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的构造与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5-11-09 23: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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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摘要】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内在地要求学术评价,而学术评价则促进学术研究,学术评价的缺失必将损害并阻碍学术研究与学术进步。就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机制而言,很有必要从法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政治向度、立足于中国法律实践的问题意识、基于思想与理论性“问题”还是实践性“问题”或者对策性“问题”之解决的研究目的设定、学术资源的利用情况、显性效果情况、在中外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以及与非法学学科的对话能力、学术规范化情况、学术品位与层次、学术风格样态、对于中国法学学术传统塑造的意义这十个方面,来建构作为其核心成分的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

   【关键字】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基本要素;共识性标准

  

   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内在地要求学术评价,而学术评价则促进学术研究,学术评价的缺失必将损害并阻碍学术研究与学术进步。学术界对学术评价形成自觉并有意识地提出和关注学术评价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在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才有可能。

  

   一、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问题产生的学术背景

   大体说来,在21世纪之前,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受制于学术研究本身在技术规范层面的无意识或者弱意识,基本处于学术界的学术视野之外。[1]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评价问题大约出现在1990年代中后期,而学术界对学术评价弊端的批评始于2000年左右,在内容上集中于对学术评价方法、学术评价制度缺陷的批评。[2]至于学术评价具有实质性与建设性意义的有关体制、机制、制度与操作等方面内容的探讨,是在这一时段之后才逐渐出现的。

   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之所以逐渐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学术评价制度与评价机制,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中国学术界渐渐地滋生了比较明显且有蔓延之势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行为不端、学术道德和学术伦理缺失、甚至出现明显的学术腐败等现象,这不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中国学术公信力危机,也直接地导致中国学术形象的社会观瞻受损,特别是更为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事业。就本人观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出现了如下两个既不利于学科发展,也不利于科学研究,更不利于学术人才梯队建设的消极现象:一方面,一些学者对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新兴学科研究缺乏应有的认知和认同,有意无意地排斥甚至否定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及其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尤其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外思想家既有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经常罔顾科学研究的思想传承,乐于随意“创造”新概念、新名词以“标新立异”,并将这种缺乏以起码的学术思想共识为基础的学术沟通资质的所谓“与众不同”,视为学术研究上的“创新”,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在学术研究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即由历史中的师徒传承式“学术小作坊”制作发展到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学术生产场域”的批量产出的情况下,缺乏严肃而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机制,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学术界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规则与制度的缺乏给予清醒认识,对于现有学术评价规则与制度的缺陷予以批评与反思,十分必要。

   但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既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进步。“当代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一套更科学、更系统的中国标准”,[3]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一些关注中国学术评价问题的学者开始自觉地思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制度建构问题。比如叶继元就提出建立“六位一体”的学术评价体系,即“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制度六大要素组成的学术评价体系”,以“明确评价理论与实践的方向和路径、提供评价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他进一步指出:“评价标准是指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客观性因素是评价标准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评价标准是评价活动的关键和核心部分,是人们价值认识的反映,它表明人们重视什么、忽视什么,具有引导被评价者的作用。”[4]杨建林等人认为,尽管“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学术成果评价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与学术成果评价机制有关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评价体系等”,但“我国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研究缺乏系统性”,所以他们提出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思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问题,并在说明“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目的性、动态性、环境适应性、演化性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基于系统论,学术评价机制可定义为学术评价的运作方式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而“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少包含学术评价组织者、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和评价制度等7大要素。”[5]尽管类似探讨在近年来逐渐成为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研究思考的热点和重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自身学术评价的共识性的制度架构,因此还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代中国法学学术领域的情况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较为相似。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确实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学术评价的混乱,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潜滋暗长,学风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特别是学术浮躁导致的学术浮夸现象,使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出现了忽视真正学术问题而完全迎合现实的所谓“社会需求”的褊狭功利主义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某些荒谬而不合逻辑的现象,比如“立法万能论”的思想与实践。例如,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一些法院依据此条做出了相应的司法判决,但判决的执行情况却非常糟糕,甚至与本法条的立法初衷正相反对。再例如,深圳市人民政府五届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第252号令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共厕所应当文明使用,禁止以下违法行为:……[四]在便器外便溺”,立法者完全没有考虑基本常识,比如男女老少“便溺”是否有别、究竟是否“在便器外便溺”如何取证,专人监督与安装摄像头监督是否侵犯公民隐私权,如若考虑这些问题,该条款又是否真正有效……深圳的这部立法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尿歪歪”法律。[6]这些情况既说明了在中国法学学术研究领域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与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重要的学术与实践背景。

  

   二、当代中国法学理想学术评价基准的基本要素

   基于笔者个人的学术认知,可以从如下十个方面评价要素的综合融通来建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理想学术评价基准,并以此为核心来进一步思考更为完整、全面和权威的中国法学学术评价体制、机制与制度框架建构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政治向度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较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宣传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法律等现实政治政策,法学研究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学术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内涵的挖掘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社会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法学研究领域一系列的思想禁区、政治禁区和学术禁区被相继打破,中国法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在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逐渐成长和发展的背景下,法学界也应警惕并自觉地抛弃法学学术研究排斥政治因素介入这种褊狭的思想方法与理论认识。其实,始于2004年中国法学界围绕着“物权法”的制定,尤其是某些条款如何规定所产生的大规模争论,[7]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法学界没有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所致。事实上,“文科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不可能完全脱离一定的政治环境。但是学术又应保持学术之为学术的相对自主性,保持学术对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的批判性。这种学术批判,一方面形成于政治的‘价值探讨’,发展出对既定决策意义的反思;另一方面,不断刺激学术去研讨新的、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并借助文化理念与价值参照来建构其研究对象的科学性认识,使学术自身获得发展。学术不仅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还应保持对现实的一定超越性,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唯此,学术方为学术,政治也才能从学术的批判中获得长久的发展。”[8]

   法学作为具有综合性政治实践功能的学科,不能无视政治的现实与理想诉求,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当然也不能无视中国的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它必须为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法律智慧、提供相应的法律策略与实践操作方案。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必须善待政治,但中国法学也必须摒弃以政治意识形态思维和政治宣传态度来对待法学学术研究的政治思维惯性,而逐步确立起以学术的方式、思想的方式、理论的方式来对待政治的良性关系。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之政治向度状况,理当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之构成要素之一。

   (二)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的核心与关键是要发现和找准真正的“问题”,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也就成为学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而“问题意识”的养成,一方面要求学者大量地阅读和吸收既有的学术思想资源,获得丰富的学术思想养分,不断地增加自身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论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储备与积淀,另一方面要求学者密切关注、认知、分析和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实践和现实中的社会实践,而“问题意识”的核心在于辨识和确定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真正“问题”,也就是要敏锐而准确地发现和找出居于各种现实中显见的那些属于“形式”与“表象”的“现象”背后的、属于“本质”层面的真正的“问题”来,而不能将那些属于“形式”与“表象”层面的“现象”不加任何反思、提炼与改造地直接认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当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必定首先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现实中存在或者显现出来的“问题”,其次当然还必须思考和研究世界上别的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实践所显现出来的“问题”,研究探讨其所蕴含着的规律与道理,其实践的功能指向和目的当然始终是对着本国现实的相应的实践的。也就是说,关注“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始终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地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9]不言而喻,“立足实践、研究实践,是中国学术保持生命力、拥有创造力,赢得发展、取得进步的基础,更是评价中国学术的重要尺度。”[10]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还必须高度重视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和社会的相关领域的历史与现实实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作为中国相关领域现实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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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5年第1期第3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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