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祖萍:《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3 次 更新时间:2020-04-19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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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萍  

内容提要:《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刘勰之前,大量探索修辞特点的论述夹杂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已积累了许多修辞学的内容;《文心雕龙》正是在继承前代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修辞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基础。《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刘勰对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科学的修辞学极为重视。文章探析了《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其对修辞学理论确立的价值,阐释了《文心雕龙》对于建构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贡献。

关 键 词:《文心雕龙》;修辞学;建构

作者简介:梁祖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自从汉字产生以后,就有了有关修辞的论述,大量探索修辞特点的论述夹杂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呈现出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特点。《文心雕龙》正是在继承前代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修辞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基础。


一、《文心雕龙》修辞学的成就是对前人修辞理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辞传统的民族,在我国浩若瀚海的典籍中,积累了许多修辞学的见解。这些见解一般都散见于古代文论、诗话、词话及作家的相关著作中,零散而又涉及面极广,内涵不很明晰,可以从哲学、美学、文章学、文学批评逻辑学等角度做多种解释。在刘勰之前,古代学者对修辞的论述往往多从微观进行研究,宋代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在《文则》之前,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第一部广泛全面地讨论修辞的巨著。

先秦时代一般被称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内容如关于修辞的目的、标准,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文与质”(即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一系列属于中国修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均已初步形成。以对于文与质关系问题的探讨为例,诸子百家对“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各抒己见。儒家主张文质兼备,《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强调内容与形式须相符。《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如以辞而已矣。”②强调言语与形式的依存关系问题。而《墨子·修身》:“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③要求为文简、智、明察,要切合实际,不赞成过度文饰。诸子百家提出的不同学说对刘勰及后世的“文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修辞理论。对于文与质的关系,仍有精辟的论述。扬雄《法言·修身》注重华实相符,“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④,其文质兼备、华实相符的观点具有修辞学的意义。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有重质轻文之见。西汉董仲舒关于文质关系的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而有所发挥,主张“质文两备”⑤,当文质不能兼顾时,应以内容为主。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较为丰富的修辞学理论,其文质观是和孔子的文质彬彬一脉相承的,“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⑥,强调文与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汉代的学者在对形式主义文风的评判与抨击中,促进了两汉修辞理论的发展,对于文与质的关系申说,在继承先秦诸子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予以阐发。

对于修辞手法的探讨,先秦时,诸子已经开始论及,如孟子:“言尽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⑦可看作较早的对委婉、含蓄修辞手法的认识。墨子明确地提出了辟(即比喻)的修辞手法:“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⑧墨子指出比喻是用其他事物来说明事理,使事物更加清楚明白。

两汉时期,也更加注意到修辞手法的探讨,并且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关于比喻,先秦时期着重论述比喻的概念及效果,汉代则进一步探讨比喻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运用比喻等问题,汉代王符的《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⑨对比喻手法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及《春秋》用词的谨慎与精确:“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⑩,指出“英”“俊”“杰”“豪”等词的用法都有严格的讲究。王充在《论衡》中有三篇《语增》《儒增》《艺增》,所谓“增”,就是夸张之意。可以说,王充是第一位专论夸张修辞手法的学者,对《文心雕龙·夸饰》篇论夸张的价值和作用具有启迪作用。总之,先秦两汉的修辞理论尽管没有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但从典籍的相关材料中已经能挖掘出相关的修辞学理论的观念,并且对修辞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问题都已经论及,可称为《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发源。


二、《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修辞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修辞学发展的一块基石,因此,《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佛教、道教广泛流传,玄学兴起并走向兴盛,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是文学自觉地在艺术的道路上发展的时期。如汉魏之际以曹植、王粲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兴盛的文人五言诗的语言从质朴的文风趋向华美,同时,文与赋更加注重辞藻的华丽与对偶的工整;南朝齐永明年间,以沈约、谢胱为代表的诗人更加注重诗歌的声韵之美,提倡严格的声律;而梁陈时期的庾信与徐陵,诗、赋与骈文的创作提倡对偶、用典、声律与辞藻。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汉语修辞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修辞学理论初步建立、奠定基础的时期,修辞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汉语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都已涉及,在文与质或者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作家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建安七子应场重文轻质,赞叹“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12),崇尚《周礼》丰富广博具有文采,并引经据典反复强调文重于质。陆机的《文赋》对“意”“物”“文”的关系进行了论析,肯定意由物生、辞由意定的辩证关系,在“理”与“文”的关系上,提出“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13)的观点,这里的“理”即指文章的内容,“文”是指形式,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葛洪、萧统、沈约等人对“文”“质”关系的关注,都是对修辞原则的探讨。

