以外，其时在新闻学中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有关新闻实务的介绍。自1870年到1920年，是美国高等学校相继建立新闻教育的时期，不仅此时从事新闻教育的教师几乎都来自于报刊，而且新闻实务的训练是其主要目的（Weaver，D.H.&Gray，G.R.，1980；Mirando，J.A.，2001）。与此相应，新闻操作技巧的经验介绍，尤其是新闻实务的教科书也就继之而起[1]。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诚实、公正、准确和真实，把事实和评论分开--这些后来所谓的客观性原则的基本要素（Mirando，J.A.2001）。
新闻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特点，是和其产生的背景有关。与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是从宣传效果、市场和消费者调查起步不同，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则是与19世纪70年代后独立报刊的兴盛相伴而生。其时，报纸从原来的一人身兼数职（印刷工、广告代理人、编辑、记者），开始进入雇佣专职记者，“犹如新闻大致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记者是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创造”，新闻报道由此成为一个职业。随之，要报道新闻，以事实为先，报道要简短、精确、清楚等等，作为一种职业理想，在各报纸中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强调和灌输（Schudson，M.，1978：65；77?87）。假若按莫特对职业精神的概括（Motte，F.L.，1962），独立报刊实际上就是职业化报刊的基本样式。依照另一美国学者的意见，独立报刊，尤其是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f Ochs）掌管《纽约时报》后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Hallin，DC.，1996）。
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威伦斯基（Wilensky）提出，一个职业转变成一个专业，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见Johnstone，J.W.C.，Slawski，E.J.&Bowman，W.W.，1976：98）。报刊何时完成这五个转变并成为专业主义，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Hallin，D.C.，1996），尽管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美国的办报者声称，我们的最大报纸都是严格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来运行（MotteF.L.，1950，P405）。建立于1867年的密苏里报刊协会（MissouriPressAssociation）在其会议记录中也指出，在19世纪中期，协会的成员不仅视自己犹如医生、律师、神职人员那样的专业人员，而且在建立这个专业性协会后，通过不断强调大学新闻教育和职业伦理标准，以进一步促进专业化（Banning，S.A.，98/99）。不过此地更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时间，而是威伦斯基的五个标准。假如按照这样的视野，我们不仅可以肯定：新闻教育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新闻学研究是和报刊职业化或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相伴而生[2]，甚至新闻学思想以及研究实际上就是新闻实践的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反映。新闻学中关于媒介组织--大众传播者的思想和研究，大致就是围绕专业主义或上述的威氏标准而展开。比如“新闻自由”思想，就其理论基础，似乎发源于“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但最终能落到实处的，则是对媒介的外部关系，即一个新闻职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做了基本界定，以获取职业自主性；生发于20世纪初的真实、公正等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后来蔓延并至今诉讼纷纭的“客观性”原则，无非是对大众传播者的行为做出规范，使之更像一个“专业”或能向“专业”的方向发展。后来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以及组织理论等对“客观性”的严厉批评，虽不无道理，可也未必批到了点子上，因为这是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或专业所需要的。提出“客观性”包括要达到的目标，都与其职业特征有关，而与其它各种学科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以及所遵循的习惯思路，均有较大的区别（Phillips，E.B.，1997）。新闻学研究一开始，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一些著名报纸及报人，或者是一些记者式的经验介绍，恐怕在于大众化报纸所开创的那种“职业化”办报路子得到他们的青睐和认同，甚至有一种自豪感[3]，余下的就是如何按照前辈的印迹行走或在此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自从以专业主义为研究取向的新闻史代表作，Hudson的《美国新闻业：从1690至1872》在1873年出版后，多数的新闻史研究者认为，真正的新闻业就是像本杰明？戴创办的《太阳报》那样的便士报，新闻业的历史就是如何发展成为便士报的故事。于是，他们解释并评价新闻史，其标准就是对现有的新闻专业化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大众传播历史也就是媒介在它们的专业特点方面怎样演变进化的历史（Sloan，W.D.，1991：6）。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责任论”，所遵循的思路仍然是“职业化”或“专业主义”，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原来主要是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的“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上，进行添加和补充，试图对报刊的另一个外部关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做出调整或界定，以使报刊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黄旦，1999）。海林（Hallin，1996）所谓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委员会准备其报告时，专业主义得以最大强化”，也许指的就是此种倾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学者曾对传播者研究做过如是描述：
