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论《文心雕龙》中的“章明句局”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0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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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章句》篇提出了“章明句局”说,对于其重要意义,黄侃认为“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刘永济则有“自然之次序”的解释。安章宅句有五大原则,即:“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折之中和”转韵原则;“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章句》篇的核心是营造语境问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

【关 键 词】刘勰/《文心雕龙》/“章明句局”


刘勰《文心雕龙》从“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到“隐秀”诸篇,讲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属于“文术”范围,即专讲作文之术。用今天的观点看,可以说是进入了“新批评”的视野。这些篇章在讲“文术”问题时,又有分工。如本文所要讨论的《章句》篇,专门讲解章句安排与情理表达的关系。本文欲讨论的问题包括:《章句》篇的现实针对性、前人对《章句》篇的理解、“安章宅句”的主要原则、“章明句局”说的核心及其对当下的重要启示。

一、《章句》与文坛时弊

刘勰为什么要写《章句》篇,仅仅是《文心雕龙》结构的需要,还是有现实针对性。这是首先需要考察的问题。刘勰撰写《章句》篇确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在“章句”问题上,齐梁时期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定势》所言“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下抑,中辞而外出,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讹诡文风。例如,江淹《恨赋》“孤臣危泪,孽子坠心”,实为“孤臣危心,孽子坠泪”;又如,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实为“想彼君子”。这些都是在章句上“逐奇而失正”。刘勰《章句》篇针对这些字句颠倒的情况,提出了“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的思想。主要是有机整体的思想。“外文绮交”,意思是说外在的文辞像细绫的纹路那样交织在一起;“内义脉注”,意思是说文章内在的情理要像人体中的血脉那样畅通、交错、有序。“跗萼相衔”,也是对章句秩序的形容,“跗”指花萼之房,“萼”之花下相托的绿叶,萼托着跗,也是自然的秩序,所以“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是说文章的章句是一个美丽的有机整体,是不可随便颠倒,以求新异的。

二、黄侃、刘永济等前辈学者的解释

相比于《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前人对《章句》篇的研究较少。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章句》篇比较重视,几乎用了七分之一的篇幅从八个方面来解释《章句》篇。其中重要之点有:1.强调章句的重要性。“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所恶乎章句之学者,为其烦言碎辞,无当于大体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憭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舍弃章句,亦更无趋于工巧之途。规矩以驭方员,虽刻雕众形,未有遁于规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驭事义,虽牢笼万态,未有出于章句之外者也。”[1](P159)2.强调安章之总术,在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他在引了刘勰《章句》篇中“控引情理,送迎际会”等语之后说:“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句必比叙,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知安章之理无殊乎造句,则章法无紊乱之虑矣。”[1](P182)黄侃所说的“比叙”,意思是句子中的字与字之间是按照一定的意义顺序排比叙述出来的,章与章之间的也是按照一定的意义的排比安置起来的,这样,在句或章的意义上也就有了“关联”。“关联”两字很重要,或者可以理解为黄侃对章句学的基本理解。即所谓章句,其功能在谋篇布局中,在有了一定的情理的条件下,通过字与字的关联(构成句),句与句的关联(构成章),最后形成有字、句、章、篇四级的完整的文章。所以,黄侃又说:“安章之术,以句必比叙,义必关联为归,命意于笔先,所以立其准,删修于成后,所以期其完,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盖安章之上选乎。”[1](P182-183)黄侃之论可取之处在于,不是把章句单纯理解为形式问题,而是认为章句是以章句的关联达到“表里一体”,表是外表的字句,“里”是内在的情理,也就是通过章句表现情理。所以,他强调“命意在笔先”,强调“句必比叙”是为了“义必关联”。3.强调章句的有机性。黄侃说:“诸句之间,比有相待而不能或离者,是故前句之意,或以启后文,后句之意或以足上旨,使去其一句,则义因之以晦,横增一句,则义因之不安。盖句中一字之增损,足以累句,章中一句之增损,亦足以累章。若知义必关联,则二意两出,同辞重句之弊可以祛矣。”[1](P182)黄侃这一点解释很重要,真正领会了刘勰安章宅句有机性的意旨,也具有启发性。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此不赘述。

