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祖萍:《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0-04-19 00: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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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萍  

   内容提要:《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刘勰之前,大量探索修辞特点的论述夹杂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已积累了许多修辞学的内容;《文心雕龙》正是在继承前代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修辞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基础。《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刘勰对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科学的修辞学极为重视。文章探析了《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其对修辞学理论确立的价值,阐释了《文心雕龙》对于建构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贡献。

   关 键 词:《文心雕龙》;修辞学;建构

   作者简介:梁祖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自从汉字产生以后,就有了有关修辞的论述,大量探索修辞特点的论述夹杂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呈现出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特点。《文心雕龙》正是在继承前代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修辞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基础。

  

   一、《文心雕龙》修辞学的成就是对前人修辞理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辞传统的民族,在我国浩若瀚海的典籍中,积累了许多修辞学的见解。这些见解一般都散见于古代文论、诗话、词话及作家的相关著作中,零散而又涉及面极广,内涵不很明晰,可以从哲学、美学、文章学、文学批评逻辑学等角度做多种解释。在刘勰之前,古代学者对修辞的论述往往多从微观进行研究,宋代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在《文则》之前,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第一部广泛全面地讨论修辞的巨著。

   先秦时代一般被称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内容如关于修辞的目的、标准,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文与质”(即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一系列属于中国修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均已初步形成。以对于文与质关系问题的探讨为例,诸子百家对“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各抒己见。儒家主张文质兼备,《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强调内容与形式须相符。《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如以辞而已矣。”②强调言语与形式的依存关系问题。而《墨子·修身》:“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③要求为文简、智、明察,要切合实际,不赞成过度文饰。诸子百家提出的不同学说对刘勰及后世的“文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修辞理论。对于文与质的关系,仍有精辟的论述。扬雄《法言·修身》注重华实相符,“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④,其文质兼备、华实相符的观点具有修辞学的意义。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有重质轻文之见。西汉董仲舒关于文质关系的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而有所发挥,主张“质文两备”⑤,当文质不能兼顾时,应以内容为主。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较为丰富的修辞学理论,其文质观是和孔子的文质彬彬一脉相承的,“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⑥,强调文与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汉代的学者在对形式主义文风的评判与抨击中,促进了两汉修辞理论的发展,对于文与质的关系申说,在继承先秦诸子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予以阐发。

   对于修辞手法的探讨,先秦时,诸子已经开始论及,如孟子:“言尽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⑦可看作较早的对委婉、含蓄修辞手法的认识。墨子明确地提出了辟(即比喻)的修辞手法:“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⑧墨子指出比喻是用其他事物来说明事理,使事物更加清楚明白。

   两汉时期,也更加注意到修辞手法的探讨,并且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关于比喻,先秦时期着重论述比喻的概念及效果,汉代则进一步探讨比喻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运用比喻等问题,汉代王符的《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⑨对比喻手法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及《春秋》用词的谨慎与精确:“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⑩,指出“英”“俊”“杰”“豪”等词的用法都有严格的讲究。王充在《论衡》中有三篇《语增》《儒增》《艺增》,所谓“增”,就是夸张之意。可以说,王充是第一位专论夸张修辞手法的学者,对《文心雕龙·夸饰》篇论夸张的价值和作用具有启迪作用。总之,先秦两汉的修辞理论尽管没有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但从典籍的相关材料中已经能挖掘出相关的修辞学理论的观念,并且对修辞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问题都已经论及,可称为《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发源。

  

   二、《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修辞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修辞学发展的一块基石,因此,《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佛教、道教广泛流传,玄学兴起并走向兴盛,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是文学自觉地在艺术的道路上发展的时期。如汉魏之际以曹植、王粲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兴盛的文人五言诗的语言从质朴的文风趋向华美,同时,文与赋更加注重辞藻的华丽与对偶的工整;南朝齐永明年间,以沈约、谢胱为代表的诗人更加注重诗歌的声韵之美,提倡严格的声律;而梁陈时期的庾信与徐陵,诗、赋与骈文的创作提倡对偶、用典、声律与辞藻。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汉语修辞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修辞学理论初步建立、奠定基础的时期,修辞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汉语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都已涉及,在文与质或者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作家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建安七子应场重文轻质,赞叹“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12),崇尚《周礼》丰富广博具有文采,并引经据典反复强调文重于质。陆机的《文赋》对“意”“物”“文”的关系进行了论析,肯定意由物生、辞由意定的辩证关系,在“理”与“文”的关系上,提出“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13)的观点,这里的“理”即指文章的内容,“文”是指形式,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葛洪、萧统、沈约等人对“文”“质”关系的关注,都是对修辞原则的探讨。

