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文心雕龙》“质文代变”说及其启示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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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力图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心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十代九变”,但都离不开“质文代变”和“质文沿时”的规律。刘勰对于“质文代变”文学发展规律,又从“上下”、“前后”、“浸染”三种模式来加以全面阐释。特别是“浸染”模式的阐释,与现代的社会心理作为中介来解释文学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对于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

   【关 键 词】质文代变/上下模式/前后模式/浸染模式

  

  

   《文心雕龙•时序》篇是讨论文学变化发展的时代原因的文章。在这里作者叙述了“十代九变”的文学发展状况,得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以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①其中以“质文代变”、“质文沿时”观点贯穿全篇,以“上下”、“前后”、“浸染”三种阐释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反映了刘勰文学发展观,很值得我们研究。

   “质文”作为文学发展分期的规定

   “质文”问题早于先秦时代就被儒道等学派提了出来,旨趣不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观念。可以这样说,先秦儒家的“质文”观是人的道德伦理观,先秦道家的“质文”观是自然观,都还没有转化到文学问题上面。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把墨家、荀子等学派和学者的“质文”观放一放,专就道家与儒家的“质文”观做一个比较,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再评述董仲舒和司马迁的质文历史观,然后探讨一下刘勰的文学发展历史“质文”观是如何承继他们的传统的。

   根据已有的资料记载,《论语•雍也》篇直接提出了“质文”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②又《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质”,是质地、实质、质朴之意。“文”,是文饰、文采、文华之意。整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实质胜过文采,他就显得朴野。如果文采胜过实质,那么他就显得浮夸。一个人如果能够将实质与文采配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君子了。这里的“文”,更多是指人的才华,这里的“质”更多是指人的质朴的德性。可见孔子最初使用“质文”来论人的才华与德性的,他的理想是一个君子既要有才华也要有德性。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周代初期的“礼”已经无法完全维护社会人心,孔子倡导“仁”的思想,来补充单纯“礼”的不足。这“仁”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质地和根本,就是作为人内在规定的“仁”;但是孔子也没有否定“礼”,仍然要“克己复礼”。“仁”是人之“里”,“礼”是人之“表”,表里相配,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孔子的“质文”都不是自然本身,是依靠人自己的“修身”而获得的。总之,人人都是君子,那么社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整个社会就得到治理了。所以说到底,孔子的“文质”观,是人的伦理道德观,也是他治理社会的方法之一。

   道家的“文质”观与儒家不同。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就是把“自然”作为一切。自然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不需要“文质彬彬”,因为这违反自然,是人为的雕饰。因此,他们的理想是一切顺其自然,对人是这样,对社会也是这样,所谓“无为而治”就是讲社会的治理要顺应自然。他们反对一切文学与艺术,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败的意思)”③。在文辞的表达上面,也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④。庄子说得更极端:“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人始含其明。”⑤一切人为的文化艺术都不要,那么他们的“文质”观是怎样的呢?当然就是“弃文留质”。《庄子•缮性》篇说:“……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 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⑥这意思是说,到了唐虞时代,大兴教化,失去了朴素,离开了自然之道去治理社会,离开了德行去行事,然后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机。心与心相互观察便不足以安顿天下,然后又附加以“文”饰,增加了博学,结果就是“文灭质”、“博溺心”,然后人民迷乱,无法再返回到恬淡的性情而回复自然的本初状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老庄是坚决反对“文”的,他们只要自然本初的“质”。那么,这样说来道家就不需要美了吗?当然不是。道家也是要求美,但他们反对人为雕琢的美,而主张自然本身的美。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又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⑦这种“大美”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主张的“道”,也就是本初的自然。由此可见,道家反对“文”,就是反对人为的装饰、造作,而要回归到自然真美的境界。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尚质弃文的文质观。儒家、道家的不同的文质观是否对刘勰都产生了影响呢?应该说,都产生了影响。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去讲,我们这里还必须说到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作为社会历史观的“文质”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三代改制质文》,其中说:“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这就是说历史似乎在文质之间循环,前一代如果尚质,过于朴野,下一代的夏代就以尚文相救;前一代如果过于讲究文,那么下一代就救之以质,历史就在这“文质”循环中发展的。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这里所讲的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物质发展到极盛之时,盛世到极点,就要转向衰弱,这就如质文交替,变化不止。这种质文交替的历史发展观,肯定也对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论产生了影响。

