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迈向法学的中国时代

——中国法学70年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2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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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摘 要:中国法学7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史,是一部与党和人民事业同向同行史,是一部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共进史。70年法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法学范畴体系、法学理论体系、法学方法论体系,推动构建了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运行体系。70年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挖掘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成就,广泛吸纳世界法学法治成果,加强法学学术引导管理,加强法学学术队伍建设。未来30年,中国法学将在学术品格上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将对法治中国实践具有更大的引领力,将在世界法学舞台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经过3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中国法学将以崭新姿态屹立于全球,世界法学终将迎来中国时代!

  

   关键词:中国法学;法学范畴体系;法学理论体系;法治话语体系;中国时代

  

   如果在长时段历史结构下考察,那么,表面上看相当个体化、自由化的学术知识生产活动其实也是一种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约束的社会行动,而且只有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才能合理地解释和预测这种社会行动。过去70年中国法学的发展史,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变局下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大奇迹”的史诗般进程的一部分,它既同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样被深深打下了这一伟大进程的烙印,又以学术方式书写了这部伟大史诗的法学法治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法学70年的历史,是一部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史,是一部与党和人民事业同向同行史,是一部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共进史。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试图对波澜壮阔的中国法学70年进程及其成就、经验进行一种宏观分析和描述,同时对未来30年的中国法学前景作一点预测性展望。如果把这两个时间段合在一起,那么也可以说,本文旨在尝试对“第二个一百年”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发展史进行总体化考察,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极为粗略化的考察。


一、中国法学70年发展的历史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类。其中,社会时间主要是指各个民族或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时间所作出的界定和划分。本部分依据有关新中国70年社会时间的权威性界定,把中国法学70年发展历程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段,即新中国建国前30年(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 )。当然,哪怕是最有公信力的对社会时间的划分,都必定是对奔腾不息的自然时间的人为切割,因而,只应将对社会时间的划分理解为在连续的社会历史进程这把刻度尺上的刻度标记。在考察这三个历史时段时,我们既要看到其跃迁的、变化的方面,也要看到其连续的、不变的方面。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新中国新法学

  

   这种新法学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场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从国际形势来看,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时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新中国新法学以学习和输入苏联法学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知识引进格局。例如,1949年至1956年出版的165种译作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法学著作和教科书。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正值砸碎旧政权和“伪法统”、创建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权和新法制的时期,破旧立新成为国家的支配性思维方式。受此思维方式影响,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旧法学旧法制观点,构建新法学新法制理论。1953年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基本宗旨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科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反人民、反科学的政治法律观点,阐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的精神。但即使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老一辈法学家仍然在压力下奋进,在曲折中前行,在法学法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取得了一大批奠基性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期发表或出版的代表性法学研究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新进程。我们要认真对待和全面梳理这一时期法学的正面遗产,而不能把这一时期视为法学的不毛之地,更不能将其斥为中国法学发展的各种乱象之源。

  

   在这一时期,法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可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较为系统地研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作用、起源、历史类型、发展规律、法与社会现象的关系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走向。第二,初步探索了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律教育体系。具体而言,在借鉴苏联法学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婚姻法、劳动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等学科,形成了大学法学院校办专业教育和政法干部学校办在职培训的法律教育格局。第三,深入研究了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和重要立法问题。当时,很多法学家参与了《宪法》和《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研究并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法律的草案。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法学研究的准备和积累,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日七法”的立法新局面是难以出现的。

  

   (二)第二阶段(1978年—2012年):新时期新法学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进程的时代性意义在于,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征程,开拓了中国融入全球化时代的新路径。在这一时代大潮的有力驱动下,中国法学研究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加快了体系性变革创新和全面融入世界法学的步伐,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学术大发展。

  

   新时期新法学是以反思“文化大革命”法制破坏的历史教训的形式出场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这一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时活跃在法学法制舞台上的法学家大多有关于“文革”的切肤之痛或亲身经历,大多有通过推动法治国家建设以防范此类悲剧重演的学术使命感。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法学的主流话语具有很强的反思性特征,许多法学家致力于研讨现代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制度、法治机制,努力推动其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实践。在这一历史时期,许多法学家都发挥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和旗手作用,推动了许多反映时代潮流和治理规律的法治思想观念上升为治国理政理念,并向全社会传播和普及这些观念。

  

   新时期新法学始终与改革开放事业同行,与法治发展进程同步。在这一时期,我国法治发生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次变革,我国法学也迈出了创新发展的三大步。第一次变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推动力,以制定1982年《宪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为标志。与这一变革相适应,中国法学走出了思想禁锢、学术凋零的严冬期,步入了争鸣频现、观点纷呈的新局面。第二次变革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推动力,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标志。与这一变革相适应,中国法学研究聚焦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法治精神、法律体系创新、部门法发展、法律制度变革等问题,研究更加深入,领域更加宽广,研讨更加活跃,方法更加多样。第三次变革发生于21世纪初期,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推动力,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推进法律国际化、全球化为标志。与这一变革相适应,中国法学深入推进观念、理论、方法的创新,步入了阵地大扩张、队伍大发展、成果大增长的快车道。

  

   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法学也积极融入全球法学体系,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国内外各种机构的资助下,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法学学者到国外大学留学或进修,学习并研究国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接受国外法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共同组织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国外法学著作特别是欧美法学著作的翻译进入到系列化、丛书化阶段。一些出版社还直接引进外文原版图书,国内高校也纷纷购买Lexisnexis、Westlaw等国外法学法律数据库。在翻译的同时,国内学者还注重对西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形成了国别研究、流派研究、领域研究、人物研究等多种研究进路,产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极大提升了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能力。

  

   新时期新法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1988年,戴逸先生作出了“法学幼稚”的论断,该论断不但成为法学界挥之不去的魔咒,同时也激发了法学界的危机感和反省意识。每到逢五逢十的重要历史节点,就会有一番历史回顾和未来前瞻,这已成为延续至今的学术传统。“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发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反思性问题,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法学之发展始终的恒久性话题。不少学者认为,与法制现代化相适应, 法学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法学现代化包括法学学科体系、范畴体系、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要求,吸纳古今中外人类的法律文化精华,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趋势的现代法学。

  

   (三)第三阶段(2012年—):新时代新法学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出现了深刻调整。与此相适应,中国法学在延续既有研究路线的同时,开始萌生诸多变革,呈现出新气象新格局。当然,新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新时代新法学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其辉煌篇章还有待法学学者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书写。本文的这一部分只能简要地勾勒一些目前浮现出来的新动向,而本文的第四部分将对新时代新法学的未来走向作出更详细的展望。

  

从国内形势来看,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全景图的诞生,而且,该图景也被纳入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包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依法治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涉外法治、国际法治等方面在内的法治全景图,展示了法治中国的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在这幅新法治地图的引领下,法学研究向更多领域拓展,法学疆域不断被改写。对法律规则问题的研究,在已有的从国家法到民间法、从硬法到软法、从看得见的法到看不见的法的延伸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从国家法律到党内法规的拓展,构建起了中国式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样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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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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