刘永济对《章句》篇的解释也颇具启发性,可以分为三点:1.他认为刘勰的《章句》篇分为三段。“首段释章句名用。中分二节:初释名,次释用。次段论章句组织之法。末段因章句推论分章断句相关者三事。中分三节:初论句中字数,中分二层,先比较其长短,后寻绎其源流;次论押韵,末及语助发声等词。”[2](P121)刘永济认为《章句》篇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为此,他批驳纪晓岚对《章句》篇的指责,认为纪晓岚的批评“颇多浅语”。2.指出刘勰安章宅句的主旨在强调“天然之次序”。刘永济说:“此篇于分章造句之法,但挈其大纲,所谓言之有序也。大而一篇之中各章之先后,小而一句之中各字之次第,皆有天然之秩序。赋情则情之曲折,记事则事之本末,论理则理之层次,皆天然之秩序也。作者苟当情怀澄澈,事理通明之会,则安章宅句,自成条理。至于其间变化波澜之妙,正侧穿插之奇,短长高下之度,轻重隐显之限,回互激射之势,则非法所能拘,亦非言所能尽。”[2](P121)刘永济以“天然之次序”来解释刘勰的章句学,与黄侃以“关联”来解释刘勰的章句说,是不同的。黄侃注重“人为”,而刘永济注重“天然”;黄侃强调安章宅句之“正则”,刘永济则认为安章宅句,一方面要“不失其友纪”,另一方面则可以“变化无端”。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学家黄侃与文学家刘永济对于刘勰的“章句”学的不同理解。3.解释“章明”“句局”之意义和功能。刘永济说:“舍人释章为‘明’,释句为‘局’,虽非章句之本义,然最足明章句之用。盖情思之发,必有其曲折次序,而章以宅情,必随其曲折次序而分布之,贵能昭晰。故诗文之章数无定,其施设之变亦至夥。例如《芣苢》三章,初言往采,故曰‘采之’、‘有之’,次言采事,故曰‘掇之’、‘捋之’,末言采获已多将归之事,故言‘袺之’、‘襭之’。三章不可减为二,不必增为四,而春原采苢之事如见也。其他一意而数章者,非复也,所谓一唱三叹,言之不足,故重言之,所以尽其致也。至句之训局,其义亦精。一句之字,短或二三,长不过八九,意行其中,弥见局促。故造句贵无冗字,而前后句相承之间,尤贵有次。”[2](P121-122)刘永济解释“章句”的作用和特点,认为“章”释为“明”,是因为章以宅情,情有曲折,所以一定要分章才能把曲折次序自然分明。“句”释为“局”,是说句很短,字数少,意行其间,不免显得局促,所以不能有冗字,注意前后字、句的关系。

其他研究《章句》篇的论文大都认为《章句》篇主要在安章宅句,注重整体有机性。尽管其看法不错,但多未能具体展开,故研究不够深入。

三、安章宅句五大原则

什么是章句?刘勰说:“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宅情”即把情理安顿在章里,是分章问题;“位言”即给字词安排位置,是造“句”问题。按照黄侃的解释,这里的“句”不一定是现在所理解的句子,一句中一个短暂的停顿也是“句”。所以,“章”乃安顿情理,构成情理的启动、承接、转折和收束;“句”则安排字词,构成意义的联系。分章造句就是艺术地使用语言把情意安排好。关于章句的功能,刘勰说:“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即造“句”一方面要把一些字词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字词联系起来;分章则一方面把不同的意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一些意义总括起来,使所要表达的情理明朗起来。这样就像道路交错,彼此都可以连接相通。这也就是今天常说的意义要分层次,最后才能把不同层次的意思,汇合成一个整体的意义。

