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文心雕龙》论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4: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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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心物关系是文学理论中一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西方提出和解决是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而中国则早在反映西周时期生活的《诗经》中就以“赋比兴”方法揭示了自然与人的文学关系。儒家提出“比德”说,道家提出“齐物”说,这两家都重视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了“心物宛转”说,既是对人的感情与自然景物文学关系的一次理论总结,又开启了唐以后的情景交融论。刘永济、徐复观、王元化三家结论基本一致,都认为“心物宛转”说的核心思想是“心境交融”或“心物交融”。论文在心理学意义上作出新的阐释,认为刘勰提出的从“随物以宛转”到“与心而徘徊”,其旨义是诗人在创作中要从对外在世界物貌的随顺体察,到对内心世界情感印象步步深入的开掘,体现了由物理境深入心理场的心理活动规律。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诗人建构的审美心理场,“我”与景物已化为一体。因此,“心物宛转”说承前启后,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文心雕龙》/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心物交融/物理境/心理场

  

   我国古代的诗学理论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人们从中可以不断地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却是极有价值的瑰宝。如何解释文学中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无论中西,关于人的感情与自然景物之间的诗意关系的秘密,已经被逐渐解开。但是,这解开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其中重要的理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想结合解读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心物宛转”说,回顾中西方人与自然诗意关系思想不同的发展轨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做出新的阐释。

   一、中西方文学艺术中人与自然诗意关系的发现

   《物色》篇所论的是自然与人的情感的关系。文章一开篇即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里所说的“代”即更替的意思。“序”,即“次序”。《楚辞•离骚》有云:“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春秋代序”是说春夏秋冬四时更替。那么怎么“更替”呢?这就是“阴阳惨舒”,“阴”这里指秋冬,“阳”这里指春夏。张衡《西京赋》云:“言于安处先生曰:‘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地者也。”舒,逸也。惨,戚也。所以“阴阳惨舒”即“阴惨阳舒”,是说古人受四时季节变化的影响,春夏时节人的心情愉悦舒畅,秋冬时节人的心情沉郁忧戚。本篇开头这段话是说,人的情感活动随着四时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刘勰认为,仅仅强调物对人的情感的发动还不够,还必须强调人的情感对物的回馈和互动,即本篇重点“写气图貌,既随物而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及篇尾所说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而所谓“物色”,范文澜注:“《文选》赋有物色类。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曰:‘有物有文曰色,风虽无正色,然亦有声。’”①即自然的形貌声色或自然景色的音容姿色等。

   自然是自然,人的情感是人的情感,这两者怎样发生诗意的联系的呢?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根据我的考察,自然与人的诗意关系,在西方发现得比较晚,而中国的发现则要早得多。

   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以荷马和三大悲剧诗人为代表。约生于公元前9-8世纪的荷马,把发生于约公元前12世纪时的特洛伊战争编成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写的是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及其以后在海上漂流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古希腊的英雄人物。对自然景物(主要是海)的描写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物色”没有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后,古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的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1)的代表作是《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约前485-前405)代表作是《美狄亚》,古希腊有位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前385),其代表作为《阿卡奈人》和《鸟》。大家可能会问《鸟》(公元前414)写的是自然的鸟吗?实际上不是。阿里斯托芬的这部杰作是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剧中有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幻想的世界,主要是讽刺雅典城内人们的寄生生活,其中并没有着意去写自然景色。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忒奥克里斯托(前310-前250),他是牧歌的创始人。他的诗被称作“田园诗”。这些诗歌描写了牧羊人向林中仙子和女牧羊人求婚,并写出与他们的对手对歌时的农村背景。的确有点“田园”气息,但大体上还是在叙述故事,风景只是其中的配角。古罗马时期有位诗人维吉尔(前70-前17)继承了忒奥克里斯托的诗风,曾有田园抒情诗《牧歌》成集发表,还完成《农事诗》,前者与忒奥克里斯托的牧歌相似,主要是讲田园中人的故事,自然只是背景,后者则变成了介绍农业生产知识,论述节令与农事的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现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没有涌现出真正的心与物、情与景交融的诗篇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那里实行城邦制度,更关注人的悲欢离合,更关注人的命运,所有的诗篇都不能不以人的故事为主,“物色”最多被当作人的活动的背景加以描写。