在修辞手法的探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围与深度方面都是在先秦两汉基础上的进一步思索。如陆机的《文赋》首次提出“警策”的手法:“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14)指出警策是能带动全篇主题之警句。在修辞方式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对语音修辞的重视。陆机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15)的观点,主张诗文写作要注意平仄交替、抑扬变化,这是较早关于语音修辞的论述,为后来的声律说打下了基础。到了南朝,由于王融、谢朓、沈约等人的提倡,声律论才正式形成;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16)沈约主张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应该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与和谐流美,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追求声律美的发展。由汉语的四声进而发现汉语的声律美,运用于作文和修辞,是对汉语修辞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也是文体论兴起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已经有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对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均有独到的见解,曹丕的《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第一次论及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修辞标准;陆机的《文赋》在曹丕的基础上把文体分成十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17)在此,陆机把诗赋、碑诔等文体分为两体,并且指出,不同的文体,其风格特点各有不同,对诗赋等文体的修辞标准进行了具体的界定。此外,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对于文体修辞也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辞理论的集大成者,当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继承与完善前人修辞理论的基础上,对修辞学领域的众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论述了修辞学的基本思想、和修辞有关的文体与风格,尤其集中论述了“比兴”“事类”等修辞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被誉为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基础。《文心雕龙》对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之后,陈骥的《文则》,王构的《修辞鉴衡》,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刘熙载的《艺概》以及历代的诗话、词话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修辞问题。


三、《文心雕龙》书名与修辞之关系

《文心雕龙》的书名就与修辞有关。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始就予以了说明:“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在此纵然刘勰对《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做了说明,但作为齐梁时期的骈文杰作,今人对《文心雕龙》书名命名的缘由仍然难明,对其命名含义的诠解学界观点颇多,主要集中在对“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及“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的理解出现分歧。

“为文之用心”一句“用心”一词,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8)《庄子·天道》称尧曰:“此吾所用心。”(19)此处之“用心”即所谓处事及治国之道。刘勰在此言“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是探讨如何用心写文章,刘勰把处事治国所言“用心”,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有文章的构思、意图、语言技巧之意,后世袭之,因此,唐代李延寿《南史·庾肩吾传》有“遣词用心”(20)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文学的语言形式之美,因此,引用“雕龙”一词时,都有赞颂的含义。在《文选》所选文及注中,“雕龙”一词即言为文之美,如《文选》卷三十六任昉《宣德皇后令》:“文擅雕龙。”(21)李善注:“《七略》曰:邹奭子,齐人。齐为之语曰‘雕龙赫赫’,言驺奭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22)五臣注:“良曰:言专擅于文,若雕镂之彩饰成也。”可见,“雕龙”即指修饰之美文,刘勰以“雕龙”为书名,也是当时风尚所致。

学者在探讨《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时,重视其与修辞的关系。詹锳先生谈到《文心雕龙·序志》篇关于书名的含义(23),从《文心雕龙》全书强调在扬葩振藻的基础上崇尚“自然之美”的修辞思想探讨《文心雕龙》书名的命名;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表达了与詹锳一致的见解,强调“作文要雕琢而不忘朴,适可而止”(24)。

李庆甲《〈文心雕龙〉书名发微》一文强调“文心”与“雕龙”密切相关(25),是主从关系,重视《文心雕龙》全书一以贯之的重视文采、情采兼备的修辞学思想。

周勋初《〈文心雕龙〉书名辨》(26)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文学时非常注重从构思与美感两个方面考虑,刘勰为其著作命名,正是当时时代特点的反映。

