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法哲学的智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5-04-24 19: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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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提出,法哲学的智慧与旨趣在于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这种哲学观照体现为在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的基础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的价值改造,从而在思想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理想型塑。

   关键词:法哲学;法律生活;价值改造;理想型塑

   在当代中国的法学中,法哲学——与法理学不大一样的法哲学,总是显得比较怪异和尴尬:哲学本意在于“爱”“智(慧)”,法哲学因此也沾了这“爱”“智(慧)”的哲学的光,起先还显得比较高雅、比较智慧、比较“酷”,研习法律者不论是否是真心实意,即使不是对其“膜拜”至少也在表面上对其颇为“尊敬”;但由于我们的法哲学除了一些抽象的说教的教条、教义之外,无论是对于法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法律的实践都无甚立竿见影的直接的社会“功效”,因而又基本上被我国研习法学的学者和从事法律实践(立法、司法与执法实践)的法律实践人士在口头上“尊”其为是法律原理的最高理论表达,但在内心里却判定其为“无用”的东西——对法学和法律来说有它无多而无它也似乎不少什么;从事法学理论以及法哲学的专门研究的学者呢,除了紧跟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形势并通过对那固定的几条法学的“原理”加以“运用”而努力致力于为这些重大的决策进行慎密的理论论证之外,似乎也确实无事可做,既不知道这“法哲学”究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它该怎么样去做它可以、也应该去做的那些事情。也就是说,我国的法哲学一开始就在各种各样的由真心真意与别有用心的 “膜拜”与“赞美”织就的眩目光环之中迷失了自我。

   于是,我国的法学学者对法哲学的表面的赞赏也就掩盖不住其内心真实的轻视:法学理论界几乎绝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认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不承认有独立于和不同于法理学的法哲学存在;部门法学界却把对部门法的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一概称之为部门法哲学。这两个方面都凸显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法哲学必须清醒地为自己的独立存在辩护和正名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法哲学必须首先自我说明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自己的“独特”之处何在,自己“如何”从事自己的“专门性”的工作等等,从而既理论性地展示自己的与其它的法学的理论研究的不同,又由此而确证自己独立存在的必然性和真实意义与价值。

   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哲学的“爱”“智(慧)”本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法哲学就是在“法律”这一特殊的社会事物与社会事务上的“爱”“智(慧)”。在“法律”中的“爱”“智(慧)”问题上,透过“法律”而显现出来的这样两个方面又特别值得深思:一是“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真实的“人”的选择或者创造,而作为真实的“人”的选择或者创造的结果的“法律”又真真实实地是为了这些真实的“人”自身的;二是无论真实的“人”还是这些真实的“人”选择或者创造的“法律”,都是真实的“人”的真实的“生活”“活动”。这样,法哲学的在“法律”中的“爱”“智(慧)”也就真实地是在真实的“人”的真实的“法律”“生活”中的“爱”“智(慧)”。于是,我们便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法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对真实的“人”的真实的“法律生活”的哲学——“爱”“智(慧)” ——观照。

一、人的生活与法律生活

   法哲学是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这个基本判断所表征的也就是,法哲学乃是本于生活立场并在生活之中对法律生活的理解与创造。

   人与动物的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人不仅仅只是“生存”着,而是真实地“生活”着。这二者的不同在于,“生存”只需要遵循生物的物种所天生具有的自然规律而延续其生命,对于这生命以及延续这生命的“意义”是不加思考和过问的;而“生活”则不同,它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这“生存”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这“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反思”性的审视与创造。因此,“生活”只是属于人的。而人的“生活”本身也就同时是对人自身、对人的生活、以及构成人及其生活的各种环境的有目的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是与“人”直接同一的“必然”或“自然”的“选择”与“创造”——人在“生活”中才成为真实的“人”,没有对于自己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没有对于自己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反思”性的审视与创造,或者说没有自己的“生活”的“理想”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实际上严格来讲只是一个具有人的生物性状的“生物”而不能被称为“人”。

   “生活”既然是人的必然的创造并因此而成就为“人”,为创造这“生活”或者说“型塑”其为“人”的那所有的要素本身也就构成为了人的“生活”的部分或者说人的“生活”的侧面。在人类的相当长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的事实来看,“法律”都是真实的人的生活的事实与要素,由“法律”所参与的人的“生活”也就同时成为了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直接断言真实的“人”的“生活”也就是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也似乎不成为谬见。换一句话说,真实的“人”的“生活”也就是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所以,我们说法哲学就是对真实的“人”的真实的“法律生活”的哲学——“爱”“智(慧)” ——观照,也就表明了法哲学是对真实的“人”的“生活”或者“法律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这“意义”与“价值”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反思”性的审视与创造,也就是在观念中型构“生活”或者“法律生活”的“理想”,或者说也就是在观念中型构“理想”的“生活”或者“理想”的“法律生活”(以下为简洁起见,我将只称“法律生活”)。而这种“理想”的“法律生活”的观念型构实际上最终又是落实在支撑这种“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原则上的。