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局限于大众媒介操作的低层次上。夜班的编辑，社区报纸，检查官的删剪，记者们的自我想象，专业人员的工资等级，以及很多其它类似的具体的和工作层面的已都有涉及。但是高层次上的经济计划和政策制定仍然没有得到研究，更广更大的问题还空在那儿。作为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个敏感中心位置的大众传播者，以及面对来自一个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剔除和选择信息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哈洛兰，1969）。
哈洛兰所描画的研究状况假若属实，那么恰好反映出传播者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倾向。所谓夜班的编辑、检查、记者的自我想象和工资等等，都是典型的与专业主义密切关联的内容。其实，哈氏所谓的高层次上那些更广更大的问题，虽不太多，倒也不能称为“空白”。至少就施拉姆所总结的新闻学研究的古老话题--“自由”、“报业经济和报业责任”等等，显然不属低层次的问题。不过即便是这一类的研究，同样只是遵循专业主义或职业化的路子--重点是划清媒介组织和社会其他部门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只要界线分明，就能各得其所，所有问题亦便迎刃而解。此种思路最典型的是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之中。报刊或者是专制主义的附庸，或者是自由主义下的独立媒介组织。有何种政治体制，就有何种媒介体制，就有何种媒介操作规范，互相之间一清二楚。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责任”，就变成对各自不越界、不违规的要求，或是对越界和违规的抗议。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书是以一种假定的媒介和政府的关系来确定理论自身的名字（Nerone，J.C.，1995，27）。其实何止如此，整个的理论构想都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假定的关系上。正是在该种假定的关系中，报刊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的体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发展也就变成新闻业“自然的历史”（Hallin，1996）。惟一要做的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以及媒介如何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和防止外来力量，尤其是政府的侵入。
此种独立、自足的媒介组织观念，在美国大众传播学出现时仍被继续沿用并成为其基矗行政研究取向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媒介是一个自然的没有任何偏向的工具，可以被人们用于各种目的（Lazarsfeld，P.F.，1941；Blumer，J.G.，1978）。包括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都“显然隐含着以媒介自主机制的观念，忽略媒介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张锦华，1994，52）。
可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正是在这一年，怀特发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第一篇关于“把关人”的文章。虽然怀特抱有验证卢因“把关人”理论的意图，但其从调查对象、设计的问题乃至关切的重点，与原有的新闻学研究却是一脉相承。直白点说，也许他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的那些金科玉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等。正是因此，当他最后发现新闻选择是建立在高度的个人主观基础上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失望和惊讶[4]。尽管“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特别是在一个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视'客观'是一个标准的特殊领域中”，怀特的“吃惊看起来是正常的”（Whitney，D.C.，1982）。但怀特恐怕根本就没有想到，就是从他的“吃惊”之开始，他们所一直信奉的且根深蒂固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职业化的观念，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某种不正常并遭到了怀疑。
与怀特仅着眼于一个孤立的个体“把关人”不同，随着而来的是把新闻从业者个体和组织、制度等结合起来观察。布里德揭示了新闻编辑部中所存在的新闻控制（Breed，W.，1955）；吉伯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由机械零件（mechanicaldetails）制就的紧身夹克中（Shoemaker，P.J.，1991，P.11），个人的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Gieber，W.，1964）。韦斯特里和麦克莱恩把信源的压力引进了新闻选择之中（Westley，B.H.，&Maclean，M.S.，1957），吉伯纳则明确提出，信源是施加于大众传播者身上的一种社会机构（institution）的压力（Gerbner，G.，1969）。赖利夫妇率先把大众传播置于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丹尼斯·麦奎尔，1987，47?50），德弗勒却以为，媒介的选择本来就是在各种社会系统的制约中所进行的（DeFleur，M.L.，1966）。哈洛兰所谓的“空白”，即“作为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个敏感中心位置的大众传播者，以及面对来自一个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剔除和选择信息的研究”，在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媒介组织（大众传播者）和社会，再也不是界限清楚，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而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复杂缠绕。正是由此，新闻学中的“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研究视野被打破，专业主义的理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把关人研究的模式也就逐渐向新闻传播研究中的“自由”“社会控制”等古老主题偏移甚至合一（黄旦，1996）。