至于安章宅句的原则,刘勰认为有五。其中贯穿了刘勰对安章宅句的系统思考。

第一,“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

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这是《章句》篇里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对这段话,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理解认为“字”是文章的“本”和“一”,一篇文章的基础或根本在用“字”上。这种解释,贵在比较顺理成章,解释比较流畅。但把作文的根本理解为正确地使用一个一个的字,是否合理,也就似乎成了问题。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写文章的时候,必须先写出字句,然后才形成篇章。但构思的时候,要先从全局着想,先命意谋篇,分开段落,然后选词造句。整篇文章立意光彩焕发,分段才能没有毛病;每段的意思都很明细,造句才能不出差错;句子造得干净利落,遣字才能不落虚妄。”[3](P1251-1252)这一理解最早由刘师培提出,他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论谋篇之术》中说:“刘彦和云:‘夫人之立言……字不妄也。’此谓立言次第须先字句而后篇章;而临文构思,则宜先篇章而后字句。”[3](P1252)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刘师培的理解更为合理。但一篇文章写得成功与否,不能仅仅看字、词、句、篇这样的顺序,而是要看全篇的命意,即所谓“意在笔先”。那么,“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就应该翻译为:文章全篇焕发光彩,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一”这个整体,那么万千的句子、字词才会有着落。

这后面的解释,包含写作的整体有机思想的两个方面:

首先,积句成章,积章成篇,部分构成整体,因此,运用字、词、句是撰写文章的基础。没有“字”,就没有起始,一个“字”运用不当,就会影响文章整体。对于撰写文章来说,字、词不是小事,它是基始,也是基础。

其次,“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此处的“本”和“一”是文章的整体,而所谓“末”与“万”是部分。意思是,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整体最为根本,整体作用部分,部分必然要受整体的制约。这样看来,刘勰已经有了结构主义或系统论思想的幼芽,谁能说他“无所发明”呢?刘勰又说:“寻诗人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丝,原始要终,体必鳞次。”进一步举例说明,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等场合引用《诗经》的句子,虽然是断章取义,但也要和文章全篇文字形成整体的有机联系。对于全篇文章而言,句子只是像茧之抽丝,或鱼身上有序排列的鱼鳞,即使是“断章取义”,也不能孤立引用。这样,文章最后才能达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让我们联想到现代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原理:关系大于关系项。即要从整体关系来说明个别部分,而不是相反。

第二,“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

刘勰的意思是,章句之法,应该“随变适分,莫见定准”,是无“法”的;但有又“法”,这“法”就是和谐与节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刘勰用跳舞和唱歌这种艺术活动来解释章句形成的原理。他说:“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刘勰把章句的形成比喻为跳舞和唱歌,不是偶然的。就跳舞而言,在舞步回环中,既要有“位”,又要“缀兆”。“位”指一定之规,而“缀兆”则指舞者的脚步和姿态的千变万化。这就是舞蹈的整体美。唱歌也是这样,一方面要“靡曼”,就是延绵不断,不能断断续续,这是一定之规;另一方面,则又要有“抗坠之节”,即歌声高低抑扬的变化,这样歌唱就会变得既有规则又有变化,形成歌唱整体的美。刘勰不但再次申述了“章句”构成的有机整体原则,而且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来理解“章句”的形成。刘勰能讲述出这样的道理来,应该与六朝时期四声的发现、骈体的流行有关。因为平仄相对的诗歌,四六相对的骈体文,都可以让人联想到跳舞与唱歌。

第三,“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

刘勰既然强调“积字成句”,那么一个句子中用几个字为佳呢?于是,刘勰就提出句子字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则。他说:“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流行于不同时期,适用于不同的体裁,最终都是随时代的变更而变化的。文言文变为白话文,新的字词、新的句型的出现也是时代作用的结果。

第四,“折之中和”转韵原则。

“章句”的形成与声律也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汉语的特点之一。所以,刘勰把押韵的问题也在《章句》篇加以讨论。他指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刘勰的意思是,句子要押韵,押韵中要换韵,而换韵又以两句一换,或四句一换为好。不同朝代的作家由于不同的个性,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但刘勰认为“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他从人的生理舒适的角度,提出了“折中”的原则。