   西欧的中世纪(约395-1500)文明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即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的遗产,基督教的传统,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模式。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的力量是巨大的。基督教的神学统治,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建立了彼岸世界的“上帝之城”,把人的幸福都寄托于死后到天国去。《圣经》说:“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②因此,他们对周围的自然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觉得这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不可能与自然建立起诗意情感的联系。特别是基督教把“山、泉、湖沼、树林、森林看成为魔鬼所造”③。人们怎么敢去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友好,建立起诗意关系呢?整个中世纪有不少行吟诗人,但他们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此岸与彼岸的关系,而无心关注自然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这一点在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的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有重要的说明:“到1200年,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于外部世界又重新有了真正的、衷心的领略,并且在各民族的行吟诗人的歌唱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些诗歌证明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简单现象——春花灿烂、绿野、树木都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但是,这些描绘的都是眼前的景色而没有远景展望。即使是走过很远路程和看到过很多地方的十字军战士,也像这些诗篇一样显出不熟识。那种把盔甲和服装描写得非常细致的叙事诗,对于外界的自然景色不过是略作描述;甚至伟大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于他的主角活动场景也没有任何地方给我们做过充分的描写。”④

   这个情况到了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步达到的。有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拉近了,但有时候又疏离了。按照布克哈特的研究,他认为,创作了伟大作品《神曲》的但丁(1265-1321)是欧洲发现自然美的第一人。他说:“准确无误地证明自然对于人类精神有深刻影响的还是开始于但丁。他不仅用一些有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对于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的光辉,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有所感受,而且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⑤但丁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神曲》的确写了自然景色。第一部《地狱》中自然景色似乎还是背景,并没有写出自然的诗情画意。第二部《炼狱》才直接写了自然景色。第三部以《天国》光线的变化来衬托人物的心情。如以对亮光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喜悦。这些自然景色的描写,不但真实可信,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更难得的是这种描写的诗情画意。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开篇之际,那些诗人、学者还是注重于人的发现,对自然未多关注。例如,意大利的彼得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是文艺复兴早期的诗人、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之父”。但在他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即要从神的手里争取世俗的人的权利和地位,还不能顾及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系。所以彼得拉克说:“上帝的世界是经过七层铅封的世界,非凡人世界所能理解”;“我不想变成上帝……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摆脱以神为中心的思想,要把人当成人,开始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进程。彼得拉克甚至这样说:“有的人对野兽飞禽和鱼类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对狮子头上有多少鬃毛,鹞子尾上有多少羽翎,水蛭下沉时要打多少个漩涡,了如指掌;……还知道凤凰如何被芳香的火烧死之后又会复活;刺猬能够阻止航船行驶,但一见水之后就丧失了力量……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或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即使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对我们寻找幸福生活又有何用?我自问:知道飞禽、走兽、鱼蛇的特性,而对人的本性无知,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⑦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在追求人的自由和权利,但竟然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他没有意识到人的自由、权利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尽管彼得拉克写过“我是夏天里的冰,冬天里的火”这样美的诗句。所以,就整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并没有完全自觉地确立起来,不同的诗人、学者对自然的敏锐感不同,对自然景色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或者被彰显,或者被遮蔽。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发现,应该是后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说,真正发现这种关系的是生活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湖畔派的代表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资本主义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大城市病、人欲横流、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等都充分显示出来。华兹华斯19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抽空儿徒步游览了绵延欧洲多国的阿尔卑斯山,饱览那里的自然风光,受到了自然的熏陶,这段生活使他培育起了持久的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同时华兹华斯阅读了法国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的著作,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时期卢梭的“回归自然”影响⑧。1795年后他回到湖区,终日和大自然为伴,感受充盈,写下了大量的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抒发了对大自然美好的感情。华兹华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就是他的《“抒情歌谣”序言》,其中反城市化思想是很明显的。他说:“许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则联合在一起,把人们的分辨的能力弄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退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这些原因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的人口的增加。在城市里,工作的千篇一律,使人渴望非常事件。”⑨除了“渴望非常事件外”,要摆脱城市化给人带来的问题,那就要像他自己那样离开城市,到大自然中去,到日常的田园生活中去。那样,诗情画意就会涌上心头,就可以写抒情诗。诚如他说的:“我通常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的主要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况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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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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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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