从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李庆甲、周勋初先生偏重于分析《文心雕龙》的书名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含义,强调《文心雕龙》书名从构思和美文两方面探讨文学问题;詹锳、吴林伯先生在分析《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时,注重结合《文心雕龙》全书的修辞学理论,即刘勰重视美文的同时,同时强调自然之说。不论哪种观点与见解,《文心雕龙》一书取名即重视文章修辞是毋庸置疑的。

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刘勰取名《文心雕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书名一般来说能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书的内容和特点,应该说,《文心雕龙》书名本身隐含着的修辞学理念与全书的修辞学理论是一致的。文质兼备,是贯穿《文心雕龙》总的修辞原则,也是刘勰修辞学思想的核心。因此,刘勰对文采卓越、华实相宜的作家如孟子、屈原、曹植等极力推崇。但刘勰在申述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同时,针对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崇尚自然之道,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在语言运用上,主张文章在具有华美的语言形式的同时,修饰文辞应符合自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关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序志》篇“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时评论:“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27)詹锳等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对《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加以进一步的申说。因为刘勰主张“文章本贵修饰”,所以,刘勰在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作品的成败与得失;总结创作经验时,对于汉魏六朝骈体文学中的许多代表作家作品及其重要修辞手段,都加以肯定;但对片面追求辞藻艳丽的齐梁文弊加以抨击,重视自然之旨,反对浮讹泛滥,故黄侃所云“去甚去泰”。总之,就书名本身提供的信息而言,《文心雕龙》言明文章艺术的构思要选择精美的文辞,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结合《文心雕龙·序志》对其命名含义的进一步说明与《文心雕龙》全书一以贯之的修辞学理论,强调文质兼备,理想的美文以自然为宗的修辞学理论不言自明。

《文心雕龙》一书从书名到全书都体现出对文章修辞功能的重视,《情采》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刘勰所生活的时代是极为重视语言形式之美的齐梁时代,文辞之美,是当时文章的重要审美标准。《文心雕龙》多次提到“修辞”一词,经统计,提到“修辞”这一术语有以下五次:

《宗经》:“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修辞”指修饰文辞,修饰文辞要注重经书的语言范式。

《祝盟》:“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此处“修辞”指修饰文辞。

《祝盟》:“立诚在肃,修辞必甘。”此处“修辞”也指修饰文辞,修饰文辞要美好和甘甜。

《才略》:“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此处“修辞”指修饰言辞或辞令。

《才略》:“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郑大夫子产在晋楚争霸之际,内以礼法驭强宗,外以口舌折强国,郑国得以休养生息,孔子赞之为“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此处“修辞”指郑子产善于修饰言辞或辞令。

可见,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修辞”这一术语,主要指修饰文辞言辞,但联系言及“修辞”一词的上下文,重视修辞立诚,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仍然与其文质论的修辞学思想一脉相承。

现代修辞学的学者给“修辞”下的定义很多,但在通过修饰文辞、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如王希杰:“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就是‘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相提并论的‘修辞’。”(28)可见,《文心雕龙》中“修辞”这一术语的含义,相当于现代修辞学的含义。


四、《文心雕龙》对语言运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修辞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古代修辞学是附属于文论的,研究中国传统修辞学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巨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四部典籍,信手拈来,对偶典故,婉转自如,自始至终表现出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是魏晋南北朝修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架构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刘勰的生平,史料记载较少,主要在《梁书·刘勰传》与《南史·刘勰传》中,《梁书·刘勰传》中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29)的记载,可见早孤的刘勰,具有笃志好学的秉性,熟读儒家典籍,他的儒家思想及对儒家经典的语言艺术的熟谙程度也从此扎下了根;《梁书·刘勰传》:“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纶,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30)可知刘勰在定林寺主要做与佛教有关的工作,即协助僧佑整理佛经典籍、编制目录、抄录群籍等,其整理、鉴别、归类、考订等功夫,无疑在提高了刘勰的佛学修养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其思辨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刘勰在投依僧佑的十余年,最重要的业绩是完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序志》篇赞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从中可知这部著作是刘勰的精神寄托和希望。

