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法哲学批判与批判的法哲学

——对法哲学科学本性的一种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5-04-24 19: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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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摘要:就其功能而言,法哲学是而且应当是批判的,它从既定的法哲学理论所设定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出发,通过在观念上建构理想的法律及其运作模式,而首先针对静态的法律现实和动态的法律实践展开批判,然后将批判的锋芒引向支撑法律现实及其实践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并同时对其他具体的法哲学理论予以批判,这种批判活动即是法哲学的实践批判。而法哲学实践批判的深入展开又必然导向法哲学的理论批判,即对用以进行法哲学实践批判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表现为对作为法哲学理论之逻辑起点的法理念的探寻。正是在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过程的探寻中,法哲学才展开了其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诸多主题。因此,从本质意义上看,法哲学同样是且应当是批判的,批判性正是法哲学内在的、质的规定性。通过法哲学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法哲学才得以完成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创造和建设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法哲学|理性批判|法理念

在一个法制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金科玉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严正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杰里米·边沁

   法哲学是从法的角度,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的生存目的,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完善的哲学透视;或者说,法哲学是从法的角度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理解和对人的未来的理想存在的终极关怀。法哲学的使命是探寻符合人性本质的“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真善美的统一:首先,法哲学要从法的角度对人的生存与生活现实予以客观准确的哲学理解,以求得实在的真;其次,法哲学要对“人的法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现实意义与理想的道德价值进行分析设定,以导向伦理的善;而在此基础上法哲学所力求达到的恰是“人的法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真与善的高度统一,即寻求未来生活之美。因此,法哲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人,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人的现实的与理想的法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形上关切。法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真善美的统一来寻求对人的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有效途径,为法律制度设计与法律模式选择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所以,如果说批判性是辩证法的本质属性,并因而构成了辩证法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理论的生命线〔1〕,那么,我同样坚信, 批判性毫无疑问是,且应当是法哲学的内在本性与科学品格。法哲学的这种科学本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法哲学具有科学批判的功能;其二,法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或者说,批判性乃是法哲学的内在本性,是法哲学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前者指向法哲学理论之外部,是法哲学的实践批判;后者指向法哲学理论之内部,成为法哲学的理论批判,即法哲学的自我批判。

一、法哲学的实践批判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人既生活在现实的此岸世界,又生活于理想的彼岸世界。人总是不断地在探索现实之真、寻觅伦理之善、追求理想之美,人们渴望把理想变为现实,把那善的崇高和美的心性变成人自己的内在生存方式与生活式样,此乃人之天性。因此,“批判作为否定现状和实现理想的活动”,乃“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方式”。〔2〕

   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3 〕费希特讲:“文明大众的特征即绝对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性。它的观点是由这种信念构成:不屈从任何权威,在所有事物上依赖自己的反省思考,并同时毫无保留地拒斥任何与此不相符合的东西。”〔4 〕而马尔库塞也认为,辩证法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状况的批判,辩证法也因此才成为社会解放的杠杆。〔5〕 因此,无论就功能而言,还是就本性而论,哲学批判都有其独特的属性。霍克海默指出:“在哲学中,不象在实业和政治中,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东西进行谴责,或抱怨某种方法及其他东西,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在某种情况下,批判或许真的采取了这种破坏性行为;在古希腊时期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加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通的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努力,指的是在上述东西的发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区分现象和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简言之,是真正认识上述各种事物的努力。”〔6〕

   法哲学,作为对“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表达形式,它既是对人的现实法律生活状况的认识、理解、审视和反思,又是对人的理想法律生活方式的探寻和追求。如果没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证法律以及人们的实际法律生活的客观认识和准确理解,便不可能有法哲学产生,也不可能有法哲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如果仅仅满足于停留在对现实中的实证法律和人们的实际法律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上,不能为人们提供理想的、符合人性发展的法律模式与法律生活式样,同样不可能有法哲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因此,法哲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客观的、既存的法律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改革和完善法律现实,使之成为理想的,与人的根本目的相一致的法律生活图景。这样,批判性地反思、否定性地思考现存的法律现实状况,审视和检讨其缺陷和不足,就成为这一过程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环节恰恰既是法哲学科学功能的体现,又是法哲学实践意义的充分表达。