   在修辞手法的探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围与深度方面都是在先秦两汉基础上的进一步思索。如陆机的《文赋》首次提出“警策”的手法:“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14)指出警策是能带动全篇主题之警句。在修辞方式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对语音修辞的重视。陆机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15)的观点,主张诗文写作要注意平仄交替、抑扬变化,这是较早关于语音修辞的论述,为后来的声律说打下了基础。到了南朝,由于王融、谢朓、沈约等人的提倡,声律论才正式形成;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16)沈约主张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应该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与和谐流美,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追求声律美的发展。由汉语的四声进而发现汉语的声律美,运用于作文和修辞,是对汉语修辞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也是文体论兴起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已经有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对不同文体的修辞特点均有独到的见解,曹丕的《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第一次论及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修辞标准;陆机的《文赋》在曹丕的基础上把文体分成十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17)在此,陆机把诗赋、碑诔等文体分为两体,并且指出,不同的文体,其风格特点各有不同,对诗赋等文体的修辞标准进行了具体的界定。此外,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对于文体修辞也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辞理论的集大成者,当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继承与完善前人修辞理论的基础上,对修辞学领域的众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论述了修辞学的基本思想、和修辞有关的文体与风格,尤其集中论述了“比兴”“事类”等修辞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被誉为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基础。《文心雕龙》对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之后,陈骥的《文则》,王构的《修辞鉴衡》,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刘熙载的《艺概》以及历代的诗话、词话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修辞问题。

  

   三、《文心雕龙》书名与修辞之关系

   《文心雕龙》的书名就与修辞有关。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始就予以了说明:“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在此纵然刘勰对《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做了说明,但作为齐梁时期的骈文杰作,今人对《文心雕龙》书名命名的缘由仍然难明,对其命名含义的诠解学界观点颇多,主要集中在对“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及“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的理解出现分歧。

   “为文之用心”一句“用心”一词,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8)《庄子·天道》称尧曰:“此吾所用心。”(19)此处之“用心”即所谓处事及治国之道。刘勰在此言“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是探讨如何用心写文章,刘勰把处事治国所言“用心”,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有文章的构思、意图、语言技巧之意,后世袭之,因此,唐代李延寿《南史·庾肩吾传》有“遣词用心”(20)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文学的语言形式之美,因此,引用“雕龙”一词时,都有赞颂的含义。在《文选》所选文及注中,“雕龙”一词即言为文之美,如《文选》卷三十六任昉《宣德皇后令》:“文擅雕龙。”(21)李善注:“《七略》曰:邹奭子,齐人。齐为之语曰‘雕龙赫赫’,言驺奭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22)五臣注:“良曰:言专擅于文,若雕镂之彩饰成也。”可见,“雕龙”即指修饰之美文,刘勰以“雕龙”为书名,也是当时风尚所致。

   学者在探讨《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时,重视其与修辞的关系。詹锳先生谈到《文心雕龙·序志》篇关于书名的含义(23),从《文心雕龙》全书强调在扬葩振藻的基础上崇尚“自然之美”的修辞思想探讨《文心雕龙》书名的命名;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表达了与詹锳一致的见解,强调“作文要雕琢而不忘朴,适可而止”(24)。

   李庆甲《〈文心雕龙〉书名发微》一文强调“文心”与“雕龙”密切相关(25),是主从关系,重视《文心雕龙》全书一以贯之的重视文采、情采兼备的修辞学思想。

   周勋初《〈文心雕龙〉书名辨》(26)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文学时非常注重从构思与美感两个方面考虑,刘勰为其著作命名,正是当时时代特点的反映。

从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李庆甲、周勋初先生偏重于分析《文心雕龙》的书名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含义,强调《文心雕龙》书名从构思和美文两方面探讨文学问题;詹锳、吴林伯先生在分析《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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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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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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