《文心雕龙·诸子》:“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道出了以文章流芳百世之心声,立言而追求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扬雄有“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31)之宏愿,曹丕把文章称之为“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看重以文章名垂青史。刘勰在当时仕进坎坷的情况下,怀着立言不朽的强烈愿望呕心沥血完成著述,以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骈文形式,把抽象的理论表达得非常形象,并且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对文学作品的文辞之美论述最为全面,表现出对语言艺术的格外重视。

《文心雕龙》在《情采》篇中言“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表现出对作品修辞的赞美。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远远超出文学理论批评范畴,它实际上是以语言运用为本的思想理论体系。”(32)从不同的视角道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语言运用的重视程度。

语言是文化、思想的载体,是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33)语言与人的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吕叔湘认为:“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就是讲思想,他的思想也不能赤裸裸地往作品里头搁呀,他还得给它穿上衣服呀,那就是语言了,他得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总之还是离不开语言的。”(34)

王宁先生说:“通常所说的‘修辞’,本来就寓于语言的正常法则之中去……文学家所说的超越语言的种种现象,其实正是被语言的正常法则在冥冥控制着。”(35)言明修辞与语言法则的关系,强调语言运用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着力在探索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美,利用一切语言技巧使作品更好地传达出对生命的体认,极为重视作品的对偶工整、用典精切、音韵和谐以及辞藻华美。当时的文学评论者也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技巧。如西晋陆机作为文坛大家,不仅善于驾驭语言,而且《文赋》在许多地方重视语言及语言的运用,如谈到修辞造句:“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36)事物的形体千姿百态,文章的体裁屡次变迁;表达思想离不开艺术技巧,修辞造句要用优美的语言与和谐的声律。钟嵘论诗也具有重采的审美倾向,其《诗品》在强调作品有充实内容的同时,还要具备工美的语言形式,《诗品序》:“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37)可以看出钟嵘重视文学作品运用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主张风骨、文采并重,《诗品》列为上品的曹植、张协、陆机、谢灵运等诗人,其作品皆为辞采华茂、文采富艳之作;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注重吸取与此有关的著述与言论,并加以完善与发展,他对于语言运用的关注,也是在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下展开的。

任何深刻的思想,只有用准确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成为现实的思想。语言是作者进行思维活动和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一篇文章外在的物质形式,语言和文章的关系十分密切。刘勰在评论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对语言运用的重要性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与阐述,略举几例以窥其全豹。

《书记》:“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言辞犹如舌吐莲花,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别人,郑子产善于修辞,诸侯都依赖他,可见修辞之重要。

《神思》:“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外物靠耳目来接触,语言主管它的表达机构,作为文学形象,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创作的。

《声律》:“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

《练字》:“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语言文字就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神思》:“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思想转化为文思,文思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文字表达得好,语言贴切时,就像天衣无缝,和思想完全相符;表达不准确,则与思想相差千里。这就说明为文时准确使用语言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文学作品语言运用重要性的认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丰富的修辞学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基础。可见刘勰对于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科学的修辞学,在表情达意(或者说在文学)中的作用的认识。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宗经”是《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总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括了以“宗经”为理念和以经书简约、雅正的语言为范式的修辞观,强调经书是各种言论和文章的始祖:“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宗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修辞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主张文质彬彬,情采兼备,即“文附质”“质待文”(《情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的统一,修辞为情理服务;在文质相符、内容决定形式的基础上,刘勰主张“巧辞”“文辞”,“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重视在文章写作中以真挚的情感作为建构修辞艺术的基石。