与研究视野的扩大相伴而行的是学科背景上的多样化。知识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以及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各种研究取向纷纷粉墨登场，从而对“客观性”、媒介组织、媒介生产过程等等，都有着不同以往的揭示和分析（EttemaJ.S.，Whitney，D.C.withWackman，D.B.，1987）。与美国的传播学者不同，大洋彼岸的研究者一开始就把大众媒介的角色及其操作，纳入到社会系统以及相互互动中加以认识（Lazarsfeld，P.F.，1941；Blumer，J.G.，1978）。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常以考察企业的发展与广阔的政治经济形式的关系作为探讨传播过程生产方面的开始”（莫斯可，2000：73），“既有经济及政治制度会直接决定并影响媒介的运作及功能”（张锦华，1994：10）。文化研究揭示了大众媒介所扮演的意识形态生产者角色，并在现实建构和文化霸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罗钢、刘象愚，2000）。法兰克福学派则把目光集中于大众媒介的文化产业特性，以及在现有社会条件前提下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本质，并且已经导致社会的“单向度”。此种研究路数，与那种囿于“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来研究媒介组织不仅大异其趣，而且新闻专业的理念和立场受到了批判，认为其本身即是意识形态，具有维护既有体系合法性及保护媒体的策略效果，同时更成为新闻从业者逃避责任与理想的借口（张锦华，1994：21）。
如果把从怀特“把关人”开始的有关大众媒介组织的认识和研究简略概括一下，其研究视角大致经过了从个体到组织到社会制度的过程；其研究重点由个体的新闻选择到组织、社会对新闻选择的影响，到媒介组织对社会观念、意识、文化的制造与复制；其基本思想，自专业主义到专业主义所受的种种压力以至对专业主义的批判；从信奉客观、公正到对媒介符号系统的意义以及生产这种意义的过程的探究。凡此种种，施拉姆所谓的这种新扩展出来的有关传播者的研究类型，也就完全彰示了其所具有的意义：从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始，最终带来的是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及研究的解构。
然而，不能因此就以为新闻专业主义已被一笔勾销。海林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我们不得不问，专业化时代是否可能被证明是短时间的、相当异常的阶段，是一个比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经济、政治、文化的各自角色好象已解决，但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不是说新闻专业主义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它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中，尽管它也不再对自己的身份继续充满自信（Hallin，D.C.，1996）。
如果说社会学、文化学、组织学、批判学派等等的研究和揭示，使新闻专业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么，它同样也激起人们对专业主义的顽强固守，并试图给予它一个正确和适当的位置。根据几年前的调查，这种深扎在文化之中的“专业主义”情结，仍然是新闻媒介组织的基本氛围，尽管其所具有的威力在不同的编辑部里各有差异（Weaver，D.H.&Wilhoit，G.C.，1996：125?176）。就学术研究看，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研究，越来越有融合的趋势，也许大家都理性地意识到，新闻媒介组织--大众传播者研究，本来就是需要多层次、多面向的透视，仅仅偏居一隅都可能会导入“瞎子摸大象”的结局。这在后来有关媒介或媒介组织研究的框架设想中得以充分展示。无论是Hirsch的三层次研究模式（职业角色、组织、组织间关系和社会制度）（Hirsch，1977）还是Shoemaker所概括归纳的关于“把关人”研究的总体构想（个人、传播的日常惯例〔routine〕、组织、组织外的或其他社会部门、社会系统）（Shoemaker，P.J.，1991），在展现媒介组织和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都为专业主义的研究留下充足的空间和余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解构还会不断继续下去。也许，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建构和消解中，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对我们全面正确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关系密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
注 释
[1]从Schudson，M.的《新闻采访的历史》一文中就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期，与新闻采访等有关的教科书就已有不少（Schudson，M.（1995）.ThePowerofNews.HarvardUniversityPress，P.80~81）。
[2]美国大学正式开设新闻学课程大致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恰好与其独立报刊的形成基本同步。大学中新闻教育的展开，对新闻学研究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可参：Weaver，D.H.&Gray，R.G.，1980）。
[3]美国最早的一些新闻史著作常出自资深报人之手，而且对自己供职过的报纸往往有溢美倾向，如FredericHudson（1873）的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From1690-1872中关于《纽约先驱报》的叙述。
[4]可参TheGatekeeper：ACaseStudyintheSelectionNews之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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