   在刘勰之前谈到“文质”观的学者很有不少,不过我认为对刘勰的思想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儒、道两家论人或论自然的质文观和董仲舒、司马迁的论历史演变的质文观。虽然,第一个把“质文”观转而论述文章的人是扬雄,他在《玄莹》篇中说:“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欲者见矣。”这里所论是文为表、质为里、辞为表、心为里的由表及里的关系,这对刘勰也有启示作用,但真正始终如一贯穿到底地把“质文”观转化为文学观的是刘勰。

   刘勰首先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把道家、儒家的文质观转化为文原论。刘勰的“原道”,显然是认为文学原于自然之道,他认为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就有文,他在《原道》篇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又说:“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在这两段话中,说到日月山川之“文”,龙凤虎豹之“文”,说到云霞草木之“文”,他认为这些“文”都是自然本身的作品,非人力所为。这明显是道家的尚质弃文的“质文”观。但刘勰的论述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提到人“文”的问题,虽然人文也开始于自然,但又不仅仅在于自然。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所谓“文明”,这经过了人的心、言的加工,经过人的情志的加工,那么这种人“文”就是人工之文,这又明显是接受了儒家的“质文”观的影响。刘勰的思想力量就表现在他把道家和儒家的“质文”观结合在一起而不露焊接的痕迹。他肯定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有文,但这都“无待锦匠之奇”,是自然呈现的。同时又肯定通过人的心与言的加工改造的“文”,也认为这是“自然之道”。自然是“质”,自然之美是“文”,无论外部的自然还是人的自然,无论是未经人的改造,还是经过人的改造,都有质有文,自然相配。这样刘勰就从文原的角度,确立了他的儒道互补的“质文”观。

   刘勰完全把“质文”的概念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概念是在《文心雕龙•情采》篇。在刘勰看来,文章是由“情志”与“辞采”构成的。文章的“情志”就是“质”,文章的“辞采”就是“文”。他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华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通过比喻说明了他的“文”与“质”相济、相生、相补、相构的“文质”观。当然出于他对于他所生活时代文坛上的“采滥忽真”的忧虑,他更要求“质”,他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为情而造文”这是“文质”并重的要求,而“为文而造情”则是弃质尚文的状态了。刘勰要求的是“文质彬彬”,是“文质”并举。

   也正是基于他在《情采》篇中这样的“文质”观,所以在《时序》里,他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质文”作为文学发展分期的规定。为什么刘勰把以前的文学史分为十代,就是考虑到这“质文”在这十代之间有更替,有变化,有循环,所以以“质文代变”的观念来梳理“十代九变”的文学史,最后的总结中又以“质文沿时”作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加以强调。这一点,刘勰可能更多的是受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作为历史哲学的“质文”循环观念的影响。

   “十代九变”与“质文代变”

   在《时序》篇中,刘勰用了主要的篇幅叙述了“十代九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用“质文代变”的观念加以评论,揭示了中国文学发展“质文”交替的重要轨迹:

   1.从唐尧时代的歌谣的质朴,到虞舜时代文学转为“尽其美”,出现所谓的“心乐而心泰”的情况。这是由质而文,是一变也。

   2.夏、商、周三代之文,是刘勰所喜欢的。他认为夏代“九序咏功”,商代则是“猗欤作颂”,周代则是“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由歌功颂德到哀怨有节,总的趋势是“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通变》),是“文质彬彬”,这是二变也。这似乎是刘勰最为满意的时期之一。

   3.战国时代,诸子兴起。“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尚雄辩,楚富丽辞,“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到了西汉,文变虽多,但赋体兴起,文辞绮靡,不外乎“祖述楚辞,灵均余影”。总起来看,这个时期,文超越质,这是三变也。

   4.东汉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渐靡儒风”,于是由丽词而为儒文,即“由文到质”,此四变也。

   5.东汉灵帝之后,“时好辞制”,“开鸿都之赋”,同时学界墨守成规,其时作者多“浅陋”之徒,犹如小丑表演,文章由盛而衰。大体上是文胜于质,此五变也。

   6.汉末大乱,诸侯争雄,战争频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曹操父子,“雅好慷慨”,出现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可以说是“文质彬彬”,这是六变也。这也是刘勰最为满意的时期之一。

   7.魏明帝曹睿之后,由“制诗度曲”,到玄言渐盛,慷慨之气,至此稍衰,出现了“篇体轻淡”的作品,文采不足,华艳消退,文质都缺,这是七变也。

   8.西晋时期,文家承袭前代文风,但苦其“轻淡”,出现了“结藻清英,流韵绮丽”之文,又出现了华艳之文,又一次文胜其质,这是八变也。

   9.自东晋元帝南渡后,君臣苟安,士气颓废,加上谈玄之风愈演愈烈,“因谈余起,流成文体”,于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采不足,这是九变也。

宋、齐世近,刘勰尚生活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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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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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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