《文心雕龙》文体论提出了文体修辞的准则,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理论基础。《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二十篇,全面地考察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法则,其论文叙笔的总原则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探讨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各种文体的名称,选取了各种文体的优秀篇章,陈述了各体的写作纲领与修辞原则。《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修辞原则来源于对各体文章写作实际的总结。如言及“箴”这种文体:“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夫箴诵于官……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箴》)箴的特点是讽诵官府得失的,要达到防范过失的要求,文词的修辞要准确。“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诔碑》)言碑文的写作,需要具备良史之才,要注重叙述盛德与清风亮节,从而达到昭示对象美行懿德与卓越功绩的修辞效果,这是碑文的修辞准则。刘勰同时也对不同文体的语言特点与风格加以归纳:“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定势》)在此,刘勰把相近的文体加以归类,指出不同体裁语言风格的具体要求,即文体不同,其语体风格也随之变化,从而揭示了文体修辞的特征。而《体性》篇:“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通过对历代文学作品特点的总结,超越前人并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文学语言的八种艺术风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关于文体辞体论述的主要观点是对《体性》篇的八体的承袭。

关于字、句、章、篇的修辞,《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上论述得比较全面而系统。《文心雕龙·章句》从字、句、章、篇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章句在一篇文章中的重要性及篇章组织结构以及相关的修辞原则,是修辞学史上比较系统的篇章修辞理论。

另外,《附会》谈文章首尾照应与辞义配合,强调文章全篇的整体性,《熔裁》讲熔意和裁辞,注重内容的提炼材料的取舍,都是《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重要的修辞原则。

关于修辞手法,刘勰在前人探讨修辞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系统地加以论述,在《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诸篇,专篇论述修辞手法。《声律》篇是古代语音修辞的重要篇章,在本篇中刘勰关于“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的理论,在汉语声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这既是对齐梁之前古代诗文声律演进的总结,又是对齐梁之后汉语诗文声律发展的启导。《练字》谈汉字在文章书写和表情达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字形修辞,《丽辞》言对偶,《事类》论用典,《夸饰》论夸张等。刘勰对各种修辞手法的特点及作用都有精辟的论述。

刘勰在《知音》篇还提出了文学鉴赏的见解及鉴赏修辞的理论,指出“披文以入情”(《知音》)是鉴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途径。“六观”说是刘勰“鉴赏修辞”的核心。从“六观”鉴别文情,即从修辞的角度鉴赏文学作品,使文学鉴赏从主观的爱憎成为对作品的客观剖析,对于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诗文鉴赏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文心雕龙》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广泛讨论了修辞领域的问题,展示了丰富的修辞学理论,表明汉语修辞学逐渐走向了成熟,在中国古代修辞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

刘勰是文章高手,修辞内行,在谈论语言的修辞功用时,充分认识到了汉字形、音、义的特点,把文学作品修辞时运用汉字、汉语的特点臻于极致,并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总结出符合汉语特点的诗文语言形式美的特点,对语言的艺术本质及民族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寻本探源的分析与总结,对于作家作品及创作原则做了具有理论价值的分析和概括,其论析值得今人借鉴。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1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焦循《孟子正义》,第638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③《诸子集成·墨子间诂》,第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④《诸子集成·扬子法言》,第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第26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⑥《诸子集成·论衡》,第1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⑦焦循《孟子正义》,第1010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⑧《诸子集成·墨子间诂》,第25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⑨《诸子集成·潜夫论》,第13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⑩董仲舒《春秋繁露》,第290页,中华书局,1975年。

(11)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第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12)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第53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13)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14)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15)同上书,第132页。

(16)《宋书》,第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17)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18)刘宝楠《论语正义》,第705页,中华书局,1990年。

(19)《诸子集成·庄子》,第8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20)《南史》,第330页,中华书局,1997年。

(21)李善注《文选》,第504页,中华书局,1977年。

(22)同上。

(2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9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4)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第64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25)李庆甲《文心识隅集》,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周勋初《〈文心雕龙〉书名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27页。

(2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29)《梁书》,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30)《梁书》,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31)《汉书》,第910页,中华书局,1997年。

(32)陈光磊、王俊衡《中周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第42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34)吕叔湘《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吕叔湘自选集》,第5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35)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诊文集》,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6)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1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37)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第19页,中华书局,1998年。

原文参考文献:

[1]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3]李维琦《修辞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年.

[5]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9]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0]启功《汉语现象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1]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3]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4]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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