   因此,法哲学的批判功能便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指向法律现实的实践批判。对此,边沁早就指出过法哲学批判对于改革和完善法律现实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说:“人们认为当法律正确的时候加以辩护,比当它错误的时候加以批判其功劳要大得多;我真不知道这种看法有什么理由。在一个法制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金科玉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严正地服从,自由地批判’。”因为,“这些是肯定的: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任何东西如果永远不去找出毛病,那就永远无法改正;如果我们作出一个决定,对任何东西不问好歹地一味赞成,而不加任何指责;这种决定实行到将来,就会有效地妨碍一切增进幸福的希望;如果以往已经实行了这种决定,那么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幸福,也必然早就已经被剥夺了”〔7〕。法哲学实践批判, 要求批判者决不盲从于对法律现实的流行看法,并简单地对法律现实予以赞赏与认同,而应当自觉地站在法律现实的对立面,更多地发表反对意见,在指出法律现实的种种缺点的同时提出补偏救弊的改革方案和措施,以推动法律现实的完善。所以,罗伯斯庇尔坚决主张:“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对于法律的缺点或优点自由地发表意见,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全社会的福利;这是人对自己理智的最有价值和最有益处的运用;这是具有为教育他人所必需的有才干的人能够对他人履行的最神圣的天职。”〔8〕

   法哲学批判既然首先是一种针对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而着眼于法律与人们的法律生活未来的实践批判,那它便不是,也不应当是对法律及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的简单否定与单纯责难,也不是,或者不应当是浅薄地吹毛求疵,而是一种认真而严肃的反思、辨析、鉴别与选择的复杂活动和过程,它应当有自己的充分根据和理由,有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出发点。因此,法哲学批判不是,也不应当是主观随意的、单个人的情感表达与情绪体验的宣泄,而应当自有其客观标准。

   法哲学批判的最终根据和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用以观察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的最高标准和尺度。这一最高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人本身,即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亦即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从根本上讲,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一切正当的社会与政治权威机构的建立,也都是为了人,即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之目的而存在的。因此,所有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及其政策选择,都必须,也应当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不能与之相悖。于是,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便当然成为、或者应该成为法哲学批判的最终根据与出发点,它既是法哲学批判的最充分的理由,也是法哲学批判的最根本标准、准则与尺度。

   然而,这一法哲学批判的最根本标准、准则与尺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又具有各不相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纵的方面看,不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国家的历史上,法哲学批判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而且在相似或相同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国家的历史上,法哲学批判也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甚至在单独的某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法哲学批判同样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从横的方面看,不仅同时代的不同国家的法哲学批判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法哲学流派、不同的法哲学家的法哲学批判也没有完全统一的具体标准。这样,在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这一最高标准、尺度之下,古往今来的法哲学批判,其具体出发点、标准和尺度又显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来。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法哲学批判标准、根据和尺度基础上的具体的法哲学实践批判,才使我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认识和了解了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洞悉了其内在的局限、不足甚至错误,也使我们明确了对我们的法律和法律生活现实予以改革和完善的方向、途径与步骤。也就是说,以多样性的具体标准和尺度,不同的法哲学流派和法哲学家在具体的法哲学实践批判过程中,为我们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立体的法律及人们的法律生活的现实画面,也为我们建构起了各不相同的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的理想模式。

   法哲学的实践批判,是一种自觉的、具有明确目的指向的科学批判,它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的法律现实基础上,依据具体的标准和尺度来观察、审视、检测、反思和揭示法律现实的缺陷和弊害,并提出改革和完善法律现实的基本构想。在这里,法哲学批判所依据的具体标准和尺度与法哲学批判所提供的法律现实应当达到的理想状态的基本构想,二者大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法哲学的批判功能的显现,法哲学实践批判的进行,实际上就是法哲学家们运用自己在理论上(或观念上)建构的应然的法律现实图景,来对照、比较、检验、测试和鉴别在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实然的法律现实情形,从而指出如何缩短或者根本消除二者之间存在的实际距离,以达到法的应然和法的实然的统一。这样,法哲学实践批判的对象便首先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对静态的法律现象的批判。这种批判涉及现行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部门和现存的整个法律体系,主要是分析和揭示它们在内容上的不合理性和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提出校正和完善的适当方法。

   其二,对于动态的法律实践即法律的实际操作和运行过程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法哲学对现实中的整体法律秩序状态的批判,它关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法的运行环节,对于每一环节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等都分别予以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考察,找出问题的症结,设计排除障碍的方式方法,以使法的运行通畅顺达,使法律秩序向优良方向转化。

   其三,在对静态的法律现象和动态的法律实践进行反思性考察以检讨其利弊得失的同时,法哲学的实践批判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客观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作为其内在灵魂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

其四,由于一定现实中的整个法律秩序,都是在一定的法哲学理论和观点的指导之下建立和设定的;或者说,一定的法律现实正是一定的法哲学理论和观点的物化形态与实践表达形式。因此,法哲学在对一定的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予以实践批判的同时,不能不在此基础之上把其批判的矛头指向支撑该法律现实的一定的法哲学理论和观点。这样,法哲学的实践批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一定的法哲学理论的批判。对法哲学理论的批判是法哲学批判功能的又一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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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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