第五,“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

文言文的虚字,对于“章句”语气的传达和造句的完整,也有意义,必须考虑在内。刘勰提出:“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兮,夫,惟,盖,故,之,而,于,以,者,乎,哉,矣,这些虚字,本身看起来是“闲”字,没有意义,但在句子中关系到语气,是“闲而有用”,因此也很重要。刘勰提出“据事似闲,在用实切”的道理,是合理的。

总之,在刘勰看来,“章句”的营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考虑到词句与章节整体的关系、句子与章节的艺术性安排、句子中用字的多少、韵律的运用以及语助词的运用等等,为此,他分别提出了“振本末从”、“舞容回环”、“随时代作”、“折之中和”及“闲而有用”等原则。刘勰在总结前代文章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章句的全面而恰当的要求,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代的写作者都有启示意义。

四、“章明句局”说与营造语境

《章句》篇最富于启发性的话,是如下三段:

第一段:“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而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这段话是在说明“章句”的功能。刘勰认为,“章”的作用是“明”。“明”即所谓“明情者,总义而包体”。“总义”,指“章”汇总成意义,而形成能包含完整意义的“体”;体,体式,这里的“体式”,不是指语言风格的体式,而是指以若干个句子构成首尾一体并包含意义的“体式”,这“体式”实际上是指“语境”。语境包含若干句子,才能呈现完整的意义。对于形成完整的意义来说,仅仅有句子(包括停顿),是不够的。“句”的作用是“局”,就是局限、局促、限制。“局言”是“联字而分疆”,即把一定的字从其他字里分别出来,重新组成句子或一次小的停顿。也就是说,就“句”而言,是有局限的,局限在它不能形成语境,不能构成一个意义单元;所谓句子与句子相连,形成“章”,“章”就有体式,有了语境,可以构成意义单元了。这样结合而成的“章句”就“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了。“区”,区域,这里指“章”;“畛”,田间小路,这里指“句”,意思是说,章和句虽然相异,是不同的,但只要联系起来,形成整体语境,呈现完整意义,那么大路和小路也就变成四通八达相互交通的通衢大路。概而言之,章有体,且包含完整的意义,来源于语境的形成;句子是有局限的,不能显示完整的意义,因为它还不能形成语境。

第二段:“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可以说是《章句》篇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启”,开始、出发,此指文辞开始之时;“逆萌”,即预先包含。所以,“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是说开始的句子是文章的“前设句”,它预先包含了中篇的意义,但它本身还不构成完整意义,有待“中设句”、“后设句”的配合,才能形成语境,完整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只有这样,外面的文辞绮靡交接,内在的文义像血脉那样流通,如同绿色的叶片托着花萼,首尾才能构成一体。刘勰通过上面这段话,提出了《章句》的核心是营造语境的问题。

第三段:“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辞失其朋”一语,用旅行没有朋友比喻文辞孤立失去与之搭配的句子,不能构成语境,不能形成完整的意义。“事乖其次”一语,是说意义要是违背了次序,就像一个游子在外寄居而感到不安。同理,组合句子,切忌颠倒,裁分章节,要以合于顺序为贵,这本来是文章表达情趣的共同旨归,无论“文”或“笔”都是一致的。这段话用两个比喻句指出,在组合句子、营造章节时,最重要的是把文辞与文辞联系成句子,把句子和句子联系成具有文本语境、能显示情趣意义的章节。