   但这种“理想”的“法律生活”及其基本原则的型构既不是简单的描述也不是单纯的“应然”宣告,而恰恰是对实践的行动理路的寻找。正如赵汀阳在分析伦理学时所正确地指出的:“生活事实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未来性不是自然运行的结果而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所以伦理问题关涉的不是存在现成性而是未来性,而对于人类生活而言,现实只是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通过事实描述或还原来说明伦理问题。”但同时,“当然这并不是说伦理学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否则无非由to be又回到了ought to be。尽管凡是现实的都是令人不满的,但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说ought to be的主题永远只是伦理学中的次要问题,甚至是边缘的伴随性的问题。伦理学与愤怒、逆反、孤立、绝望等激进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情绪无关。感情用事是好的生活态度,但却是坏的理论态度(这两者经常被颠倒使用,其危害就像当某人需要实际帮助时我们给他以同情,而当他要独立行事时我们却又插手)。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伦理学在分析问题时是现实主义的,但在表达启示时则是理想主义的。”所以,他认为“存在于现实中并关怀存在的未来性,这就是伦理学的意义所在。正因为生活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生活事实所蕴涵的问题便是单纯的‘to be’格式所无法完全容纳的,或者说,生活事实与世界事实不同,它是由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行为,这一点使得生活事实不像世界事实那样只是一个被给予的事实(the given fact)而是一个给予性的事实(the fact of giving),它便具有比现实性更多的性质。这种多出来的性质就是生活的建设性。显然建设性是生活事实的特色,因此建设性是生活事实最根本的性质。建设性当然是面向未来的,但生活的未来性并不意味着某种尚未实现但却被预见的未来生活。现实是未来的土地,但这一土地并没有制定种植什么,它只是允许种植。所以,对存在的未来性的关切无法还原为现实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个微妙的问题:我们毕竟不能脱离to be去思考生活问题,但又不能局限于to be,因此只有放弃知识论态度代之以另一种态度去对待生活事实这一特殊的存在论事实,才能发现其中那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论问题,即那种由to be走出to be的问题。在此,知识论态度将置换为目的论态度。”[1]

   法哲学对于人的法律生活的观照,就是在对人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法律生活的理解——这却首先必须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基础上,对理想的法律生活的观念创造或者观念型构。

二、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

   真实的人的生活本身同时也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这就是真实的人的“社会”,真实的人的生活当然包括法律生活也就一样是在这个“社会”之中的。但就人的存在的真实意义来说,“生活”才是其当然的目的而“社会”只不过是这“生活”的附带产品。所以,法哲学在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进行观照,在观念中型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的过程中,必须抱持一个基本的生活立场——这个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是为了真实的人的“生活(法律生活)”而不是为了“社会”而型构的。

但这个生活立场却很容易被忽视。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司空见惯。“因为人的行为当然是为了构成某种生活。但是随着社会日益发达,人们变得很容易在生活中遗忘生活,甚至在生活中丑化生活。这在伦理学中表现为在面对生活事实时使用社会观点而不是使用生活观点。”赵汀阳指出:“虽然生活事实总是社会性的,或至少是与社会性相关的,但伦理学并非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研究,而是一种服务于生活的批判。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手段,生活本身的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在社会机制中生活决不意味着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生活就会变得麻木或虚伪,而且终将不幸福。因为这样的生活违背了生活的本意,使生活失去了它本来的目的(Telos)。在此我以目的论态度说出telos这一概念是为了指明这种目的是属于生活整体的目的,即本意。一个具体行为目的只是它的目标,一个目标总是可以有结局的,除非缺乏机会和条件,但在理论上我们不难设想所有的目标都是能够达到的。而本意性的目的在生活中是永远不会有结局的,它只能在生活中体现而不能最终达到。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人类整体的生活都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是永远在追求它。能够称为‘telos’的追求只能是生活的永恒事业,或者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或者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事业,即那些构成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比如说,艺术和自然的美,它是人类永远在追求中的东西,并且是人类始终给予保持的东西。既不能最终完成又永远被追求的东西就是telos,而那种一旦达到也就被消费掉的目标则是属于具体行为的,例如一顿饱餐、一笔巨款或一个高职位,这种具体行为的目的一旦被达到,它作为目标就被消费掉,这一具体目标就不再是目标了。社会是达到秩序和福利的手段。在具体行为中有可能把社会当作目的,但却不是生活本意性的目的。尽管生活总是需要社会这一形式,但却不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恰恰相反,社会必须服务于生活。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令人遗憾的是,伦理学理论尽管不是故意遗忘生活但却往往深陷于社会观点之中。以社会观点看问题的伦理学与其说它关心人类的生活还不如说它是希望以社会的观点限定生活,希望把生活规定为某种社会中的生活。如果这样,生活就萎缩成为属于某种社会的生活。虽然一个好的社会与好的生活往往是一致的,但好的社会并不是好生活的目的,相反,好生活必定是好社会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由生活的角度去看问题与由社会的角度去看问题颇为不同,而且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既然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反思,它就必定要从最根本处着眼。哲学,它保留了人类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之外进行反思的权力,它使得人类保持着超越盲目和偏见的能力,从而免于彻底的思想病态和由此带来的无可救药的灾难。例如,极端的社会激进主义和庸俗的公民社会都是人类生活的大灾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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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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