这段话中虽然没有“语境”一词,但处处充满了“语境”意识。在现代,要谈“语境”这个概念,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各个专业和学科,各种学术流派,都已经不完全把“语境”限于书写文本的上下关联性上。如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文化语境与情境语境。这已经离开书写文本的语境。但又不能不说,最原始的语境概念是从书写文本语境产生的。还有学者把语境分成语言内语境和语言外语境。当然,这两个语境又是有联系的。书写文本语境就是语言环境,进一步说,文本意义产生于句子、句子群与句子、句子群的组成关系中。一个文本的结构展现为系统的特征,它有若干句子或句子群组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都必然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因此,文本语境的核心观念在于句子与句子或句子群与句子群之间的关系,关系重于句子或句子群。《章句》篇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首先,刘勰认为“句局”,即句子(包含停顿)是有局限的,孤立的句子或停顿,不可能构成语境,从而不能显示完整意义;所以刘勰期待的是“章”,他强调“章明”,“章”作为句子构成的系统才可能“明”情达理,因为“章”才有“体”。如前所述,这“体”就是“体式”,指语境而言。其次,刘勰认为文本语境由“前句”、“中篇”和“绝笔”(首尾文辞)三者的关系构成;并认为“前句”预先包含了“中篇”的意义,而“绝笔”则追附了“前句”和“中篇”的意涵。即,章节中有前设句、中设句和后设句,前设句启示了中设句、后设句的意义,又需要中设句和后设句来确定它的意义。中设句的意义,也不可能孤立获得,它的意义取决于前设句与后设句,但它又给前设句和后设句以意义制约。后设句的意义取决于前设句和中设句,但它的存在又使前设句和中设句获得意义。三者形成有机的整体。再者,刘勰认为,语境的核心是前、中、后各个句子的关联性,所以强调“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最后的“赞”再次提出“辞忌失朋”。由此不难看出,刘勰从大量阅读前人文章中,体会到书写文本的语境的要义及其重要性。

这可用实例说明,例如,“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系杜甫《羌村三首》(三)的第一、二句,即刘勰所理解的“启行之辞”(“前句”)。这两句虽然也有意义,即群鸡乱叫,客人来到了。但是什么客人呢?为何而来呢?还有待“中篇”与“绝笔”的补充说明。它的完整意义取决于后面句子的追附,同时它本身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后面句子的意义。接着是中设句:“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为息,儿童尽东征。”此即刘勰所说的“中篇”。从中可知,来的客人是杜甫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知道杜甫返乡之后,提着酒水和菜肴一起来看望经过“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中间乡亲们诉说“安史之乱”没有完全结束,年轻人还在战场受苦受难。乡亲们说了这么多,那么杜甫又有什么话对乡亲们说呢?接着是后设句:“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此即刘勰所谓之“绝笔”,是诗篇的收束。杜甫对乡亲们的回应是:为乡亲们唱起了歌,歌声中感到自己作为官吏却不能给乡亲们带来幸福,反而有“安史之乱”给大家带来灾难,他感到愧疚,对不起乡亲,不断地仰天叹息,乡亲们也受到感动而流下了眼泪。

杜甫营造了“前句”、“中篇”与“绝笔”所组成的语境。这三者是关联在一起的。“群鸡正乱叫……”作为“前句”,意在为全诗营造一种氛围,即“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平息。群鸡乱叫和争斗,表现的是乡村的和平情景,这不是人在“斗”,而仅仅是鸡在“斗”,这鸡的乱叫和争斗,正说明了杜甫和他的乡亲们在享受和平生活的温馨。这前设句作为开篇,预示了后面的文辞是主人与客人的友好交谈,为整首诗定下了基调。“中篇”作为“中设句”,既回答了“前句”所暗示的问题,又正面展开了客人向主人友好而艰难的诉说,同时,还预示作为主人的杜甫必然还有一番动人的回应。“请为父老歌……”作为“绝笔”或后设句,则是以作为主人的杜甫在愧疚之情下所唱的深情的歌,提升和加强了“前句”与“中篇”的情感意义,又同时以“四座泪纵横”的动人场面为全诗作了总结。杜甫这首诗真正达到了“句局”而“章明”,做到了“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辞不失朋”,“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形成“自然的秩序”,究其原因就在于全篇形成具有系统关系的语境。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詹鍈.文心雕龙义证(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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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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